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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msday]

2、大放“卫星”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 1958 年 3月 8日至 26 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
和大跃进起著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
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在 3月 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
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
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
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
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
水利全国第一，达 4800 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 1957年实际指标的 2.4倍。当然，毛
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 275-300 亿公斤，三年实
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
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浮夸风是从 1958 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酷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
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 2亩 9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
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
“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
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
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
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 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
100 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
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
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 10 亩地的
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
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 11178
斤，按 2.9亩算，平均亩产 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 3530斤上报。第二天（1958年 6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 9 分小麦亩产 3530斤。
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 5 亩小麦平均亩产 2105 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
民日报》6月 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 2 分队又有 2亩 9分地总
产量达到 10238.6 斤，平均亩产 3530.75 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 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
亩 750斤的 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 2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
和、保管员陈红运等 6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 2亩 9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 120多万株。在麦
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 日，这 2亩 9分地的小麦脱粒时，
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
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
好老太太。在她 75 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
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 3583 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
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
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
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
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
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
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
就要实现的。”“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 2 亩 9分小麦亩产达
到了 3530.75 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
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
留在展览会上。记得 8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
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
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 3853 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
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 7320的卫星。”
周恩来于 1958 年 7月 19 日和 8月 6 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
产 7320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 7201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
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 7320 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7320斤，在一亩
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去核实。
王秉林回来说是真的。1999 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
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
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
就登了。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面引用康健先
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酷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
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
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
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
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
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
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
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
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
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酷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是可信的。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
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
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 10月，吴芝圃宣
称有亩产小麦 7300斤、芝麻 5600 斤，单产增长 70 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
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 1955 年合作化时的一
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表 1-1 1957-1961 年河南省粮食情况
项目 产量（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粮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贸易粮 213.91 244.35 189.22 161.65 125.39
征购（亿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销售（亿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净拥有（亿斤） 196.29 218.05 194.77 175.35 134.04
总人口（万）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人均净拥有（斤） 405.56 441.13 391.18 363.95 277.5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年 8月 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
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 1-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
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 1.15即是）。二，此表中的（产量－
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
产年度（当年 1月－12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 7 月 1日到次年 6月 30 日）。例如，1958
年粮食产量 244.35 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 1958－1959粮食年度，所对应的
产量是 1958 年的秋收与 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
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
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本书其安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1958 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 281 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 702亿斤。1959
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 217.6 亿斤，又浮夸到 450 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 年
全国粮食征购比 1957年增长 22.23%，河南则增加了 56%，达到 99.79 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
40.84％。1959 年征购 67.65 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 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 5.5 亿斤自筹粮和
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
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
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
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
南省的一个局部。

 

[Doomsday]

3、“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
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
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 100 万，“户户是工厂，
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
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
要求全省种红薯 2500万亩，深翻土地 1.5尺，每亩施肥 3 万到 5万斤。7月 27日，农业部在长葛县
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 8000万亩，每亩施肥 5 万斤。7月到
9 月，每天有 3000人参观酷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 月底，河南以全国
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 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 1355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 7200
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 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 2万户，7 月 20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
大会，有 10 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
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
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
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
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
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
计其数。1958 年 10月 20 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
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 1958
年 8月初到 10 月 20日止，被打人员共 122 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
皮带等 10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
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
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 年 3月 18 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
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 30 万吨，铁 150.9 万吨”。
9 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
月 12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 月 15《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
千吨以上的县有 8 个，禹县高达 4396 吨。9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
土高炉日产生铁 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
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 577 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 22万余座。
10 月 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
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
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
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
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 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
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
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
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
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
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 150 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
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
“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
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
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
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
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
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 年全省基建投入 16.04 亿元
（当年财政收入仅 14.16 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 8 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 378000
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 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 1957 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
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 年 4月，在全国一度对 1958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 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 80
万吨调为 22 万吨，生铁由 150 万吨调为 80万吨，粮食由 500亿公斤调整为 325 亿公斤，基建投资
由 18.6亿元调整为 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 5.14万吨，
生铁 69 万吨，粮食只有 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 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
视 1959年的实情，在 12 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 1960 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
农业总产值比 1959年增长 55.7%，粮食 270亿公斤，钢铁达到 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
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 年 2月 4 日至 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
圃作了《为实现 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
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
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年 2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 32 种，如
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
用。1959 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
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
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 7
月 23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
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 1959 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
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
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
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
年农业产值 35.55 亿元，比 1958年下降 8.9%，粮食总产量 97.45亿公斤，下降 22.9%；1960 年农
业产值再下降 11%，粮食产量仅有 88.69 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
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
全省牲口死亡 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 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
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 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 1962年 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
“对河南 58 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
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 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
和死人的时候。”
1959 年 1月至 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
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 年 1月 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
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
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 25日，署名“山东即墨
县 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 4.8 两（16进位，相当
于 10进位的 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
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 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
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 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
《为实现 1960 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
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 年 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 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
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
这年 2 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 4月
15 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
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
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
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
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 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
后。1958 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 4617 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 80多岁的老太
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1958 年 6月 7日《河
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 1106 斤”的消息。6
月 9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
的消息。6月 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 11625斤。”既然
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1959 年 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
亡线上挣扎，到 1960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
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
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
“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 4名主要领导逮捕，
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11
月 21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
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1960 年头 11月 22日凌晨，毕
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 4 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
14 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 3 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 20 多起。
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 1959 年 10月到 1960年 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 6起。马庄公
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 1960年 4 月 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
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 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
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究竟河南在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
有说死了 300 万。到 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 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 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 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25.58
1961 4811 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 103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
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 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 年三年出生率用表 1-2 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 10.61‰；正常出生率为 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 年分别为 10.17 万、17.31万和 141.8万，合计 169.28
万。1958-1961 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 7.63万、32.99 万、101.54 万和 93.62 万，合计 235.78万。由
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 100 万，南阳、
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 200 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
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 1959 年 10月到 1960年 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 200万以上。他没有说 1958
底到 1959年 10月年和 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
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 300 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 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
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1959－1961 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293.9 万人，与我的
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
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 年 1月 30日到 2 月 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
对河南省自 1958 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
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
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
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
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
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
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
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
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
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 1955 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
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
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
1958 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
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
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
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
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
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
了 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 个，占全省 104 个县的 41.35％，三类公社 256 个，
占全省 1193 个公社的 44.05％，三类大队 10476 个，占全省 27739个大队的 37.8％。在这么多的地
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
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
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
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
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 1959 年 10月到 1960年 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 200
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
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
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
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
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
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 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
年 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 年 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
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 5％安排
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
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
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 5000 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
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 100 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
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
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第一章完
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 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 年三年死亡率
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 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 1962 年
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 1962 年而取 1964 年，是为了减
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
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 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
1963 年，1965 年和 1966 年。

 

[law223399]

看完开头就不想看了，
通篇就一个信阳的例子，举来举去，
真是胡扯，
那样的右派当时居然没有饿死，也没有被最极权极权死，
之后还出来写书泄私愤，拿美分，真是奇迹了。

 

[law223399]

右派的智力真是无限低，
真怀疑是不是反右时把他们的脑子整坏了，
还是那时营养不良，把他们的脑子弱智了，
之后又遗传下来。

 

[law223399]

好彩他们自己裸奔，弱智，
还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不过人家广大群众的智力、脑部发育比他们好多了。

 

[Doomsday]

你找《墓碑》来看看，看只不只有信阳的例子，可能也有你在里面。

 

[law223399]

QUOTE(Doomsday @ 2011年09月05日 Monday, 10:15 AM)
你找《墓碑》来看看，看只不只有信阳的例子，可能也有你在里面。

[snapback]3211445[/snapback]​

资深妓者被美国佬强奸得很舒服了，高潮了十几年，还拿了几美分，
出卖了肉体，还有什么写不出来、编不出来，
只有白痴才会看和信。
当时不饿死真是可惜了。
又养多了一个废物做美国走狗、传声筒和卖国贼。

 

[law223399]

如果真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反共一直不遗余力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
台湾这些记者、间谍，一直不出声，不抓住大做文章和宣传？
多好的机会！
多难得的题材和文章，胜过一百颗原子弹！

 

[law223399]

台湾编的历史教材，肯定了这件事吗？
那么大的事！
几千万人！超过二战！

 

[Doomsday]

QUOTE(law223399 @ 2011年09月05日 Monday, 10:20 AM)
资深妓者被美国佬强奸得很舒服了，高潮了十几年，还拿了几美分，
出卖了肉体，还有什么写不出来、编不出来，
只有白痴才会看和信。
当时不饿死真是可惜了。
又养多了一个废物做美国走狗、传声筒和卖国贼。

[snapback]3211446[/snapback]​

你妈的白养你了，老毛叫你去和它吃饭。研究反右的进展。

 

[Doomsday]

QUOTE(law223399 @ 2011年09月05日 Monday, 10:28 AM)
台湾编的历史教材，肯定了这件事吗？
那么大的事！
几千万人！超过二战！

[snapback]3211452[/snapback]​

你去过台湾了，还是你的主子说的

 

[law223399]

罗斯福叫你过去天堂，赏几个美分给你。

 

[Doomsday]

你不要在捣乱，我会贴完这本书 的。

 

[law223399]

台湾编的历史教材，肯定了这件事吗？
那么大的事！
几千万人！超过二战！
蒋介石父子为什么也一声不吭？
严重不可信！

 

[law223399]

随便，不过真的不值得浪费时间看这样的书，
狗屎一堆，居心叵测的书，
看完估计智力会变低，同他/她们一样了。

 

[Doomsday]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 年 8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
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
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
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
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
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
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
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
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 1960年 12 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
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 1958－1960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
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
1958 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
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
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
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1958 年，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刚过，甘肃省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还喜欢用指挥军
队的办法来指挥地方工作。2月 9日，他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
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高兴地谈到，自 1957年 6 月开展
的反右派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 9700
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 19500 多个农业社中，有 13000 多个社的大
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 6000 多个正在进行，有 200 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地而颇有成就感地说出的这些数字，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
“跃进！再跃进！”。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他自己觉得这是高
明之举。
张仲良说，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
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辨清了两条道路这个大是大非
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这是 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河南揪出了“潘、杨、王”
反党集团；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健民、王卓如反党集团，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1959
年）为首的反党集团，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声（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省揪出了“沙、杨、
彭”（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反党集团，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反党集团……甘
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 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孙梁陈反党集团却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今不如昔’。
他们不承认 1956 年粮食增产 26 亿斤的事实，反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
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
复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羊入社的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在
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党外人士说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
们就说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的反动主张。
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人士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 6 百条人命换来的’。
梁大钧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购
任务。
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
们的支持下，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在我们党内出现孙梁陈反党集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这里，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他说：
“几年来，孙梁陈反党集团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
的，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一直
同党进行着斗争，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大讲阶级斗争。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他批评“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把许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张仲良
“郑重地提起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注意”，“孙梁陈反党集团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严重右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这是十分危
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他说：“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内外
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彷烦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孙梁陈反
党集团一直就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
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
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
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
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
建设为例的：在 1956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 400 多万亩水地。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了劲。省委提出了修 300 万亩水地的任
务分不下去，减到 250万亩分不下去，减到 150 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 130 万亩。但是到了 9
月底，只完成了 102 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
间，就完成了 500多万亩，全年可超过 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 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
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
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
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
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
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 年 7月 2日到 8月 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 15
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
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
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
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
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
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
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
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 1957 年下半年到 1960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 19 万多人，其中脱产
干部 4 万多人。仅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 11000 多人。其中高级
干部 151 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 47 人中，有 11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
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月 11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
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
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
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
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不管敌我
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 19 级以上
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
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
度大，落后势力强。”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1959 年以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都到过甘肃，他们在视察中，对甘肃的工作持肯定态度。批判霍
维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肃省的反右倾斗争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区就是一例。1961 年 1月 5日，中央监委副书
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
的情况》的报告。报告说，1959 年冬，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某些坏分子篡夺
了党的领导，乱斗乱捕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并且捕风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
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 1960年 4 月才停止。据统计，全地区共搞了 103个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
达 700多人。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达 103 人。后经查明，这些集团
全是假的。我们从镇原县“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可以看到这些假案的规模和后果。 《百年潮》1999 年第 4期发表了“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写的文章：《“大跃进”期间的镇原
冤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在这里摘要引用。
镇原县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49 年以后属平凉地区。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年年都
征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 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 27.1％。1955 年
受灾减产，仍征购了 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 106.3％。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
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 43.6％。1957年，大旱将近 200天。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
四至五成，平均亩产只有 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虚报为亩产 95 斤，后又被加码到 115 斤，
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 3300 多万斤，为购粮数的 130.3％。1958 年，因大部分劳
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 75.6％。
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
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
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
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 1月，平凉专署副专
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还没有完
成的 100 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
1958 年 5月 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 20
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宇、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
供应粮食指标 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
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
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 年 7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从粮食问题
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
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
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在 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
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
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
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
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
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
表大会，会期 14天中，就以 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 30
多名，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 400 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
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 1937 年入党的县民政
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
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
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
岳父王子厚，是 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
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
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
死于狱中。许国和 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 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
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
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
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 50％以上的农业社干
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
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
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 100 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 50 张大字报，内容
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
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
反革命”。9 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
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 10
月 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 500 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
“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 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 多人。其中逮捕了 1041人。至
10 月 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 1096 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
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
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 48人。其中
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
乡，几天时间就抓了 200 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
10 月 22 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
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
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
张万寿等县、社干部 169 名。10 月 31 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
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 1650 人，其中逮捕判刑的 1503 人（后死于狱中 333 人），管制 147
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有 3000多人。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
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
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 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
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
惨不忍闻。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
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
受批判。
30 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时，曾与刘伯承、张浩、李达、宋
任穷、罗炳辉等红军将领友好合作，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在陕西宝
鸡任职，肃反运动中，刘伯承、李达等证明他是民主人士。他与许国和、张万寿没有任何关系，也没
有见过面，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从宝鸡押回镇原，判处死刑，未及批准执行就死在
狱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董其武部下团长慕介夫，1958 年在家养病，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
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死前在狱中哭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自食其言……”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
“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两个
月时间内，就将全县 875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 1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抽调
7 万劳力（占总劳力数的 72.5％）到华亭等地大炼钢铁。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提出：“交一把
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
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大炼钢铁之后，紧接着又集中 8万多劳力（占总劳力的 83％）大
搞农田水利建设。口号是：“斩断三河，水上五原，大战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 10 万眼，
挖窖 8600个，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与此同时，又提出几个“大办”，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厂
县”，“七天扫除文盲”，办起了 700 所大学等等。
当时，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深翻地 15尺、
亩施肥 200万斤、亩下籽 180斤、亩产粮 40万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种一年所产粮食够吃十四
年）等名堂，都出笼了，以至于把 1958 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确定为比上年的实产翻两番。与此同时，
还大刮“共产风”，提出“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使，有债大家还，劳动不记工，分配
平均摊”等口号，任意平调劳力、土地、牲畜、家禽、农具、房屋、树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
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都平调去了。如此“大跃进”，弄得群众苦不堪言，生活越来越艰难。 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经济上被肆意掠夺，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据 1961年统计，
1958 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6708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
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 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 1957年的 12.8万，减少
到 1961年的 10.3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 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 4346头，存活的也都瘦弱
不堪。
其实，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纯系子虚乌有。1961年 12 月 4日，平凉地委向省委报送
了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省委于 1962 年 7月 17 日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但是，由于当时的
甄别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大部分问题只作了内部纠正，未公开平反，而
且结论材料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当，
继续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阳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1981
年 3月 19日，甘肃省委发出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 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 1958 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19
月至 9 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
清理退赔），1959年 9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
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
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甘肃省定西地区在 1959 年秋后再度刮起的“共产风”有以下形式：
――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劳动力、畜力。陇西县北寨公社办
从生产队无偿拿走土地 2700 亩，牲畜 132头，羊 2000多只，猪 150头；
――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机关、学校，任意平调农民土地；临洮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
水地，被机关调走了 311 亩；
――借大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为名，猪、牛一律无偿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陇西县的社队办
猪的死亡率达 80％以上；
――借基建征地为名，多占地，占好地。临洮县级 9 个单位，以基建征地的名义，占用城关
92.5 亩，分文未付；
――借大搞协作为名，不分你我，乱调劳动力，工分不清理；
――借调整耕作区为名，队与队之间无偿调拨土地；
――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无偿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借公社搞储备粮为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粮食。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
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 40 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
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 40 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
敦煌县 1958 年全县办成一个人民公社，县干部想快一点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1958年，想把生产
队的羊三年内变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办法，即公社调走 30％，大队调走 20％，生
产队留下 50％。牛、马、驴也上调不少。1959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经济来源
只剩下积累提成一项，农林牧副渔都没有了。公社经济如此薄弱，共产主义因素怎么能发展起来？秋
季正好赶上反右倾，乘机又把羊收上来了，当时按羊只总数的 20％上调公社。在公社的影响下各大
队也“平调”生产队的财产，如大队办牧场，调生产队的牲畜。结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队的羊只由于
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调上来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马骥英在 1960年底总结
教训时说：“如何对待共产主义？思想不明确。到底谁共谁的产？总认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应当是
公社共生产队的产。认为社有经济大，过渡就快，快总比慢好。因此总是想从生产队上调，发展社有
经济。”
郑州会议重新明确了所有制问题，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
小队为基础），为的是从所有制上制止“共产风”蔓延。但是，甘肃省在 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
批判过“四级核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很多干部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产主
义教育，在干部中形成了过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多越好。因此，对“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持怀疑态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资金和物资从哪里来？只能从社员和
生产队那里“一平二调”。
武威县永昌公社沈郁大队，自然条件优越，本来是一个富队。1958 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
猛。县、公社从生产队里乱调劳动力，调牲畜；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生产大队把小队的
牲畜集中喂养；各队之间互调劳动力不记工分，修居民点、搞沼气，拆了社员 500 多间房子，花费了
25000 多个工作日，15000 元；收回社员自留羊，砍伐社员的自留树。等等。结果，集中起来的 60
多头小牲畜只剩下 3头。全生产队的牲畜不到 1958 年秋天的一半。社员积极性不高，畜力不足，生
产下降，1958 年平均亩产 250斤，1959 年平均亩产 157 斤，1960年只有 63斤。1960 年 1月到 7
月，死亡 141 人。
民勤县新河公社西湖生产队也是一个刮共产风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队。这个队1958年初共有381户，
1787 人，其中劳动力 521 个，耕地 2850 亩。这里本来是一个生活水平较高的队。1958 年冬季，刮
起了强劲的“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以建社办工厂、幼儿园、食堂、兴修水利、建新村等种
种名义，无偿调走社员和生产小队的土地、房屋、劳动力、牲畜、钱、粮、草、料、农具、家具。结
果，从 1958 年秋到 1960 年底，大牲口由 208头，减少到 160 头，羊由 463只减少到 75 只。原有
猪 78头，到 1960年底一头也没剩。大车由 112 辆减少到 56辆。1958 年粮食总产量 54 万斤，1960
年只有 19万斤。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 32 元，1960年只有 10元。 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关于“五风”，请
看本书第 19 章），这些甘肃省和其它省份没有多大差别，甘肃省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
洮工程集“五风”之大成，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 8月，我在临洮县和岷县采
访时，一些老干部介绍了不少当年引洮工程的情况。后来，我又看到了《炎黄春秋》1993 年第 3期上杨闻宇的文章，使引洮工程的情况更加清晰。下面所叙述的，了我在两县采访得到的资料以外，都
是出自这篇文章中的资料。
引洮的出发点，是因为陇中和陇东严重缺水；引洮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用行政强制办法去做没有
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说：“陇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没有水。这里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 400 毫米，蒸发
量却高达 1400 多毫米，而这可怜的 400 毫米的降雨 70％以上集中于 7、8、9 三个月的几场大雨。
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很低。
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数是干涸的。只有洮河是
个例外，但除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县不能受洮河之惠。
这样，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恶劣自然环境
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
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 5－10 方水，
再在窖口盖上盖子。过去，在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而是看存了多少
水。
甘肃中部东部是黄土高原，土层很厚，只要有水，这里一定是富饶之地。
据《岷县志》（1995 年版）介绍，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在其上游的岷县，平均流量 120立方米
／秒，实测最大流量 1500 立方米／秒（P＝5％）。2000年夏，我到临洮采访，在县城旁边的河段，
只见清流滚滚，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1958 年 2 月 11 日，
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东
西长 320 公里，南北宽 200 公里，灌溉耕地 1500 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 150 立方
米／秒，由海拔 2250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 1400 米的庆阳县董志
塬，全长 1150 公里，总干渠水面宽 40 米，渠底宽 16米，水深 6 米，50 吨到 100吨的船可以自由
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 15条，总长 3500 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
土石方 20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 273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
量 34 万千瓦。当时设想，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20 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
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
船只如梭。”
引洮工程于 1958 年 6月 12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 20个县的干部和民
工参加修建。职工达 3000 多人，民工 10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 16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
投入劳动力：1958 年 10.6 万人；1959 年 11.2万人；1960年 8万人。截至 1960年底，两年半投入
直接工 6000 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1958年 9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
工作会议的 447 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
评价。动工以后，全国 20 个省、自治区的 650名代表到工地参观。1958 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
勋特地到工地视察，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
产主义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在会川指挥部的山崖上，刻着朱德委员长的 1958
年 10月 9日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
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作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
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 53座
隧洞，总长 64 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
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竟达 219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 2300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
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 3亿多立方米，坝高 42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1958年 5 月第一次“土法”
截流，发生决口而失败。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
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渠，大坝有被冲毁的危险，两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只好决口
排洪。决口排洪救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10月 21 日，大雪纷飞，天
寒地冻，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马不到两年难以为继。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
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
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 1960年底，已无法进行下
去。1960年 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
1961 年 6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
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工作量估计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 12亿个工作日；2，技术问题
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
等。都没有解决。
1961 年 8月 17日至 22 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认为，这一
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1962 年 3月 8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 1958－1959 年甘肃
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 44000 万斤，销售粮食 13390 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
7500 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 17％，占销售粮食总量的 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 6000 万元，国家投资 1.6亿元，完成土石方 1.6亿立方米，
仅占计划量的 8％，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 1.6 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随意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
多少财富和劳动，是一个远大于 1.6 亿的数字。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
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无数。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还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 1960 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
以上的水库 209 座。1960 年完成了 191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 270 万人。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的“东西干渠”是 1958
年“大跃进”时开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后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县 1960年 2月开
始建设的“红旗渠”于 1969 年建成，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奋发图强的典范。为什么引洮工程留下骂名，
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解释的。平心而论，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
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问题在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这种决策机制
必然造成决策失误，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决定
的。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 220 亿斤，后来落实到 185 亿斤，最
后说是完成了 110亿斤，实际不到 80 亿斤。1959 年又提出粮食总产 270 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
划更远，比 1958 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 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
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
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表 2-1 1957－1961年甘肃粮食情况
年份 产量（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粮 74.57 6.6 64.9 41.39 45.00
贸易粮 64.78 66.61 56.43 35.99 39.13
征购（亿斤）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销售（亿斤）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净拥有（亿斤） 60.95 64.79 50.61 41.59 40.23
总人口（万）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人均净拥有（斤）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年 8月 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
数取自《中国人口・甘肃分册》。
说明：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
“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甘肃省的饥荒在 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农村就有饿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接着问题越来
越严重，而张仲良一直认为甘肃是“余粮省”，不承认农村缺粮，听不进饿死人的情况。只要哪里反
映这类情况，就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批判、斗争反映真实情况的人。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张仲良等却在基层干部的政治态度上找问题的
根子，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 1960年 7 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
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 13 个，只报了 9个；
报告还说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三四两粮食，千方百
计地完成征购任务。
一些干部在反瞒产私分中胡作非为。1960年初，清水县食堂已经没有粮食，还搞反瞒产私分。张树
驿公社派公社党委副书记徐效瑞去松河大队支“发动群众、狠抓斗争”。徐到松河以后，一方面到社
员家翻箱倒柜地搜粮食，还向公社汇报说查出了 11万零 920 斤粮食，按每人每月 22 斤计，可以安
排到 6 月底。除口粮安排好了以外，还可以征购 5万多斤。为了让公社相信，让总支书记毛文清和生
产队长造了一个名册，还代表社员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说口粮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个队 1月下旬就
饿死了 44人。毛文清自杀身死。在反瞒产私分中，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荣指使总支书记王
秉正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 30 多人，给有些被斗争的社员觜上戴驴笼头，
身上驾上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 40多人，并私设监狱，把 3个生产队干
部关押 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 20 多人，致死 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 6 人。
这个县有些社队比白驼公社更严重。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社员的吃饭权。这些人残害
群众的刑罚有 100多种，其中有：在脸上刻字、拨头发、拨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淋开水，最
普通的刑罚是扣饭、扣粮。问题被揭发以后，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清水
县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并将补课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称之为“清水经验”。
1959 年在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何承华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一起，提
出把农村供应比例由 80％、90％压缩到 20％。为了证明农村有粮，何承华让人写了《农村一瞥》，
极力粉饰太平。1958 年省卫生厅到农村检查，写报告说浮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造成的。
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对这个看法作了批判，说“这是攻击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群众向上级反映饿
死人的情况，就封锁、打击。高台县县委第一书记杨某派干部到邮局扣押、修改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
信件 1 万多份。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听之任之。
从 1958春年到 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 1300 多万人口中，有 700 万人
口每天口粮在 7两以下（16进位，7 两相当于 10 进位的 4.375 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
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
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
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表 2-2和表 2-3，对当年的死亡情况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两个表是甘肃省委有关部门 1960 年 12
月 23日制作的，现存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当年这个人口数据和 1990 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口・甘
肃分册》中的数据略有差别。
表 2-2 1958 年－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况 1960 年 12月 23日统计
地区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兰州市 1172840 9166 0.78 1236065 14586 1.18 1261521 7045 0.56
平凉 2226510 19317 2.20 2248230 42134 1.67 2303158 38856 1.69
天水 3230337 114331 3.50 3172816 46610 1.47 3033746 81607 2.69
定西 2480864 26483 1.07 2548531 55993 2.20 2392720 107972 4.51
张掖 2756347 59707 2.17 2800203 46982 1.68 2787016 73102 2.62
甘南 340206 377016 6687 1.77 351614 10384 2.95
临夏 874353 18511 1.55 898359 17384 1.94 882060 28992 3.27
总计 13081457 272465 2.10 13281225 228385 1.70 13011835 348388 2.68
说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数：142044；死亡率：1.12%。
据表 2-2，从 1958年到 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 849238 人，1957年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为 14.
万人，按这样粗略推算，在近 85万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约有 43万人。这样，从 1958年到 19
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仅有 40 多万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临夏为例，表 2-2 中临
回族自治州 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死亡人数为 46376 人。而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
年就死亡 41381 人。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 8 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
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 2-3，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
是 30％以上，而表 2-3中只有 18.4％。1998年 1月 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
（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
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1980 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
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
最少已近百万。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 100 万以上。
表 2-3 1958 年－1960年 14个县市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 12月 23日统计
市县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白银市 223612 1519 0.68 239512 2150 0.9 252818 1191 0.47
玉门市 170050 1262 0.74 182372 1384 0.76 186891 2524 1.35
酒泉市 336317 9072 2.7 365291 5962 1.63 389643 11458 2.94
张掖市 359440 9848 2.74 343285 6787 1.98 386512 16380 4.87
定西县 230902 2882 1.25 239181 6098 2.55 220713 10561 4.78 通渭县 281091 4155 1.48 270494 10229 3.78 213992 39473 18.4
陇西县 367641 4553 1.24 360434 16249 4.51 336367 17454 5.19
岷县 386228 4249 1.1 398279 6389 1.59 360146 23649 6.57
静宁县 489633 6823 1.39 485070 11421 2.35 455070 121581 2.76
武山县 573751 11374 1.98 578306 9420 1.63 542217 28253 5.21
清水县 335357 13566 4.04 340000 8041 2.37 283472 16425 5.79
高台县 168456 5222 3.1 167788 2282 1.36 151131 10635 7.04
民勤县 230036 6574 2.75 242183 3740 1.55 204576 5012 2.89
和政县 276661 6500 2.36 277368 5128 1.85 265588 13361 5.03
这个资料虽然缩小了数字，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
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 5％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 14 个县市的 42.9％。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
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 1960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 1959 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一书中提供了以下数据。详见表 2-4。这些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虽然也缩
小了饥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数据较接近实际一些。
表 2-4 1955-1966 年甘肃省人口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总人口（万）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资料来源：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据表 2-4 中的数据，用本书作者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是，从 1958年到 1961年，甘肃省饿死人 66.67
万，少出生人口 80 万。显然，由于这里使用的是官方数据，这里算出的近 70 万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
数。曹树基先生计算的结果是，从 1959 年－1961 年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02.3 万人。
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汇报材料的简报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饥饿的情况。 天水：天水地委 1960年 12月 24日在给“省委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马跑泉公社峡口生
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病人占总人口 24.2％。公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一半，
口粮每人每月按 12 斤算，也只能到明年 2月份。这个报告说，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地区有 1800 多个，
占生产大队总数的 40％左右。
岷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 1960年 8 月 19日给省委的《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中说，岷县的问题十
分严重，其中以理川、闾井、南川、南阳等公社最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 5万多人。死亡 21900
多人，占总人口的 3.16％。
武威：最困难的 1960年情况不得而知，直到 1962 年元月，这里的饥荒还相当严重。中共武威地委
1962 年 1月 15日向省委的报告说：“据永昌县委 14日电话汇报，该县双贝、朱王堡、红山窑、宗
家庄、八坝、焦家庄、西坡、河西堡、水源、陈仓、流泉、西湾、龚家堡、南坝等 14个公社，有浮
肿病等病人 3255 人，断炊 1876户、8782 人，占总人口的 11.9％……地委认为，永昌 1961年的粮
食收成比 1960 年好，粮食征购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在征购工作中部分社、队把口粮、种籽
也征购了，部分社队有些问题是可能的，但总是不会太大。”从这个报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释
和掩饰这里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报告问题。
甘南：直到 1962 年 4月，这里还处于饥饿状态。1962 年 4月 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报告说：
“由于口粮安排紧张，人口外流现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长，宰杀耕畜的现象各地都有。由于种籽
不足，今年粮食作物面积有完不成的危险。临潭县共缺粮 369 万斤，州上仅给 110 万斤，该县长川
公社种籽缺 142740 斤，口粮缺 198956 斤，共缺 341696斤，县上给了 114000斤，口粮一颗不安
排，只安排种籽 26740斤，……由于种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产队已停止下种。……由于生活所迫，
一些农民变卖家产、以物易物。浮肿病、瘦病、小儿营养不良症大量发生。……最近夏河县拉卜楞公
社 30多人在县里请愿，其它县也发生请愿情况。”
临夏：也是在全国形势正在好转的 1962 年，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报告这处州保安族的困难：“在
全县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的生活更为困难。……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出现了许
多严重问题。为了保命，拆卖房屋，出卖家具、衣物，甚到卖子女，家的家具卖光，一贫如洗。疾病
问题十分严重，患病者占总人口的 22.8％。非正常死亡也陆续发生。外流乞讨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数字后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长期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在
1956 年至 1961 年间，她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由于说真话，一度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 12 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平反。在她 81 岁的时候（1999 年），
她自费印了一本回忆录《悠悠岁月》，这是一本很有资料价值的书，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完全可
靠。其中，对临夏在大饥荒的情况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现摘录几段如下：
1959 年 12月 9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
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
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
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书第一书记是薛振
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临夏向葛曼汇报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葛曼根本不相信，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
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我们脸上摸黑。我说，讨饭、吃树皮、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呀。他说，富裕中
农不敢出头，故意让贫下中农那样干的。你说的饿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还让我去反瞒产私分，把粮食找出来，说在某公社搜出了几百万斤粮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办公室里，不下去看看
群众吃什么，不看看群众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在临夏大兴土木，营造四大公园：红园、绿园、蓝
园等。这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但他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临夏州委第一书记。
何承华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在泥里。群众看是省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泥水，把
汽车推出来。他却认为群众能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农民报总编黄文清写了一篇为《农村一瞥》，
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有粮食，就不供应了。
据中央派到临夏市工作组 1961年 3 月 18日的报告，临夏市 1959年、1960 年两年共死亡人口 41381
人，占人口总数的 8.7％。死亡率在 15％以上的有马集、韩集、红台、m（读 qie）藏四个公社。有
些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 1267人，死亡 414人，占总
人口的 32％。m（读 qie）藏公社锦光 9小队 106 人，死 67人，死亡率 63％。全市死绝 388 户，
留下孤儿 100 多名。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 20多人，人死后无人抬埋。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
窖里就挖出 60 多具尸体。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 10 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
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 10 个公社，41 个生产队，588 人吃掉 337 具尸体，其中，
仅红台公社就有 170 人，吃掉尸体 125 具、活人 5名。小沟门生产队 8 个作业队，有 6 个队发生吃
人的情况。23 户吃掉 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
吃埋了 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m（读 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
体，自己死了，全家 11 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 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
人。m（读 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
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m（读 qie）藏
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 14 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
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
肖正志吃了。
插入李磊信其书的照片：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
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 100 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
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
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 年 12月 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
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
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
社员 30 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
捆绑社员 40 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 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
20 多人，致死 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 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
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
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
1960 年 12月 9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 7000 名
职工当中，有 60％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 20％，已死 3 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 94 名女职工当中有 55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 8人。主要病状是眼胀，
发，四肢无力。
中共白银市委1960年12月18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
从 11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12月上旬，情况更
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
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
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
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 1960年 12月 11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
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 12 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
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 14
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 3132 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 25％。症状：头晕头疼，脸肿
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
多，在家吃饭少。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 1960 年 12 月 30 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
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
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
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
的呼喊：“从 11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
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 51个单位的 68096名职工当中，患病者 3346 名，占职工总数的 5.6％。在
市级财贸系统的士 3313 名职工当中，患病者 401 人，占 3.32％。在宣教系统的 21 个单位的 1882
名职工当中患病者 226人，占 12％。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 5900 名职工中患病者 544 人，占 9％。值
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 145 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 31 名，占总数的 21.3％。”财贸系统
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11 月份兰州皮革厂 23 人的蛋
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 6 克（正常值）的有 17人。中等体力劳动每天需热量至少 3500 千卡，
据 605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 2500 千卡左右。”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
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 年 11 月份以来，
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 265 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 188 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 77 人。
饮马农场在 11 月 21日一天就死亡 34 人。饮马农场 1960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 395 名。大量
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
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巯吕础＜斜吖蹬┏∈撬廊俗疃嗟睦透呐┏　８仕嗳毡记者王景和、
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
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 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 2800 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
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
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
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 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
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 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
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
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
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 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
死。11 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
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
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 35 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
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
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
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
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
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
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
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
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
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
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
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
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置县，有 2000 多年历史，是中国
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
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
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 年 9月 21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
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
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
在 1935年 9 月 2日和 9 月 23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
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
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
9 月 28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9
月 2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
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24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 9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Doomsday]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 1959年到 1961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
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2000 年 8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
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
“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通渭问题”有关资料
加上老干部座谈会和个别访谈，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 40年的真相。
据新修《通渭县志》，1961 年全县人口比 1958 年减少了 78462 人，减少人数占 1958 年总人数
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 2.67％，1958 年的平均人口为 276742 人（即 19
年年末人口和 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
299506人，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
这 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 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 38
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卫生厅组织的医疗队一份报告描述了人们是怎样因饥饿而致死：
通渭县从 1959 年到 1960 年整整一年口粮不足，以致壮人体弱，老人死亡，妇女闭经，小儿萎缩
发生了大量的瘦病。长期营养不足，大伤元气，油尽灯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
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发展就会浮肿。浮肿实际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
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
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状，是消瘦发展的表现。根据
一年所见，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
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营养，没什么症状，容易被人们忽视，认为浮肿可怕，没有认识到消瘦的危险。
营、榜罗、第三铺等公社发生的死亡大多是这一类。最突出的是城关公社东方红生产队五小队张家
村，1958 年有人口 204人，从 1959 年 11月起到 1960年底，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现有的 128 人
中，有 65人生病，最近又死亡 13 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与合并症：消瘦是缺乏营养使人体不能正常发育，甚至发生组织异变。消瘦除了营养缺乏外，也
有伴随肠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泻、下痢，大量蛔虫寄生。这是因为缺乏口粮，饥不择食，饮食不洁
而来。城关公社双堡生产队乔底湾，全村 23户，119 人，有 70 人患病，除 12 人外，其他都合并有
肠胃病和蛔虫症。这个大队的申家岔小队共 35 户，130人，患者 97 人，其中合并肠胃病的 97人，
合并蛔虫症的 93人
根据通渭县的情况，对消瘦病产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生活不好，缺粮少米，吃代食品发病就高。
因病体弱，长期不能恢复健康，
第三，代食品选择不对。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荞衣，再经过风吹，就会全身发麻，皮肤发痒，面部发黑，
很快就肿起来。吉川、义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轻者昏晕、肿胀，重则死亡。
生水、吃生粮、生菜，是产生寄生蛔虫、肠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于粮少，家庭虐待现象较为严重。大人虐待小孩，儿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
轻女，父母虐待女儿、媳妇。受虐待的，消瘦就严重。
第六，据说吃了死人肉的人，不愿吃粮食，且“瘦得肉贴骨头”，这类人在消瘦以前，表现眼结膜充
血。
通渭，这个古老的县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乡。但是，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
里打汤，起初是一家一个罐或一个盆，后来汤越来越稀了，人越来越急了，家里派去打汤的人在回来
的路上边走边喝，还不到家就已经所剩不多。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于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
食斗争便在家庭里发生了。结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个罐，每到食堂打汤的时候，人人怀抱一
个罐，一齐拥挤在门口守候，即使两口子也为争食而闹不和。食堂关闭之后，一人一口锅，各煮各的
菜。那时在食堂里打饭时兴用脸盆或瓦罐（因为容量大），汤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
无法舔，只有小孩会立即把头伸到罐里，舔不到的就用小指头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里。一天，公社食
堂里做的洋芋菜，一个公社干部的碗里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
手却被这位干部踩在脚下了，孩子疼得大声喊叫，而那位干部好像没听见。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还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今后‘病’
一个埋一个。”县委明确指示，要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1965 年 7 月 5 日中共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 1959－1960 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 60210 人，
死绝了 2168 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 11940 人，土地荒芜 36 万多亩，牲畜死亡
33000 多头，羊被宰了 40000 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 5万多间，砍伐树木
27 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2000 年 8月 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
们说，《通渭县志》上的数字是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
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1959 年初冬，全县饿殍遍野。
城关公社五星大队旧店子三个生产队共 700 人，每天饿死 30 多人，活着的人将尸体抬到木轮车上，拉到附近的水沟里集体掩埋。原鸡川公社马清凤（后为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一家八口人，除她在
陇西师范上学没有饿死以外，其余 7 人全部饿死。7 具尸体堆放一坑。后来县里要求“打扫卫生”，
命令队里将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迹。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
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
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
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 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
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到锅里正煮着什么，
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
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锅里有只胳膊还连着一只手，看那手才知道是
个小孩子。”后来又到襄南公社的吴家河，大队长董效元告诉他们说，黑石头大队的蔡东花吃过人肉。
碰巧他们正好见着了这个女人，眼睛红红的，头发脱落得很厉害，一头的头发茬子，很可怕。她还吃
了自己亲生的不到五岁的女孩。问她为啥要吃的时候，她说饿急了呀。
那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 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
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 30 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
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
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
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
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
2000 年 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干部张大发在座，他是《通渭县志》的编者之一，
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还可以查阅通渭的历史档案。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
料。在我这本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收到了张大发的著作《金桥路漫》，他走访了很多当事人，搜集了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关大队朱家峡生产队朱西，明里在草垛、地埂间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后来将一窝
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儿子已经饿死了，剩下奶奶、儿媳和一个孙女。一天孙女也死了，年轻的妈妈
望着死在院中的女儿发愣――她无力哭泣，哭也没眼泪。就在这时，奶奶从屋里爬出来，拖起孙女干
柴一般消瘦的尸体，向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年轻的妈妈来到后院，发现孩子已被奶奶碎尸后煮进了
锅。后来，这个煮食孙女的奶奶也没能活下来，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县中医大夫卢念祖（已故）回忆说：1959年腊月，他三妈带着女儿到河沟里刮人肉，开始还颇
有收获，后来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尸体，连骨头割下来几个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
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让其端出去。可当他三妈刚
端出客房门，就被几个闻腥赶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她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的地埂下发现一
双女人的小脚，从鞋袜上认出是他三妈的。
饥饿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陇阳公社车家岔大队卢家庄生产队社员卢雄娃在串亲途中被饥
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鸡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员，丈夫在外地工作，听说家乡发生饥荒，寄来了十多
斤粮票。这女人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数日不出。好些天过去了，村里的人还不见这家门里有人
走动，翻墙进去，几个孩子早已饿死了，但不见这位女人，以后也不知下落。70年代初竟东窗事发，原来这位女人弃下儿女，背着面逃走，但她还没走出村庄就被人杀后吃了。案发后，有人追查，但杀
人者早死了，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原陇阳公社周店大队大湾生产队张四娃用木棒子将十二岁亲生女打死煮食，后来这一家四口人无一存
活。申家山中年妇女牛某某把四岁亲生女儿弄死后碎尸煮食，也属同例。
还有一位干部身份的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家的故事。他说，当时，我们家有六口人，父亲去了
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亲拉扯着。母亲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点粮食，每
当深更半夜，弟妹们睡熟了，母亲悄悄地把我叫醒，将一把用石窝（方言，即舂）踏细的熟面塞到我
口里，然后用被子捂住我的头，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亲为什么只给我吃，而不给弟妹们
吃呢？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只觉得妈妈偏心我，至于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见
母亲望着皮包骨头的弟弟妹妹脸上显得非常痛苦，问她怎么啦，母亲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不久，
弟妹们都死了。过了一年，大约是 1961 年春，父亲从洮河回来了，母亲把我交给父亲说：“没办法，
我只给你拉扯活了一个，就……就一个了呀。”话没说完，便“哇”地一声哭倒在地上。父亲把母亲
抱到炕上，也跟着哭。这时，情况已经好多了，可是母亲整天哭得爬不起来，任凭我和父亲怎么安慰
也无济于事，不久，母亲的眼睛哭瞎了，那时，她才三十多岁。一天天，我也长大了，我终于悟出了
母亲当年的用意，她是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铺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对夫妇养了五六个孩子，连他们自己一共七八张口，怎么养活？到
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母亲的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没有死，母亲看到那双翻动
的眼睛，那双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来。可是抱回来还是活不成，为了保住惟一的儿子，最后
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许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边的野草，竟然活下来了。她现在也成了孩子的母
亲，想到那时的情景，她会有什么感慨呀！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煮吃了小女儿，大女儿似乎觉察到
了什么，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态更为严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着死，死了还有谁掩埋他们呢？幸好是冬天，尸
体僵而不腐，否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里的老鼠，常常成群结伙出来行劫，将尸体
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县副县长的白尚文，其母饿死了，曾任县人大主任的阎玉祥一家饿死 6口人，今寺子赵家山
的一位老人（当时为大队干部）回忆道：“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
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长王秉祥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
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Doomsday]

2、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1958 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 35岁，新中国成立前因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
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
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 年 5月 5 日至
23 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
是无上的光荣。席道隆由于“坚持运用马列主义辨别方向”，成了全省干部学习的榜样。中共八届二
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
定了。 1958 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 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 14
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 2759 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
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
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
“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在公社化中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
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
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
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
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仅 1958年，全县共“拔白旗”
565 人（其中县机关干部 3人，公社干部 11人，生产队干部 66 人，作业队以下干部 485人）。这
是定西地委组织部 1959 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
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
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 1965年 7月 5日《关于通
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 1957 年到 1959 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
共错批判斗争农民 10360 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
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 990多万元。
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提出“四不种”、“五
消灭”、“八登殿”，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 年春，
抽调劳动力 17900 多人（占总劳动力的 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 18000多劳动力投入引洮
水利工程。8 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 10多天时间，集
中 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 51.4％），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 60 公里的长蛇
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 月，又抽调 25000多名劳动
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 年，又调 5 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 20 多万人口的县，
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 11 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 年粮
食总产 16423 万斤，1958 年 11576万斤，1959年 8386万斤，1960年 3632万斤。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虚报粮食丰收。1958 年计划总产 38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
26000 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 2.25 倍），征购任务定为 4360万斤（实际入库 4154万斤，占实
际总产量的 36％）。1959 年计划总产 24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 18000 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
2.15 倍），征购任务为 5400 万斤（实际入库 3958 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 47.2％）。当然，这些没
有完成的计划数和浮夸的上报数也是上级逼出来的。

 

[Doomsday]

3、“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通渭县志》上记载的历年粮食征购数比上述报告要少一些，但两者还是比较接近。从县志上列出的
历年数字可以看到从 1953 年到 1959 年通渭人民负担之重。到 1960年，由于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
遭到严重破坏，征购任务不得不大量减少，一直到 90 年代还没有恢复到 1959年的征购水平。
表 2-4 通渭县历年粮油征购统计（单位：万斤）
年度 征粮 统购粮食 征购合计 统购油品
1949 758 ／ 758 ／
1950 856 ／ 856 ／
1951 958 ／ 958 ／
1952 989 ／ 989 ／
1953 846 1137 1983 ／
1954 863 1760 2623 ／
1955 873 1837 2710 148.37
1956 1123 2476 3599 127.11
1957 1399 2897 4296 128.23
1958 1265 2785 4050 82.48
1959 1428 2398 3826 78.36
1960 140 36 176 0.34
1961 389 227 616 13.58
1962 384 225 609 2.06
1963 419 175 594 24.68
1964 485 675 1160 39.31
1965 455 844 1299 57.47
1966 526 833 1359 54.96
1967 527 802 1329 23.54
资料来源：《通渭县志》，第 361页。
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征购任务又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早在 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
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政府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公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 年
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 1959 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 162
个大队中，就有 102 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 40 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
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进入 1959年春天，定西地区粮食局势日趋紧张。到 5 月 20 日止，全区库存粮食仅有 6208万斤。销
售量每天平均达 110 多万斤。由于上一年秋后征购了过头粮，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销给农民。5 月份，
粮食供应面达 45％左右（正常情况供应面 10％左右），而且供应面继续扩大，有可能达到 65％。由
于 1958年上报的数都是大丰收，现在这么大的供应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农村有粮食，要求供应
粮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面对农村大量需要的粮食供应，省委提出“需要服从可能，销售服从指标，
安排服从调拨，农村服从城市”的原则。这就把向农民供应粮食压到最低位置。同时，要求各地用阶
级斗争的手段加强粮食征购。根据这一方针，定西地区一方面对各县提出了粮食控制计划，另一方面
继续向农村要粮。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
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
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剥树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坏”、“闹粮凶的地方，查了
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还说“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粮、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
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
“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
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
不合法收入三笔帐，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又是一位只对
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
敢讲指标高，不敢讲公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
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
命。”定西地区从 1958 年以来产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高。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
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1960年春季，农村断粮时，
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
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正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省委决定将席道隆调往岷县任第一书记。
岷县的条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这一调动对席道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省委有一
个附加条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以后才能到岷县上任。为了早日到岷县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严
厉地手段加强征购。
1959 年 8月开始，通渭县“反右倾“斗争，有 1169 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
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县长田步霄到基层搞调查，回到县里讲了真话，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
党分子”，“小彭德怀”，多次批斗。1959年 10月 29日田步霄自杀身亡，时年 35岁。田死后，
县委以“彻头彻尾、誓死不改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
并组织机关干部对着尸体开批判会。
反右倾斗争是完成征购任务的主要手段，对讲真话的干部动辄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在斗
争中普遍推、撞、打，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
一方面睁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 50多人，生产已
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在讲话中强调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
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
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
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常河公社书记赵殿京听完全县电话会议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还坐
在床边不说话。县团委书记孙毓业看他神情不对，问道：“怎么啦？”赵殿京说：“明天完不成任务，
让我提两个人头来见。我赵殿京只有一个人头，哪有两个人头！”他们只好连夜下乡搜粮食。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
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如陇阳公社搜
查了 637 户，无偿拿走了农民杂粮 43833 斤、面粉 3235斤，洋芋 31089 斤，菜 150 斤，银元 272
枚，铜 404斤，布 30匹。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
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
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
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
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
群众 160 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 66 人。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
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
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 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 1100多万斤
（大部分被“万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 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作为“秦
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 40 多天。
1959 年 11月 3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
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 14 个劳教队，集中劳教 1637
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1960 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 50 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 11 人有人命案件，
共打死、逼死了 79 人。42 个公社主任中，有 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 22 人。他们的口号是“立
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 53 人，打死逼死 12 人。
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 12挺，步枪和土枪 50 多枝助威。他
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 160 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 66人当中因伤致死 4 人。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 1961 年 1月 13日的简报记载，
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
委书记窦明海仅 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 339.7 斤，油 23斤，鸡蛋 260 多个，粮食 473
斤，糖及糕点 62斤，红枣 320 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其实，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眼看着大批人饿死，席道隆也允许农民自找生路，1959
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出台的机会，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
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 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
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他的这些良心发现以后的表现，后来为他
带来了灾难。

 

[Doomsday]

4、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2000 年 8月，我在通渭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
上，两位老人认为是一位学生匿名写信给谭震林，谭震林让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接待
这个学生。但是，几十年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学生的名字，也没有人自称是当年的这位学生。也有人
说，中央两位处长到过通渭，是他们向上面反映了情况。
1960 年 2月 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 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
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年，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
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 年 3月１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
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 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
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2 月 9日，我们到通渭动员所有的干部给社员送面粉、粮食上门，突击安排群众生活。2月 21 日到 3
月 3日，召开 100多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了席道隆为首的一批破坏分子在
领导通渭工作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接着，各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
解决公社领导核心问题。同时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坏分子的罪行，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
的揭发批判。
……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
岁”（即“三面红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坏农业生产。早在 1956年初级社转高级社时，他们就提出
“分队（小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缩小集体规模。将分配单位由原来的 327 个（初级社）变为
644 个。公社化后实行“四级核算以小队为基础”，分配单位缩小为 1195 个。并给小队规定了许多
不应有的权力。他们提倡大量土地“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牲口分户喂养。……碧玉公社党委书记
李廷杰还把土地分给社员，强迫大量解散食堂。……
包庇、重用五类分子，与他们勾结一起残害人民。席道隆一再强调说“通渭的镇反很彻底”，“五类
分子破坏已经没有什么了”等等，1956 年，席道隆就一次释放 160 多个犯人。在公社以上领导核心
中有 16 名五类分子。….
严重违法乱纪，对劳动人民实施打击报复。去年秋冬，他们为了掩盖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罪行，以
极“左”的面目出现，假借“整社”和“完成征购任务”的名义，在全县大搞“万人斗争大会”、“大
兵团作战”抢劫群众的粮食和财物，并设立社办劳改队，关押拷打群众。……
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号召社员收割社里的庄稼，并宣布“谁收归谁”，在全
县干部和群众中瞒产私分和贪污盗窃成风，直接影响征购任务的完成。……
开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进行走私活动。在一些城镇市场上，投机商贩活动十分猖狂。商业局两次从
新疆（不是从国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资。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 2月 19 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
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
谁收。造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嚣张，抗拒公粮入库，偷盗、
私分、瞒产普遍发生。对此严重的问题，县委又采取了极端错误的作法，以整社检查团为名，组织大
兵团不分贫富逐门逐户进行大搜粮，组织万人斗争大会，把贫下中农和五类分子一起斗争。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
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 1959 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
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指反右倾运动――作者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
出来，因此在去年 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
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 1960 年 3月 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
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
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 1960年 4月 20日给省委书记张仲良写的《关于
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列举了席道隆的几个错误：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条完整的右倾机
会主义路线（在这一条中列举了划小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单位、对空闲土地谁种谁收等事例）；第二，
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分子（这一条中列举了席道隆 1956年亲自主持释放了 160多个犯人
等）；第三组织上拉拉扯扯，宗派主义；第四，在手段上严重违法乱纪（这里列举的是“万人斗争大
会”“批办劳改队”等事例）。窦明海这个所告中还说“情况大为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
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稳定，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通渭的饥荒还在发展，
大批农民正在死亡。
1960 年 4月 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
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
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
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籽分散到户”、“谁种谁收”
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
本来是左倾错误造的问题，省委工作组却认为是右倾造成的问题，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
人数相当于 1959 年的 3.86 倍。
20 世纪 90年代，王秉祥在甘肃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上离休。我在甘肃调查三年大饥荒时，不少人提到
他的错误。甘肃省原妇联主任李磊的《悠悠岁月》中，记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饥荒中不少的恶行。但
是，90年代出版的《通渭县志》上，王秉祥却是一位救饥民于水火的好官的形象。2000年，本书作
者到通渭采访时，《通渭县志》的编辑张大发对本书作者说，1998年，《通渭县志》编撰定稿之后，
送到甘肃省地方志领导小组审查，当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通渭县
志》的审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于对 1958-1960 年发生的“通渭问题”，《通渭县志》
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王秉祥的功过。王秉祥看了之后，《通渭县志》上不仅删去了记录的他错误的一段
文字，还加上了这么一段：“1960年 2月 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省、地委工作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况后，如实向中央、省委报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问题，并及
时供应粮食，组织干部、教师下农村抢救人命。”
由此可见，在大饥荒年代主政的干部，如果在 80 年代继续在当地主政或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这个
地方的人口数据和历史记载，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时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
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
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
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
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 年 4
月 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
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持县
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个看法的提出比“信阳事件”以后提出的“民主
革命不彻底”早八个月。

 

[Doomsday]

5、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 12 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
250 人的工作组和 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 3370 多万斤，救济金 330 多万元，药品 136 吨，棉布
110 多万尺，棉花 6万多斤，还有食糖、蜂蜜、红枣等。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
亡的 8 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 1200 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
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
贷款和补助款 142万元，无偿投资 270 多万元，购买了牲畜 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 4万多件。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胥起云向省委的电话汇报说，为了救人，工作组作了十二点安排：1，口粮一律
按 6两吃（每天供应量，当时秤是 16 进位，6两即 10 进位的 3.75两――本书作者注），不得降低，
不能再有断粮现象发生；2，病人（即肿病和瘦病）每天增加 2两粮食（相当于 10进位的 1.25两），
每月 2 两油，停止劳动，免费治疗；3，买粮有钱给钱，没钱记账；4，发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
尽快穿上；5，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6，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第 9 条，要原原
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关于社员回家做饭问题，由社党委提出意见，报县委批准；7，有问题及时解决，
公社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8，对断顿、疾病、死亡、外流、干部违法乱纪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实
情况，报告县委；9，隐瞒实际存在的问题、知情不报、不说老实话的，要严厉批评，不改的要给处
分；等等。
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济粮有“九个不供应”：地、富、反、坏、右、蜕化变
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不供应。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 1962 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
收，缓解了全县人民吃的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
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 1960
年 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也是在《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
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之后。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补课”和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通渭问题。当时总的估计是，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 9月 9
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的原因
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 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
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 24 名，占 15.2％，30 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
历史问题的人 8名，占 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
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
年 1月 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
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
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被“特训”的人被认为是问题更严重的人。“集训”和“特训”
都是集中起来进行揭发、批判、斗争。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 360 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
处理。
由于 1962年 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层干部口头上表示承担责任，
1962 年 5月 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 17 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
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 1960 年 12月上旬，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揭发了张仲良、何承华、阮迪民、王
秉祥等人的错误，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一私一左”，改组了甘肃省委，由汪锋代替了张仲良的省委第
一书记的职务。新省委对部分地委书记如窦明海、刘逄皓、胡学义等也进行了揭发批判，改组了部分
地委。同时根据信阳经验，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农村夺权，有几万人被批判斗争。信阳的一
条经验就是对农村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新省委在 1961年 2 月 27日发出了《关于举办集
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这个规定说：“凡是官僚主义分子，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其它有
严重错误的分子，如不立即调离当地，就会阻碍整风整社运动，不利于发动群众者，可实行集训，凡
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对劳动人民进行了阶级报复，残害人民，不惩办
不足以平民愤者，应首先进行特训。”根据这个规定，全省共集训、特训了 10869 人，其中集训 6105
人，特训的 4764 人。在集训队和特训队周围架上了机枪，他们在里面接受批斗。但据甘肃省的老干
部说，被集训和特训的人数实际要比这个数大得多。
1962 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为自己翻案，张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们。他们批评西北局
兰州会议“不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发批判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否定成绩，一切皆
非，一味地揭发，一味地批判。”他们认为，“甘肃没有特殊错误，只有一般性的错误，是执行中的
问题，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还批评“集训、特训打击面太宽了。”“信阳经验不符合甘肃的
情况”“清水经验是错误的”。
不仅是上述干部要求翻案的.，1962 年底，在执行错误路线而挨整的干部中很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
甘肃省没有特殊错误，只是同其它省一样的一般错误。他们列举了中央领导人当时如何支持他们的事
例，说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颇有委屈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省一级干部当中，在县以下干部中
更为严重。在1961年11月28日《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
中，比较集中反映了基层干部的这种情绪。这个材料是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报给甘肃省委的。
现摘要如下： 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评价很高，却
没有反映问题。
引洮工程中央知道，开工时发过贺电，朱德、习仲勋也视察过，没有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谭震林同志是主管农业的，全国农业出了问题与他有关。他曾说过‘粮食已经过关’、‘绳索牵引是
农业发展的方向’，还说‘货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是初级的按劳分配’。
这些说法给下面的干部增加了糊涂认识。
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
刘主席视察河南工作时提出一县一社，对下面影响很大。
‘五风’是上面刮起来的，下面的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
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
查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这几年发生错误
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1962 年 12月 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
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批评了基层干部抱怨上级的情绪。报告中说，这种说法“是想把责任
推给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恶毒的。”“甘肃的错误，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特殊性错误是主
要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特殊性，就是甘肃的错误，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张仲良等同志
的个人思想品质所造成的。”
从留下的历史资料来看，说甘肃省的问题完全是张仲良的个人思想品质问题造成的，显然是不符合事
实的，也是不公道的。在当时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饥荒，但各地
程度不同，其中严重程度决定于“甚”的程度。张仲良的“甚”在哪里？上述的报告中列举了几件事：
1，中央曾规定国家给公社的投资，70％用于扶助穷队，30％用于公社。而甘肃省改为全部用于水利
建设和社办企业；2，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张仲良不但没有贯彻执行，反而用自己的名义
另发了“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来代替；3，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
型为主，社办为主”他们改为“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小型为基础，大型为骨干”；4，中央规
定反右倾只在党内进行，他们却在党外搞反右倾斗争；等。现在看来，这些“甚”并不算冒尖。河南、
四川、安徽的“甚”，更为严重。张仲良后来调到江苏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由封疆大吏降为副省级
执委官员。
第三章完

 

[zhx004]

好列长

 

[Doomsday]

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
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 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 我总要顺手牵羊， 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 2000
年 12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
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
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
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
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一、皇恩浩荡，幸福无边
1958 年 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
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三面红旗”的中心内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
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是在著名的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安排，完备的保卫、
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可以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和绝对安全。从种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泽
东出行的气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是 3月 4日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人陪同他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
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
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毛泽东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当年全部拆除。
从小汽车的窗口中，毛泽东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这就是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毛泽东认为，在茶馆
喝茶花钱太多，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
成都会议期间， 毛泽东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 从此， 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
供人瞻仰。
3 月 21日毛泽东到灌县参观都江堰。他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答：“不会，
这是粒岩，很坚硬。”毛又问：“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无言以对。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伟
大领袖的深刻思想：“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
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插图片：李井泉陪同毛泽东视察都江堰
3 月 16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直驶郫县红光高级农业
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信马由缰向
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迈开大步径直进入农院。大家只好跟在后头。毛泽东一低头进了茅屋。年近六
十的女主人温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
毛泽东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
副社长代她作了回答。
插图片：毛泽东访问成都农户。
1958年3月20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 《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 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
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
又是什么？”
40 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
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
节， 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 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 以分享一份幸福。 人们长时间地回味、
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
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
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
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 18名小孩成了‘幸
福娃’（事后查出身，这 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
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
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
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
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
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毛泽东两次提出他主张个人
崇拜。一次是他在 3月 19 日的讲话，一次是在 3 月 18日陈伯达发言中的插话（见本书第十五章关
于成才会议的记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对毛多有吹捧。陶铸、柯庆施主张对毛泽东要有迷信。柯庆
施还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成都会议是制造这
两个祸因的重要一环。
成都会议给天府之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灾难遍及全国。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面红旗”鼓起了横扫四川的狂飙。
首先是W起了“浮夸风”。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 3752 斤的“卫星”。
《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
好庄稼，才出出这颗卫星。
8 月 5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 1030 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
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
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8 月 27日上午，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常委赶赴犀浦。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
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又要放
出一颗更大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
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是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
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28 日没有刊登犀浦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因为
总编没有参加 27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28 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
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 45217 斤 5两 8 钱。
真实情况是， 稻子是 8月 13日才并在一起的， 比县委坚持说的 7月 13 日并栽的时间整整晚一个月。
也就是说， 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后移到一起的。 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 通知郫县县委： 一、
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
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9月 3日， 《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
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 月 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
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 8 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
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
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井泉，1909 生，江西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
年到中央苏区，1931 年任红 35 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 120
师 358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52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
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对他不在家时发 “卫星” 受挫很不甘心。 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 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
李井泉对宋文彬说： “郫县的 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
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
只要李政委一个暗示，下面会闻风而动。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
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放高产卫星”只不过是浮夸风的一个侧面。郫县的一个报告说：“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普遍而又
严重。”浮夸风首先在产量方面，接着扩展到生产方面，从种到收，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浮夸上报的
“神仙数字”、“跃进数字”。有的上报“平均每亩地下肥几十万斤”，“增种面积超过原有的面积
几倍”，后来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风。
并社，人民规模越并越大。郫县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本来规模较大的社又多次进行了合并。两年大
并三次，有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 1100 多户（北方村庄大，1100 户不算大，四川的村庄，小
居住分散，上千户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饭人口达 1420 人。吃一顿要走七
八里路。并一次社和并一次食堂，就打乱一次所有制，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并社
以后干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边界，社员间互不认识。
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
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 50 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
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
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
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
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
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
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
敲锣打鼓地抬去报喜。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开路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
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强大的政治压力扫除了障碍，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热
情，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
“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也成了一股狂风。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改土程序为：一、用犁或用锄头
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
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
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卫星”挖地数尺，
以此类推。把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了身。
为了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提高效力若
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
田。《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
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一时间，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
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在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
开阵势，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
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运动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
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
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 10万民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就
成了家常便饭，特权发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荣县除了 1958年大刮“共
产风”以外，1959年秋天种冬小麦时又刮一次，1960年插秧时再刮一次。“共产风”和瞎指挥是同
时发生的。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
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
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拔。 “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在哪里天黑，就住在哪里，
“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
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
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 100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
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 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 在全县范围内并队、 并食堂、 并房屋。 长山公社 2870
户就有 1133 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
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
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
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
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社
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 8 华里长、1 华里宽的 2000 多亩的面积上的 180 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
统计，共拆房子 12000多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
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
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
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为了报复干部，有
的社员捉一条活蛇放在米坛子里，干部搜查时，手伸进米坛子里，差一点被蛇咬伤。
“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 1958 年共有中型农
具 2686件，到 1961年仅剩 515件，两年多共丢失 2171 件，丢失了 82％。农具严重缺乏使生产造
成了重大损失。该管理区第 4 生产队原有晒席 110 床，丢失了 93 床，1960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
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 2 万多斤，占总产量的 18％以上。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 106 架，丢失
96 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 80亩中稻迟插 20 多天，还荒田 30 亩、地 60亩，减少粮
食产量 3万多斤。
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共七个生队，470 户，1775人，800 个劳动力，耕地面积 2783 亩。由
于生产上的瞎指挥，1960 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 25.7％。瞎指挥是十分
荒唐的：
一切强调“统一”、“一致”，强调“整齐划一”。在水稻育秧时，上级规定秧田必须“瓦背式”，
通道必须很直，一些已经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的要求，让农民把发了芽的谷
种一粒一粒地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洋芋一律要带状种植，43 亩地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
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结果大幅度减产。插秧要求“对路开
厢，顺路成行”，为了插得直，下田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 11000
斤。还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谁挖红苕就说谁破坏生产或企图瞒产私分，结果，“霜降”过后气
温很快降低，挖红苕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插秧，却让大批劳动
力去搞“园田化”，结果到了“谷雨”、“立夏”，过了水稻直播季节。
种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不宜种早稻，上级却强迫种了
早稻。100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 4万多斤。
1958 年，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 7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
搞深耕，实行“军事化”，180 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 60 斤，结果收成还
不够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它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队共有田 129 亩、
地 172亩，1959 年小麦只种了 40多亩，而且是在冬月（即农历 11月）间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
比 1958年减少了 63.14％。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节也误了。
一些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把这个队的人调支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
个队里除草。大批劳动力“东一站，西一站，抱着锄头到处转。”效率低，劳动质量差，大片土地被
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芜土地 5400 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 1000多亩，插秧后因管
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 4000 多亩。
长宁县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说是执行中央的“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将 95.2 亩的可耕地划
为休闲地，致使粮食减产。

 

[Doomsday]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1958 年底到 1959年春夏，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 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 但是，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说一不
二。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成都会议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
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 李井泉和柯庆施、 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
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这样，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王，还是中央领导人。毛泽
东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为李井泉能从“最根本处”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夏秋的大跃进出了问
题，1958 年秋冬到 1959 年春夏，毛泽东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中央发出
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纠左的倾向。李井泉坚持不“降温”，不纠左。他这种态度并没有引起毛泽东
的批评，7月 23日庐山会议转向以后，他成了最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李井泉这种“顶风”态度
表现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李井泉从武昌开会回来继续坚持大跃进。1958年 12月
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了 1959 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其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
以“队为基础”。“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井泉则在
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所谓管理区，就是在生产大队和公社之间的
管理层次，比“队为基础”的“队”高两个层次。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四川省绝大多数公社实行
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不久，他还对核算单位
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区还心痛不已，他说：“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改变，按
他们的意愿就把新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
其三， 继续推行 1958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 1959年 4 月 19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 “八项规定” ，
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
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
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
要大搞钢铁，明年搞 150 万吨钢。”“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 1959年 4月的“八项规定”。4 月 26日，将这“八项规定”日批转各省、
市、自治区。在这个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
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
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
中大部分开始转舵，有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只有四川没有转舵。最能表现李井泉“顶风”勇气的是
他不向下传达毛泽东给小队干部的一封信。
1959 年 4月 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
小队级的同志们”，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 1958 年底纠偏以来，他走得最远的
一次。对高指标、密植以及农业生产的其它方面，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降了温。在这封信中，毛
泽东告诫人们：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
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
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
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
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共中央办公厅先用电话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传达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应当立即传达到小
队干部。可李井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
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调，对毛泽东这封信“要
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项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
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 “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 1959
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
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1959 年 5月 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 “立
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他们说：“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
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
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
“消极影响”。5 月 14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
急指示。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
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廖志高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
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毛泽东本意。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
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 正在川北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 斥责宋是在 “散布冷空气” ，
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 3×7寸密植要坚持搞，他说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
没问题。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
多报少” 的瞒产私分， 一种是 “以少报多” 的浮夸。 他就后一种假话辩解： 浮夸主要是 “我们不摸底” ，
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
争执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凭良心说，我们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
多拿一点吗？”
如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
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的“反调”是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别人更理解毛泽东，他认为自己这样
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
的确如此。
1958 年底到 1959上半年中央发布的一些纠偏措施，被一些干部看得过于认真。这样的干部事后吃了
大亏，有的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实上，毛泽东在酿成 1958年大错的根本的问题上（即“三面
红旗”）从来没有未动摇过，他要纠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风问题，方法和作风问题一经纠正，还要
继续大跃进。
就在毛泽东唱低调的时候，李井泉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
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
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同时又表扬这些刮五风
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
以保护”。
李井泉不愧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能透过表面，揣磨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
东西，并努力贯彻。毛泽东在《内部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
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
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
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1959年春到四川调查，发
现四川对插秧有规定，即“双龙出海，蚂蚁出洞” （即只有行距，没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员不愿意，
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据此就在他“蹲
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分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上，他反对过分密植，同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
委还是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让田家英报在公社稀一点。
对一切在“三面红旗”方向上稍有后退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
1959 年 5月 7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
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
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四川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
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
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
1959 年 5月 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
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
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
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
用。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当时全国许多地
区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
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
句都成了空话。
1959 年 6月 11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
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
支配。
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Doomsday]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
“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总之，从 1958 年底到 1959 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
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1959 年的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提出了很多批评大
跃进的意见。在揭露 1958 年以来的问题时，李井泉却不轻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
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田家英的发言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7月 23 日，
“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
进账了。7月 23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 11 个县），百分之九十以
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
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
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
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
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
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
发一个指示。”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1959 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
治大丰收”。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