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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msday]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
1960 年 4月 30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 70 多人（黄东文是其
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
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
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
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
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5 月 1 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
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
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判了刑。7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
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 “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 近几个月来， 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
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
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
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 48名。第一名是公社党
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
只 3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 5 个大队
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 1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
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
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
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 200 多个。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 1958 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
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 48人的党籍、团
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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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 1960 年 7月
31 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
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 10 个大队调查，
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 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 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
人的 9.9％。1959 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 9.9％，南山大队为 7.8％，
黄所大队 6.5％， 上升大队 5.5％； 1960 年死亡率是： 黄所大队 6.9％， 南山大队 5.2％， 周所大队 5％。
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 1959 年秋季到 1960年上半年。 其中 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 53.7％， 1960
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 46.7％。黄所大队仅 1959 年 1月到 1960 年 5月，共死亡 440 人（其中 1959
年死亡 217人，1960年死亡 223 人），占原有总人口的 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 5 户，父母双亡留
下孤儿的 9户。 罗坡小队 42户人家死亡 40人， 占原有总人口 229 人的 17.5％其中全家死绝的 2户，
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 2户。 这 10 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 还有水肿病人 570 人， 妇女闭经 495 人，
子宫下垂 379 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 6 月 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
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 10 个大队在内）1959 年 1月到 1960年 5 月共死亡 5070 人
（1959年死亡 3075人，1960 年死亡 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 83977 人的 5.91％。其中男 2591
人，女 2479 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 3154人，中农 1400 人，富农 305人，地主 211 人。从年龄
结构看， 1－15 岁 1394人， 16－40岁 668人， 41－50岁 629 人， 51－60 岁 901人， 60 岁以上 1478
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 6 个大队死亡的 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 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
亡的 17 人，水肿病死的 553人，干瘦死的 129 人，老弱死亡 199 人，婴儿死亡 32 人，麻疹病死亡
78 人，心脏病死亡 120人，痢疾死亡 40人。
死亡时间：1959 年 1月 140，2月 192 人，3 月 328 人，4月 316人，5 月 257，6月 245人，7 月
240 人，8月 342人，9 月 240人，10月 224人，11月 237 人，12月 274 人；1960 年 1月 318 人，
2 月 400人，3月 600人，4 月 379 人，5月 338 人。
由于饥饿，1959 年很少出生人，1960 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
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
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 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 年
有 508人，占干部总数的 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 1118 人；1960年 1－5 月违法乱纪
干部有 725人，占干部总数的 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 2038 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 1 人，
被打伤后死的有 53 人，被迫死亡的 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 21 人，共 95 人。其中贫农
60 人，中农 19人，富农 3 人，地主 13 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 10个大队调
查，自 1959 年以来，这 10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 328人，占干部总数的 43％，受摧残
的群众 1069 人，占这 10 个大队社员总数 18803 人的 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 1人，打成重伤后
死亡的 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 20 人，共 70 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 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 59 人进行了分析，其
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 70 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
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 3月，上升打队
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
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
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
多岁， 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 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 然后两餐不给饭吃， 又罚他挑塘泥，
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 11岁
小孩和 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 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
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 年 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
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
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 10 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
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
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 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 1959 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 36人，其中被
打成重伤而致死的 4人，被迫致死 1 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 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
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
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
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 1960 年 1－3 月，就殴打群众 70 人，其中，打死 1 人，被迫致死 1 人。
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
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 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
105 户、932 间、粮仓一座、大祠堂 18座，总面积 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
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
搬。 他们用 180 斤炸药、 360 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 由于天气寒冷， 防寒烤火， 焚毁了大量的木材，
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
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
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
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
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
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 14 人。
1959 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 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 2 两、1 两半米，
少的只吃 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
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 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
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 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
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w扣，1959 年 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 1000 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
业用粮”。1959 年 12月，全公社口粮 41619担，到 12 月底只发下 41200 担，扣下 419担，1960
年 2月，县里发下粮食 43337 担，公社又扣下 3646 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 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
1959 年各大队卖粮款 60 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
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
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
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
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
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 年底，广东省各县召
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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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庆龄故乡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
宋氏家族。
1960 年 12月 26日到 1961 的 1月 6 日，文昌县召开了 2718 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
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 年粮食总产量 19270 多万斤，1958 年比 1957年减产 11％，1959
年比 1958年减产 11％，1960又比 1959年减产 11％，三年累计减产 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
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 2756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0.8％，1958 死亡
率为 1.2％， 1959 年为 2.4％， 1960年为 2.1％， 三年一共死亡 19092人， 其中非正常死亡 4299 人，
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 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
肿病人 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 人，瘦弱病 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
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
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
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
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 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
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
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
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
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
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
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 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
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
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 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
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
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 年下半年抽调 6
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 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 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
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
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 年上报粮食产量 2.811 亿斤，实际只有 1.728 亿斤，多报了
62％；1959 年上报 2.32 亿斤，实际只有 1.55亿斤，多报了 49％；1960 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
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
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
牢骚就要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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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
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 年 1月 21 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
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 郊区三年来死亡 723人死亡率是： 1958 年 0.86％， 1959年 1％， 1960
年 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 56 人，妇女病 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 1958 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
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
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
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
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
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
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
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
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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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
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 1960 年 12月 26日
到 1961年 1 月 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
涌公社仅 1960 年就死亡 690人，死亡率为 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
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
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
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 1958 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 年 10月搞公社化，开始
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 32 个公社。1958 底又将 32个公社并为 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
7 个公社分为 16个公社，后又变成 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
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
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 年比 1956年减产 18740万斤，减产 23％。农民的口粮标
准 1960年比 1956年降低了 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
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
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
大花脸，剃光头。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 160 亩，并包锄田 40亩。社员被迫从早晨
3 点钟干到晚 10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 7个斗
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 7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
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
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
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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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 年 1月 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
披露， 这个县仅在 1960 年患水肿病的就有 1569 人， 死亡人数逐年增加。 在全县 240 个大队中， 1960
年死亡率达 1.5％以上的有 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 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 3.34％。肿病
人数大量增加，1957 年病人 2786人，1960 年达 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
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 606人，患各种疾
病的有 379人，其中水肿病 67 人，平均每 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 14 人，闭经的
18 人。1960 年非正常死亡 8 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 1957 年每人每月 40斤下降到 1960的 24斤， 杂粮由 20 斤下降到 5
斤，食油由 14 两下降到 1.5两，肉从半斤下降到 2两 6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
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
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
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 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
和桔。”那时年产水果 5427 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
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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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 而1958年为1％， 1959年为1.23％， 1960年为1.77％。
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 1月 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
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
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
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
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
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
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
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
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
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
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
吃饭不自由， 睡觉不自由。 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 一要少说话； 二要看领导脸色，
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Doomsday]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 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
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 水肿病发生是从 1959年 12月份开始的， 到 1960 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 不断死亡，
日益严重。全县 1月 1日到 5月 3日，共死亡 8382 人，其中约有 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
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 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 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 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 1月份就已发生， 但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中央提出 “三反”
以后，在 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 423 所，
集中病人 42916 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 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 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
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 14％， 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20％－30％。 在死亡人口中， 劳动力占 30％
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 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 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 什么是左倾， 因此普遍不说话， 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
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
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Doomsday]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 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 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 不把逃荒农民当作 “盲流”
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
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 1960 年，而是发生在 1961 年和 1962年，这是
因为， 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 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 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
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 年 7月 20日， 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 贯彻 “放宽” 出港条件的精神，
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 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
开放的口岸出港。”直到 1962年 3 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
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
每天 50 人的规定（自从 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 50 人），仅宝安
县就从 5个增加到 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
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
口 5次，带回 5斤东西，价不超过 5 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
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
行。 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 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 我们算算，
香港 300 多万人口，其中 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
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
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
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
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
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 1962 年 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
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5月上旬，逃
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 6月 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 “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 不仅农村党员、
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
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 1962 年 5月 31日，宝安县全县外
逃总人数，竟高达 1.1547 万人，其中机关 316人，农村 11231 人。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
月 13日至 17 日），平均每天有 96 人逃往香港。东莞县 6 月 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 2.7197万人；
增城 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
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 4月底到 5 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
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 5月 15日达 4977 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
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 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
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 11万多人，其中 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日到 6月 24
日，港英当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 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
此时，即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 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
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
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
5 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
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 年 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 3
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 6月 17日，但实际上，在端
午节（6月 6 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 5月中旬开始，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
车票的，比平时多了 22 倍。到 6月 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
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 月 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
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
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
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
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
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
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
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
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 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
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
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
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 1600
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6 月 12日，市
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 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
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
世界。

 

[Doomsday]

第七章完

 

[Doomsday]

第八章 齐鲁之难
在上世纪 60 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
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99 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
了 60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
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
健民。
赵健民，1912 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 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
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
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 恢复了山东党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 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
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 17 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
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 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
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
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
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
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
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
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 “三面红旗” 说了一些真话， 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 年 10月 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
“自 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
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 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
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
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 年 12月 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 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
已经 89 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
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
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
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
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
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
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
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
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 在广东、 山东、
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
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 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
有过高产卫星。 这股风越刮越大， 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 我也是农村出身。 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
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
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
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
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
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 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 300万人。”说这
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
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
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
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 1958年 7月进行整风补课
以来，到 1959 年 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 26000多人。1959年 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
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
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
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
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
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Doomsday]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
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 年 9月 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 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
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 3 时到 4 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
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 3000 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 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
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
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
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 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 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 还作了反 “冒进”
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
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 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 不必反对嘛！ 那时说工人招多了， 现在还是不够嘛！
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
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
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
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
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 月 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 月 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
月 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 8 月 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
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
有的。可能是我把 8月 9 日错抄成 9 月 5日，也许 9月 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
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
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
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
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1958年 7月 14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
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万至 5 万斤的玉米，3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报导说： “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 他说， 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
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 年 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
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
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 5万斤、10 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
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 8 千斤、7 千斤，
提 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对山东如此鼓劲，山东在“大跃进”中自然不会落后。

 

[Doomsday]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1958 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
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
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8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
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 10 月下旬开始，全省 700 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 12 月初
达到 887 万人。甚至在 1960 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
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1959 年、1960 年两年，全省共
荒地 5000万至 6000万亩。”
山东的大跃进是很有声势的，以泰安地区为例：
1958 年 8月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
1 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 14
处公社 388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 2610处，就餐人数 76.65 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 98％。
1958 年 9月 29日全地区动员 144.95 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 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
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 6
家，矿工 5000 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 19758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
坩锅炉、烧缸炉等计 462983 座。日产铁由 44吨达到 5.93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 年 9月，中共泰安地委下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全区始办人民公社。至 1959
年 1月，境内建成人民公社 103 处，入社农户 102.69 万，占总户数的 98.2％，入社人口 412.32 万
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其规模 5000～10000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
社合一”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办社初，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至 1959 年，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和财物总值近 2.5 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内
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主要摘自曾希圣 1960年 10年 12月 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
共产风共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
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
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
里拿走。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
天，都可以随便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
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
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县级，下至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
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一平二调”风不是只W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W。自 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
越W越猛。日照县刮了 15 次，玉莲县洪凝公社W了 29 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
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
家荡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 1960年春恢复食
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合并了 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 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
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 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 不少社、
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 800多亿斤，后来落实到 380 亿斤，最后落实到 287 亿斤；1959
年粮食总产量上报 400多亿斤（原来是 420 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 320亿斤，舒同不听，报 400
亿斤），后来落实为 270 亿斤，后来又说是 243 亿斤。1960 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 550 亿斤，各市、
地委报的数字是 374.74亿斤（亩产 405 斤，粮田面积 9261 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 31.9％。后
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 182.34 亿斤（过秤入库 174.97 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
有 160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平均亩产 5000 斤，总产 31亿斤，实际亩产只有 297斤，总产
量只有 4.05亿斤。1959年上报平均亩产 700 斤，总产 8亿斤，实际亩产只有 298斤，总产量只有
3.6 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
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
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 “基础” 而膨胀起来， 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 以水利建设为例， 全省原定 1960
年修建大中型 37座，结果 1959年冬到 1960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 122 处，800 万人上阵。第二个
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1958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 1959年
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 1959年收成仍然不错， 但由于估产偏高， 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 到了 1960
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
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在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 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 不养鸡的也得卖蛋。 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 36户，
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 31 户社员卖了 103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 53000 间，扒坟 38000
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
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
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 1959
年以来， 撤换基层干部192名， 经调查， 其中撤换错了的有80多名。 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60％，
全队 54 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
173 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 10 天，一家 8口被饿死 4口。益都县
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 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
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 年 1月到 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
员有 688 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 70 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
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 60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 30%－70％，社员
因挨打而上吊的死 6人，自杀未遂的 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 24 人，外流人口 4000 多人中也有部
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 位海生产队共有 52 个小孩， 在大兵团作战时， 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
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 37 个。
干部特殊风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的东
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 50人，从 1960 年 3月到 8 月，就吃肉 1360斤，平均每人
27 斤。 1960年 10月 12日， 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 潘昭锡给省委写信， 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
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
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 5 斤。
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 30 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 20 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
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 40多斤，书记每人分 5斤，每个常委分 2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
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
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
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
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
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1960 年 3月，山东省召开了有 12000人参加的六级干部
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 1960
年 3月 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 3 月 22日、23 日，对《会议情
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
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
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 “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
但是，一直到 1960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Doomsday]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 1962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
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 8-1 1957－1961年山东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42.10 287.00 243.00 182.34 180.00
贸易 210.52 249.57 211.30 158.55 156.52
征购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销售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净拥有 215.14 259.17 203.34 174.43 154.50
总人口（万人）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人均净拥有（斤）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年 8月 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
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 8-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页“祸起中原”――页码待定稿后由编辑定）。表中的净
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 30％为口粮。
从表 8-1 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产量 242.10 亿斤，1961
年只有 180亿斤，三年减少了 62.1亿斤，即减少了 25.66％。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
加，1959 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 44 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 12.87 亿斤。1960－1961年征购下
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 8－1 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 年的 182.34亿斤，实
际过秤入库的只有 174.97 亿斤，其余 7.37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 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
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
果，还不到 1959 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 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
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 4月 10日，发生肿病人 77.9 万多人。死亡 618人，仅 4
月 1日至 10 日，即发生肿病人 17.3 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
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 年 3月 8 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
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 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
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
“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 1953年、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
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
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
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 生产队、 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
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2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
批示是 2月 22 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 2月 28
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
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
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
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
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1959 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 1960 年春节，
就闹起了粮荒。
1960 年按 220 亿斤产量安排：种子 30 亿斤，饲料 20亿斤，农村口粮食 130亿斤（包括统购返回
15 亿斤），征购 55 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
口粮 130 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 270 斤，每天只有 12 两（老秤，16 两为一斤，12 两即 0.75 斤）
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 9月 20 日到明年 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 10 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
区不平衡，约有 1000万人每天只有 8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 55亿
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 20亿斤，今年只能安排 15 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 25 亿斤，这需要
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20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 2 斤，还有降低 2斤）。
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
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 8-1 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
数都比前者小。
1960 年 7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 7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
烟台、临沂）有 5210处食堂停伙。
1960 年 12月 20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 15 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
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 12月 20 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 164.6 亿斤，估计今年粮
食产量 180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 274亿斤减少了 94亿斤。征购任务到 12月 20日已完成 42.8
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 70 亿斤少 27亿斤。种子留了 23.8亿斤，饲料留了 4.3
亿斤，口粮留了 93.39 亿斤，全省农业人口 4640 万人，平均每人一年 201 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
粮食总收入为 54.82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 5亿斤，调给种子 1亿斤；华东支援 2 亿斤；征购
42.6 亿斤；1960 年 6月底库存 4.22亿斤）。粮食总支出为 54.70 亿斤（其中：统销 50.20亿斤；军
粮 1亿斤；种子 1 亿斤；损耗 2.5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 1168万斤。他说，这个盘
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 50.20 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 2.5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 19.1
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 31.10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 8.14－14.18 亿斤。
1961 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 1961 年 4月 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 22.2亿斤（其中农村留
下的口粮还有 15.78亿斤，国家返销 6.41亿斤）。从 4月 21 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 6两
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 10进位的 3.75两）。其中 5 两（相当于 10进位的 3.125两）和不足
5 两的占农村人口的 30.9％。口粮不足 5 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 5
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
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Doomsday]

五、馆陶事件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
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 1959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
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年 12 月，在党代会的时
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
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
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
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 1959 年 1月 16 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 1 月份以来，馆陶
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 1月 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
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 7 个公社已有 6 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
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
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 1195个食堂，完
全停伙的有 82 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
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 4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月
全吃萝卜，12 月 29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 1月 9日、10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
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
姻大量发生。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
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 1958 年 10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 13000 多人。检查组访问了 5
个公社的 20 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
实少。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
“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
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
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
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
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写道：“1958
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 4 亿亩，成灾面积 1亿亩，其中 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
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
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
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来临。从中共
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
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Doomsday]

六、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
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 3月 21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 22 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 6
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
很全面的。3 月 23日，他从钜野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 24 个人
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 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 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 23000
头，死了 5000 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 2100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
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 130 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 19 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 50
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 62 万人，据他们汇报，有 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 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
抢走了 13000 多斤，有 100 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 650 万斤，会后只搞出 200 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
报告瞒产 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
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 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 饼干一角钱一片。 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
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 4000 人，现在 12000 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
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 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 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
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
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 “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 1959 年 4月 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
县原有牲畜 44532 头，死亡 10669头，占 24％，原有农具 58784 件，破坏 36446件，占 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 1200 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 58 起，单
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 253 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 153 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 6人。曹县一个县外
逃 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 34 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
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 62 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
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 67 万多人，单县 4 月上旬水肿病达 53000 多人，黄后
楼一、二排 32 户 260人，患病的达 227 人，占 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
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 3000 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
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
（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
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
（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
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
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 全县几天之内移村 714 个， 36140户， 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 群众说：
“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 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
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 4600 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
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 1000 斤、800 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
现在检查，亩产只有 400 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 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
3 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
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 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
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
废钢铁化钢交指标）、 “亩产不上 500 斤的豆子一律翻掉”、 “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
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
10 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
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 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
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
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 1959 年 4月 29日
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
5000 多人，到 3月发展到 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
社的 8 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 17295 人，占总人口的 21.6％，4 月份又有发展，据 4 月 26 日统计，
全县累计发病 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 58034 人），死亡 792
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Doomsday]

七、全省大饥荒
1958 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 1959年 1月到 1959 年 4
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 839925 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
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 1958 年
和 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
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
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 1960 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 1958 年秋曾提出 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
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
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
办公室。到 1959 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流行，饿死了不少人。
临朐县大峪大队，1959年秋收，40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 11 月起，每
人每天只配给 4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 4 斤顶 1斤，菜叶子 5斤顶 1 斤，南瓜 2.5
斤顶 1 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
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 40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 40 斤。最后
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 357 斤。但一天 4 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
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8 年冬到 1960 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
常死亡 65万人，外流 109 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 23 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
还有十多起。1957 年山东人口 5400 万，1960年只有 5200 万，从 1954 年到 1957 年，山东每年新
增人口 100 万，以 1957 年为基数，1960 年应有人口 5700 万，而实际只有 5200 万，少了 500 万。
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 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
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1960 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
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
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
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
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 1960年 12 月 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
作不得不停止，1960 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
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
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
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 15 份电报，其中 13 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 1960 年劳动力只剩 1790 万人， 比 1957年的 2173万人减少了 384 万人；
1960 年耕畜比 1957年减少了 237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 1957 年减少
了 1900万亩。盐碱地由 1500万亩增加到 2000 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 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
160 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
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 1958 年到 1962 年非正常死亡 184.43 万人，少出生
225.66 万人。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 300 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 万
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Doomsday]

八、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
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1955 年 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
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
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
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对谭启龙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
局。1960年 10月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
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10月 29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
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1，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
160 亿斤，回到 1949年的水平；2，口粮严重不足；3，病情严重，420 万人水肿；4，生产力遭到严
重破坏；5，耕地减少；6，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
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
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
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 40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
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
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
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 这是对的， 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
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 1960 年 12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
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
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 12 月 16日， 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 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 “五
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
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
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
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
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
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
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 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 对 “一个指头” 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
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
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
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 1960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
意见， 把指标压下来， 把 1959年粮食产量落实为 320 亿斤， 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
把产量落实为 400亿斤，征购任务为 70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
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 年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
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
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8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 40 多天，
一直开到 10 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
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
书记往来， 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 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 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
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
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
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
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
省也如此。
舒同 12月 10 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12
月 13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 “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
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
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
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
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
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
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
人 16700人，9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 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Doomsday]

第八章完

 

[自由主义]

QUOTE(Doomsday @ 2011年09月13日 Tuesday, 11:41 PM)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 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 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 不把逃荒农民当作 “盲流”
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
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 1960 年，而是发生在 1961 年和 1962年，这是
因为， 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 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 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
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 年 7月 20日， 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 贯彻 “放宽” 出港条件的精神，
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 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
开放的口岸出港。”直到 1962年 3 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
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
每天 50 人的规定（自从 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 50 人），仅宝安
县就从 5个增加到 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
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
口 5次，带回 5斤东西，价不超过 5 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
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
行。 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 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 我们算算，
香港 300 多万人口，其中 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
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
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
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
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
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 1962 年 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
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5月上旬，逃
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 6月 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 “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 不仅农村党员、
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
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 1962 年 5月 31日，宝安县全县外
逃总人数，竟高达 1.1547 万人，其中机关 316人，农村 11231 人。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
月 13日至 17 日），平均每天有 96 人逃往香港。东莞县 6 月 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 2.7197万人；
增城 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
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 4月底到 5 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
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 5月 15日达 4977 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
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 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
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 11万多人，其中 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日到 6月 24
日，港英当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 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
此时，即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 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
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
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
5 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
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 年 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 3
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 6月 17日，但实际上，在端
午节（6月 6 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 5月中旬开始，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
车票的，比平时多了 22 倍。到 6月 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
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 月 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
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
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
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
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
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
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
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
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 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
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
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
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 1600
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6 月 12日，市
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 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
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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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帖,特别是发生在广东的,好像就是昨天的故事......

 

[Doomsday]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
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
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
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 1958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
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
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 2 亿到 5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
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 年到 1955 年度征购了 51.24
亿斤粮食，1955 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
年到 1957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 1957 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
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 年，上报粮食产量为 320 亿
斤（实际产量为 142.1亿斤），1958－1959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 58 亿斤，后落实征购
任务为 48亿斤，到 1959 年 4月 20 日，实际征购 57 亿零 6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 37.6亿斤，纯上
调 10亿斤） 。 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 但中央 20 日给浙江电报称， “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
浙江除完成 58 年上调粮食 10亿斤外，现又增加 1.4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
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 年
的产量只有 1957 年的 86％。详见表 9-1。
表 9-1 1957－1961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45.00 157.00 155.00 129.00 125.00
贸易粮 126.09 136.52 134.78 112.17 108.70
征购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销售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净拥有 118.16 131.06 125.33 110.84 102.63
总人口（万人）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人均净拥有（斤）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年 8月 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
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 9-1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
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 年度，人均净拥
有 511.25斤，其中口粮大约为 340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 300 斤
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郏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 300 斤了。
1959 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 11 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 12 两的（即 0.75斤）占
用膳人口的 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 80％以上，兰溪、桐庐占 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
占 60－70％， 诸暨、 天台、 浦江、 桐乡占 50－60％。 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 224 个食堂有 168个停伙，
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
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
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 5月 1日到 7 日，全县 193 个生产队中，有 87个生产队的
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
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 5月上旬 10天的统计，已死亡 50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 5
月 16日开始有 6 个大队 62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 到 1960 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 58.12亿斤，统销指标为 40.12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
粮食任务为 18 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 58％。任务一下达，
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 1959 年 10月 1日到 12 月 7日，只用 67 天时间，全
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 1960年 2 月 10日，共征购
入库粮食 59 亿零 2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 60.2 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 1960 年
2 月 10日止只有 24.82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1.66亿斤（最后统计数为 47 亿斤）。为什么能完
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
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
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 ， “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
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
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
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
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 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
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1961 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
一笔帐：1955－1957年度上调粮食 23.98亿斤，而 1958－1960年度上调了 33.59 亿斤。浙江省粮
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 30％左右比较适当，1958年这个比重为 40.9％，1959 年达 43.2％。23个重点
产粮县 1957 年每亩平均负担为 220 斤，1958年达 260 斤，1959 年达 290斤。结果，“得虚名落实
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 50亿斤，统销 36 亿斤，纯上交 14 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
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 1955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 11.31 亿
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 1957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 1.08 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 年度，征购任务为 45.8 亿斤，统销指标为 34.5 亿斤，纯调出 11.3亿斤。同时动员 30
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 43.7亿斤。扣除
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 9.6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 2100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
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 9-1 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
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 9-1 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
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1961 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 17 个重
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 17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 17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 9－2中。从表中
可以看出， 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 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 衢县、 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
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 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 因此， 这些鱼米之乡不仅 “低标准，
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
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 1959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
入库强调 “先下手为强” ， 征购数占总产量的 47.4％， 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上半年外流人口 2800 多人，浮肿病人达 8698 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 9-2 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单位：万斤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嘉兴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宁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宁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绍兴 -489 742 -1076 -604 -2748 2709
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县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兰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温州 -8071 -9125 -11611 -8744 -7894 -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温岭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黄岩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临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华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 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 不会发生大面积的、 持久的饥荒。 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
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
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 1 万左右或 1 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
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 70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
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
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
商业竞争。 1953年， 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 （临平占33.2％， 临浦占24.48％， 路桥占20.54％） ，
中集镇占 50％左右，小集镇占 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
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 9-3。
表 9-3 1954 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单位：亿元
大集镇 中集镇 小集镇
临平 临浦 路桥 天元 桥司 戴村 亭趾
私商 46.8 28.1 25.2 5.4 6.6 2.2 1.9
合作社 14.4 4.4 2.8 4.5 5.0 2.6
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年 3月 18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
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 1958 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
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 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 再没有其它生路。

 

[Doomsday]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 年中共浙江省
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
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
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
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 1957 年 9、
10 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年 12月 9
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 12 月 17
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 2 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 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 7 位同志看《中
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
午 1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
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
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
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 浙江也不落后， 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
1955 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
响最大。1955 年 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
缩”的方针，从 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 15000 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
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
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
年 9月 1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 1958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 1960 年，在农民处于极
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 年 3月 3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
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
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
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
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
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
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
建成为止。 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 在这三种思想中， 我赞成第二种， 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 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
过渡。1960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
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 年 3月 21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 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 一种是集体所有制，
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
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
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
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
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
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
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
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
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
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
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
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
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
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 1500 粒。牛和猪交配，
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
1958 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
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
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
1959 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
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 ， 大力发展公社经济， 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
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 1961 年 3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
调的总金额共达 20184.8 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 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
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
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
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 154户、695 人。1958 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
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
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
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
也遇到少数社员 （主要是富裕农民） 的反对。 通过辩论， 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
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
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
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 1958 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
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
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
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 1959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
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 91 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 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
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 30 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 1959 年 11月 3日至 10 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 63 人。其中，被戴高帽游
街的 2 人，罚跪的 14人，被捆打的 9人，被吊的 12 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 500
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 500 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
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 500 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
队确定了 24 个批判对象，其中 7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
年 10月 24日到 11月 1 日，共开了 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 20 人当中，罚跪的 16人，被打的 4 人，
受伤的 3人。这个大队 10 月 13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 12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
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
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 7
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 13小队的 24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
倒柜，共搜走粮食 1800 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
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Doomsday]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
还要层层】邸０布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 11 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 35459 斤，
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 4800 斤。
从 1959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 年 5月 25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
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 224 个食堂，已有 168 个停伙，占 75％。全
社生病的 1042 人，已死亡 35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 263000多人，据 5月 10日统计，每人
每天用粮食 12 两（16进位，12 两即 0.75斤）以下的占 55％；8两（即 0.5斤）以下的占 11％。大
同公社上马大队 5月 9日到 11 日，断粮 3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 20 万零 6千人。平均
每人每天用粮 12两以下的占 70.7％，8两以下的占 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
每天只能吃到 4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 28 个生产队有 27 个因断粮停伙，社员
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 100 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 6 两（即 0.375斤），91 个食堂无法
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 3300 亩。部分社员上
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 5 月 1日到 7 日全县 193 个生产队中，有 87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 5月
上旬 10 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 50 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 3047 人，
占总人数的 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 5月
16 日开始有 6个大队 62 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 5月 17日有 26 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 年 5月 25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
肿病人，仅兰溪县 4月分就发生 41135 人。
1959 年 6月 7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月 10日最高发病人数为 1126人，占总人口
的 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
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 年 7月 26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 年 8月 4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 338 人，其中有 176 人有浮肿病，有病
者占调查人总数的 52.07％。
1959 年 8月 9日 24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
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 4800 例。
1959 年 8月 18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
其中瑞安县 8 月 24日统计，就有 10985 人。
1960 年 3月 30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 2263 人，死亡 4 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
清天个公社 13 个生产队。
1960 年 5月 20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 4 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
发现浮肿病人，据 6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 1072 名病人。
1960 年 6月 4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 1－5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
11873 人。
除浮肿病以外， 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 “肠原性青紫病” 。 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
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
白。1958 年到 1959年均有发生，1960 年突然升高。1960年 3月 1日以来，全省 27 个县市的 188
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 11762人，死亡 365 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
11个县79个公社， 病人6809人， 死亡233人。 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个公社中就有7个公社发病3869
人，死亡 131 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 15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 76个生产队
有 68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 3月 2 日到 24日，18天当中，共发现 1120 例（不包括再发病人），
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
产队 1960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 3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
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 92000 多斤”。葛藤、郎鸡根、野S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
品。1961年 12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 年 5月 10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
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 29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 3月 1日到 4月底，生
浮肿病的有 72600 多人，死亡 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
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 35.5％。
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
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
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
1959-1961 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 3.85万、6.68 万和 1.37万，合计为 11.9万。
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 113.14 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
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0.77万人，少出生 105.17 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
即 116万人。

 

[Doomsday]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 1.4
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年这里有两
个互助组，1954 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 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
购任务之后， 平均每人口粮 650 斤， 每个劳动日分红 1.2元以上 （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 1956 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 1956 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 12 个初级社合并为 1116
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
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
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
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
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
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 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
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
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
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 年 8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 5 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
了一个 1639 户，长 12里、宽 7里的大核算单位。10 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
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
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
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
“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 1958 年 10月到 1959
年 3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 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
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 12 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
场，把社员新养的 50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 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 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 不管男女老幼，
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
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
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
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 200 多人。
1960 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
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 100 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 100
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
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 5×2，
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 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
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
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 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 180
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 15000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
升。1959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 34 万斤，比“三包”产量 53万斤少了 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
量”却是 72 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
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 年，全大队需要口粮 265800 斤，种子 33700 斤，
只能卖粮 51300 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 127675 斤，还上交储备粮 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队
数千斤。到了 1960年 2 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
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 20 多天。在断
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 4两米（相当于 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
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
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 27 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
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 4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
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
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 1958年和 1960年先后死亡，只留下 4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 年全大队产量 361363 斤，1960年只有 298317斤。社
员的平均口粮由 1955年的 650 斤，降到 1960 年的数 57斤。

 

[Doomsday]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 年 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
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
做了 20 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
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 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 飞跃牌缝纫机60％
外销，出口到国外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16 个国家设有 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
集团，这家公司 2000年销售额达 13.1 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
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
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
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 31 个大队。据 1961 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
家、上马、古岙等 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 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
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 29％。剩下 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 35.5％。这 11
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
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 年和 1958 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 15.3％，总收入下降了 8.5％，发生了
22 人非正常死亡。有 30 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
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
6 个浮肿病人和 8 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 1959 年以
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
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 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 14.9 元，口粮只有 255斤。倒
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 96％，平均每户倒挂 76 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
了 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 60多人。仅 1960 年就死了 46人，其中 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
亡 17人， 干瘦病死亡 14 人） 。 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 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
两年来，社员卖掉 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 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 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
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
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
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 1958 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
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 1958 年开
始，“共产风”一直刮到 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
两个大队在 1958 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 1959 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
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 1958 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
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
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
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
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 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 劳动力出勤率、 施肥数量、 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
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
浮夸严重。1957 年粮食减产 8％，却上报增产 10％，1958 年亩产 810 斤，上报 1440 斤，1959 年
亩产 650 斤，上报 1019 斤。1959年粮食减产 7 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 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
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 年和 1956 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 32％，总产量下降了 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
了 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 31％。据 1960年 4月调查，有 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 26％，其中
患浮肿病的 50 人，干瘦病的 28 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 32 人，子宫下垂的 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
良的 13 人。两年内死亡 88人，占总人口的 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 75 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
24 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 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 8户，结婚
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 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 28 人，被拧耳朵的有 175 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 192
户。1960年 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
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
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
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 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
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
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 10月，社员陈小
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 17 天口粮，陈已怀孕 8个月的妻子带着 5 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
不明。
这个大队从 1949 年到 1958 年， 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 公社化以后， 特别是 1959年和 1960
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
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
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
化可见一般。 蔡家公社化以前 12口人， 三个劳动力， 家里生活比较殷实， 大小家具齐全。 1959 年春，
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 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
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1959 年 9月 11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
孩（一个 8岁，一个 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 1960 年春，全家 11 口人，没
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 26件，
得 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 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 12 口人只剩下 8
人。
从 1959年到 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 190 户（占总户数的 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
服，有 51户（占总户数的 23％）拆房子卖砖、木料。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