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
“深商”既存在又不存在
“深商”的概念被提出有好几年了,最卖力推广这个概念的是创办于深圳的因特虎网,其为深圳发展鼓与呼的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感动。然而,我们仍无法回避如下问题:“深商”究竟存在不存在?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深商”的涵义?“深商”的精神是什么?
去年,我曾经作为广东经贸考察团随团记者到安徽采访。在合肥、在滁州举办的粤皖两地企业家、政府官员对话会上,我注意到深圳企业在当地分支机构之间并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没有成立所谓的“深商联合会”之类的具有地域特征的商会,他们在会上也没有联合提出某些共同的诉求。前年到西班牙采访,得知当地的温州商人很抱团,哪位新到欧洲的温州人想创业,会得到温州商会的贷款资助,而企业办起来后,也同样有责任帮助以后的新来者。对比之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某种地域性的经济势力是在与其他地方的商业组织比较中而存在的,而产生一种地域商业组织的根本原因是有共同的需求:或者是面对陌生的环境而寻求安全感,维护共同利益,或者是内部资金拆借的需要。
从历史上也能看到,安全需求是商会或行会成立的最初动因。中世纪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海盗、过重的租税和不合理法规的伤害,欧洲北部的商人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保护联盟“汉莎”,最强盛时期参加的城市多达一百多个,他们拥有自己的海军护卫商船,曾经击退了英格兰和丹麦国王的无理干涉。中国历史上的徽商、晋商,也是在一个信用缺乏、私有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社会中产生的。在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里,商会则更多出于经济互助的需要。比如深圳的吴川商会就是这样,其经济实体是由广东吴川县商人共同出资成立一个基金会,由专业人才经营,通过灵活的投资实现增值。利润除按出资比例分红外,留下部分作为发展资金,壮大基金实力,在某些商人急需时该基金可以提供借贷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业银行贷款难的缺陷。
因此,“深商”这个概念暗含某种“关系”,或者说,它存在于外地人的视线中。不能在深圳本地范围谈深商,也不能单纯以企业产生的地域谈深商。只有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说深商客观存在:第一,在与外地客商的比较中;第二,有足够数量的深商显示其共同特征;3、有共同的利益、组织和较一致的规范、精神、文化。以上面三个标准衡量,深商概念还在形成过程中,它既存在又不存在。我们不妨从四个层次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深圳制造的产品”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无论是飞亚达表,还是万科地产,还是华侨城主题公园,深圳最有竞争力的产品都是走精品化路线,以成为国家级名牌为荣。第二个层次是本地有代表性的企业相近的企业文化。从华为公司、万科集团、平安保险、招商银行这些企业,我们能看到,创新性、个性化、契约精神是最基本的特征。仅以个性化一项展开说,华为当家人任正非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进而通过严格管理变成每个员工的压力、动力。而万科老总王石则比较洒脱,他在登山、滑翔运动中所展示的人格魅力,已经成为企业品牌价值的一部分。在上面这两个层次上,深商与浙商不同。外地消费者在买深圳产品比如手表、服装时,因视其为较高档产品,接受它们偏高的价格比较容易。万科在天津市开发的住宅,每平方米价格就高于当地平均价约1000元左右。外地人跟深圳知名企业打交道也比较放心。在这个意义上,深商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
第三个层次是组织形式。深圳企业在别的省市成立商会很少,人们也因此断定深商并不存在。然而这也是深商的一种性格:喜欢单打独斗而不擅长合作。与主要从草根阶层崛起、较多依赖族亲关系的浙商相比,深圳商人“出身”于科班的较多,他们的人脉更多是跨省市的横向联系。还可能有这种原因:由于国家多年来致力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入WTO更要求各地法制统一,深圳企业“北伐”也好,“西进”也好,不必面对陌生的环境而产生过分恐惧,因此成立深圳商会的必要性也大大降低。从这点来说,深商还没有成形。
――这种才叫商会,电白商界要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