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
如果人们发现，在唐山地震一两年前，甚至早在邢台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的许多文件中便已多次提到过“唐山”这个地名，那么，对国家地震局的简单的怨愤，也许会变成深沉的疑问：中国的地震预报在世界上并不落后，那么最终未能预报“7・28”大震的症结何在？也许一切都应追溯到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标志着中国大陆地震活动一个“高潮幕”的开始。此前的一二十年间，除人烟稀少的西藏察隅在一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发生过一次八点五级地震和西藏当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发生八级地震外，中国大陆，特别是东部，总的说是平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总共只有三位地震科学家：北京鹫峰测震台创办人李善邦先生、当代中国地震学权威傅承义先生和中国地球物理事业开拓者顾功叙先生。他们或是搞测震和地球物理研究，或是通过研究地震波来探索地球内部奥秘。那时没有地震预报工作──在平静的日子里，人们会把警铃的职能忽略。五十年代中期，苏联援建二百零五项工程，在选址时需要考察历史上发生地震的情况，与长期地震预报有关的烈度鉴定工作于是才开始上马，当时人们的眼睛还只是盯着历史。直到邢台地震发生，人们才被地震的现实危险性惊醒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邢台发生六点八级强烈地震后，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一大批从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赶赴灾区。在前所未见的惨不忍睹的废墟、尸体、鲜血面前，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次未能预报的地震是怎样危及千千万万人，甚至摇撼了一个国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乘坐直升飞机赶到邢台。当他站在一个木箱上，向灾民们发表讲话，勉励他们重建家园、战胜灾害之后，神情严峻地来到科学工作者中间。周恩来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他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作出贡献。”
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幼稚：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直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方法”二字成了口头禅，连炊事员卖饭时都要问一问：“同志！找到方法了没有？”
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再次发生七点二级强烈地震，四天之后，三月二十六日，奇迹出现了。彷佛冥冥中有个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所打动，它竟慷慨地真把大地的秘密透露出来了。在灾区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八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作者们下决心发布“预报”。可当时他们连通过什么渠道发布都不知道：是要写报告呢？还是拍电报？他们中的朱传镇抓起电话向上级报告，话没说完，二十三时十九分，六级余震发生了！
不管怎样说，这是中国地震工作者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十八天之后！复杂的科学问题在一瞬间变得那样简单，人们的自信心成百倍地增长。他们觉得邢台的经验太宝贵了，那些“方法”太灵验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地背诵着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彷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真正的辉煌还在九年后的海城。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神速。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在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怎么不“奇”呢？早在海城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准备决战一番。
怎么不“奇”呢？邢台的“方法”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到海城。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在寒风里坐着等地震的到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地震发生前半小时，正在一个礼堂里参加军民联欢会的某野战军官兵和地方群众，接到紧急通知，于是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撤出……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营口县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一个多次到邢台学习“方法”、对地震预报充满自信和热情、被人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彷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午平静到现在已经六个多小时了。七点震，就是七级，八点震，就是八级。”
七点三十六分，七点三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在欢呼地震工作者的神机妙算。
海城，这是中国地震界的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地震工作者来到海城地震现场，老百姓把他们奉若神明，视为救星。被这次成功的预报保存了生命的成千上万幸运的人们，欢呼着，夹道欢迎这些能够征服自然的英雄。彩旗、鼓乐、美酒……科学家们醉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一一握着地震工作者的手说：“今后能不能争取在二十四小时前预报五级以上地震？”
那时地震工作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从海城辉煌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唐山的黑洞洞的深渊里去。
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七点三级地震的预报，完全是碰运气碰上的。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不去纠缠于报纸宣传那些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而把眼光投向无可增删的历史事实，他们便能作出判断：从海城地震全盘重演了“邢台方式”这一点说，“运气”似乎存在；可是人们能把监视范围缩小到辽南那一小片地区，这根本就不是哪个神仙暗示的结果。短期和临震预报的成功，离不开中期预报的正确。而恰恰是这一点上，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工作者在数年间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辉煌决不是偶然的。
应当留下这段历史，包括某些极其重要的文献。辉煌是真实的，正如日后的灰暗也是真实的一样。这是科学走过的路。它会告诉人们：对于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的追踪，是同一部大书的紧密相连的上下篇；区别只在于前者的结局是喜剧，而后者的结局却是悲剧。是同一批活生生的人，先后承受了巨大的欢欣和深重的折磨。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北河间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京津唐渤”）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锐敏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带作些观测。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渤海又发生七点四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六级的强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瞪大双眼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有人的搜索方式似乎十分奇特。一九七二年炎夏酷热，北京市地震队科研人员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口渴难忍，向一位老农买西瓜。闲谈中，只听见老农长叹一声道：“俗话说，大旱不过阳历五月十三，可今天都阳历六月十五了，天还未下透雨，唉，今年哪，大旱是旱定喽！”
老农说：“我活了六十七年，还没有赶上像今年这么旱的，这可是个大旱年哟！”听到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已成定局，耿庆国不禁心中一跳：他顿时联想起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他很担心：一九七二年已成定局的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大旱区，是否也是将要发生强震的一种前兆表现？是否意味着会发生危及华北北部、特别是京津地区安全的强震？出自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研究一九七二年大旱与未来几年华北强震活动的关系！
当他在张秀臣协助下搜集到有关气象资料时，他惊呆了：一九七二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当时广播里几乎也天天能听到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的大寨人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没见过的大旱”，是否在预示一场没见过的大震呢？耿庆国一头扎入“旱震关系”的研究之中，他翻阅大量的资料，绘制图表，常常彻夜不眠……他的研究得到了马宗晋的坚决支持。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山西临汾，董铁成主持召开了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耿庆国作了旱震关系报告，提出了他的发现：六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大，则震级大。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他强调指出：华北及渤海北部一九七二年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这是一个发生两组七级大地震、甚至可能发生一组八级强震的旱区面积。华北及渤海地区一九七二年大旱，与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八年那两次大旱情形相似。而一九六五年大旱之后，发生了邢台七点二级地震；一九六八年大旱之后，发生了渤海七点四级地震。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作者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异常情况。
地震的危险在逼近！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耿庆国在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北京市地震队所在地再次重申中期预报意见：
一九七二年大旱后的一至三年或稍长时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
若在一九七五年以后发生地震，则震级可达七点五级至八级左右。
他提出：一九七二年华北及渤海大旱区的特旱带为：辽南的锦州─岫岩一带、河北唐山地区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邢台─太原─忻县一带。
对上述特旱带及其附近地区（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发生七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必须认真重视。耿庆国呼吁：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的抗震防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七级以上，甚至在七点五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在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主任傅瑞群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常委白介夫、田夫、郑林、潘梁四人用整整一个上午时间，专门听取了耿庆国所作的《关于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一九七二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的汇报。白介夫说：我们科技局党委坚决支持耿庆国的中期预报意见，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几百天之内，华北及渤海北部的一些地区就有可能发生七级半大地震，这是一桩大事。要立即把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向国家地震局和胡克实汇报。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由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主持，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给国务院的报告称：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古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其主要根据是：京津之间近来小震频繁，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和水氡观测等都显出较集中的异常。渤海北京有四项较为突出的异常：全县的水平测量前几年变化很缓慢，年变化率仅零点一一毫米，但一九七三年九月以来，累计变化量却达二点五毫米处；大连出现二十二伽马的地磁异常；渤海北部六个潮汐观测站，一九七三年都测出海平面上升十几公分的变化，为十几年来所未有；小震活动也明显增加。晋南临汾盆地近年出现地震波速异常。晋、冀、豫交界区和黄海中部小震活动都有所增强。鲁南临沂一带一九六八年发生八点五级地震前，外围地区地震活动频繁，近年这个地区周围又开始出现类似情况。还有一些人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是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五点五级地震。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溧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决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八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蒙、辽、鲁七省（区、市）。文件称：作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地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辽宁海城七点三级地震、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六点三级地震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七点八级、滦县七点一级地震。海城七点三级强震和唐山七点八级强震、滦县七点一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只是他们在临震预报的决断上最终失败了……
本文节选自《唐山大地震》第七章
如果人们发现，在唐山地震一两年前，甚至早在邢台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的许多文件中便已多次提到过“唐山”这个地名，那么，对国家地震局的简单的怨愤，也许会变成深沉的疑问：中国的地震预报在世界上并不落后，那么最终未能预报“7・28”大震的症结何在？也许一切都应追溯到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标志着中国大陆地震活动一个“高潮幕”的开始。此前的一二十年间，除人烟稀少的西藏察隅在一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发生过一次八点五级地震和西藏当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发生八级地震外，中国大陆，特别是东部，总的说是平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总共只有三位地震科学家：北京鹫峰测震台创办人李善邦先生、当代中国地震学权威傅承义先生和中国地球物理事业开拓者顾功叙先生。他们或是搞测震和地球物理研究，或是通过研究地震波来探索地球内部奥秘。那时没有地震预报工作──在平静的日子里，人们会把警铃的职能忽略。五十年代中期，苏联援建二百零五项工程，在选址时需要考察历史上发生地震的情况，与长期地震预报有关的烈度鉴定工作于是才开始上马，当时人们的眼睛还只是盯着历史。直到邢台地震发生，人们才被地震的现实危险性惊醒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邢台发生六点八级强烈地震后，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一大批从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赶赴灾区。在前所未见的惨不忍睹的废墟、尸体、鲜血面前，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次未能预报的地震是怎样危及千千万万人，甚至摇撼了一个国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乘坐直升飞机赶到邢台。当他站在一个木箱上，向灾民们发表讲话，勉励他们重建家园、战胜灾害之后，神情严峻地来到科学工作者中间。周恩来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他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作出贡献。”
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幼稚：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直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方法”二字成了口头禅，连炊事员卖饭时都要问一问：“同志！找到方法了没有？”
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再次发生七点二级强烈地震，四天之后，三月二十六日，奇迹出现了。彷佛冥冥中有个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所打动，它竟慷慨地真把大地的秘密透露出来了。在灾区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八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作者们下决心发布“预报”。可当时他们连通过什么渠道发布都不知道：是要写报告呢？还是拍电报？他们中的朱传镇抓起电话向上级报告，话没说完，二十三时十九分，六级余震发生了！
不管怎样说，这是中国地震工作者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十八天之后！复杂的科学问题在一瞬间变得那样简单，人们的自信心成百倍地增长。他们觉得邢台的经验太宝贵了，那些“方法”太灵验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地背诵着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彷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真正的辉煌还在九年后的海城。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神速。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在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怎么不“奇”呢？早在海城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准备决战一番。
怎么不“奇”呢？邢台的“方法”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到海城。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在寒风里坐着等地震的到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地震发生前半小时，正在一个礼堂里参加军民联欢会的某野战军官兵和地方群众，接到紧急通知，于是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撤出……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营口县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一个多次到邢台学习“方法”、对地震预报充满自信和热情、被人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彷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午平静到现在已经六个多小时了。七点震，就是七级，八点震，就是八级。”
七点三十六分，七点三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在欢呼地震工作者的神机妙算。
海城，这是中国地震界的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地震工作者来到海城地震现场，老百姓把他们奉若神明，视为救星。被这次成功的预报保存了生命的成千上万幸运的人们，欢呼着，夹道欢迎这些能够征服自然的英雄。彩旗、鼓乐、美酒……科学家们醉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一一握着地震工作者的手说：“今后能不能争取在二十四小时前预报五级以上地震？”
那时地震工作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从海城辉煌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唐山的黑洞洞的深渊里去。
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七点三级地震的预报，完全是碰运气碰上的。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不去纠缠于报纸宣传那些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而把眼光投向无可增删的历史事实，他们便能作出判断：从海城地震全盘重演了“邢台方式”这一点说，“运气”似乎存在；可是人们能把监视范围缩小到辽南那一小片地区，这根本就不是哪个神仙暗示的结果。短期和临震预报的成功，离不开中期预报的正确。而恰恰是这一点上，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工作者在数年间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辉煌决不是偶然的。
应当留下这段历史，包括某些极其重要的文献。辉煌是真实的，正如日后的灰暗也是真实的一样。这是科学走过的路。它会告诉人们：对于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的追踪，是同一部大书的紧密相连的上下篇；区别只在于前者的结局是喜剧，而后者的结局却是悲剧。是同一批活生生的人，先后承受了巨大的欢欣和深重的折磨。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北河间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京津唐渤”）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锐敏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带作些观测。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渤海又发生七点四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六级的强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瞪大双眼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有人的搜索方式似乎十分奇特。一九七二年炎夏酷热，北京市地震队科研人员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口渴难忍，向一位老农买西瓜。闲谈中，只听见老农长叹一声道：“俗话说，大旱不过阳历五月十三，可今天都阳历六月十五了，天还未下透雨，唉，今年哪，大旱是旱定喽！”
老农说：“我活了六十七年，还没有赶上像今年这么旱的，这可是个大旱年哟！”听到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已成定局，耿庆国不禁心中一跳：他顿时联想起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他很担心：一九七二年已成定局的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大旱区，是否也是将要发生强震的一种前兆表现？是否意味着会发生危及华北北部、特别是京津地区安全的强震？出自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研究一九七二年大旱与未来几年华北强震活动的关系！
当他在张秀臣协助下搜集到有关气象资料时，他惊呆了：一九七二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当时广播里几乎也天天能听到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的大寨人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没见过的大旱”，是否在预示一场没见过的大震呢？耿庆国一头扎入“旱震关系”的研究之中，他翻阅大量的资料，绘制图表，常常彻夜不眠……他的研究得到了马宗晋的坚决支持。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山西临汾，董铁成主持召开了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耿庆国作了旱震关系报告，提出了他的发现：六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大，则震级大。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他强调指出：华北及渤海北部一九七二年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这是一个发生两组七级大地震、甚至可能发生一组八级强震的旱区面积。华北及渤海地区一九七二年大旱，与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八年那两次大旱情形相似。而一九六五年大旱之后，发生了邢台七点二级地震；一九六八年大旱之后，发生了渤海七点四级地震。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作者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异常情况。
地震的危险在逼近！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耿庆国在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北京市地震队所在地再次重申中期预报意见：
一九七二年大旱后的一至三年或稍长时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
若在一九七五年以后发生地震，则震级可达七点五级至八级左右。
他提出：一九七二年华北及渤海大旱区的特旱带为：辽南的锦州─岫岩一带、河北唐山地区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邢台─太原─忻县一带。
对上述特旱带及其附近地区（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发生七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必须认真重视。耿庆国呼吁：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的抗震防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七级以上，甚至在七点五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在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主任傅瑞群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常委白介夫、田夫、郑林、潘梁四人用整整一个上午时间，专门听取了耿庆国所作的《关于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一九七二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的汇报。白介夫说：我们科技局党委坚决支持耿庆国的中期预报意见，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几百天之内，华北及渤海北部的一些地区就有可能发生七级半大地震，这是一桩大事。要立即把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向国家地震局和胡克实汇报。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由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主持，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给国务院的报告称：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古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其主要根据是：京津之间近来小震频繁，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和水氡观测等都显出较集中的异常。渤海北京有四项较为突出的异常：全县的水平测量前几年变化很缓慢，年变化率仅零点一一毫米，但一九七三年九月以来，累计变化量却达二点五毫米处；大连出现二十二伽马的地磁异常；渤海北部六个潮汐观测站，一九七三年都测出海平面上升十几公分的变化，为十几年来所未有；小震活动也明显增加。晋南临汾盆地近年出现地震波速异常。晋、冀、豫交界区和黄海中部小震活动都有所增强。鲁南临沂一带一九六八年发生八点五级地震前，外围地区地震活动频繁，近年这个地区周围又开始出现类似情况。还有一些人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是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五点五级地震。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溧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决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八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蒙、辽、鲁七省（区、市）。文件称：作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地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辽宁海城七点三级地震、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六点三级地震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七点八级、滦县七点一级地震。海城七点三级强震和唐山七点八级强震、滦县七点一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只是他们在临震预报的决断上最终失败了……
本文节选自《唐山大地震》第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