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Doomsday @ 2011年09月05日 Monday, 09:15 AM)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
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
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 年 12
月 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 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
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 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
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诺氖缘恪＠钊鹩⒌
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
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 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
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
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
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
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
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
“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
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图 1－1：1999 年 9月 10 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宾馆接受本书作者
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 2241 人被打，其中 105 人被打死
被撤职干部 526 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
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 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 9毒打，因伤势过重，5
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 年 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 年 10月 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
下 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 年 10月 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
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
下 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 年 10月 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
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 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 年 10月 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 天后死去；
1959 年 10月 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 28 枚，遭
毒打致死，留下 3 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 年 10月 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
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 年 11月 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
后死亡。徐一家 6 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 年 11月 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 年 11月 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8 年 11月 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 年 11月 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 15 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
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
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
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 年 11月 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9 年 11月 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
亡；
1959 年 11月 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
10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 5次，直至死亡；
1959 年 12月 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
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 年 12月 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 年 1月 8日，陈湾小队 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
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 40多个农民，打死 4 人。
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 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
1960 年 11月 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 1959 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 172斤，总产 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 626 斤，
总产 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 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
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 1039 万斤。食堂普遍
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
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 8 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
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 36691 人，8027 户。从 1959年 9 月到 1960年 6月，死亡 12134人（其中，男 7013
人，女 5121 人），占原有人口的 33％。全家死绝的有 780 户，占原有总户数的 9.7％。姜湾一个村
原有 45 人，死亡 44人，只剩下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 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 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 45.1％。被打的有
3528 人（其中干部 231名），当场打死群众 558 人，打后致死的 636人，致残的 141 人，逼死 14
人，打跑 43 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
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 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
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
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
旁。全公社有 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 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
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
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
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
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
去年报名服兵役的 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 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
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
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
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
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
关，其中 19 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 24 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 年 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 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
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
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
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
12 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
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
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 1959 年 10 月 30 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
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
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
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
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
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 11月 17 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
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
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
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
楼生产队留了 25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
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
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
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
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 3000 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
委在 1960年 6月 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
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 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
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
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
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
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
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 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
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 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 12 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
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 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 22 人，小队干部 39
人，作业组长 44人，当场打死 1人，打后死去的 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
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
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 年以后，我到息
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
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
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
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 年，我问了不少河南
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年 8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
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
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
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
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 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 226人，打成
重伤以后致死的 360 人，自杀的 479 人。基层干部被打死 29 人，打残 46人。据防胡公社 9 个大队
统计，29 个干部打死群众 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 150 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
打，打过 44 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 36 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 16 人，
他自己只承认 3人。 1959 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酷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
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酷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
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
“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
行的。酷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
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
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
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
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酷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
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
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
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
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
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
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
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 500 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
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
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
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
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
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
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
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
挖出粮食 45900 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 年 12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 12
月 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
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
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
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
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
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
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
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
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
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
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
12 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 25 个党员中，有 21 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 346 户，死绝了的有 39 户，原有人口 1496人，死亡 555 人，其
中，饿死 490 人，打死 55 人，逼死 10人，遭受毒打的有 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
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
扣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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