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探访:到处是逃离朝鲜的百姓 老徐的博客[发纸条]
发表于 2009-06-14 18:48:05
对大部分日本国民来说，“北朝鲜”一词绝不是陌生的，原因无疑是“人质绑架问题”。99%以上的日本国民似乎认为，(北)朝鲜是危险的国，是其行动无法预测的无赖国，大对此感到愤怒和恐惧。根据2007年日本政府的统计，由于历史原因“在日韩国•朝鲜人”总共有593,489位（占总在日外国人人口的27.6%，最多的中国人为606,889人，占 28.2%），其中也有朝鲜籍的。我同乡的好友就是朝鲜籍，他从小上“朝鲜学校”，在学校和里说朝鲜语，在外面说日语，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日本人，包括我本人，对“北朝鲜”的态度和感情的确错综复杂，不离不近。日本和朝鲜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国界。因此，一般来说，日本人对朝鲜这一国既“看不到”，也“摸不着”。
来到北京以来，一直想去一个地方，就是中朝边境。我曾去过丹东几次，每次都在鸭绿江边上停留很长时间，看着对岸，胡思乱想。我感到，丹东这边鸭绿江畔的开发状况与对岸明显呈现出“不对称”，朝方感到的改革压力也应该不少。中朝之间大部分的“正常贸易”是经过丹东的，丹东是中朝交往的中心，但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很“官方而生硬”，感觉不到多少在我大脑里彻底神秘的“北朝鲜”的影子。
于是，我下决心，去位于吉林省东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看一看，期望体会到更加“草根而生动”的感觉。
我中午到了延吉机场，感觉好小，空气与北京不一样，到处都是朝鲜语。在餐厅吃了10元的朝鲜冷面，然后往图们市走。与北京相比，延吉的物价很低。我想，在这样的边境城市居住一段时间，也许能有更多收获和感受，对中国也会有更深刻的了解。途中，我在一个小山岗看见了一个专门为从朝鲜逃出来的非法入境者“服务”的监狱。这是被抓住的“脱北者”被遣送回祖国前的必经之所，他们在这里接受各种“人肉搜索”，即关于在华期间住哪里，跟谁一起，做了什么。他们一般都是在这里十几天，如果曾犯过罪，就要被搜索2个月左右。听当地人说，03年以来朝鲜方面积极向中方“要求”，必须主动抓捕“脱北者”。据说，10年前，在延吉市的街上到处都能看到非法入境的朝鲜人，一目了然，因为他们很瘦，明显是营养不足，穿的衣服也很破。
沿着图们江，我一直看着中朝边境走到晖春市，最后走到防川，就是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三国的边界交叉的地方。因为是阴天，没能看到海，光景也不太清晰，但阴天有其独特的风味，感觉不错，有些冷。这里有所谓“边防部队”，部队人员小心翼翼，看起来很年轻，大概20岁左右吧。防川已经被“观光化”了，进去前要买门票。当我走到边界附近，年轻的军人动不动就对我说：“你好，不好意思，这里不能过去了。”他们很有礼貌，很清闲的样子，身上带着枪。他们的眼神告诉我：“如果你越过边境，或犯什么错误，我就向你开枪。”
在回延吉的路上，我看到了60年前朝鲜战争时被军轰炸的“断桥”。桥上没有人，也没有军队。这里离朝鲜很近，若我有特别好的跳高能力，似乎也能抓到断桥的那一边呢。图们江还有些冰，“脱北者”们当时是以什么心态过这条河的呢？应该是图们江冻着的冬天逃出来的吧？
断桥边的气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紧张，而是很宁静。那里的一位姓金的老先生给我介绍说：“04年以来朝鲜人民根本吃不饱饭了，大家都要饿死了，今年3月，他们的粮食就不够了，跟我们这边的人要粮食。”他紧接着说：“朝鲜战争让300万朝鲜人死亡，98年到03年之间饿死的人口恰恰也是300万人。”北朝鲜经过60多年到底有没有进步？人类社会应有的进步能否挽救不断陷入饥饿的朝鲜老百姓？金先生说，如果被警察发现给脱北者食物，就要被罚款，大约2000―3000元。
能“脱北”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图们市附近。听当地朋友说，1998至2002年间一共有30万左右人“脱北”，后来“常住”延边地区的有10万左右。这与朝鲜国内大致从94年以来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密不可分。据说，94年后，政府基本不向人民提供粮食了。虽然孩子上学免费，但人民都吃不上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一天只吃两顿爆米粥。最近，老百姓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到4月底为止，大米一公斤的价格为2200朝币。平壤人民的平均月薪是1500―2000朝币左右，属于高薪者的教师也只拿到4000―5000朝币。根据3月20日前后的汇率，人民币一块钱等于568朝币。按这一汇率，一位教师一个月只能买两公斤的大米。这样的生活状态正常吗？
从2005年左右开始，朝鲜对“脱北者”的管制变得更加严格（这跟2006年10月第一次核试验有关），许多非法居留者纷纷被抓住，经过在监狱里的“搜索”，被强制“遣送”到朝鲜。而被遣送回来的人，如果是在中国犯过罪的，大部分都被判为死刑，或者被强迫终生到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方当奴隶。不仅是“脱北者”本人，还有其家人、亲人的生活也受影响。这也是近年来脱北者激减的“客观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金正日的健康以及接班人、导弹、核问题等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后，为了防止情报泄漏，朝鲜当局尽可能禁止国人出去，包括合法交往的商人。朝鲜似乎正在朝着更加“锁国”的方向走着。
至今，在延边地区剩下的“脱北者”大概有1万人左右。2008年8、9月之间，脱北者的“激减”尤其明显。“被剩下”的大部分为女性，还有其儿女，或老人和病人。许多女性脱北者跟中国人（朝鲜族）结婚生子，小心寂寞地生活着。其实，当局也知道这些人的状况，但当地的公安对我说：“对已婚，有孩子的女性，不过多抓捕是个潜规则。”
不过，脱北者所处于的“客观状况”是：无身份证、无护照、无国籍，连难民都不如。他们因为没有身份，所以也无法找到工作，还每天每夜都要发抖的害怕是否会被抓住。他们结婚的对象一般也不是“正常男子”，而是患有疾病等。但即使如此，“也比在北朝鲜的生活好得多”。
唯一“另类”的是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有些“练歌厅”老板看到她们的情况后感到可怜，表示同情，主动接受，并“免费”提供吃住，让她们在自己的店里“上班”。这些女孩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摆脱当局的追踪。老板可以帮她们与公安交易。
有些人“脱北”以后，学会中文，到北京、黑龙江，还有南方等地方去打工。延边毕竟是对“脱北者”的管制和监督最严格的地方，之所以大部分脱北者住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语言能通，还有风俗习惯也大致相似。
据一位多年观察朝鲜形势的图们农民的介绍，真正成功“脱北”有1500人左右。他们“脱北”之后，往往根据形势，先逃到蒙古或泰国（泰国最多），而一旦被泰国当局拘留，在监狱度过1到2年后，驻泰国韩国大使馆的官员会来“挽救”他们，提供韩国的护照，作为“南韩人”，向韩国“亡命”。
这位住在边界的农民经常与北朝鲜那边沟通，“在那边有亲戚”。他说：“大概边境方圆10公里左右，哪都可以通电话。朝方的座机一般都打不通，即使打通也超贵，一分钟30人民币左右，所以一般让她们把中国的手机拿着，每次在边界附近通电话，但都是会被偷听的，所以要谈重要话题，就必须见面。”
中国人和朝鲜人要在边界附近见面，通常要给朝方的军队行贿：“10年前是200元，现在差不多3000元吧。如果军人的心情好，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密室，这样更安全。但一般也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不能太长。”他们在这里交换情报。他说：“分析朝鲜形势的线索有三个；一，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人口的流动性，它跟北国内的开放度、稳定度，还有当局对人民的控制度有关；三，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中朝边境有个运转逻辑：“(两国关系)紧张就不自由，不紧张就自由”。2006年前后，双边关系变得更加严峻，因此“脱北者”激减。之前因为关系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脱北成功率也比较高，两边来往也比较自由。听当地朋友说，1998年至2004年之间，北朝鲜的军队半夜突然来到中国的领土偷牛，或侵入小卖部，拿着枪威胁对方，并把全部商品拿走等情况频繁发生。其中也有暗杀的例子。这些情况是因外交关系没那么紧张才会发生的。
2006年以来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后，中朝之间的任何来往都严格被管制，我也到了几个中朝海关，气氛相当紧张。走到位于延吉南边的三合镇时，我看到了大概7-8台军车正在巡逻。
尽管边境形势日益严峻，走私贸易却似乎没有停止，甚至有上升趋势。我在三合镇遇到了一个走私了20年的男人。他给我介绍说：“最近主要是松茸。海关不让过，只能走私。朝方的合伙人经常骗中方，我过去最大的一次损失达到一万美元。所以我们一般先合法进朝方，确认货物没事，对方值得信任后，再非法交易。
当然，我们必须向边防部队行贿，没有他们的支持，肯定不行。一次给1000人民币左右。”根据这位资深走私者的阐述，在这一地区，过去还有人口买卖和日本的二手车、中国的DVD机、电影等走私交易。
根据中国政府的介绍，即使在北朝鲜已经一意孤行第二次核试验的今天，“中朝之间一直有着正常的人员往来，中朝之间有着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我在边境上的体会与官方的表态截然不同。比如，走到北朝鲜最大的矿产地茅山对岸的时候，我了解到，到去年年初为止，两国之间矿产贸易很盛行，一天有200台以上的卡车来回，但随后双方之间围绕价格的谈判破裂，贸易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据说，在茅山开采、制造矿产物的工厂和技术是中方投资的。
走完边境，感受很深。“两岸”之间的气氛是紧张的，边境居民也深受中朝外交关系的影响。延吉毕竟是边境城市，大家都能看到韩国的电视，也能听到韩国的广播。我发现，延吉居民，包括“脱北者”的情报收集能力非常强。他们都对自己所处的形势很敏感，接触外界人士很谨慎，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我在此次行走的过程中也一直紧张着，多次被警察查问身份。我当然没有隐藏：我是合法居留者，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抱着好奇心了解中国国情而已。
通过此次行走，我好像走进了一点点“北朝鲜”这一陌生的国家。我觉得，不仅是没有邦交的日朝之间，中朝之间的距离也似乎不远不近。中朝之间地理上是很近的，许多地方只隔着我也能跳过去的距离，许多事情每天也在边境上发生着，如走私和脱北，但“两岸”的确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回京的前一天，我在图们附近看着离这边100米左右的对岸。我看到了军队巡逻，拿着枪。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看见了，感到紧张，立刻躲起来。那一瞬间，我忽然看到了一位母亲背着女儿在河里洗衣服，听到了母女的对话和笑声……
此文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09年6月12日
发表于 2009-06-14 18:48:05
对大部分日本国民来说，“北朝鲜”一词绝不是陌生的，原因无疑是“人质绑架问题”。99%以上的日本国民似乎认为，(北)朝鲜是危险的国，是其行动无法预测的无赖国，大对此感到愤怒和恐惧。根据2007年日本政府的统计，由于历史原因“在日韩国•朝鲜人”总共有593,489位（占总在日外国人人口的27.6%，最多的中国人为606,889人，占 28.2%），其中也有朝鲜籍的。我同乡的好友就是朝鲜籍，他从小上“朝鲜学校”，在学校和里说朝鲜语，在外面说日语，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日本人，包括我本人，对“北朝鲜”的态度和感情的确错综复杂，不离不近。日本和朝鲜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国界。因此，一般来说，日本人对朝鲜这一国既“看不到”，也“摸不着”。
来到北京以来，一直想去一个地方，就是中朝边境。我曾去过丹东几次，每次都在鸭绿江边上停留很长时间，看着对岸，胡思乱想。我感到，丹东这边鸭绿江畔的开发状况与对岸明显呈现出“不对称”，朝方感到的改革压力也应该不少。中朝之间大部分的“正常贸易”是经过丹东的，丹东是中朝交往的中心，但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很“官方而生硬”，感觉不到多少在我大脑里彻底神秘的“北朝鲜”的影子。
于是，我下决心，去位于吉林省东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看一看，期望体会到更加“草根而生动”的感觉。
我中午到了延吉机场，感觉好小，空气与北京不一样，到处都是朝鲜语。在餐厅吃了10元的朝鲜冷面，然后往图们市走。与北京相比，延吉的物价很低。我想，在这样的边境城市居住一段时间，也许能有更多收获和感受，对中国也会有更深刻的了解。途中，我在一个小山岗看见了一个专门为从朝鲜逃出来的非法入境者“服务”的监狱。这是被抓住的“脱北者”被遣送回祖国前的必经之所，他们在这里接受各种“人肉搜索”，即关于在华期间住哪里，跟谁一起，做了什么。他们一般都是在这里十几天，如果曾犯过罪，就要被搜索2个月左右。听当地人说，03年以来朝鲜方面积极向中方“要求”，必须主动抓捕“脱北者”。据说，10年前，在延吉市的街上到处都能看到非法入境的朝鲜人，一目了然，因为他们很瘦，明显是营养不足，穿的衣服也很破。
沿着图们江，我一直看着中朝边境走到晖春市，最后走到防川，就是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三国的边界交叉的地方。因为是阴天，没能看到海，光景也不太清晰，但阴天有其独特的风味，感觉不错，有些冷。这里有所谓“边防部队”，部队人员小心翼翼，看起来很年轻，大概20岁左右吧。防川已经被“观光化”了，进去前要买门票。当我走到边界附近，年轻的军人动不动就对我说：“你好，不好意思，这里不能过去了。”他们很有礼貌，很清闲的样子，身上带着枪。他们的眼神告诉我：“如果你越过边境，或犯什么错误，我就向你开枪。”
在回延吉的路上，我看到了60年前朝鲜战争时被军轰炸的“断桥”。桥上没有人，也没有军队。这里离朝鲜很近，若我有特别好的跳高能力，似乎也能抓到断桥的那一边呢。图们江还有些冰，“脱北者”们当时是以什么心态过这条河的呢？应该是图们江冻着的冬天逃出来的吧？
断桥边的气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紧张，而是很宁静。那里的一位姓金的老先生给我介绍说：“04年以来朝鲜人民根本吃不饱饭了，大家都要饿死了，今年3月，他们的粮食就不够了，跟我们这边的人要粮食。”他紧接着说：“朝鲜战争让300万朝鲜人死亡，98年到03年之间饿死的人口恰恰也是300万人。”北朝鲜经过60多年到底有没有进步？人类社会应有的进步能否挽救不断陷入饥饿的朝鲜老百姓？金先生说，如果被警察发现给脱北者食物，就要被罚款，大约2000―3000元。
能“脱北”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图们市附近。听当地朋友说，1998至2002年间一共有30万左右人“脱北”，后来“常住”延边地区的有10万左右。这与朝鲜国内大致从94年以来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密不可分。据说，94年后，政府基本不向人民提供粮食了。虽然孩子上学免费，但人民都吃不上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一天只吃两顿爆米粥。最近，老百姓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到4月底为止，大米一公斤的价格为2200朝币。平壤人民的平均月薪是1500―2000朝币左右，属于高薪者的教师也只拿到4000―5000朝币。根据3月20日前后的汇率，人民币一块钱等于568朝币。按这一汇率，一位教师一个月只能买两公斤的大米。这样的生活状态正常吗？
从2005年左右开始，朝鲜对“脱北者”的管制变得更加严格（这跟2006年10月第一次核试验有关），许多非法居留者纷纷被抓住，经过在监狱里的“搜索”，被强制“遣送”到朝鲜。而被遣送回来的人，如果是在中国犯过罪的，大部分都被判为死刑，或者被强迫终生到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方当奴隶。不仅是“脱北者”本人，还有其家人、亲人的生活也受影响。这也是近年来脱北者激减的“客观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金正日的健康以及接班人、导弹、核问题等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后，为了防止情报泄漏，朝鲜当局尽可能禁止国人出去，包括合法交往的商人。朝鲜似乎正在朝着更加“锁国”的方向走着。
至今，在延边地区剩下的“脱北者”大概有1万人左右。2008年8、9月之间，脱北者的“激减”尤其明显。“被剩下”的大部分为女性，还有其儿女，或老人和病人。许多女性脱北者跟中国人（朝鲜族）结婚生子，小心寂寞地生活着。其实，当局也知道这些人的状况，但当地的公安对我说：“对已婚，有孩子的女性，不过多抓捕是个潜规则。”
不过，脱北者所处于的“客观状况”是：无身份证、无护照、无国籍，连难民都不如。他们因为没有身份，所以也无法找到工作，还每天每夜都要发抖的害怕是否会被抓住。他们结婚的对象一般也不是“正常男子”，而是患有疾病等。但即使如此，“也比在北朝鲜的生活好得多”。
唯一“另类”的是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有些“练歌厅”老板看到她们的情况后感到可怜，表示同情，主动接受，并“免费”提供吃住，让她们在自己的店里“上班”。这些女孩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摆脱当局的追踪。老板可以帮她们与公安交易。
有些人“脱北”以后，学会中文，到北京、黑龙江，还有南方等地方去打工。延边毕竟是对“脱北者”的管制和监督最严格的地方，之所以大部分脱北者住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语言能通，还有风俗习惯也大致相似。
据一位多年观察朝鲜形势的图们农民的介绍，真正成功“脱北”有1500人左右。他们“脱北”之后，往往根据形势，先逃到蒙古或泰国（泰国最多），而一旦被泰国当局拘留，在监狱度过1到2年后，驻泰国韩国大使馆的官员会来“挽救”他们，提供韩国的护照，作为“南韩人”，向韩国“亡命”。
这位住在边界的农民经常与北朝鲜那边沟通，“在那边有亲戚”。他说：“大概边境方圆10公里左右，哪都可以通电话。朝方的座机一般都打不通，即使打通也超贵，一分钟30人民币左右，所以一般让她们把中国的手机拿着，每次在边界附近通电话，但都是会被偷听的，所以要谈重要话题，就必须见面。”
中国人和朝鲜人要在边界附近见面，通常要给朝方的军队行贿：“10年前是200元，现在差不多3000元吧。如果军人的心情好，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密室，这样更安全。但一般也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不能太长。”他们在这里交换情报。他说：“分析朝鲜形势的线索有三个；一，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人口的流动性，它跟北国内的开放度、稳定度，还有当局对人民的控制度有关；三，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中朝边境有个运转逻辑：“(两国关系)紧张就不自由，不紧张就自由”。2006年前后，双边关系变得更加严峻，因此“脱北者”激减。之前因为关系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脱北成功率也比较高，两边来往也比较自由。听当地朋友说，1998年至2004年之间，北朝鲜的军队半夜突然来到中国的领土偷牛，或侵入小卖部，拿着枪威胁对方，并把全部商品拿走等情况频繁发生。其中也有暗杀的例子。这些情况是因外交关系没那么紧张才会发生的。
2006年以来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后，中朝之间的任何来往都严格被管制，我也到了几个中朝海关，气氛相当紧张。走到位于延吉南边的三合镇时，我看到了大概7-8台军车正在巡逻。
尽管边境形势日益严峻，走私贸易却似乎没有停止，甚至有上升趋势。我在三合镇遇到了一个走私了20年的男人。他给我介绍说：“最近主要是松茸。海关不让过，只能走私。朝方的合伙人经常骗中方，我过去最大的一次损失达到一万美元。所以我们一般先合法进朝方，确认货物没事，对方值得信任后，再非法交易。
当然，我们必须向边防部队行贿，没有他们的支持，肯定不行。一次给1000人民币左右。”根据这位资深走私者的阐述，在这一地区，过去还有人口买卖和日本的二手车、中国的DVD机、电影等走私交易。
根据中国政府的介绍，即使在北朝鲜已经一意孤行第二次核试验的今天，“中朝之间一直有着正常的人员往来，中朝之间有着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我在边境上的体会与官方的表态截然不同。比如，走到北朝鲜最大的矿产地茅山对岸的时候，我了解到，到去年年初为止，两国之间矿产贸易很盛行，一天有200台以上的卡车来回，但随后双方之间围绕价格的谈判破裂，贸易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据说，在茅山开采、制造矿产物的工厂和技术是中方投资的。
走完边境，感受很深。“两岸”之间的气氛是紧张的，边境居民也深受中朝外交关系的影响。延吉毕竟是边境城市，大家都能看到韩国的电视，也能听到韩国的广播。我发现，延吉居民，包括“脱北者”的情报收集能力非常强。他们都对自己所处的形势很敏感，接触外界人士很谨慎，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我在此次行走的过程中也一直紧张着，多次被警察查问身份。我当然没有隐藏：我是合法居留者，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抱着好奇心了解中国国情而已。
通过此次行走，我好像走进了一点点“北朝鲜”这一陌生的国家。我觉得，不仅是没有邦交的日朝之间，中朝之间的距离也似乎不远不近。中朝之间地理上是很近的，许多地方只隔着我也能跳过去的距离，许多事情每天也在边境上发生着，如走私和脱北，但“两岸”的确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回京的前一天，我在图们附近看着离这边100米左右的对岸。我看到了军队巡逻，拿着枪。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看见了，感到紧张，立刻躲起来。那一瞬间，我忽然看到了一位母亲背着女儿在河里洗衣服，听到了母女的对话和笑声……
此文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09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