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om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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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 1958 年冬，结束于 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 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
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个食堂， 除有8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 有65个食堂、 15146
人于 1958年 12月底到 1959年 1 月底先后断粮。 有 25个食堂、 4644 人于 1959年 2月 15日断粮，
有 25个食堂、6708人于 2月底、3 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389人可以吃到 5 月底。没有粮食的
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
数减少，干活只有 5小时左右，效率很低。
红旗公社 1958 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
抽 5400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 45斤米，上山 5 个月，共带走 66 万斤大米，折原粮 94 万
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
每人每月吃 57 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 160 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
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 60多万斤。第四，去年
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
粮食 30－80 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 人口减少， 生猪大量死亡。 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 他不相信没有粮食， 1959
年 2月 27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
呢？”
3 月 19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 300万头，就算死了 400 万头，我们全省 12 月以前有 3700 万头，三千嘛，
三百嘛，这是一笔帐。另外还有几笔帐，第二笔帐，大概 300 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
了占一半；第三笔帐，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
不该死的；第四笔帐，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
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帐，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 100 万头。还是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
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1959 年 4月 8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
就有 22 人，其中 16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 4000 多
头减少到 2600 多头。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 10 个食堂，到 5月中旬就有 8 个绝粮。其余 2个食堂到 6月初就没粮食了。现
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
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
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
可悲的是， 即使处于这种情况， 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 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 征购遇到阻力，
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 1959 年 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 月 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
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 4月份饿死了 219 人，到 6
月份，又饿死了 218 人。到 7月 6日，共死 560 人，占总人口的 6.64％。
1959 年 7月 23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
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 1918个，占食堂总数 11437个的 16.9％，约有 15万人。县委汇报说患
肿病人数 56289 人，占总人口的 5％，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 30－50％。截至 20日止，因肿病死亡
197 人。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
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工之前，强令群
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
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 31人，其中，新
民管区 60％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1959 年 7月 29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 3 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
2000 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 10 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
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1959 年冬到 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 7531人，从 1959年 10 月，到
1960 年 5月－7月间，死亡 946 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 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
1958 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 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
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 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
天平均吃 1斤红苕。吃了 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 2－3 两粮食（16 进位）。由于干部
多吃多占、层层】郏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
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 1958
年有 420 户，1818人，到 1961年统计，只有 344 户，1138 人，两年间人口减少 37.4％，劳动力减
少了40％。 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个多月内， 死于干瘦病的有396人， 占总人口的21.7％。
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 141 人吃饭，到 1961 年 1月只剩 70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 135
人，死了 65 人，其中死绝 8 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 11口人，死了 10 人，只剩下一个小
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 47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
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1960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2
月 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指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要把食堂搞起来，粮食
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学习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证搞上去。我说四川的绝大多数是坚持下来了，
而且有些办得像连队的伙食一样。主席说，那样难，要办得像连队伙食那样。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
（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那些县委书记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粮食掌握在谁手
中。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不好办。个人有粮，就不在食堂吃饭。我们要下决心，在三、四、五几个月内，
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要进行激烈斗争。
应该规定几条，如：干部一律到食堂吃饭，干部掌握的粮票一律要收回，他们到食堂吃饭，才会关心
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员会，召开食堂代表大会。粮食分配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的平均主义，这
个平均主义是革命的平均主义。一个管区内的口粮标准要统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复和发展
的问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去年这一年我们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较高的。主席
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
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该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就是允许
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
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
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1960 年 3月 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
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
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
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
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
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
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
来越严重。
1960 年 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 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
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 2月 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
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 20 斤、19 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
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
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 1962 年有一个统计数
字。
表 3-1 1957-1961 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单位：亿斤）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 8月 25 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1 月 1日――12月 31日）征购和销售是粮
食年度（7月 1日――次年 6月 30 日）。
从表 3-1 中可以算出，1957 年到 1960 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
较， 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 （原粮除以 1.15） ， 减去征购数， 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
1957－1961 年分别为：352.64亿斤；401.55亿斤；292.35 亿斤；273.71 亿斤；230.02 亿斤。按人
口平均为：507.75 斤；567.08 斤；413.05 斤；396.84 斤；356.12 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
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
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还保存他给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
例如，粮食部党组安排 1960－1961 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 118 亿斤，1960年 8月 5日，李井泉
给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 108 亿斤。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 1960－1961 年的粮食安排
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
成，只能征购 108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 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最后的结果还是没
有采纳李井泉的意见，征购数为 129.28 亿斤。当然，李井泉不会直接向毛泽东讨价还价。在中央部
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
用表 3-1 的数据再加上人口数据，我们计算出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产量由原粮换算成贸
易粮， （产量－征购量＋销售量）就是净留给四川省的粮食。再按总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净占有粮食。
这不是每人的口粮，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
表 3-2 1957-1962 年四川省人均净留粮食（贸易粮）
年份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产量（亿斤） 404.43 430.43 320.26 281.65 226.09
净留粮（亿斤） 352.64 401.55 292.35 273.71 230.20
总人口（万人） 6945.2 7081.0 7077.9 6897.3 6459.2
人均净留粮（斤）507.7 567.1 413.10 396.84 356.39
资料来源：据表 3-1 及相关人口数据计算。
由表 3-2 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净占有粮食，1959－1960年粮食年度只有 413.10斤（贸易粮），扣除
工业用粮、城镇的供应粮，扣除饲料和种子，大概不足 200 斤。1960年和 1961年的情况更差。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范眭回忆：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四川的粮食情况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
每年调出 32.24 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连续三年减产，1960 年产
量比 1949年减少了 30 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达到 68.4亿斤，比过去增加一倍以
上。从 1959 年起，三年内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 512斤猛降到 260 斤。由
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
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范眭这里“外调任务”比档案中的“征购量”、即上述粮食部提供的数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调任务
以后，中央再给四川增加了调出任务，粮食部说的是贸易粮，也可能范眭说的是原粮，1斤贸易粮相
当于 1.15－1.2 斤原粮。
当年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眭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
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 162.77 亿斤，平均每年调出 32.54亿斤。1958 年开始连
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 年外调 39.6 亿斤，1959 年外调 49亿斤，1960
年外调 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 1958 年的 512 斤降到 1959
年的 278 斤，1960 年又降到 260 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
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
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1960 年 4月 4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 4两粮食（相
当于 10 进位的 2.5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 287个劳动力，70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
80 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
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
1960 年 9月 26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
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
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 207 人因浮肿病死了 91 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 180 斤；
剩下的 116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
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
1960 年 10月 22日， 中共壁山县委报告， 本月 18 日统计， 1－10月 13日止， 全县共死亡 15544 人，
占农业人口总数的 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 1962 年 1月 19日报告，1961 年，大兴公社死亡 839
人，占总人口的 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 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 1962 年 1
月 2日报告，自 1959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 年死亡 13058人，占总人口的 3.2％，1960
年死亡约 20000 人，占总人口的 5.9％，1961年死亡人口 21685 人，其中农村死亡 20987人，占农
村总人口的 6.2％。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 550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
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 1958 底和 1962 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 1959 年到 1960 年两年共死亡 1528人，占
1958 年总人口的 13.2％。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 年死亡 1443 人，死亡率为 7.1％，出生 294 人，出生家庭多为
干部。连山公社 1960年死亡 1268 人，死亡率为 7.7％，1960 年 2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 1000
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 6 个病人。这里的 7％以上的死亡率不
包括 1958年到 1959年的死亡数，1961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
1961 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1961 年 8月 31 日，
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 20 多户人家，有 15 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
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
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 太公石、 河底子、 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 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 400 多立方米，
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 50 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
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
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 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
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
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
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 262户人家当中，就有 214户、755 人吃过泥土。截至 8
月 23日止， 他们挖回 9840 斤观音土， 已经吃掉了 6768斤， 现在还继续吃。 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
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 6 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 13人。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
食中的成份，连动物也不吃。从 1959 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
社马鞍山农民 1960年冬到 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
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从 1960年底到 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
区 10个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 4－5％的有 4 个公社，5－6％的有 3 个公社，6－7％的有 2
个公社，最高的顺兴公社为 8.28％。10个公社 1－6 月共死亡 3362 人，占总人口的 6.23％。
到了 1962 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1962 年 1 月 21 日，
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 1962年 1月 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
1 日至 15日，全地区共死亡 5743人，比前 15天增加了 2.1％。江津地委 1月 29日报告称，江北县
1 月 5日， 有病人 112190 人， 10 日上升为 120635 人， 15 日上升为 133801 人， 20 日上升为 141523
人，25 日上升为 147560 人，占总人口的 22％，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 84％。1962 年 1 月 25 日，
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1月 15日，肿病人达 36000人，比上年 12月下旬增加了 1.57
倍，到 22日又增加到 41000 人，占总人口的 9.2％，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 25.5％。1
月上半月的 15 天内，全县共死人 1700 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
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 1513 户，占总户数的 37.8％。秤砣公社有 24 个生产队靠
挖观音土充饥。1962年 1月 26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
亡又有增加。1月 23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1月 16 日）上升了 17.87％。1月 17日到 23
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 25.3％。
1962 年 3月 2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
城北公社共有 9818人，1960 年全年死亡 548 人，占总人口的 7％，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 589 人，
1961 年死了 102人，现有肿病 58 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 143 人，仅 1961 年 11－12 两个月
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 3％。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 7户 37人，已死 12人，患肿
病住院 11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
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 7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
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 这个报告还说， 江北县 1961 年 12月统计， 浮肿病人 79469人， 1962
年 1月 15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 133610人，占农业人口的 22.1％。全县死亡 27305人，占农业
人口总数的 4.5％。1961 年 1－10月平均每月死亡 1678人，11 月增加为 3387人，12 月死亡增加
为 7225人，1962 年 1月上半月就死了 2805人。壁山县 1960 年死亡两万多人，1961 年又死亡两万
多人。进入 1962 年还在继续死亡。
1962 年 3月 17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
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 144 万人，11 个特重灾县从去年 7月
到今年 3月就死亡 145800 人，占农业人口的 2.3％。1962年 1月底，60 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
人 14.7万人，占总人口的 24.6％。这个县去年 12 月一个月内就死亡 7225 人，占总人口的 1.5％，
今年 3 月上旬每天死亡 100 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
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 12％，兴隆大队 231 户，781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 13.8％。
其中 9 户死绝，另有 9户只留下 11 个孤儿。
1962 年 5月 27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
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
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
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
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
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
1962 年 7 月 25 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 234 万多人。据 7 月 20 日统计，
现有肿病人 51 万多人。
1962 年 9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
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 2000 以上，占总人口的 4％（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
有 3034个病人，占总人口的 5.6％）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 1000名
以上，约占总人口的 2％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
口的 20％。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20 户，初级社时有 107人，现在连迁进的 3人，共 55 人，死亡
率竟占 50％，目前有孤儿 13人，占总人口的 23.6％。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 岁，于 1960 年 4月 23 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
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
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
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
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
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 岁，1960 年 3月 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
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
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
还假以熊骨出售，以 1.5 元一斤，共卖了 11.75 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
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岁。1960 年 3月 16 日下
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
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 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 月
16 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
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 1958 年冬，结束于 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 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
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个食堂， 除有8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 有65个食堂、 15146
人于 1958年 12月底到 1959年 1 月底先后断粮。 有 25个食堂、 4644 人于 1959年 2月 15日断粮，
有 25个食堂、6708人于 2月底、3 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389人可以吃到 5 月底。没有粮食的
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
数减少，干活只有 5小时左右，效率很低。
红旗公社 1958 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
抽 5400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 45斤米，上山 5 个月，共带走 66 万斤大米，折原粮 94 万
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
每人每月吃 57 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 160 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
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 60多万斤。第四，去年
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
粮食 30－80 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 人口减少， 生猪大量死亡。 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 他不相信没有粮食， 1959
年 2月 27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
呢？”
3 月 19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 300万头，就算死了 400 万头，我们全省 12 月以前有 3700 万头，三千嘛，
三百嘛，这是一笔帐。另外还有几笔帐，第二笔帐，大概 300 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
了占一半；第三笔帐，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
不该死的；第四笔帐，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
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帐，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 100 万头。还是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
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1959 年 4月 8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
就有 22 人，其中 16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 4000 多
头减少到 2600 多头。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 10 个食堂，到 5月中旬就有 8 个绝粮。其余 2个食堂到 6月初就没粮食了。现
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
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
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
可悲的是， 即使处于这种情况， 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 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 征购遇到阻力，
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 1959 年 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 月 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
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 4月份饿死了 219 人，到 6
月份，又饿死了 218 人。到 7月 6日，共死 560 人，占总人口的 6.64％。
1959 年 7月 23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
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 1918个，占食堂总数 11437个的 16.9％，约有 15万人。县委汇报说患
肿病人数 56289 人，占总人口的 5％，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 30－50％。截至 20日止，因肿病死亡
197 人。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
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工之前，强令群
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
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 31人，其中，新
民管区 60％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1959 年 7月 29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 3 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
2000 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 10 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
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1959 年冬到 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 7531人，从 1959年 10 月，到
1960 年 5月－7月间，死亡 946 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 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
1958 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 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
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 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
天平均吃 1斤红苕。吃了 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 2－3 两粮食（16 进位）。由于干部
多吃多占、层层】郏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
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 1958
年有 420 户，1818人，到 1961年统计，只有 344 户，1138 人，两年间人口减少 37.4％，劳动力减
少了40％。 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个多月内， 死于干瘦病的有396人， 占总人口的21.7％。
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 141 人吃饭，到 1961 年 1月只剩 70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 135
人，死了 65 人，其中死绝 8 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 11口人，死了 10 人，只剩下一个小
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 47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
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1960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2
月 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指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要把食堂搞起来，粮食
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学习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证搞上去。我说四川的绝大多数是坚持下来了，
而且有些办得像连队的伙食一样。主席说，那样难，要办得像连队伙食那样。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
（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那些县委书记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粮食掌握在谁手
中。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不好办。个人有粮，就不在食堂吃饭。我们要下决心，在三、四、五几个月内，
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要进行激烈斗争。
应该规定几条，如：干部一律到食堂吃饭，干部掌握的粮票一律要收回，他们到食堂吃饭，才会关心
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员会，召开食堂代表大会。粮食分配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的平均主义，这
个平均主义是革命的平均主义。一个管区内的口粮标准要统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复和发展
的问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去年这一年我们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较高的。主席
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
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该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就是允许
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
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
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1960 年 3月 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
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
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
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
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
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
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
来越严重。
1960 年 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 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
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 2月 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
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 20 斤、19 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
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
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 1962 年有一个统计数
字。
表 3-1 1957-1961 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单位：亿斤）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 8月 25 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1 月 1日――12月 31日）征购和销售是粮
食年度（7月 1日――次年 6月 30 日）。
从表 3-1 中可以算出，1957 年到 1960 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
较， 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 （原粮除以 1.15） ， 减去征购数， 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
1957－1961 年分别为：352.64亿斤；401.55亿斤；292.35 亿斤；273.71 亿斤；230.02 亿斤。按人
口平均为：507.75 斤；567.08 斤；413.05 斤；396.84 斤；356.12 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
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
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还保存他给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
例如，粮食部党组安排 1960－1961 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 118 亿斤，1960年 8月 5日，李井泉
给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 108 亿斤。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 1960－1961 年的粮食安排
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
成，只能征购 108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 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最后的结果还是没
有采纳李井泉的意见，征购数为 129.28 亿斤。当然，李井泉不会直接向毛泽东讨价还价。在中央部
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
用表 3-1 的数据再加上人口数据，我们计算出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产量由原粮换算成贸
易粮， （产量－征购量＋销售量）就是净留给四川省的粮食。再按总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净占有粮食。
这不是每人的口粮，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
表 3-2 1957-1962 年四川省人均净留粮食（贸易粮）
年份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产量（亿斤） 404.43 430.43 320.26 281.65 226.09
净留粮（亿斤） 352.64 401.55 292.35 273.71 230.20
总人口（万人） 6945.2 7081.0 7077.9 6897.3 6459.2
人均净留粮（斤）507.7 567.1 413.10 396.84 356.39
资料来源：据表 3-1 及相关人口数据计算。
由表 3-2 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净占有粮食，1959－1960年粮食年度只有 413.10斤（贸易粮），扣除
工业用粮、城镇的供应粮，扣除饲料和种子，大概不足 200 斤。1960年和 1961年的情况更差。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范眭回忆：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四川的粮食情况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
每年调出 32.24 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连续三年减产，1960 年产
量比 1949年减少了 30 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达到 68.4亿斤，比过去增加一倍以
上。从 1959 年起，三年内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 512斤猛降到 260 斤。由
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
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范眭这里“外调任务”比档案中的“征购量”、即上述粮食部提供的数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调任务
以后，中央再给四川增加了调出任务，粮食部说的是贸易粮，也可能范眭说的是原粮，1斤贸易粮相
当于 1.15－1.2 斤原粮。
当年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眭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
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 162.77 亿斤，平均每年调出 32.54亿斤。1958 年开始连
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 年外调 39.6 亿斤，1959 年外调 49亿斤，1960
年外调 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 1958 年的 512 斤降到 1959
年的 278 斤，1960 年又降到 260 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
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
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1960 年 4月 4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 4两粮食（相
当于 10 进位的 2.5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 287个劳动力，70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
80 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
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
1960 年 9月 26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
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
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 207 人因浮肿病死了 91 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 180 斤；
剩下的 116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
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
1960 年 10月 22日， 中共壁山县委报告， 本月 18 日统计， 1－10月 13日止， 全县共死亡 15544 人，
占农业人口总数的 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 1962 年 1月 19日报告，1961 年，大兴公社死亡 839
人，占总人口的 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 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 1962 年 1
月 2日报告，自 1959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 年死亡 13058人，占总人口的 3.2％，1960
年死亡约 20000 人，占总人口的 5.9％，1961年死亡人口 21685 人，其中农村死亡 20987人，占农
村总人口的 6.2％。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 550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
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 1958 底和 1962 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 1959 年到 1960 年两年共死亡 1528人，占
1958 年总人口的 13.2％。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 年死亡 1443 人，死亡率为 7.1％，出生 294 人，出生家庭多为
干部。连山公社 1960年死亡 1268 人，死亡率为 7.7％，1960 年 2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 1000
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 6 个病人。这里的 7％以上的死亡率不
包括 1958年到 1959年的死亡数，1961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
1961 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1961 年 8月 31 日，
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 20 多户人家，有 15 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
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
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 太公石、 河底子、 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 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 400 多立方米，
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 50 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
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
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 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
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
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
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 262户人家当中，就有 214户、755 人吃过泥土。截至 8
月 23日止， 他们挖回 9840 斤观音土， 已经吃掉了 6768斤， 现在还继续吃。 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
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 6 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 13人。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
食中的成份，连动物也不吃。从 1959 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
社马鞍山农民 1960年冬到 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
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从 1960年底到 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
区 10个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 4－5％的有 4 个公社，5－6％的有 3 个公社，6－7％的有 2
个公社，最高的顺兴公社为 8.28％。10个公社 1－6 月共死亡 3362 人，占总人口的 6.23％。
到了 1962 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1962 年 1 月 21 日，
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 1962年 1月 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
1 日至 15日，全地区共死亡 5743人，比前 15天增加了 2.1％。江津地委 1月 29日报告称，江北县
1 月 5日， 有病人 112190 人， 10 日上升为 120635 人， 15 日上升为 133801 人， 20 日上升为 141523
人，25 日上升为 147560 人，占总人口的 22％，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 84％。1962 年 1 月 25 日，
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1月 15日，肿病人达 36000人，比上年 12月下旬增加了 1.57
倍，到 22日又增加到 41000 人，占总人口的 9.2％，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 25.5％。1
月上半月的 15 天内，全县共死人 1700 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
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 1513 户，占总户数的 37.8％。秤砣公社有 24 个生产队靠
挖观音土充饥。1962年 1月 26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
亡又有增加。1月 23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1月 16 日）上升了 17.87％。1月 17日到 23
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 25.3％。
1962 年 3月 2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
城北公社共有 9818人，1960 年全年死亡 548 人，占总人口的 7％，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 589 人，
1961 年死了 102人，现有肿病 58 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 143 人，仅 1961 年 11－12 两个月
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 3％。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 7户 37人，已死 12人，患肿
病住院 11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
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 7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
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 这个报告还说， 江北县 1961 年 12月统计， 浮肿病人 79469人， 1962
年 1月 15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 133610人，占农业人口的 22.1％。全县死亡 27305人，占农业
人口总数的 4.5％。1961 年 1－10月平均每月死亡 1678人，11 月增加为 3387人，12 月死亡增加
为 7225人，1962 年 1月上半月就死了 2805人。壁山县 1960 年死亡两万多人，1961 年又死亡两万
多人。进入 1962 年还在继续死亡。
1962 年 3月 17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
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 144 万人，11 个特重灾县从去年 7月
到今年 3月就死亡 145800 人，占农业人口的 2.3％。1962年 1月底，60 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
人 14.7万人，占总人口的 24.6％。这个县去年 12 月一个月内就死亡 7225 人，占总人口的 1.5％，
今年 3 月上旬每天死亡 100 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
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 12％，兴隆大队 231 户，781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 13.8％。
其中 9 户死绝，另有 9户只留下 11 个孤儿。
1962 年 5月 27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
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
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
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
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
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
1962 年 7 月 25 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 234 万多人。据 7 月 20 日统计，
现有肿病人 51 万多人。
1962 年 9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
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 2000 以上，占总人口的 4％（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
有 3034个病人，占总人口的 5.6％）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 1000名
以上，约占总人口的 2％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
口的 20％。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20 户，初级社时有 107人，现在连迁进的 3人，共 55 人，死亡
率竟占 50％，目前有孤儿 13人，占总人口的 23.6％。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 岁，于 1960 年 4月 23 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
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
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
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
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
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 岁，1960 年 3月 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
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
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
还假以熊骨出售，以 1.5 元一斤，共卖了 11.75 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
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岁。1960 年 3月 16 日下
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
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 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 月
16 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
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