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闲人
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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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为何湖北高层无一人感染？
我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下）
—— 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六）
上篇（中）说到湖北与武汉的主事人与责任人直到很晚，仍然对武汉疫情的严重性麻木不仁，有人感到很为不解。其实再大的领导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他们的很多认知许多时候也是要来自自己的经历经验，来自对环境和周围发生事情的切身感受。
包括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一直对新冠病毒疫情很不在意，直到他见过和握手的外国代表团多名成员，几天后都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他才开始接受去做核酸检测。
当他的多年老友也被新冠病毒感染，第一天还精神挺好地去医院，第二天就陷入昏迷，他才真正知道了这个病的厉害。可见，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领导如果脱离一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自己的圈子很封闭，很多民间的感受他就没有，许多本来就经过筛选过滤后的情况，即使报告来他也不会敏感。
荣誉变为包袱 聪明反成陷阱
有人说，武汉发生的疫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其他省市，情况也会差不多。这个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其实也并不尽然。这是因为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们不幸地走上了这条道路，除了一般的共同原因以外，还有他们特殊的包袱和个人特殊的欲望。
应当承认，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这几年发展较快，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去年10月份举办军运会，城市面貌改变很大。
军运会的成功举办，受到了各种嘉奖特别是他们总挂在嘴上的点名表扬。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把荣誉变为包袱，随着在各种全国性会议上到处做典型，频频介绍经验，变得日益飘飘然起来，以至把“大武汉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并列，大谈什么“武汉标准”，乃至夸张“全球进入武汉时间”，如此等等。各种陶醉、自大和膨胀的言辞，让人不愿再去一一列举（摘自《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当地报纸报道）。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言论的时候，真是让人五味杂陈。
必须指出，武汉确实历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有着光荣的历史。武汉人民从来就是英雄的人民。武汉和湖北人民，这次为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减轻压力和争取时间，封城封省达两个月或更久，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极大牺牲。
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都坦言，“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世界亏欠你们！当这场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能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这种纯粹利他主义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但是，当武汉以及湖北人民能够开始出去重新艰难谋生的时候，我们国内那些更多受惠于他们的地方，有些不仅要求这些英雄中的弱势群体去支付隔离费检测费，甚至不少地方还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劣待（有时还有产品的产地歧视），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对以自己的巨大牺牲，换来我们国家和人民今天健康安宁的英雄人民的回报！
因此，现在根本不是我们去嘲笑其他国家在疫情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歧视、自利和不协调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和国人需要自省，怎样避免自己心中隐藏的自私与歧视，重新全盘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回报武汉及湖北人民。
当然，我们不是不可以理解，一些地方处于防范疫情再次冒头的谨慎和对本地居民负责的态度，希望对武汉和湖北的流入人员施加额外的隔离和检测等要求。
但是，这样做的全部成本不应当是由武汉人和湖北人，而应当是由这些劳动力的流入地和受益地去负担。即便不考虑对全国做出过重大牺牲和贡献的武汉和湖北人民的回报，就是出于长期以来受益于劳动力流入来说，这些地方在这个特殊困难的时候做出点表示，也是完全应该的并符合受益者负担的原则。
须知，大量使用外来工主要是农民工的省份和地区，长期以来，直接使用已经成年和熟练的劳动力，取得了大量的税收以及社保基金收入，但是从来既不用负担他们之前的哺育培养培训费用，往往也不用承担他们年老之后的赡养费用。
从这个角度说，这些省市和地方并不是从自己身上拿出钱来救济外人，而是把别人已经长期贡献积累的资金多少给人家一点回馈。所以，我们期待和相信那些外地用工流入或大或小一些的省份和地方，是明事理懂回报的，能够和也会不甘落后地拿出应有的行动来。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不能不也不禁要问，城市和人民是英雄就等于恰巧在此上任的公仆们也是英雄吗？城市和人民英雄不是说明这些公仆的工作更好做，更应该对得起英雄的人民吗？更荒唐和更要命的是，“武汉的未来因此值得期许”，就进而可以看成是自己的前程值得期许吗？
当然，为了实现这个预期，这些人很“谦虚”地把全部功劳归于拿着他们“乌纱帽”的领导，积极揣摩和迎合上级意图，自以为是地不给领导和全国人民添乱添堵，还要不断显示崭新和出彩的印象。
可是，仅在庆功盛会开过刚刚10来天，湖北和武汉省市若干重要部门还在各种全国性会议上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时，不明原因肺炎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敢上门挑衅。试想心气正旺的湖北和武汉主官及其善解意图的部分下属们，怎能因这点小事坏了大事，影响破坏湖北和武汉发展的大好形势与光鲜形象？
况且对于2003年曾恰巧在湖北担任副省长，参加指挥了对SARS的成功围剿（据称当年湖北省总共只有6个SARS病例）的蒋超良书记及其忠心耿耿的一些部下们来说，怎么会对一个比SARS看起来软弱太多的不明原因肺炎产生惧怕，而不百分之百确信这是杀鸡不用牛刀的小事一桩呢？
这样，随着武汉和湖北“两会”的临近，全国春运和春节的到来，不给领导和全国人民添堵添乱，不给自己看起来无限光明的仕途横添阴影，凭借武汉雄厚的医疗资源和自己在这块地面上呼风唤雨、搞定一切的能力，自己闭门解决问题当然是他们认为最自然而且胜券在握的抉择。但是，当他们为此目的而继续跨越党纪国法红线的时候，也就注定了他们日后必然难逃被追责的命运。
有人怀疑，现在是追责的好时机吗？这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是恰当其时。因为很显然，如果最后科学不能认定新冠病毒是从外部传入中国，那么新冠病毒的疫情在世界上发展的越严重，也意味着我们会受到道义上的潜在压力越大，并越有可能在国际上面临更加被动的局面。
对此，我们必须有所预判。因此从现在起，我们不仅要在对外关系上谨言慎行，而且要在做好我们自身防止疫情反复、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工作的同时，对外积极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防疫抗疫工作，对内查清早期延误的主客观原因、严格追责。
应当明白，做好这些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动的，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的工作不是跟着国外几个推卸自己责任、专挑中国毛病政客的指挥棒转的。我们的信息越透明，查因追责的工作越严谨，就越能取信于国际社会，提高和增进我们的国际地位。
考虑到上述因素，仅就初步暴露出来的情况，可以看到我们的追责工作不仅完全必要，而且相当重要紧迫。
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由于当时的湖北和武汉主事人除了认识问题之外，有保持光鲜形象的强烈主观偏好，相关责任人在其默许和支持下，从一开始就动用组织力量违法违规操作，严密控制真实信息传递。而这些主政官员自己工作不深入，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一线。
一些下属们又都知其所要、投其所好，见风使舵，欺下媚上，报喜不报忧，加之这些人目无法纪，胆子极大，使得他们自己的信息传递加工也严重失真。
所以不要说这些主事人在12月30日之前完全不知情或没当回事，在12月31日到1月1日知情后又动用公安名义和发动官媒去震慑社会大众，在1月上旬到中旬为了给自己召开省市的“两会”保驾护航，察言观色的部下们积极压制、封锁消息，他们仍然乐观其成，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疫情有多大威胁和危险。
当然，他们自己及其积极追随的部下们并无一人感染，这似乎也增加了他们乐观和自信的理由。
记得当年毛主席多次推荐党的干部要读一读《红楼梦》。书中有一首“好了歌”及“好了歌注”，其中唱的有“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如果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责任人也读过了《红楼梦》，想到既然事已暴露，京城大员又连夜奔袭而来，是否会在这个还并不算太晚的时点上，转换为常人思维，不图飞黄腾达，但求平安着陆，将功补过，迷途知返呢？
可惜，历史不容许假设。
知道有人早已疑问，我们的文章为什么要在12月份停留和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笔墨？这是因为如果守住了预警线，我们本来是根本不用进入1月1日以后的惨烈拼杀；这还因为人们总是不愿在投入最小的预防方面花费成本和精力，结果却总是在其后付出惊人的代价。如果在预警阶段能够真正吸取教训的话，下一次也许在更狡猾更阴险的变异病毒侵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其阻击和歼灭在这第一条防线上。
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终于进入到在预警线失守之后，武汉保卫战第二条防线的正面战役。这就是万众瞩目的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及专家组正式抵达后，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在武汉抗疫主阵地上全面拉开的攻防阻击战。
（待续）
我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下）
—— 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六）
上篇（中）说到湖北与武汉的主事人与责任人直到很晚，仍然对武汉疫情的严重性麻木不仁，有人感到很为不解。其实再大的领导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他们的很多认知许多时候也是要来自自己的经历经验，来自对环境和周围发生事情的切身感受。
包括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一直对新冠病毒疫情很不在意，直到他见过和握手的外国代表团多名成员，几天后都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他才开始接受去做核酸检测。
当他的多年老友也被新冠病毒感染，第一天还精神挺好地去医院，第二天就陷入昏迷，他才真正知道了这个病的厉害。可见，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领导如果脱离一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自己的圈子很封闭，很多民间的感受他就没有，许多本来就经过筛选过滤后的情况，即使报告来他也不会敏感。
荣誉变为包袱 聪明反成陷阱
有人说，武汉发生的疫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其他省市，情况也会差不多。这个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其实也并不尽然。这是因为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们不幸地走上了这条道路，除了一般的共同原因以外，还有他们特殊的包袱和个人特殊的欲望。
应当承认，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这几年发展较快，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去年10月份举办军运会，城市面貌改变很大。
军运会的成功举办，受到了各种嘉奖特别是他们总挂在嘴上的点名表扬。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把荣誉变为包袱，随着在各种全国性会议上到处做典型，频频介绍经验，变得日益飘飘然起来，以至把“大武汉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并列，大谈什么“武汉标准”，乃至夸张“全球进入武汉时间”，如此等等。各种陶醉、自大和膨胀的言辞，让人不愿再去一一列举（摘自《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当地报纸报道）。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言论的时候，真是让人五味杂陈。
必须指出，武汉确实历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有着光荣的历史。武汉人民从来就是英雄的人民。武汉和湖北人民，这次为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减轻压力和争取时间，封城封省达两个月或更久，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极大牺牲。
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都坦言，“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世界亏欠你们！当这场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能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这种纯粹利他主义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但是，当武汉以及湖北人民能够开始出去重新艰难谋生的时候，我们国内那些更多受惠于他们的地方，有些不仅要求这些英雄中的弱势群体去支付隔离费检测费，甚至不少地方还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劣待（有时还有产品的产地歧视），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对以自己的巨大牺牲，换来我们国家和人民今天健康安宁的英雄人民的回报！
因此，现在根本不是我们去嘲笑其他国家在疫情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歧视、自利和不协调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和国人需要自省，怎样避免自己心中隐藏的自私与歧视，重新全盘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回报武汉及湖北人民。
当然，我们不是不可以理解，一些地方处于防范疫情再次冒头的谨慎和对本地居民负责的态度，希望对武汉和湖北的流入人员施加额外的隔离和检测等要求。
但是，这样做的全部成本不应当是由武汉人和湖北人，而应当是由这些劳动力的流入地和受益地去负担。即便不考虑对全国做出过重大牺牲和贡献的武汉和湖北人民的回报，就是出于长期以来受益于劳动力流入来说，这些地方在这个特殊困难的时候做出点表示，也是完全应该的并符合受益者负担的原则。
须知，大量使用外来工主要是农民工的省份和地区，长期以来，直接使用已经成年和熟练的劳动力，取得了大量的税收以及社保基金收入，但是从来既不用负担他们之前的哺育培养培训费用，往往也不用承担他们年老之后的赡养费用。
从这个角度说，这些省市和地方并不是从自己身上拿出钱来救济外人，而是把别人已经长期贡献积累的资金多少给人家一点回馈。所以，我们期待和相信那些外地用工流入或大或小一些的省份和地方，是明事理懂回报的，能够和也会不甘落后地拿出应有的行动来。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不能不也不禁要问，城市和人民是英雄就等于恰巧在此上任的公仆们也是英雄吗？城市和人民英雄不是说明这些公仆的工作更好做，更应该对得起英雄的人民吗？更荒唐和更要命的是，“武汉的未来因此值得期许”，就进而可以看成是自己的前程值得期许吗？
当然，为了实现这个预期，这些人很“谦虚”地把全部功劳归于拿着他们“乌纱帽”的领导，积极揣摩和迎合上级意图，自以为是地不给领导和全国人民添乱添堵，还要不断显示崭新和出彩的印象。
可是，仅在庆功盛会开过刚刚10来天，湖北和武汉省市若干重要部门还在各种全国性会议上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时，不明原因肺炎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敢上门挑衅。试想心气正旺的湖北和武汉主官及其善解意图的部分下属们，怎能因这点小事坏了大事，影响破坏湖北和武汉发展的大好形势与光鲜形象？
况且对于2003年曾恰巧在湖北担任副省长，参加指挥了对SARS的成功围剿（据称当年湖北省总共只有6个SARS病例）的蒋超良书记及其忠心耿耿的一些部下们来说，怎么会对一个比SARS看起来软弱太多的不明原因肺炎产生惧怕，而不百分之百确信这是杀鸡不用牛刀的小事一桩呢？
这样，随着武汉和湖北“两会”的临近，全国春运和春节的到来，不给领导和全国人民添堵添乱，不给自己看起来无限光明的仕途横添阴影，凭借武汉雄厚的医疗资源和自己在这块地面上呼风唤雨、搞定一切的能力，自己闭门解决问题当然是他们认为最自然而且胜券在握的抉择。但是，当他们为此目的而继续跨越党纪国法红线的时候，也就注定了他们日后必然难逃被追责的命运。
有人怀疑，现在是追责的好时机吗？这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是恰当其时。因为很显然，如果最后科学不能认定新冠病毒是从外部传入中国，那么新冠病毒的疫情在世界上发展的越严重，也意味着我们会受到道义上的潜在压力越大，并越有可能在国际上面临更加被动的局面。
对此，我们必须有所预判。因此从现在起，我们不仅要在对外关系上谨言慎行，而且要在做好我们自身防止疫情反复、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工作的同时，对外积极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防疫抗疫工作，对内查清早期延误的主客观原因、严格追责。
应当明白，做好这些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动的，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的工作不是跟着国外几个推卸自己责任、专挑中国毛病政客的指挥棒转的。我们的信息越透明，查因追责的工作越严谨，就越能取信于国际社会，提高和增进我们的国际地位。
考虑到上述因素，仅就初步暴露出来的情况，可以看到我们的追责工作不仅完全必要，而且相当重要紧迫。
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由于当时的湖北和武汉主事人除了认识问题之外，有保持光鲜形象的强烈主观偏好，相关责任人在其默许和支持下，从一开始就动用组织力量违法违规操作，严密控制真实信息传递。而这些主政官员自己工作不深入，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一线。
一些下属们又都知其所要、投其所好，见风使舵，欺下媚上，报喜不报忧，加之这些人目无法纪，胆子极大，使得他们自己的信息传递加工也严重失真。
所以不要说这些主事人在12月30日之前完全不知情或没当回事，在12月31日到1月1日知情后又动用公安名义和发动官媒去震慑社会大众，在1月上旬到中旬为了给自己召开省市的“两会”保驾护航，察言观色的部下们积极压制、封锁消息，他们仍然乐观其成，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疫情有多大威胁和危险。
当然，他们自己及其积极追随的部下们并无一人感染，这似乎也增加了他们乐观和自信的理由。
记得当年毛主席多次推荐党的干部要读一读《红楼梦》。书中有一首“好了歌”及“好了歌注”，其中唱的有“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如果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责任人也读过了《红楼梦》，想到既然事已暴露，京城大员又连夜奔袭而来，是否会在这个还并不算太晚的时点上，转换为常人思维，不图飞黄腾达，但求平安着陆，将功补过，迷途知返呢？
可惜，历史不容许假设。
知道有人早已疑问，我们的文章为什么要在12月份停留和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笔墨？这是因为如果守住了预警线，我们本来是根本不用进入1月1日以后的惨烈拼杀；这还因为人们总是不愿在投入最小的预防方面花费成本和精力，结果却总是在其后付出惊人的代价。如果在预警阶段能够真正吸取教训的话，下一次也许在更狡猾更阴险的变异病毒侵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其阻击和歼灭在这第一条防线上。
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终于进入到在预警线失守之后，武汉保卫战第二条防线的正面战役。这就是万众瞩目的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及专家组正式抵达后，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在武汉抗疫主阵地上全面拉开的攻防阻击战。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