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校友：
我上台来讲话，是想通报一个事：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北大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都发了广告了，这部书是一百八十八名北大校友写的怀念北大的书，是发扬五四精神的书，这部书由北大季羡林先生题写了书名《梦萦未名湖》。有前任校长丁石荪、陈佳洱和当时现任校长许宏智题词。作者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教授，有年二十四岁的研究生，时间跨了七十多年，这部书从2004年，征集文稿，到2008年编完，花时五年，这部书理应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北大出版社按着上边的对出版的控制要求，将三十多名校友的稿子删除，由全书五十万字变成三十多万字。为了能面世，主编只能服从出版社要求。这样北大出版社便决定2008年4月出版，以迎接北大校庆110周年。没有想到在书正印时，出版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中宣部的什么人打来的，叫这本书停印。是何人，是因为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发一个正式的文字。就这样，这部书便死于胎腹。
事发生后，主编多次和北大出版社领导谈，他们表示无奈。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北大出版社仍没有动静，据说想通过教育部有关人员向上级反映此事。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的五四精神吗？一百八十多校友，想发出一点怀念北大的声音，便被扼住喉咙，不许出声，而这一百八十多校友，也便任其扼住，没有再做声，只等待有人开恩，让出版社放行。
这部书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是有人不适合写文章，是被内部控制的人吗？没有人说明。你们说出，哪篇文章不合你们的要求，我们删除还不行吗？不行，不定罪，便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我想今年总该放行了吧？我刚才问了副主编，他说仍没有动静。那就让它死吧。
这是北大发生的事吗？正是今天的北大发生的。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有学生自办的《新潮》、《国民杂志》，北大给予了资金的支持。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我今天在这儿是呼唤北大民主精神的回归。而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年月，这不是北大应有的品格。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中文系决定写一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电影剧本，我和张炯等四位同学参加，由系主任杨晦做顾问。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写出来了，北影很重视；1960年，我们北大毕业，北影又请我们去修改了一稿，最后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没有定论而停下；二十年后，我又被请到北影，是因为夏衍同志建议的，他说，现在有四五，当年有五四，这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我又写出了一稿，并且有朱今明导演，但到今天仍没有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搬上银幕。为什么会这样，不也值得深思吗？是怕联想，怕引起人民由五四引发出思考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四月二十五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当年北大是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的北大校长教授，都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头是硬的。而今天的北大，竟然有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他对中国广大访民的侮辱的言论，理所当然的引起上访人的愤怒，这样的教授还有一点民众的感情吗？这真是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还有资格在这儿当教授吗，北大应对这样的人处理。
让五四精神回到北大吧。这就是一个经历过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的北大校友的期望。
（这是我回家后，根据记忆回想的发言内容，我的发言因为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校友不断鼓掌表示赞同，我下来，不少校友来到我面前，愿和我联系，要了我的名片）
2009年4.月25日上午10点半在北大理科楼北大校友会上的发言
我上台来讲话，是想通报一个事：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北大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都发了广告了，这部书是一百八十八名北大校友写的怀念北大的书，是发扬五四精神的书，这部书由北大季羡林先生题写了书名《梦萦未名湖》。有前任校长丁石荪、陈佳洱和当时现任校长许宏智题词。作者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教授，有年二十四岁的研究生，时间跨了七十多年，这部书从2004年，征集文稿，到2008年编完，花时五年，这部书理应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北大出版社按着上边的对出版的控制要求，将三十多名校友的稿子删除，由全书五十万字变成三十多万字。为了能面世，主编只能服从出版社要求。这样北大出版社便决定2008年4月出版，以迎接北大校庆110周年。没有想到在书正印时，出版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中宣部的什么人打来的，叫这本书停印。是何人，是因为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发一个正式的文字。就这样，这部书便死于胎腹。
事发生后，主编多次和北大出版社领导谈，他们表示无奈。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北大出版社仍没有动静，据说想通过教育部有关人员向上级反映此事。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的五四精神吗？一百八十多校友，想发出一点怀念北大的声音，便被扼住喉咙，不许出声，而这一百八十多校友，也便任其扼住，没有再做声，只等待有人开恩，让出版社放行。
这部书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是有人不适合写文章，是被内部控制的人吗？没有人说明。你们说出，哪篇文章不合你们的要求，我们删除还不行吗？不行，不定罪，便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我想今年总该放行了吧？我刚才问了副主编，他说仍没有动静。那就让它死吧。
这是北大发生的事吗？正是今天的北大发生的。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有学生自办的《新潮》、《国民杂志》，北大给予了资金的支持。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我今天在这儿是呼唤北大民主精神的回归。而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年月，这不是北大应有的品格。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中文系决定写一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电影剧本，我和张炯等四位同学参加，由系主任杨晦做顾问。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写出来了，北影很重视；1960年，我们北大毕业，北影又请我们去修改了一稿，最后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没有定论而停下；二十年后，我又被请到北影，是因为夏衍同志建议的，他说，现在有四五，当年有五四，这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我又写出了一稿，并且有朱今明导演，但到今天仍没有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搬上银幕。为什么会这样，不也值得深思吗？是怕联想，怕引起人民由五四引发出思考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四月二十五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当年北大是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的北大校长教授，都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头是硬的。而今天的北大，竟然有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他对中国广大访民的侮辱的言论，理所当然的引起上访人的愤怒，这样的教授还有一点民众的感情吗？这真是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还有资格在这儿当教授吗，北大应对这样的人处理。
让五四精神回到北大吧。这就是一个经历过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的北大校友的期望。
（这是我回家后，根据记忆回想的发言内容，我的发言因为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校友不断鼓掌表示赞同，我下来，不少校友来到我面前，愿和我联系，要了我的名片）
2009年4.月25日上午10点半在北大理科楼北大校友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