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空巢》后记
易富贤
我的家乡在湖南农村，小时候目睹了一些计划生育粗暴执法的事例，对计划生育产生过怀疑，但是当时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应该是利大于弊的。由于几十年的舆论灌输，我1999年出国之前也认为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可以不实行计划生育，但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应该适当限制生育。出国之后，发现华人其实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种族，美国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而我周围的华人都只愿意生育两个或者一个孩子（并且年轻一代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的越来越多，有些连一个都不想生），罕有生育三个孩子的。感觉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中国单独控制人口，实际上是为全世界作出牺牲（现在看来中国计划生育其实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后面看到美国拉美裔移民的高生育率导致西班牙语的兴起，而曾经辉煌的法语却日渐没落，感觉到人口是文明的载体。2000年到2002年从人口与语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写过一些短文，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张贴在网上，但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后，发现不育不孕是一个大问题，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有这么高的不育不孕率，中国现行的、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本没有必要，从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对此长期以来被要求“不争论”，中国人口学研究长期为计划生育服务。近几年网络掀起激烈讨论之后，计生委才改口说“学术无禁区，表达有纪律”，但是学者的研究是需要发表的（涉及到学者的晋升、基金申请），如果不能表达，还怎么研究？众所周知，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是有潜规则的。凡是计生部门委托的课题，未经计生部门批准，课题承担者对研究结果必须严格保密，必须遵守“纪律”。有些“不听话”的学者，随时有可能被清除出局。这也是为什么计生部门的人口专家一边倒“支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并不是全部学者）养成了“学术爬蚤心理”，自我设限，缺乏思想独立，或主动或被动为现行政策辩护，常常异口同声得出相同的结论（比如都认为中国的人口上限是16亿，都认为现在中国有1.8的生育率）。这种现象在其它学科也很普遍，以至于决策层无法相信下属的汇报，温家宝总理都需要“绕道”才能获取真实情况。从整体来说，中国人口学科是不尽责的，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但从个体来说，还有一大批有良知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开辟了一片绿洲，实属不易，他们值得尊重和感谢！
各民族传统的生育文化都是经过上千年的摸索才建立起来的。而工业革命打乱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家庭模式，动摇了各民族生育文化的根基。欧洲和日本生育率低下，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茫然失措。韩国想提高生育率、治理出生性别比，但是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十几年耗费巨大的工程事实上却造成上百万人口的损失。由于理论上的缺陷，联合国从来没有准确预测过人口，除了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都没能成功鼓励生育。而美国的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主要还是因为近年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可以说现代人口学理论还是在婴儿阶段，还无力指导政府建立起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生育制度和文化。而中国人口学科又是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错误理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并不想跟着别人的理论走。在一些专业人口学家的眼里，我的观点是异端。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和李斯等政治精英们不惜用“焚书坑儒”等手段压制民间思想，但还是不能维持政权的延续，秦二世而亡。推翻秦朝统治的不是饱学的儒生，而是“不读书”的“大老粗”刘邦和项羽。而推翻秦朝后，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为戍卒，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些“低水平”的“布衣将相”奠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对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就争论得相当激烈（而中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在“不争论”之中匆忙上马）。
我不是人口学科班出身，不钻进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套路，才能突破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理论封锁，透视他们精心制造的人口迷雾，反而更容易看出计划生育政策的荒谬性。
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小时候，我父亲就骂我是“十不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但是人口的意义非常全面，研究人口恰恰需要“十不全”。我来自农村，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社会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亲朋，现在每周都给国内亲朋打电话，知道他们生育心理和扶养能力的转变；博士毕业后我到工业化层次最高的美国工作数年，认识了来自多种生育文化圈的朋友，特意了解各种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况，深刻体会到中华生育文化的衰败。从中国到美国，我经历了工业化的各个阶段，而工业化过程恰恰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过程，是人类生育率降低的过程。由于研究领域与人类生育相关，掌握了一些人类生育生理和病理学知识。在明尼苏达大学药理系做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鸦片成瘾机制，因为研究毒品，从而对毒品、性解放、同性恋等社会问题感兴趣；这一年多时间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但是这段经历对于后来研究美国生育文化转型却大有裨益。基于医学专业背景，我采用了一些医学思维方式研究人口问题：用人类发展指数“诊断”生育率；用“数据手术刀”一层一层解剖中国人口迷雾；将公认（“无菌”）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与争论（“污染”）数据（近年新增人口）隔离，“外科无菌操作”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根据全国多地家谱研究了易氏家族2000多年的繁衍史，对人类繁衍史和中华生育文化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马尔萨斯32岁建立他的人口理论，但38岁结婚后却“食言”而养育三个孩子；我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年龄与马尔萨斯当年相仿，我以身作则，依照自己的理论而育有三个孩子，知道工业化社会普通家庭养育孩子的艰辛，切身体会到“生产力压迫人口”，也知道普通百姓养孩子的心理感受。虽然我的学术背景比较杂，但是都是研究“人”（生理、病理、药理、心理，以及人的历史），不是研究昆虫繁衍（《人口爆炸》的作者Paul Ehrlich研究昆虫），也不是研究导弹控制（宋健是将导弹控制论应用为人口控制）。我的“十不全”的“人” 的知识、“十不全”的经历对研究人口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全面”的。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至于我，却是没有这些顾虑的，因为我不是学者，我本身是人民。我不是学者，我并不在德国七百贤人的行列里。我和广大群众站在他们的智慧宝库门口，只要那里走漏出任何一点真理，并且落到我的手上，那就行了：―我用好看的字母把它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排字工人；他把它用铅字排出来交给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把它印出来，它就属于全世界了。”
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不是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嘲笑我是“非人口学者、非人口经济学者、非人口社会学者、非环境专家”），我试图用一种平民化的语言来构建一个平民人口理论。人口问题不像其它问题，只有老百姓看得懂，才能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理论才能有效。我在网络上辛辛苦苦摆地摊多年，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尽量用通俗但不流俗的方式论述人口问题，张贴到网上，以期雅俗共赏，目前我的文章可能已经有数千万人次的网络读者。大众型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使得我的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事实，我的预测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这几年对中国人口的预测，都与事实相差甚远）。
一些人口学家说人口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面对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他们的争论却只局限于几个学者之间（似乎还只是争论是否放开二胎），就像两口子的私房话一样，上不能影响决策，下不能引导民意，宝贵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流逝，而古代还有以死相争的谏臣。辛弃疾感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因此我利用一切途径宣传我的观点（有时借用“炒作”的标题）。作为一个民间人士，质疑的是基本国策，面对的是权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那里专职造谣，并且掌握影响决策的渠道，其影响力远非我们民间人士可比），没有掌握主流媒体，只是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还得看“工商”和“城管”的眼色），不吆喝几句是没有人关注的。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反对者不乏其人（我谈不上先知先觉），出现了不少“超生游击队” （其中部分人以生命为代价）。但是全面而系统化地从理论角度反思中国人口政策，我可以算是第一人。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现在网络民意基本逆转，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组成了不少“人口学网络游击队”，网络地摊已经变成连锁店了。人口学的开明学者也认为我们在网上的宣传给人口学讨论带来了一股春风，改变了人口学讨论气氛。
计生委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不但不主动吸纳，反而利用自己特权压制网络观点，并对我进行报复。独生子女总设计师宋健1980年预测中国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但是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社会。明明预测是错误的，但是现在人口学界却说老年化不可怕，是“中国的福音”，是“为富先老”。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担心人口过度增长，现在看来即便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但是人口学界却说就是要减少人口，要将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5亿、3亿。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是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置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于不顾，他们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知道“计生委”是不能长期生存的，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就是不愿意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成立国家人口战略组，我曾经对这个战略组抱有幻想，我只是委婉地提出“计划生育要适可而止”，并违心地“奉承”过战略组领导，希望他们以此为台阶，主动提出人口政策调整建议，但是由于贪得无厌，这次战略研究报告变成了为计划生育的辩护报告（其实非常拙劣），再次延误人口政策调整时机。可以说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计划生育是“空前”（彻底否定传统生育文化）“绝后”（减少后代）。
有人说我的观点太尖锐，让人受不了。其实我向来与人为善，只是人命关天，人口问题事关国运，怎可漠视？每延误一年，就多损失数百万人命。要是我也畏畏缩缩，那么也会形成“爬蚤”心理。我不敢保证我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主要观点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
虽然人口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负面意义，但是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急性的、直接的、局部的、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而正面影响却是慢性的、间接的、宏观的（人口不是灵丹妙药，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只是经济发展中很多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口学永远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从夏商周时期到清朝初年中国人口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但是包括韩非子、徐光启等“有识之士”都抱怨人口太多。在1800年到1950年期间，其他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中国人口的增长却非常缓慢，仅仅是从4亿增加到5.5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差不多一半，但是汪士铎、陶行知、马寅初等知识精英还是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即便今后证明我的主要观点都是正确的，相信仍然会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
这几年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人口研究上（说明：工作时间还是尽责的），周末、节假日常常通宵达旦，对个人和家庭利益都有影响，但是良心使我欲罢不能。我特别要感谢我太太对我全方面的支持（包括生育三个孩子）。不断收到一些海外网友的邮件，他们在我的理论的影响下多生育了一两个孩子（我周围就有好些华人家庭和美国人家庭因为我的理论而多生育孩子），国内也有不少人因为我的理论而准备“超生”。看到网友发来的孩子可爱的相片，让我感到我的理论还是有意义的，我牺牲了个人利益，但是换来了很多生命，并且这些生命将世代相传。
以下是我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历程。
由于讨论计划生育的文章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论坛上出现，我最开始只能在海外论坛打游击，遭到网友一面倒的反对，骂声一片，文章不能收入精华文库，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宣传、辩论，海外论坛的舆论开始逆转。我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登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网站是人民网强国论坛（强国论坛1999年刚建立的时候我就注册了），我一直尝试将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发到强国论坛，但文章一直未被放出来，2003年中期强国论坛开始零星地“漏放出”我的一些文章，最开始也是反对一片，但舆论逐渐逆转，成为国内群众基础最好的论坛。2004年初在大陆的主阵地还是强国论坛，主要是宣传我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系列文章，但是其他论坛开始转载我在强国论坛的文章，我自己也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信息网上帖文章（但是2005年之后人口信息网禁止我发文章，并在2006年后将过去的文章大多被删除，只在精华区保留了2004年5月15日上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修正稿) 》）。
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又名《计划生育何去何从，攸关中国持续发展》）一文，这篇文章被海内外很多中文网站转载（7月开始在新华网被讨论数月，近两万点击率），并被修改、浓缩后以《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里面有一处笔误：将“生育率”说成“出生率”）为题发表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0月15日118期)。该文算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民间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
2004年7月之后扩大在中国大陆网络论坛的宣传力度，2004年7月29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注册，大多数文章被置顶推荐，得到广大法律工作者一面倒的支持。
2004年8月4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天涯注册，讨论比较激烈，最开始反对者居多，大量文章被删，2006年之后情况才有改观。
2004年8月28日网友帮我以“水寒中山王”为笔名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注册（后面又注册“中山水寒”），此后发展论坛成为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多篇文章点击率达到4、5万，有一篇文章点击率达到15万（在新华网很罕见）；但是在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之后，我的两个笔名被封，2006年12月17日重新注册“中山水寒”。
2004年10月1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凯迪注册，此后凯迪的猫眼看人论坛成为又一个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还是有大量文章被删），上10万点击率的有好几篇，单篇文章最高点击率近20万。在猫眼看人论坛上与李小平教授进行了长期辩论。但是2006年6月凯迪封了我的ID，引起多位网友抗议，值班编辑解释说：“与编辑无关，确实”。此后网友仍然偶尔可以转发我的文章到凯迪。
2004年10月10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改革论坛注册，后并被邀请为网络专家。
从点击率角度看，网易效果最好，单篇文章点击率超过130万，点击率上50万的文章有好几篇。
此外还在其他一些论坛注册宣传。
2004年9月12日接受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上海站记者采访，2004年10月19日接受《了望东方周刊》北京站记者采访。但是该周刊最终没有刊发我的文章。后面将《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总结文章给两位记者，委托他们转交有关部门。
2004年9月29日、10月3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刊发我6篇文章，并将我列为特约研究员。仲大军先生并将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推荐发表在2004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该文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光“网易财经”一个月浏览量就超过80万。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此后，大军中心刊发我了几十篇文章。
2004年10月24日受邀在人民网主持节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
2004年10月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开始发表我的文章，11月16日刊发我的9万字的总结文章《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后将题目改成《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该文被广为转载（比如2004年11月22日的《中国报道》周刊全文转载），并于2005年2月23日被《新华报业网》收录为“精粹”。2004年11月16日《光明观察》给我创立个人文集（《光明观察》的文章本身点击率并不高，但是由于“官方”性质，辐射性好），从此成为我的文章的主要辐射地，多篇文章被数千、上万网络媒体（包括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在线等官方媒体）和论坛转载。可惜光明网服务器在2006年7月遭到损坏，《光明观察》过去的文章无法恢复，8月份之后重新上载了部分老文章。
2004年11月27日收到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副主编来函，说是很多人告诉他关于我在网上刊发的文章，他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将文章送交给他，他将在人口学界进行一些辩论。但是后面没有反馈意见。
从2004年11月起，定期将我的文章送交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组。
2004年12月5日，在美华学社（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 Scientists）芝加哥分会成立会上，我报告了了我的人口观点，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官员听取了我的汇报，并答应将我的九万字的总结文章送交中国有关部门。
近年每年都与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2005年委托全国人大代表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计生委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美华学社首届国际学术大会于2005年4月23-24日在芝加哥举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为大会发来贺电，美国农业部华裔副部长Joseph Jen博士、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Leon M.Lederman博士、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在会上介绍了我的观点，很多教授对我的观点感到shocked（震惊）。接受中国之星电视台的采访。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一位成员出席了该次会议，听取了我的介绍，并拿走了我的幻灯片。
2005年3月解放日报的《新闻晚报》刊发我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2006年10月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会刊《社会科学论坛》刊发我的文章《中国：人口过多？人均资源不足?》。
2006年旅美科协的会刊《海外学人》分两期刊发了我两篇人口数据分析文章。
2006年以来，先后接受人民日报《国际金融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晨报、新青年权衡杂志等媒体的采访。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国家税务总局的《香港传真》、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等几家内参发表或连载我的文章。美国、英国、法国的一些媒体也在关注我的观点。
总体来说，中国民间论坛比较谨慎，很多帖子不敢放行。我将文章先在《光明观察》发表或者在强国论坛、发展论坛、法治论坛这些官方论坛贴出，将网站保存，转贴到其他论坛，其他论坛看到是来自官方网站和论坛，也就能够“网开一面”，网络媒体慢慢被打开。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即便是网络媒体所有松动，讨论还是有底线的，但是这个底线需要人来突破。这几年我们就是一再改变这个底线。我对《光明观察》说，我凭良心写作，您们根据规则决定是否放行。因此我的很多文章不能在《光明观察》刊发，甚至我的博客文章都被删除很多篇。我不能过于屈就于规则，不能过于“折衷”，否则就象主流人口学家一样形成爬蚤心理，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观点“中和”下，等于人口政策还得坚持不动摇。经过我们的坚持“脱敏”，2004年的禁忌话题，2006年变成了公开话题，宣传空间被不断拓宽。
中国很多事情可以自下而上，从地方媒体开始。但是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地方媒体还没有这个胆量，只能是从上而下。南方报业集团以“敢言”而著称，但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却反而不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刊物。从媒体关于人口政策讨论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看，近年中国网络媒体能够宽容反对计划生育的观点，主要是得益于决策层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由于发展思路的转变，人口问题讨论空间才得以放宽，才能在网络媒体形成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像以前那样“不争论”，少数几位学者可以“挟国策以令全国”，那么中国人口问题永远是迷雾。
可以说沐浴了“以人为本”的春风和网络的雨露，才有《大国空巢》的诞生。如果将《大国空巢》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2000年到2002年算是准备土壤、萌芽阶段，2003年是幼苗时期，2004年是开花、结果时期，2006年是收获阶段（书稿完成于2006年底，2007年只是进行一些校稿）。希望能够突破阻力，尽快上“餐桌”。
我的研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网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王小强先生将我的多篇文章刊发在《香港传真》，并鼓励、支持我将近几年观点系统化整理此书在大风出版社出版；感谢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仲大军先生多年的支持；感谢《光明观察》传播我的观点。感谢茅于轼、血健轩辕（网名）、杨支柱（杨支柱先生1998年在其《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就认为强制计划生育无法律依据）、梁中堂（梁中堂先生从1980年开始就反对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他在山西翼城县的“二胎”试点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孤岛）、曹观法、李寒秋等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感谢王鑫海、如风两位网友帮忙校稿，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
尤其要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反思计划生育才能形成思潮。其中何亚福先生2004年9月19日与我联系（他在2003年写过《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在减少》，与我算是殊途同归），之后我们并肩作战，活跃在各个网站，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了大量文章，破解人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误区。防风（黄华斌）分析人口数据，质疑计生委的生育率数据。王鑫海探讨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并将有专著出版。舟木从资源角度、阿蚌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质疑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加拿大的张雷是我早期在海外论坛的支持者，给我提了很多建议。Henanyanling从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等多个角度质疑计划生育。徐胜，自自强，水寒火热，韦东生（嘉恒），Kulturo， xiaoyu61611，杜杨，马典（攀枝花）,李雷（石家庄）, wuyannian1，陈开斌，王岩，王建霞，王心明，胡国鑫，汉博士，江南有丹柚，bin1997kk等网友活跃在各网站，进行了大量的宣传。Xiangjiang Ma，Wei Zhao，Hua Li，Julian Qian、仰天长啸等大量北美网友除了对我表示支持、声援外，有些还以身作则，响应我的理论多生育一两个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计划生育，活跃在各个网站，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如新华网：心软，忧买表，无弃人，刘老太爷，常山赵子龙之剑，家庭计划，有点热血，新华呢佳，看刀耕火种，人口如棋，whymay等；法治论坛：高手寂寞，wczh，吾思吾行，fanguozhi，童光灿，淼城人，tiefa7559，天涯芳草等众多网友；凯迪社区：爱看美女，murki，喧寂斋，llll8888001，西岸听海，MATRIX，小米的步枪，国家栋梁，yide1，两个小乖乖，骆驼祥子，陈剑平，郑幼容，陈雨弘，蔡正强（浙江海宁），徐晓黎，千里烟云，等；人民网：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崔树桢，徐二峨，舣洋，远山飞云等；中国改革论坛：jifengwang，大思想家，zhongwei等；天涯社区：fesel，快乐的声音，孙聚民，LegendX，天为人纲，来往变常，adamwang2006，国人002，重新来过不，阿飞和他的女人，秋燕饵，以道佐人，文辰水，岳扩旺，隆后，fslzy，cpeiying，黎光寿,熊志明，高阳裔，a12b12，retinoscopy，你要查找的ID，永兴屯，无愁天子，我行你素，gavinchris2004，华夏之痛，ithind，灌水拍砖,七下八上，佚名过客，简单虫子，gulumufox7，海角老狼, 虾之小者等；网易：zhangqingk，南山，xyzxyz-007，qqwweerr1997，grubnow，陈祯清，张玉武，杨汝辉，刘武平，1juexing等；天益：我是天龙、韩定宏等。注：排名不分先后。
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网友和社会贤达很多，很多网友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难以一一列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也不便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现在中国的主流人口学家们基本上已经无“礼”可言，人口问题一团迷雾；国家不妨“求诸野”，听听我们这些草根的看法。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风萧萧兮易水寒，计划生育一去不复返！
易富贤
我的家乡在湖南农村，小时候目睹了一些计划生育粗暴执法的事例，对计划生育产生过怀疑，但是当时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应该是利大于弊的。由于几十年的舆论灌输，我1999年出国之前也认为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可以不实行计划生育，但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应该适当限制生育。出国之后，发现华人其实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种族，美国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而我周围的华人都只愿意生育两个或者一个孩子（并且年轻一代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的越来越多，有些连一个都不想生），罕有生育三个孩子的。感觉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中国单独控制人口，实际上是为全世界作出牺牲（现在看来中国计划生育其实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后面看到美国拉美裔移民的高生育率导致西班牙语的兴起，而曾经辉煌的法语却日渐没落，感觉到人口是文明的载体。2000年到2002年从人口与语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写过一些短文，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张贴在网上，但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后，发现不育不孕是一个大问题，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有这么高的不育不孕率，中国现行的、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本没有必要，从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对此长期以来被要求“不争论”，中国人口学研究长期为计划生育服务。近几年网络掀起激烈讨论之后，计生委才改口说“学术无禁区，表达有纪律”，但是学者的研究是需要发表的（涉及到学者的晋升、基金申请），如果不能表达，还怎么研究？众所周知，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是有潜规则的。凡是计生部门委托的课题，未经计生部门批准，课题承担者对研究结果必须严格保密，必须遵守“纪律”。有些“不听话”的学者，随时有可能被清除出局。这也是为什么计生部门的人口专家一边倒“支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并不是全部学者）养成了“学术爬蚤心理”，自我设限，缺乏思想独立，或主动或被动为现行政策辩护，常常异口同声得出相同的结论（比如都认为中国的人口上限是16亿，都认为现在中国有1.8的生育率）。这种现象在其它学科也很普遍，以至于决策层无法相信下属的汇报，温家宝总理都需要“绕道”才能获取真实情况。从整体来说，中国人口学科是不尽责的，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但从个体来说，还有一大批有良知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开辟了一片绿洲，实属不易，他们值得尊重和感谢！
各民族传统的生育文化都是经过上千年的摸索才建立起来的。而工业革命打乱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家庭模式，动摇了各民族生育文化的根基。欧洲和日本生育率低下，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茫然失措。韩国想提高生育率、治理出生性别比，但是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十几年耗费巨大的工程事实上却造成上百万人口的损失。由于理论上的缺陷，联合国从来没有准确预测过人口，除了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都没能成功鼓励生育。而美国的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主要还是因为近年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可以说现代人口学理论还是在婴儿阶段，还无力指导政府建立起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生育制度和文化。而中国人口学科又是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错误理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并不想跟着别人的理论走。在一些专业人口学家的眼里，我的观点是异端。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和李斯等政治精英们不惜用“焚书坑儒”等手段压制民间思想，但还是不能维持政权的延续，秦二世而亡。推翻秦朝统治的不是饱学的儒生，而是“不读书”的“大老粗”刘邦和项羽。而推翻秦朝后，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为戍卒，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些“低水平”的“布衣将相”奠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对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就争论得相当激烈（而中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在“不争论”之中匆忙上马）。
我不是人口学科班出身，不钻进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套路，才能突破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理论封锁，透视他们精心制造的人口迷雾，反而更容易看出计划生育政策的荒谬性。
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小时候，我父亲就骂我是“十不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但是人口的意义非常全面，研究人口恰恰需要“十不全”。我来自农村，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社会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亲朋，现在每周都给国内亲朋打电话，知道他们生育心理和扶养能力的转变；博士毕业后我到工业化层次最高的美国工作数年，认识了来自多种生育文化圈的朋友，特意了解各种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况，深刻体会到中华生育文化的衰败。从中国到美国，我经历了工业化的各个阶段，而工业化过程恰恰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过程，是人类生育率降低的过程。由于研究领域与人类生育相关，掌握了一些人类生育生理和病理学知识。在明尼苏达大学药理系做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鸦片成瘾机制，因为研究毒品，从而对毒品、性解放、同性恋等社会问题感兴趣；这一年多时间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但是这段经历对于后来研究美国生育文化转型却大有裨益。基于医学专业背景，我采用了一些医学思维方式研究人口问题：用人类发展指数“诊断”生育率；用“数据手术刀”一层一层解剖中国人口迷雾；将公认（“无菌”）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与争论（“污染”）数据（近年新增人口）隔离，“外科无菌操作”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根据全国多地家谱研究了易氏家族2000多年的繁衍史，对人类繁衍史和中华生育文化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马尔萨斯32岁建立他的人口理论，但38岁结婚后却“食言”而养育三个孩子；我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年龄与马尔萨斯当年相仿，我以身作则，依照自己的理论而育有三个孩子，知道工业化社会普通家庭养育孩子的艰辛，切身体会到“生产力压迫人口”，也知道普通百姓养孩子的心理感受。虽然我的学术背景比较杂，但是都是研究“人”（生理、病理、药理、心理，以及人的历史），不是研究昆虫繁衍（《人口爆炸》的作者Paul Ehrlich研究昆虫），也不是研究导弹控制（宋健是将导弹控制论应用为人口控制）。我的“十不全”的“人” 的知识、“十不全”的经历对研究人口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全面”的。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至于我，却是没有这些顾虑的，因为我不是学者，我本身是人民。我不是学者，我并不在德国七百贤人的行列里。我和广大群众站在他们的智慧宝库门口，只要那里走漏出任何一点真理，并且落到我的手上，那就行了：―我用好看的字母把它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排字工人；他把它用铅字排出来交给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把它印出来，它就属于全世界了。”
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不是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嘲笑我是“非人口学者、非人口经济学者、非人口社会学者、非环境专家”），我试图用一种平民化的语言来构建一个平民人口理论。人口问题不像其它问题，只有老百姓看得懂，才能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理论才能有效。我在网络上辛辛苦苦摆地摊多年，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尽量用通俗但不流俗的方式论述人口问题，张贴到网上，以期雅俗共赏，目前我的文章可能已经有数千万人次的网络读者。大众型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使得我的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事实，我的预测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这几年对中国人口的预测，都与事实相差甚远）。
一些人口学家说人口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面对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他们的争论却只局限于几个学者之间（似乎还只是争论是否放开二胎），就像两口子的私房话一样，上不能影响决策，下不能引导民意，宝贵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流逝，而古代还有以死相争的谏臣。辛弃疾感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因此我利用一切途径宣传我的观点（有时借用“炒作”的标题）。作为一个民间人士，质疑的是基本国策，面对的是权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那里专职造谣，并且掌握影响决策的渠道，其影响力远非我们民间人士可比），没有掌握主流媒体，只是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还得看“工商”和“城管”的眼色），不吆喝几句是没有人关注的。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反对者不乏其人（我谈不上先知先觉），出现了不少“超生游击队” （其中部分人以生命为代价）。但是全面而系统化地从理论角度反思中国人口政策，我可以算是第一人。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现在网络民意基本逆转，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组成了不少“人口学网络游击队”，网络地摊已经变成连锁店了。人口学的开明学者也认为我们在网上的宣传给人口学讨论带来了一股春风，改变了人口学讨论气氛。
计生委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不但不主动吸纳，反而利用自己特权压制网络观点，并对我进行报复。独生子女总设计师宋健1980年预测中国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但是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社会。明明预测是错误的，但是现在人口学界却说老年化不可怕，是“中国的福音”，是“为富先老”。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担心人口过度增长，现在看来即便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但是人口学界却说就是要减少人口，要将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5亿、3亿。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是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置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于不顾，他们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知道“计生委”是不能长期生存的，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就是不愿意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成立国家人口战略组，我曾经对这个战略组抱有幻想，我只是委婉地提出“计划生育要适可而止”，并违心地“奉承”过战略组领导，希望他们以此为台阶，主动提出人口政策调整建议，但是由于贪得无厌，这次战略研究报告变成了为计划生育的辩护报告（其实非常拙劣），再次延误人口政策调整时机。可以说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计划生育是“空前”（彻底否定传统生育文化）“绝后”（减少后代）。
有人说我的观点太尖锐，让人受不了。其实我向来与人为善，只是人命关天，人口问题事关国运，怎可漠视？每延误一年，就多损失数百万人命。要是我也畏畏缩缩，那么也会形成“爬蚤”心理。我不敢保证我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主要观点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
虽然人口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负面意义，但是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急性的、直接的、局部的、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而正面影响却是慢性的、间接的、宏观的（人口不是灵丹妙药，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只是经济发展中很多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口学永远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从夏商周时期到清朝初年中国人口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但是包括韩非子、徐光启等“有识之士”都抱怨人口太多。在1800年到1950年期间，其他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中国人口的增长却非常缓慢，仅仅是从4亿增加到5.5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差不多一半，但是汪士铎、陶行知、马寅初等知识精英还是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即便今后证明我的主要观点都是正确的，相信仍然会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
这几年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人口研究上（说明：工作时间还是尽责的），周末、节假日常常通宵达旦，对个人和家庭利益都有影响，但是良心使我欲罢不能。我特别要感谢我太太对我全方面的支持（包括生育三个孩子）。不断收到一些海外网友的邮件，他们在我的理论的影响下多生育了一两个孩子（我周围就有好些华人家庭和美国人家庭因为我的理论而多生育孩子），国内也有不少人因为我的理论而准备“超生”。看到网友发来的孩子可爱的相片，让我感到我的理论还是有意义的，我牺牲了个人利益，但是换来了很多生命，并且这些生命将世代相传。
以下是我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历程。
由于讨论计划生育的文章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论坛上出现，我最开始只能在海外论坛打游击，遭到网友一面倒的反对，骂声一片，文章不能收入精华文库，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宣传、辩论，海外论坛的舆论开始逆转。我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登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网站是人民网强国论坛（强国论坛1999年刚建立的时候我就注册了），我一直尝试将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发到强国论坛，但文章一直未被放出来，2003年中期强国论坛开始零星地“漏放出”我的一些文章，最开始也是反对一片，但舆论逐渐逆转，成为国内群众基础最好的论坛。2004年初在大陆的主阵地还是强国论坛，主要是宣传我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系列文章，但是其他论坛开始转载我在强国论坛的文章，我自己也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信息网上帖文章（但是2005年之后人口信息网禁止我发文章，并在2006年后将过去的文章大多被删除，只在精华区保留了2004年5月15日上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修正稿) 》）。
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又名《计划生育何去何从，攸关中国持续发展》）一文，这篇文章被海内外很多中文网站转载（7月开始在新华网被讨论数月，近两万点击率），并被修改、浓缩后以《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里面有一处笔误：将“生育率”说成“出生率”）为题发表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0月15日118期)。该文算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民间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
2004年7月之后扩大在中国大陆网络论坛的宣传力度，2004年7月29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注册，大多数文章被置顶推荐，得到广大法律工作者一面倒的支持。
2004年8月4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天涯注册，讨论比较激烈，最开始反对者居多，大量文章被删，2006年之后情况才有改观。
2004年8月28日网友帮我以“水寒中山王”为笔名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注册（后面又注册“中山水寒”），此后发展论坛成为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多篇文章点击率达到4、5万，有一篇文章点击率达到15万（在新华网很罕见）；但是在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之后，我的两个笔名被封，2006年12月17日重新注册“中山水寒”。
2004年10月1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凯迪注册，此后凯迪的猫眼看人论坛成为又一个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还是有大量文章被删），上10万点击率的有好几篇，单篇文章最高点击率近20万。在猫眼看人论坛上与李小平教授进行了长期辩论。但是2006年6月凯迪封了我的ID，引起多位网友抗议，值班编辑解释说：“与编辑无关，确实”。此后网友仍然偶尔可以转发我的文章到凯迪。
2004年10月10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改革论坛注册，后并被邀请为网络专家。
从点击率角度看，网易效果最好，单篇文章点击率超过130万，点击率上50万的文章有好几篇。
此外还在其他一些论坛注册宣传。
2004年9月12日接受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上海站记者采访，2004年10月19日接受《了望东方周刊》北京站记者采访。但是该周刊最终没有刊发我的文章。后面将《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总结文章给两位记者，委托他们转交有关部门。
2004年9月29日、10月3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刊发我6篇文章，并将我列为特约研究员。仲大军先生并将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推荐发表在2004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该文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光“网易财经”一个月浏览量就超过80万。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此后，大军中心刊发我了几十篇文章。
2004年10月24日受邀在人民网主持节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
2004年10月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开始发表我的文章，11月16日刊发我的9万字的总结文章《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后将题目改成《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该文被广为转载（比如2004年11月22日的《中国报道》周刊全文转载），并于2005年2月23日被《新华报业网》收录为“精粹”。2004年11月16日《光明观察》给我创立个人文集（《光明观察》的文章本身点击率并不高，但是由于“官方”性质，辐射性好），从此成为我的文章的主要辐射地，多篇文章被数千、上万网络媒体（包括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在线等官方媒体）和论坛转载。可惜光明网服务器在2006年7月遭到损坏，《光明观察》过去的文章无法恢复，8月份之后重新上载了部分老文章。
2004年11月27日收到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副主编来函，说是很多人告诉他关于我在网上刊发的文章，他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将文章送交给他，他将在人口学界进行一些辩论。但是后面没有反馈意见。
从2004年11月起，定期将我的文章送交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组。
2004年12月5日，在美华学社（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 Scientists）芝加哥分会成立会上，我报告了了我的人口观点，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官员听取了我的汇报，并答应将我的九万字的总结文章送交中国有关部门。
近年每年都与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2005年委托全国人大代表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计生委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美华学社首届国际学术大会于2005年4月23-24日在芝加哥举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为大会发来贺电，美国农业部华裔副部长Joseph Jen博士、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Leon M.Lederman博士、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在会上介绍了我的观点，很多教授对我的观点感到shocked（震惊）。接受中国之星电视台的采访。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一位成员出席了该次会议，听取了我的介绍，并拿走了我的幻灯片。
2005年3月解放日报的《新闻晚报》刊发我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2006年10月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会刊《社会科学论坛》刊发我的文章《中国：人口过多？人均资源不足?》。
2006年旅美科协的会刊《海外学人》分两期刊发了我两篇人口数据分析文章。
2006年以来，先后接受人民日报《国际金融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晨报、新青年权衡杂志等媒体的采访。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国家税务总局的《香港传真》、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等几家内参发表或连载我的文章。美国、英国、法国的一些媒体也在关注我的观点。
总体来说，中国民间论坛比较谨慎，很多帖子不敢放行。我将文章先在《光明观察》发表或者在强国论坛、发展论坛、法治论坛这些官方论坛贴出，将网站保存，转贴到其他论坛，其他论坛看到是来自官方网站和论坛，也就能够“网开一面”，网络媒体慢慢被打开。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即便是网络媒体所有松动，讨论还是有底线的，但是这个底线需要人来突破。这几年我们就是一再改变这个底线。我对《光明观察》说，我凭良心写作，您们根据规则决定是否放行。因此我的很多文章不能在《光明观察》刊发，甚至我的博客文章都被删除很多篇。我不能过于屈就于规则，不能过于“折衷”，否则就象主流人口学家一样形成爬蚤心理，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观点“中和”下，等于人口政策还得坚持不动摇。经过我们的坚持“脱敏”，2004年的禁忌话题，2006年变成了公开话题，宣传空间被不断拓宽。
中国很多事情可以自下而上，从地方媒体开始。但是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地方媒体还没有这个胆量，只能是从上而下。南方报业集团以“敢言”而著称，但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却反而不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刊物。从媒体关于人口政策讨论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看，近年中国网络媒体能够宽容反对计划生育的观点，主要是得益于决策层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由于发展思路的转变，人口问题讨论空间才得以放宽，才能在网络媒体形成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像以前那样“不争论”，少数几位学者可以“挟国策以令全国”，那么中国人口问题永远是迷雾。
可以说沐浴了“以人为本”的春风和网络的雨露，才有《大国空巢》的诞生。如果将《大国空巢》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2000年到2002年算是准备土壤、萌芽阶段，2003年是幼苗时期，2004年是开花、结果时期，2006年是收获阶段（书稿完成于2006年底，2007年只是进行一些校稿）。希望能够突破阻力，尽快上“餐桌”。
我的研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网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王小强先生将我的多篇文章刊发在《香港传真》，并鼓励、支持我将近几年观点系统化整理此书在大风出版社出版；感谢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仲大军先生多年的支持；感谢《光明观察》传播我的观点。感谢茅于轼、血健轩辕（网名）、杨支柱（杨支柱先生1998年在其《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就认为强制计划生育无法律依据）、梁中堂（梁中堂先生从1980年开始就反对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他在山西翼城县的“二胎”试点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孤岛）、曹观法、李寒秋等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感谢王鑫海、如风两位网友帮忙校稿，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
尤其要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反思计划生育才能形成思潮。其中何亚福先生2004年9月19日与我联系（他在2003年写过《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在减少》，与我算是殊途同归），之后我们并肩作战，活跃在各个网站，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了大量文章，破解人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误区。防风（黄华斌）分析人口数据，质疑计生委的生育率数据。王鑫海探讨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并将有专著出版。舟木从资源角度、阿蚌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质疑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加拿大的张雷是我早期在海外论坛的支持者，给我提了很多建议。Henanyanling从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等多个角度质疑计划生育。徐胜，自自强，水寒火热，韦东生（嘉恒），Kulturo， xiaoyu61611，杜杨，马典（攀枝花）,李雷（石家庄）, wuyannian1，陈开斌，王岩，王建霞，王心明，胡国鑫，汉博士，江南有丹柚，bin1997kk等网友活跃在各网站，进行了大量的宣传。Xiangjiang Ma，Wei Zhao，Hua Li，Julian Qian、仰天长啸等大量北美网友除了对我表示支持、声援外，有些还以身作则，响应我的理论多生育一两个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计划生育，活跃在各个网站，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如新华网：心软，忧买表，无弃人，刘老太爷，常山赵子龙之剑，家庭计划，有点热血，新华呢佳，看刀耕火种，人口如棋，whymay等；法治论坛：高手寂寞，wczh，吾思吾行，fanguozhi，童光灿，淼城人，tiefa7559，天涯芳草等众多网友；凯迪社区：爱看美女，murki，喧寂斋，llll8888001，西岸听海，MATRIX，小米的步枪，国家栋梁，yide1，两个小乖乖，骆驼祥子，陈剑平，郑幼容，陈雨弘，蔡正强（浙江海宁），徐晓黎，千里烟云，等；人民网：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崔树桢，徐二峨，舣洋，远山飞云等；中国改革论坛：jifengwang，大思想家，zhongwei等；天涯社区：fesel，快乐的声音，孙聚民，LegendX，天为人纲，来往变常，adamwang2006，国人002，重新来过不，阿飞和他的女人，秋燕饵，以道佐人，文辰水，岳扩旺，隆后，fslzy，cpeiying，黎光寿,熊志明，高阳裔，a12b12，retinoscopy，你要查找的ID，永兴屯，无愁天子，我行你素，gavinchris2004，华夏之痛，ithind，灌水拍砖,七下八上，佚名过客，简单虫子，gulumufox7，海角老狼, 虾之小者等；网易：zhangqingk，南山，xyzxyz-007，qqwweerr1997，grubnow，陈祯清，张玉武，杨汝辉，刘武平，1juexing等；天益：我是天龙、韩定宏等。注：排名不分先后。
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网友和社会贤达很多，很多网友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难以一一列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也不便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现在中国的主流人口学家们基本上已经无“礼”可言，人口问题一团迷雾；国家不妨“求诸野”，听听我们这些草根的看法。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风萧萧兮易水寒，计划生育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