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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大跃进/大饥荒/大革命 (1人在浏览)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就《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中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一个问题是:“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另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责?”。这两个问题很有“中国特色”,至今不少人在评价别人的文章或著作时,首先关心的仍然不是别人讲的是否符合事实,而是讲出这些事实是否影响国家和党的形象。其暗含的前提是:只要你是为党国歌功颂德,哪怕是撒谎吹牛也值得嘉许,起码是可以原谅的;反过来,如果你是揭露缺点错误,哪怕你说的是100%的事实,你还是难脱损害“中国形象”、给“党与中华民族”抹黑的嫌疑。在这里,“形象”二字尤其值得玩味。所谓“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的外观。上面那两问表明一点: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天平上,形象比事实远为重要;作为党员,有责任替党国的罪错涂脂抹粉,违者便有“反共反华”之嫌疑。问题是,靠假话谎言来维持的“形象”能持久吗,“党和国家”舍此别无改善形象的途径了?这是个在中国到今天也未得到解答的大问题。)


中肯,深刻,这种认识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你们有空好好看看这本书。
 
那条水晶宫咸鱼,以后会有人给它鞭尸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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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lang138 @ 2011年09月03日 Saturday, 10:31 AM)
那条水晶宫咸鱼,以后会有人给它鞭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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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现在就是暴尸人民面前,死无葬身之地了。
就是要等着人们去鞭它的尸。
 
否认毛泽东就是否认共产党
所以
真相会永远和僵尸一起静静的躺在水晶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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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好资料图片,在那找到的好记录图片。学习了,谢谢!
 
那时候都人们都成这样了,中央当局还在抓紧时间造原子弹,买飞机大炮。
 
QUOTE(Doomsday @ 2011年09月05日 Monday, 09:15 AM)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
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
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 年 12
月 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 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
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 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
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诺氖缘恪@钊鹩⒌
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
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 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
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
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
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
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
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
“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
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图 1-1:1999 年 9月 10 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宾馆接受本书作者
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 2241 人被打,其中 105 人被打死
被撤职干部 526 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
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 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 9毒打,因伤势过重,5
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 年 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 年 10月 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
下 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 年 10月 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
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
下 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 年 10月 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
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 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 年 10月 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 天后死去;
1959 年 10月 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 28 枚,遭
毒打致死,留下 3 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 年 10月 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
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 年 11月 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
后死亡。徐一家 6 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 年 11月 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 年 11月 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8 年 11月 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 年 11月 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 15 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
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
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
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 年 11月 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9 年 11月 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
亡;
1959 年 11月 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
10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 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 5次,直至死亡;
1959 年 12月 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
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 年 12月 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 年 1月 8日,陈湾小队 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
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 40多个农民,打死 4 人。
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 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
1960 年 11月 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 1959 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 172斤,总产 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 626 斤,
总产 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 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
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 1039 万斤。食堂普遍
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
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 8 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
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 36691 人,8027 户。从 1959年 9 月到 1960年 6月,死亡 12134人(其中,男 7013
人,女 5121 人),占原有人口的 33%。全家死绝的有 780 户,占原有总户数的 9.7%。姜湾一个村
原有 45 人,死亡 44人,只剩下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 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 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 45.1%。被打的有
3528 人(其中干部 231名),当场打死群众 558 人,打后致死的 636人,致残的 141 人,逼死 14
人,打跑 43 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
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 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
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
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
旁。全公社有 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 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
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
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
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
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
去年报名服兵役的 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 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
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
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
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
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
关,其中 19 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 24 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 年 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 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
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
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
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
12 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
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
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 1959 年 10 月 30 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
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
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
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
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
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 11月 17 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
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
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
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
楼生产队留了 25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
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
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
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
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 3000 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
委在 1960年 6月 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
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 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
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
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
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
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
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 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
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 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 12 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
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 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 22 人,小队干部 39
人,作业组长 44人,当场打死 1人,打后死去的 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
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
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 年以后,我到息
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
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
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
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 年,我问了不少河南
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年 8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
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
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
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
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 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 226人,打成
重伤以后致死的 360 人,自杀的 479 人。基层干部被打死 29 人,打残 46人。据防胡公社 9 个大队
统计,29 个干部打死群众 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 150 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
打,打过 44 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 36 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 16 人,
他自己只承认 3人。 1959 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酷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
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酷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
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
“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
行的。酷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
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
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
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
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酷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
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
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
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
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
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
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
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 500 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
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
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
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
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
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
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
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
挖出粮食 45900 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 年 12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 12
月 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
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
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
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
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
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
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
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
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
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
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
12 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 25 个党员中,有 21 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 346 户,死绝了的有 39 户,原有人口 1496人,死亡 555 人,其
中,饿死 490 人,打死 55 人,逼死 10人,遭受毒打的有 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
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
扣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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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 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
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 10月和 11 月,食堂普遍停伙。11
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 12个大队 122个生产队的 291个食堂,缺粮的为 100%,断粮 80 多天。
吴集大队在 9 月中旬(农历 8月 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 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
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 1959 年 9月有 7645户,34897
人,其中男 15349 人,女 19548人。1960年 5月剩下 6953 户,29438 人,其中,男 14349人,女
15044 人。人口死亡 5459 人,死亡率为 15.64%,绝户 692 户,绝户率为 9.27%。何陂大队死亡率
为 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 49%。断粮 80 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
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
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
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 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
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
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
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 年 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 年下半年
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
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
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
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
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 年 9月 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 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
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
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
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
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
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
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
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
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
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
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
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
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 1958 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
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
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
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图 1-3死人坑上的大树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 1960 年 6月 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 6
月 8日统计,从 1959年 10月到 1960 年 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 436882 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
8042097 人的 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 155698 人,占总人口的 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
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 1959 年 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 8042097 人,其中男 4081717
人,女 3960380 人,到 1960 年 4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 7647874 人,其中男 3769499人,女 3878379
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 72.3%,女的占 28.7%。另据平
舆、汝南等 8 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 56.6%,女的占 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 54.7%,固始县青壮年占 67.9%,淮滨县
6 大队死亡的 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 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
370 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 200 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 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 238
户,占原有 2373 户的 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 51个村庄合并为 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
生产队干部死亡占 8.8%(204人,死亡 18 人),社员 1515 人,死亡 404 人,占 26.7%;左围干部
死亡占 11.8%,社员死亡占 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 156 户,没有死人的 31户,其中
干部 13 户,炊事员 4户,磨面的 1 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 31 户,没有死人的 6户中就有干部 5
户,炊事员 1 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
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 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 31%,坏分子 214 人,死亡
8 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 1959年 10 月到 1960年 1月这 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 1960 年 6月 3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 1959年 10 月到 1960年 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 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 14.5%,谈
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 21 户、96人,死 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 53%,死绝
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 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
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 23 户、119 人,死 51 人,
死绝 3 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
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 36 具尸体。
全社 10 月半开始停伙,到 12月 7 日,共停伙 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 户,共 138 人,死亡 47 人,死绝 5 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
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
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
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
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
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
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
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
亡 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 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
往土井(1958 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
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 100 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 1960年 10月 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 1959年 10 月到 1960年 4月,息县共死亡 104523 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
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 10月以前就死了
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
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 12 万到 14 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 13 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 年上半年有村庄 5489 个,现在只有 4805个,减少了 639 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
文儒于去年 11 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 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
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
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
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 11 月 29日,将他病重的 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 2日,又将
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 20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
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 1959年 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
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 21 日到 11月 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 26
日到 12 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
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 20 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
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 24.9%,
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 49%。全大队 60 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
吃多占)。23 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
来,到 1960 年 5月 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 3000 斤,鸭子 300余只,鱼 150斤,羊 15
只,香油 570 斤,粮食 5000 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
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
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
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
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
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 10亿多斤,当年产量 29多亿斤,共 40 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
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
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
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
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
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 年 6月的统计数是 436882 人,10 月的统计数是 549171 人,12 月的统
计数是 100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 6 月 8日统计,从 1959 年 10月到 1960年 4 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 436882
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 8042097 人的 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 155698 人,占总人口的 1.96%。 河南省委在 1960 年 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 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
今春死亡 549171 人,占全区总人口 840 万人的 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
正阳、罗山等 7个县。在全区 4473 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 20%以上的有 520 个大队,
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 50%以上。光山死亡 97154 人,占总人数的 19.87%,死绝户 5639 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 1960 年 12月 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
破坏实在严重,800 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 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
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 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
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
打致死 2104 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 254 人。光山县被打死的 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
一人,大队干部 4 人,小队干部 47 人,党员 11 人,团员 61 人,基本群众 848人,“五类分子”(地、
富、反、坏、右)87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 1959 年 10月到 1960年 6 月,光山县的 53 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 404 人
(其中活埋 1 人),这 404 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 199 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
公社陶湾大队,11 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
了社员 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 92 人,并用“点天灯”
的残酷手段烧死 2 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 1960 年 10月 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
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 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 226 人,打后死亡 360 人,被逼自
杀 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 29 人,打残 46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 1959 年 11月 28日,将偷耕牛的 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
穿 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 8 名社员。
遂平县酷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
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
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
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
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酷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
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 12 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
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
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
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
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
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酷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
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
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
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
酷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
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 年 11月 12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
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 17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 17名社员
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
打死。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 年 11月 8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6 天后
死亡;
1959 年 11月 25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天后死亡;
1959 年 11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
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
久死亡。家中 5个小孩,除 14 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 4个全都饿死;
1959 年 11月 20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
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 1958 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
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
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
1958 年 11月 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
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
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
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 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
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
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应该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这样的书,
成篇靠推算、推测,
拿信阳一个县城的例子,饿死多少人,
再看看全国有多少个县,乘一下,
就可以得出全国饿死多少人了。真是白痴!看完开头,就觉得是胡扯了,举来举去,就一个信阳的例子。中国某个地方风灾死了10个人,是不是要计算全国风灾死了多少人,就举那个地方的例子,之后乘一下总县数,就得出全国今年风灾死了10万人啊?右派的智力真是无限低,想象不到的弱智,
怀疑是不是文革反右时把他们的脑子整坏了,之后又遗传下来。
至于正常死亡、老死、病死、逃亡的,当然全部计算进去,
谁叫他们拿了几十美分呢?
就信阳的例子,是不是真实,也还是有疑问的,统计口径不同,结果也不同。
那样的右派当时居然还不饿死,
还让这样的作者文革之后出来继续放屁报复泄私愤,
也没有被最极权极权死,真是宇宙奇迹,加悲哀。
信他们的基本都是弱智、白痴,兼神经病,兼反革命。
 
右派的智力真是无限低,想象不到的弱智,
真怀疑是不是文革反右时把他们的脑子整坏了,之后又遗传下来。
 
还是那时营养不良,把他们脑子弱智了。

好彩他们自己裸奔,弱智,
还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不过人家广大群众的智力、脑部发育比他们好得太多了。
 
五毛先生,你为什么不耐心把文章看完呢?这么快满嘴喷贲。
 
如果真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反共一直不遗余力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
台湾这些记者、间谍,一直不出声,不抓住大做文章和宣传?
多好的机会!
多难得的题材和文章,胜过一百颗原子弹!
 
狗屁文章,不值一看,
满篇谎言,信一成都是笨蛋!
 
台湾编的历史教材,肯定了这件事吗?
那么大的事!
几千万人!超过二战!
 
QUOTE(law223399 @ 2011年09月05日 Monday, 10:27 AM)
台湾编的历史教材,肯定了这件事吗?
那么大的事!
几千万人!超过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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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平: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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