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学院学习的日子里
谢伟荣/文
一. 外交学院是外交官的摇篮
1960年我以湛江专区优秀学生和较好的高考成绩考上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是外交
部直属的学院,对考生的政治条件和考试成绩都要求特严。当年国际关系学院规定从北
京,上海,广东,福建,江苏,湖北,河北,辽宁省市共招生150人,北京和上海各招30
名,其余6省各招15名,我很幸运成为广东15人之一考上了该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原名是
外交学院,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基础上创建的,周总理兼院长并亲手书写了校
名。
由于当时中苏友好关系密切,就与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结成姐妹学校,聘请苏联专
家,使用苏联教材而且把校名也改为国际关系学院。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苏方撤回专家
包括国际关系学院的专家,中断了与国际关系学院合作。1962年我们学校重新改回外交学
院,再次起用周总理书写的校牌和校徽,陈毅副总理兼任院长。
当年报考国际关系学院时,曾经有过三番两次的反复.我自小喜欢文史地,而且这些学科保持
在班中的前茅.因此在高考报名时,我全是报考北大,人大,复旦等名校的中文系或新闻系.当我
将表格送到负责报名指导的朱毅老师手里时,朱老师说国际关系学院当年在广东招生.该学院
是外交部直属院校,是所非常好的学校.他建议我报考该校.我觉得自己不是搞外交的料.我的
英文成绩在班里一般,我本人性格内向腼腆当众讲话面红耳赤,同学们都给我起了”红头仔”
的外号.听了朱老师的建议,我仍犹豫不决.但不听老师的话也不好.我勉强报了第四志愿.笫二
天我就报名志愿表送给朱老师.朱老师说, 国际关系学院与北大,人大都是一流学校.按你的报
名顺序,肯定北大录取了.因此最好把国际关系学院放在第一志愿.最后我听了朱老师的话.放
榜时,我果真考上国际关系学院.
我是个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仔,从来未离开过电白,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这次一离家就要去北
京,心里既高兴又忐忑不安.从来未坐过火车.听说去北京的慢车要坐72小时,心里真有点发
怵.不知道车上是否有厕所,否则70多小时还不把人憋死了吗?
接到学校录取通知书之后,准备上京的行李.因家境贫穷,用一个大被袋,装上一床被子一张席
子几件衣服.被袋用毛笔写上国际关系学院谢伟荣字样.脚下穿上新球鞋,这可是我平生第一
双新球鞋.后来,托家是在广东化州做皮鞋的同班李华驹同学帮忙做了一双皮鞋.这双皮鞋陪
伴我四五个春秋.
学校报到时间接近,约好五个北上的同学,去茂名火车站乘车.因贫穷,我去北京报到的火车票
都是国家给的,我本人从小学至大学的学杂费等都是国家的.上大学后,学校还发给防寒衣帽
费,每个月还发15.5元的助学金.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靠国家的栽培.知恩不图报非君子也,我
怎么能不把一片忠心酬报国家呢!倘若迟了35年,我即使有本领考上大学,也上不起大学.
我们在河唇转乘北上的火车.上车不久我班考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李福文同学上厕所时,在
车厢尾部有从湛江上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他在大被袋上写着国际关系学院刘华秋大字.
他的被袋和我的一样写上同样的字.我旋即到车厢尾部去找刘华秋. 从此,电白一中和吴川一
中十多位同学汇在一起结伴北上.经过三十多小时的劳累奔波我们到武汉.我们又饥又渴就在
街上喝豆浆.豆浆很便宜2分饯一碗还加”红糖浆”,大家每人买两碗,满满一桌都是豆浆.当
喝时才发现,加的不是红糖而是酱油,广东人不习惯喝咸豆浆,勉强喝几口就走了.然后大家上
龟山公园游玩休息. 龟山上有个凉亭,清风习习正好入眠,刘华秋在栏杆上睡着了,突然间他翻
身跌了下来,跌得满手血淋淋,至今还记忆犹新.傍晚我们坐上武昌到北京的车.
到达北京火车站,学校派来迎接新生的冯秀娟和黄健大,接过我们行李便开车回学院了.我们
分配到同一班,五年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毕业后,刘华秋进步很快已是国家栋梁之材.他当选为
中央委员,部长,中央外办主任,是我们班的光荣和自豪.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援外兵.但实
际上不因身份差异而影响我们之间的手足情谊.
自幼缺少兄弟姐妹的亲情,我便把同学视为手足之情.几十年来,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 我所
到之处首先要寻找的就是我的同学.
学院根据以往的经验,广东人较适宜学英语.在广东(含海南岛)招考的15名学生中13名分配
到英语班.广东接近香港和海外,很早就受英语的影响.我们生活中常用着似懂非懂的英语词
汇.如打球叫打波(play Ball),投蓝叫shot ball,网球net ball,界外球out side,重拍
double,手杖stick等.
但是,我们这批来自广东的乡下仔与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同学有一定差距.他们见识广,在起步
时总要比我们快个十步百步.这是事实,不服气不行.不过,这不是100米短跑而是五年长跑,起
跑时慢个十步百步无所谓.
大多数广东同学都未见过下雪.1960年10月中旬某个傍晚,我们正在课室自习.窗外有人大
声地叫”下雪了”.我们这群广东仔不约而同地冲到校园里,疯狂地追逐纷纷飘扬的雪花观尝
那雪挂枝头大地皆白的美景.
但我们都是县城中学毕业的,没见过大世面.普通话都比较差劲.我们入学头两周,老师讲课,大
多数人还没有完全听懂,我们到乡下劳动时,当地村民都说我们的话太侉了,他们听不懂.真是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我们亟需狠补普通话.在这方面缪松柏是我们的榜样.
另外,我中学学过英语,但我的英语老师教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广东英语,发音有很大变
化而且不那么标准.大家知道要纠正不标准的发音要比从零开始者更难.因此原因并加上听课
的语言困难,在开学后第三周英语语音测试中,我竞得了2分,不及格.我平生第一个2分大大伤
害了我的自尊心,给我极大的精神压力.1960年是国家困难时期,生活十分困苦,对于从小过
惯苦日子的我,算不了什么.可是,这个2分却是动摇过我能否在北京坚持到底的决心.
后来经过内心的苦斗,克服思想上的犹豫和动摇,明白了哀兵必胜和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
我绝不能因一时失败而倒下,决心利用外交学院提供学外语的特殊条件,把英语学好.
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就捧着英语课本在校园道路一圈又一圈地走着并大声朗读着.有时学校停
电,就凿壁偷光,到校外的路灯下背诵英语.皇天不负有心人,期末考试我的口语竞得了4分.
我们上大学时,社会上不重视英语而且学习条件很差,不能与今日相比.但外交学院从工作需
要出发,特别重视外语,而且为学好外语提供各种方便条件.
1. 有国内一流师资队伍,任外语课的老师教授中不少人都在外交阵线工作过,知道
学生需要学点什么.此外,还从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聘请英语专家任教.
2. 为了提高英语的听力,学校设有电气化教研室,每班配备短波收音机供收听美国
之音和BBC广播(这些当时都是敌台广播,社会上是禁止收听).每个小班(15人)可向学校借一
台录音机.
3. 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环境,学校组织学生观看<<红绫艳>>,<<冰海沉船
>>,<<罪恶之家>> 和<<百万英镑>>等等原版的英文电影;
4. 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学校特准订阅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先驱论坛报 经济学
家,时代周刊等等英美报刊,购置大量英文书籍,并请外交部新闻司长来校讲介如何阅读英美
报刊的讲座.我从中学就养成一有空就钻图书馆的习惯,如今我几乎所有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
度过.
5. 为了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学校经常举办英语晚会,以演话剧,讲故事等表演方式.
白毛女红头绳片断,姚英同学演喜儿.我讲了混血儿的故事.在贩卖黑奴时期,有一艘装满黑奴
的帆船,在南海遇到巨大风浪,船沉了.Toms抓到一个救生圈,随浪漂浮,终于漂到我们家乡的
岸边.不知漂浮了多少天,当他到岸时已经几乎奄奄一息.我们祖先把他救起来,后来他便在当
地成家立业.据传我是个混血儿,是Toms的后人.故事感人,双目湿湿的.有一位女同学信以为
真,问我真的是混血儿吗?其实是我读了<<Quadroon>>一文有感而胡编的.
大学五年级时,我们听了孟教授一堂高水平的翻译理论课.孟教授是全国人大代表,五四时期
的名诗人,翻译家.孟老的”V”翻译原理,使我茅塞顿开,终生受益.他说,翻译决不能走逐字翻
译(words to words)的捷径.而是V字的曲线.翻译必须从仔细阅读和理解原文即V字的左
上角;经过消化即V字的底部;然后用自已的语言表达出来,即V字的右上角.最后检验翻译效
果,倘若左右两角都在一条水平线上就是好译文.最好先仔细地通读全文,了解文章的全貌,然
后放下原文逐段翻译,译后与原文校对一遍,纠正错漏译之处.三十多年工作中,均尊照此原理,
效果确实不错.
五年长跑终于冲线了.1965年07月中旬举行毕业考试.我五年的努力并未白费, 毕业考试得
5分者寥寥无几,我却得了5分.当年新成立的国家对外经委奇缺翻译干部,17日学期结束,20
日我就到对外经委报到上班了.
外交学院是外交官的摇篮.我班分配到外交部工作的同学大多数都成为大使参赞,如杨鹤熊,
礼宾司司长驻丹麦等国的大使,谭兴举,史永久,陈德福等人当了驻外大使,吴德广,周从吾,周
盛寅,姚英等等同学当了参赞或总领事,他们都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分配到部
外单位的同学在涉外工作中兢兢业业不辱使命亦都做出应有的贡献.(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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