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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闽语分布图 (2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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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爱我电白 @ 2006年07月22日 Saturday, 11:51 AM)
如题
黄色部分为闽语．
有说：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实际上，阳江的有些语言了象电白话，可以交流。
但是，严格来说，阳江、电白的话和湛江话是可以看成是同一种语言，因为可以通话。但是它们和潮汕语的差别已经很大，无法交流。说是闽语，只能说语系什么的――我对这些要语了解不多，无法确定。
我查了一下祖宗，五六代以前原来是进客家话的。可惜现在已经不会讲客家话。再上溯到福建的祖宗，人们告诉我，的确是讲客家话，不是讲闽语的。连祖宗的语言不会讲了，真的很对不起祖先。
如题
黄色部分为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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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实际上，阳江的有些语言了象电白话，可以交流。
但是，严格来说，阳江、电白的话和湛江话是可以看成是同一种语言，因为可以通话。但是它们和潮汕语的差别已经很大，无法交流。说是闽语，只能说语系什么的――我对这些要语了解不多，无法确定。
我查了一下祖宗，五六代以前原来是进客家话的。可惜现在已经不会讲客家话。再上溯到福建的祖宗，人们告诉我，的确是讲客家话，不是讲闽语的。连祖宗的语言不会讲了，真的很对不起祖先。
飞天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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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绿色长城 @ 2006年07月22日 Saturday, 06:04 PM)
有说：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实际上，阳江的有些语言了象电白话，可以交流。
但是，严格来说，阳江、电白的话和湛江话是可以看成是同一种语言，因为可以通话。但是它们和潮汕语的差别已经很大，无法交流。说是闽语，只能说语系什么的――我对这些要语了解不多，无法确定。
我查了一下祖宗，五六代以前原来是进客家话的。可惜现在已经不会讲客家话。再上溯到福建的祖宗，人们告诉我，的确是讲客家话，不是讲闽语的。连祖宗的语言不会讲了，真的很对不起祖先。
矫正一下：
〈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电白话跟潮汕语不是一个语系。
但闽南语系是包括电白、雷州、海南。
客家话属于另外一个语系。
有说：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实际上，阳江的有些语言了象电白话，可以交流。
但是，严格来说，阳江、电白的话和湛江话是可以看成是同一种语言，因为可以通话。但是它们和潮汕语的差别已经很大，无法交流。说是闽语，只能说语系什么的――我对这些要语了解不多，无法确定。
我查了一下祖宗，五六代以前原来是进客家话的。可惜现在已经不会讲客家话。再上溯到福建的祖宗，人们告诉我，的确是讲客家话，不是讲闽语的。连祖宗的语言不会讲了，真的很对不起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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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一下：
〈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电白话跟潮汕语不是一个语系。
但闽南语系是包括电白、雷州、海南。
客家话属于另外一个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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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飞天猪 @ 2006年07月22日 Saturday, 10:46 PM)
矫正一下：
〈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电白话跟潮汕语不是一个语系。
但闽南语系是包括电白、雷州、海南。
客家话属于另外一个语系。
你矫正的正是正确的东西,潮州话本来就闽南语系,如果潮州话不是闽语我想问它是什么语系？这并不是我们为了跟潮州话攀关系，而是事实是这样，电白人大部分由福建莆田搬过来的，其中潮州就是我们的一个中转站（大概是从宋朝的时候）．还有，电白话跟潮州话也并没有跟楼上一位说的那样无法交流，其实潮州话也分很多种，比饶平，揭阳等地的话区别就很大，就像我们电白的黎话和海话一样．我在广州所认识的一些潮州人我基本可以用黎话和对方交谈，说慢一点最少能听懂一大半。其中最令我称奇的是我们的一些很偏门的名词即是一样的，比如“土角屋”（一种用泥砖做的房子），话相同不奇怪，奇怪的是用的名词都是一样的，我想这种叫法在其它语系里肯定没有。
矫正一下：
〈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电白话跟潮汕语不是一个语系。
但闽南语系是包括电白、雷州、海南。
客家话属于另外一个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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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矫正的正是正确的东西,潮州话本来就闽南语系,如果潮州话不是闽语我想问它是什么语系？这并不是我们为了跟潮州话攀关系，而是事实是这样，电白人大部分由福建莆田搬过来的，其中潮州就是我们的一个中转站（大概是从宋朝的时候）．还有，电白话跟潮州话也并没有跟楼上一位说的那样无法交流，其实潮州话也分很多种，比饶平，揭阳等地的话区别就很大，就像我们电白的黎话和海话一样．我在广州所认识的一些潮州人我基本可以用黎话和对方交谈，说慢一点最少能听懂一大半。其中最令我称奇的是我们的一些很偏门的名词即是一样的，比如“土角屋”（一种用泥砖做的房子），话相同不奇怪，奇怪的是用的名词都是一样的，我想这种叫法在其它语系里肯定没有。
QUOTE(绿色长城 @ 2006年07月22日 Saturday, 06:04 PM)
有说：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实际上，阳江的有些语言了象电白话，可以交流。
但是，严格来说，阳江、电白的话和湛江话是可以看成是同一种语言，因为可以通话。但是它们和潮汕语的差别已经很大，无法交流。说是闽语，只能说语系什么的――我对这些要语了解不多，无法确定。
阳江话有“阳江头”（土著白话）和“海话”（闽南语，他们也自称为“海话”，口音与电白海话有较大差距，但可以交流。主要分布在阳西县沙扒、牛洞等沿海地区。）
有说：闽南语一花开三朵:潮汕、电白、雷州和海南。
实际上，阳江的有些语言了象电白话，可以交流。
但是，严格来说，阳江、电白的话和湛江话是可以看成是同一种语言，因为可以通话。但是它们和潮汕语的差别已经很大，无法交流。说是闽语，只能说语系什么的――我对这些要语了解不多，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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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话有“阳江头”（土著白话）和“海话”（闽南语，他们也自称为“海话”，口音与电白海话有较大差距，但可以交流。主要分布在阳西县沙扒、牛洞等沿海地区。）
闽南语与唐宋时期关系
闽南语国际网 banlam.com
闽南语是中国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之一。
方言，是特定地区内的土著人群(或者在当地居住时间较长，是相对于外来人群而言的居民群体)，用以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语言工具。因此，方言具有区域性、时间性。
方言的发展，是区域内土著语言与外来语言进行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完善(同化)的过程。方言的变化进程，受制于区域内的人群与外界人群交流的程度，从侧面上来说，方言的变化，也反映了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变化。
当今的闽南方言是在夷狄人(古代闽越土著人群)与历代多次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特别是唐、宋两朝时期北方人入闽的基础上，由八闽远古语音与历代外来语言进行交流、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方言。
闽南语的发音主要特点有：1、多数古浊可平声字，今读音时不吐气；2、念知、登等，有时保留破裂音，成[t]、[ť];3、无轻唇音[v]、[f]；4、有韵尾[-m]、[-p]、[-t]、[-k]；5、声调七类，以上为主，与古代声调系统不尽相当。此外，在闽南语中，文、白语言区别较大。白读音代表本地方言比较久远的源头，据研究，它是秦汉及其以前中原汉人南迁所带来的汉语与当地闽越土著(少数民族)的语言相结合就开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音体系；文读音则是本地方言与本民族权威的方言(古代的雅言、通语、近代的官话、现代的汉语、词汇、语法等方面向权威的共同语靠拢的表现)。
闽南语保留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语言的语音、词汇，被海内外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因此，研究探索闽南语的发展，对保护、弘扬中国古代语言遗产，研究中国其他语种以及古代闽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积极的作用。
使用闽南语的区域，主要以福建闽南地区的厦门、漳州、泉州等闽南区域以及闽西龙岩地区为主。另外，在外省传播闽南话最广的是台湾，台湾岛上，除了高山族地区外，差不多通行着近乎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闽南话。其中，通行有于台中、台北的闽南语，稍偏于泉州腔；流行于台南、高雄的闽南语，则稍偏于漳州腔。除了台湾省以外，广东省的潮汕、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新加坡、菲律宾、马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区也使用的语言也属于闽南方言。
按照闽南语发音内部特点，在福建境内，分五个次方言区域，分厦门话区：主要分布在厦门、金门、同安等地区；泉州话区：主要分布在泉州、石狮、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漳州话区：主要分布于漳州、龙海、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华安、长泰、平和、南靖等；龙岩话区：主要分布在龙岩市、上杭、长汀、漳平县等地；大田话区：大田县、尤溪县等。
闽南语，之所以保存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语言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是取决于福建的地理等区域的环境特性。
福建，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在它的周围，浙江、江西、广东分别在其北、西以及西南，一座高大的武夷山脉，将福建与近邻分离，东面则因台湾海峡而与台湾相望。福建境内，又有众多的高大的山峰耸立。高山、深谷、急滩等自然屏障形成了福建对外交流的主要障碍。在古代对大自然的征服能力相当有限，交通工具也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的交通状况比其近邻落后，因此，福建自然近乎成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唐宋以前，福建地区即使在中央政府统治下，但由于古代的交通工具落后，陆路、水路交通都不发达，以福建的武夷山为主的众多高大的山系，将与之为邻的浙江、江西、广东隔离开来，福建与外界交流、往来水平自然的不高，处于封闭状态。福建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处于封闭状态，闽南语在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基本保留闽越区域土著语言的特性完整，被外来语言的影响、同化的程度也就低。
历史发展到唐朝时期，经过南北朝的战乱，以及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边远地区的行政管理，向边远地区派遣了众多的官吏，驻防了庞大的军队，在八闽的游宦、经商等活动的人数较前有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上，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这也为八闽之地的福建，增强与外界进行商贸、文化等交流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条件。
公元878年，由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部队，经过浙江江山的仙霞关，开山劈刀，入境福建，而后，又从福建开进广东。黄巢入闽，一方面，起义军与福建当地居民交往，加强与八闽人们的交流，另一方面，又改善了八闽的交通状况，加强了福建与比邻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社会交往的加强，作为人们交流表达工具的语言之间的交流，也就首当其冲了。闽南语一方面影响着其他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闽南语受到其他语言的同化作用，吸收了外界语言的语音、声调、词素以及语法，丰富了自己的内容，因此，此时的闽南语的语言特色也就相应地发生转变。
在这样的历史因素作用下，唐朝成为闽南语发展史上发生语言转变的第一高峰时期。
此后，从公元907年唐哀帝逊位，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藩镇，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的，故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频频的兵戎相见，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痛苦和灾难。频频的兵戎相见，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痛苦和灾难。造成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向外寻求立身之地，另外，一些平民为了避免非命之灾，也加入流入江南的行列之中;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的情况则要好得多。在这十国之中，除刘崇的北汉在北方(约今山西、陕西和河北的一部分)外，其它诸国皆在中国的南方，它们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政局相对稳定，这对中国南方的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吴越，就曾于公元910年修筑了捍海塘，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吴越走上了富裕之路。由于北方战争频仍，不少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他们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南方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福建的特殊环境，成了逃避战乱的北方流入的主要地区之一，进而增强了与外来人群交流程度，此时的闽南语与来自中原之地的外来语言的交流的机会和场合较以前更加明显了，因此，此时的闽南语吸收当时中原语言的成分就相应的增多了。
北宋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北宋都城开封(今属河南)。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北囚居，北宋灭亡。次年，原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皇族康王赵构，在金军退走之后，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仍沿用大宋国号，史称南宋，后南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于江南。南宋政权趋于稳定后，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尽管南宋国土比北宋减少五分之二，但农业生产发达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因此，南宋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并不亚于北宋。军器制造、采矿冶炼、造船等手工业的发展迅速，因此南宋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发展、规模方面都超过北宋。
靖康之难，造成了大量的中原人员，流入江南，其中，包括着为数不少的官僚、地主以及军队，相比而言，南逃的难民更是数字庞大，江浙成了南宋的核心区域.作为江浙毗邻的福建，自然也流入了众多的中原人员。一方面，南宋的中央政府，为了使尚未稳住阵脚的中央政权有一个立足之处，确保半壁江山的存在，改变前朝中央政府，因为国力有限，鞭长莫及的限制，没有对福建进行有效管理的状况，需要对包括八闽在内的周遍近邻加强管理，派驻了官吏、军队，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从社会资源、经济支持方面来维持南宋的延续；另一方面，由于南宋的特殊原因以及福建比邻江浙的缘故，南逃的难民进入福建地区的规模，也比历史要大，这些人员在福建地区，从事经商、游宦、求学、旅游等，促进了福建的对外往来。世居于斯的福建居民，不可避免地与保持自己语言习惯的难民进行交往，闽南语与外来语言的交流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闽南语被其他语言渗透、同化的程度，达到历史高潮，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地区语言的语音、词素和语法。
当然，南宋的生产水平比任何前代的时期高，南宋的经济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南宋的外贸比以前更加繁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与南宋的往来也随之高涨，福建的泉州是南宋时期的外贸中心，因此，许多外国人在福建进行商务、旅游等活动，对福建地区的闽南语的影响有着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与同属于一个语系的中原地区的语言而言，由于存在着语系的巨大差异，闽南语与这些国家、地区的语言交流的障碍是难以克服的，因而，闽南语受这些外国语言的影响的程度，比起同属于一个语系的中原语言，要逊色得多了。
南宋灭亡以后，虽然中国也处于统一的中央政府下，但随着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北迁至北京，元、明、清三朝，受自然的制约，鞭长莫及，无法对福建进行有效管理，福建与内地的交往随之减少，另外，受汉族传统意识的排外影响，元朝的蒙古贵族政权，以及清朝的满族政权，民族的等级障碍，使汉族与蒙古、满族的交往受到一定的遏止，从社会的因素，降低闽南语与外界的交流程度。因此，闽南语才能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语言特色。
闽南语之所以保持了较多成分的古代语言特色，特别是保留相当部分的唐宋时期汉语的语音、词素、以及习惯。以平、去、上、入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四种发音方式，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中，基本消失，但在闽南语中却不难发现的现象，是与福建地区，地处中国边远，内部地势险峻，交通落后，水上交通也不发达的自然障碍，而由于古代人们在克服自然困难的能力有限有关；也与唐朝经济、社会发达，长安对福建等地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以及中央政府对福建进行有效管理，唐末时期，黄巢进行游击战争，改善福建地区交通，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相对中原而言，江南具有更加安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众多的中原北方居民迁入有关；还与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南迁杭州，江浙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福建由于近邻的影响，中原居民避免战乱以及契丹政权的迫害，南逃江南的原因有着较大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快福建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相继建成了鹰福厦铁路干线，修筑了众多的国道、省道以及城乡公路，提高了公路等级，又建成了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航空港，以及开通了众多水上交通线路，极大地改善了福建地区的交通状况，增强了人们克服自然制约的能力，武夷山等不再是福建与其他区域交往的主要障碍。此外，开辟了厦门经济特区，相继开放了福建主要城市，大大加快了福建地区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福建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外交往飞跃发展，进而使福建地区与外界的交往较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有着不可比拟的频繁，闽南语受到其他语言渗透、同化等语言侵蚀现象相当严重；另外，由于国家语言政策上倾斜于语言的统一性，在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闽南语及其文明的完整性保护受到了很大地干扰。
由于闽南语在中国语言家庭中具有较完善的古代语言因素，研究、保护闽南语，对于研究古代闽语体系文明，特别是福建地区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军事等有着独特是意义，对研究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发展以及完成包括台湾等地区的统一有着促进作用；同时，对保护中国其他小语种及中国区域性特色文化遗产也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也是对人类共有文化财富的贡献。笔者认为，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闽南语进行保护性的整理、研究，这包括收集、整理广泛性闽南语资料，建立系统的闽南语档案，容许在适当区域及时段内广播、电视等语音媒体使用本语言进行播音，开发音像、风光旅游等闽南语文化产业。保护闽南语文化体系，从文化因素看，增加了闽语体系特色经济开发的内容，符合当前发展经济的大局。
闽南语国际网 banlam.com
闽南语是中国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之一。
方言，是特定地区内的土著人群(或者在当地居住时间较长，是相对于外来人群而言的居民群体)，用以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语言工具。因此，方言具有区域性、时间性。
方言的发展，是区域内土著语言与外来语言进行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完善(同化)的过程。方言的变化进程，受制于区域内的人群与外界人群交流的程度，从侧面上来说，方言的变化，也反映了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变化。
当今的闽南方言是在夷狄人(古代闽越土著人群)与历代多次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特别是唐、宋两朝时期北方人入闽的基础上，由八闽远古语音与历代外来语言进行交流、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方言。
闽南语的发音主要特点有：1、多数古浊可平声字，今读音时不吐气；2、念知、登等，有时保留破裂音，成[t]、[ť];3、无轻唇音[v]、[f]；4、有韵尾[-m]、[-p]、[-t]、[-k]；5、声调七类，以上为主，与古代声调系统不尽相当。此外，在闽南语中，文、白语言区别较大。白读音代表本地方言比较久远的源头，据研究，它是秦汉及其以前中原汉人南迁所带来的汉语与当地闽越土著(少数民族)的语言相结合就开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音体系；文读音则是本地方言与本民族权威的方言(古代的雅言、通语、近代的官话、现代的汉语、词汇、语法等方面向权威的共同语靠拢的表现)。
闽南语保留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语言的语音、词汇，被海内外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因此，研究探索闽南语的发展，对保护、弘扬中国古代语言遗产，研究中国其他语种以及古代闽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积极的作用。
使用闽南语的区域，主要以福建闽南地区的厦门、漳州、泉州等闽南区域以及闽西龙岩地区为主。另外，在外省传播闽南话最广的是台湾，台湾岛上，除了高山族地区外，差不多通行着近乎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闽南话。其中，通行有于台中、台北的闽南语，稍偏于泉州腔；流行于台南、高雄的闽南语，则稍偏于漳州腔。除了台湾省以外，广东省的潮汕、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新加坡、菲律宾、马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区也使用的语言也属于闽南方言。
按照闽南语发音内部特点，在福建境内，分五个次方言区域，分厦门话区：主要分布在厦门、金门、同安等地区；泉州话区：主要分布在泉州、石狮、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漳州话区：主要分布于漳州、龙海、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华安、长泰、平和、南靖等；龙岩话区：主要分布在龙岩市、上杭、长汀、漳平县等地；大田话区：大田县、尤溪县等。
闽南语，之所以保存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语言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是取决于福建的地理等区域的环境特性。
福建，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在它的周围，浙江、江西、广东分别在其北、西以及西南，一座高大的武夷山脉，将福建与近邻分离，东面则因台湾海峡而与台湾相望。福建境内，又有众多的高大的山峰耸立。高山、深谷、急滩等自然屏障形成了福建对外交流的主要障碍。在古代对大自然的征服能力相当有限，交通工具也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的交通状况比其近邻落后，因此，福建自然近乎成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唐宋以前，福建地区即使在中央政府统治下，但由于古代的交通工具落后，陆路、水路交通都不发达，以福建的武夷山为主的众多高大的山系，将与之为邻的浙江、江西、广东隔离开来，福建与外界交流、往来水平自然的不高，处于封闭状态。福建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处于封闭状态，闽南语在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基本保留闽越区域土著语言的特性完整，被外来语言的影响、同化的程度也就低。
历史发展到唐朝时期，经过南北朝的战乱，以及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边远地区的行政管理，向边远地区派遣了众多的官吏，驻防了庞大的军队，在八闽的游宦、经商等活动的人数较前有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上，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这也为八闽之地的福建，增强与外界进行商贸、文化等交流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条件。
公元878年，由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部队，经过浙江江山的仙霞关，开山劈刀，入境福建，而后，又从福建开进广东。黄巢入闽，一方面，起义军与福建当地居民交往，加强与八闽人们的交流，另一方面，又改善了八闽的交通状况，加强了福建与比邻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社会交往的加强，作为人们交流表达工具的语言之间的交流，也就首当其冲了。闽南语一方面影响着其他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闽南语受到其他语言的同化作用，吸收了外界语言的语音、声调、词素以及语法，丰富了自己的内容，因此，此时的闽南语的语言特色也就相应地发生转变。
在这样的历史因素作用下，唐朝成为闽南语发展史上发生语言转变的第一高峰时期。
此后，从公元907年唐哀帝逊位，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藩镇，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的，故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频频的兵戎相见，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痛苦和灾难。频频的兵戎相见，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痛苦和灾难。造成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向外寻求立身之地，另外，一些平民为了避免非命之灾，也加入流入江南的行列之中;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的情况则要好得多。在这十国之中，除刘崇的北汉在北方(约今山西、陕西和河北的一部分)外，其它诸国皆在中国的南方，它们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政局相对稳定，这对中国南方的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吴越，就曾于公元910年修筑了捍海塘，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吴越走上了富裕之路。由于北方战争频仍，不少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他们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南方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福建的特殊环境，成了逃避战乱的北方流入的主要地区之一，进而增强了与外来人群交流程度，此时的闽南语与来自中原之地的外来语言的交流的机会和场合较以前更加明显了，因此，此时的闽南语吸收当时中原语言的成分就相应的增多了。
北宋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北宋都城开封(今属河南)。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北囚居，北宋灭亡。次年，原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皇族康王赵构，在金军退走之后，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仍沿用大宋国号，史称南宋，后南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于江南。南宋政权趋于稳定后，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尽管南宋国土比北宋减少五分之二，但农业生产发达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因此，南宋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并不亚于北宋。军器制造、采矿冶炼、造船等手工业的发展迅速，因此南宋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发展、规模方面都超过北宋。
靖康之难，造成了大量的中原人员，流入江南，其中，包括着为数不少的官僚、地主以及军队，相比而言，南逃的难民更是数字庞大，江浙成了南宋的核心区域.作为江浙毗邻的福建，自然也流入了众多的中原人员。一方面，南宋的中央政府，为了使尚未稳住阵脚的中央政权有一个立足之处，确保半壁江山的存在，改变前朝中央政府，因为国力有限，鞭长莫及的限制，没有对福建进行有效管理的状况，需要对包括八闽在内的周遍近邻加强管理，派驻了官吏、军队，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从社会资源、经济支持方面来维持南宋的延续；另一方面，由于南宋的特殊原因以及福建比邻江浙的缘故，南逃的难民进入福建地区的规模，也比历史要大，这些人员在福建地区，从事经商、游宦、求学、旅游等，促进了福建的对外往来。世居于斯的福建居民，不可避免地与保持自己语言习惯的难民进行交往，闽南语与外来语言的交流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闽南语被其他语言渗透、同化的程度，达到历史高潮，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地区语言的语音、词素和语法。
当然，南宋的生产水平比任何前代的时期高，南宋的经济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南宋的外贸比以前更加繁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与南宋的往来也随之高涨，福建的泉州是南宋时期的外贸中心，因此，许多外国人在福建进行商务、旅游等活动，对福建地区的闽南语的影响有着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与同属于一个语系的中原地区的语言而言，由于存在着语系的巨大差异，闽南语与这些国家、地区的语言交流的障碍是难以克服的，因而，闽南语受这些外国语言的影响的程度，比起同属于一个语系的中原语言，要逊色得多了。
南宋灭亡以后，虽然中国也处于统一的中央政府下，但随着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北迁至北京，元、明、清三朝，受自然的制约，鞭长莫及，无法对福建进行有效管理，福建与内地的交往随之减少，另外，受汉族传统意识的排外影响，元朝的蒙古贵族政权，以及清朝的满族政权，民族的等级障碍，使汉族与蒙古、满族的交往受到一定的遏止，从社会的因素，降低闽南语与外界的交流程度。因此，闽南语才能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语言特色。
闽南语之所以保持了较多成分的古代语言特色，特别是保留相当部分的唐宋时期汉语的语音、词素、以及习惯。以平、去、上、入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四种发音方式，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中，基本消失，但在闽南语中却不难发现的现象，是与福建地区，地处中国边远，内部地势险峻，交通落后，水上交通也不发达的自然障碍，而由于古代人们在克服自然困难的能力有限有关；也与唐朝经济、社会发达，长安对福建等地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以及中央政府对福建进行有效管理，唐末时期，黄巢进行游击战争，改善福建地区交通，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相对中原而言，江南具有更加安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众多的中原北方居民迁入有关；还与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南迁杭州，江浙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福建由于近邻的影响，中原居民避免战乱以及契丹政权的迫害，南逃江南的原因有着较大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快福建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相继建成了鹰福厦铁路干线，修筑了众多的国道、省道以及城乡公路，提高了公路等级，又建成了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航空港，以及开通了众多水上交通线路，极大地改善了福建地区的交通状况，增强了人们克服自然制约的能力，武夷山等不再是福建与其他区域交往的主要障碍。此外，开辟了厦门经济特区，相继开放了福建主要城市，大大加快了福建地区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福建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外交往飞跃发展，进而使福建地区与外界的交往较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有着不可比拟的频繁，闽南语受到其他语言渗透、同化等语言侵蚀现象相当严重；另外，由于国家语言政策上倾斜于语言的统一性，在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闽南语及其文明的完整性保护受到了很大地干扰。
由于闽南语在中国语言家庭中具有较完善的古代语言因素，研究、保护闽南语，对于研究古代闽语体系文明，特别是福建地区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军事等有着独特是意义，对研究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发展以及完成包括台湾等地区的统一有着促进作用；同时，对保护中国其他小语种及中国区域性特色文化遗产也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也是对人类共有文化财富的贡献。笔者认为，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闽南语进行保护性的整理、研究，这包括收集、整理广泛性闽南语资料，建立系统的闽南语档案，容许在适当区域及时段内广播、电视等语音媒体使用本语言进行播音，开发音像、风光旅游等闽南语文化产业。保护闽南语文化体系，从文化因素看，增加了闽语体系特色经济开发的内容，符合当前发展经济的大局。
闽南文化的经济意义
来源：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魏 萼（台湾）
闽南语国际网 banlam.com
闽南人本是南迁的中原人与当地（闽南）的越人相结合者。今日的闽南人则因地而异；泉州、潮州、漳州等地的越人因人文与地理等相似，以至于今日的闽南语中的泉州、潮州、漳州等文化甚为近似。①中原人士南迁始自四世纪初晋朝永嘉之乱，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如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以至唐朝的黄巢之乱、五代十国、宋室南迁、太平天国等历朝历代的内战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大迁徙的重要因素；因此，闽南人的形成是历史造成的。闽南人与客家人都可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离乡背井、四海为家，远赴海外创业，在经济上成就非凡，尤其以东南亚地区最为突出。闽南人拥有儒家思想的民族文化资产，溯自南宋朱熹的闽南派以来，对闽南文化的影响甚巨。紫阳、龙山以及邺山等三个书院是朱熹讲学的地方，其中尤以漳州的邺山书院最具代表性（朱熹曾在漳州担任知府）。②新儒学中的濂、洛、关、闽四大派中，闽学的代表就是朱熹；新儒学即为理学，其主要精神在修身养性和爱人爱国。闽南人深受此理学的影响与传承，养成节俭、勤劳、守信、尚义等理性行为，这对于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均有深刻的影响，尤其闽南人离开家乡之后，更能感受到创业与理财的重要性，这是身在异地缺乏安全感，只有力求经济成就来保障人身安全，并提高社会地位。由于闽南人在海外的经济力量壮大，创造不少奇迹，也促使他们在东南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甚至足以左右侨居地的政局。③亚太儒家文化经济圈之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充分显示儒家文化经济圈的定义，这在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也可以充分显示出来。这个具体的意义与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欧、北美等基督新教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现代化的意义上是相同的；在南欧、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其理由是，天主教国家的宗教理念，多少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的（这也说明南欧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发展，无法与西欧的基督教国家相比较）。
二、闽南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闽南人之所以能够掌握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因素是其中一个重要关键。④谈到文化的优劣性比较，应该可以从经济发展的状况得到一些结论。当然，这里必然强调的是，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劣性，而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应该给予相同的尊重，可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不同民族性，其在经济发展上有明确的差异性：台湾闽南人的经济奇迹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倘若菲律宾人或马来西亚人在台湾、是否能创造出以往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凸显东南亚华侨何以能在经济发展上有独特表现的文化面理由，也说明基督新教地区之经济发展表现优于天主教世界的道理；⑤此外，大乘佛教北渐派地区的经济发展高于南顿派地区以及藏传佛教地区，都可以用文化的因素加以解释。文化宗教是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这只手有其看不见的威力，它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⑥
闽南人在福建约有８００万人，在台湾约有１７００万人，在南洋约有１２００万人，若再加上世界各地讲闽南语的人口约有２００万人，统计全球将近有４０００万的闽南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潮州语系的人口。闽南人经济生命力之强大，充分表现在闽南乡侨所在的侨居地和台湾，更由于侨汇的因素，闽南人对侨乡经济繁荣的贡献也很大。⑦闽南之漳、泉、厦金三角是福建省经济的主力地区，自从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这各地区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极为快速，更因侨资、台资的涌进，其经济发展也活力充沛，表现极其亮丽；这是外来的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与中国黄土文化（黄色文明）相结合，产生了经济发展的新生命力。
三、闽南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闽南似可继续光大，儒家始自孔子，孔子整合、持续并创发周公的思想而自成一个体系，此乃中国文化的道统，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世界的文化资产。中国历经战乱，各朝代不断兴替，但是此一道统始终屹立不摇，中华文化虽会在短期颠簸动荡，但终将回归正统。儒家思想是以“仁”作为出发点，基督教思想是以“神”作为出发点，但二者都是属于理学，在这一方面，他们是相通的，儒家重视科学。因此，儒学也重视物质的生产，儒家思想的“心物合一”论，也提供了可行的观点，如果说科学的发展必须重视伦理与道德的哲学意义，儒家文化对此并不偏废。⑧儒家思想的王道文化，也许在打天下有其不利性，若是“治天下”则王道永远胜过霸道，这也是中华文化永垂不朽的道理。
“格物”在《大学》的意义与《中庸》所重视的“尽物”之性相通。“格物”要先认识该物的属性（尤其要认清其科学性），进而发挥该物的价值；“来百工，则财用足”（《中庸》・二十一章），只要招徕百工，百业发达，经济自然发展，财政自然充裕，则是《中庸》重视的思想；《大学》有“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传十章）的藏富于民之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德治的重要，所以《大学》有“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传十章）这充分传达王道经济政策的立基点，是以得民心之德政为主轴，然后财政可以丰足，这即是“养鸡取蛋”的理论。这个经济思想鼓舞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闽南文化经济圈的地区。只要政府经济制度与政策方向正确，中国经济发展自然发展良好；换言之，扰民的经济政策则无法产生“养鸡取蛋”之功效，特别是“杀鸡取卵”或“竭泽而渔”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是不被有深厚儒家思想的中国人所欢迎的，这可从战后的中（包括台湾）、日、韩、港、星等地的经济实证得到答案。⑨
四、儒家思想中的社会主义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旦百姓生活改善之后，国人则有追求知识、教育的欲望，此乃不断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如此，当可使国家经济再起飞，社会迈向更文明，终至达到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中国人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发展过程，是百姓自动自愿，并非政府的政令或藉助租税而来的。北欧五国（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芬兰）是全球文明的社会主义天堂，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是藉着政府的经济力量达成的。北欧国家的政府把其国民从初生婴孩的摇篮开始照顾，一直照顾到死亡进入坟墓。他们百姓的一生被妥善的安排，这种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生活，取代了家庭伦理和人生价值，北欧国家社会自杀率高，酗酒和吸毒的状况特别严重，不是没有道理。
东西方社会主义的方向完全不同，西方基督新教的世界是从私人经济发展到政府经济的社会主义，而东方儒家新教的世界则是从政府经济发展到私人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二者是非常明显的对照。⑩换言之，东方儒家思想重视人伦的社会主义，而闽南文化与儒家思想是相辅相成的。然而，闽南的儒家文化历经时代的变迁，难免产生异化现象，这使闽南文化步上庸俗性的困境。世俗性的闽南儒家文化可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而庸俗性的闽南儒家文化则将带来现代化的灾难。在还没有达到文化调和的理想境界之前，当前闽南文化正面临中国黄土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的重大冲击，闽南儒家文化何去何从，值得知识界深思。
作者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院长、经济学博士
注释：
①Ｗｅｉ，Ｗｏｕ，“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ｕｊｉａｎ：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９９６，ｐｐ．１－２９。
②同前。
③同前。
④魏萼：《中国国富论》（经济中国的第三只手），台湾时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１―２３２页。
⑤Ｎｏｖａｋ，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⑥Ｗｅｂｅｒ，Ｍａｘ，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⑦同①。
⑧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与中西文化》，台湾水牛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６８页。
⑨魏萼：《中国国富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富论），台湾时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６８页。
⑩Ｆａｎｆａｎｉ，Ａｍｉｎｔ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Ｓｈｅ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１５９。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89－202页
来源：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魏 萼（台湾）
闽南语国际网 banlam.com
闽南人本是南迁的中原人与当地（闽南）的越人相结合者。今日的闽南人则因地而异；泉州、潮州、漳州等地的越人因人文与地理等相似，以至于今日的闽南语中的泉州、潮州、漳州等文化甚为近似。①中原人士南迁始自四世纪初晋朝永嘉之乱，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如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以至唐朝的黄巢之乱、五代十国、宋室南迁、太平天国等历朝历代的内战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大迁徙的重要因素；因此，闽南人的形成是历史造成的。闽南人与客家人都可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离乡背井、四海为家，远赴海外创业，在经济上成就非凡，尤其以东南亚地区最为突出。闽南人拥有儒家思想的民族文化资产，溯自南宋朱熹的闽南派以来，对闽南文化的影响甚巨。紫阳、龙山以及邺山等三个书院是朱熹讲学的地方，其中尤以漳州的邺山书院最具代表性（朱熹曾在漳州担任知府）。②新儒学中的濂、洛、关、闽四大派中，闽学的代表就是朱熹；新儒学即为理学，其主要精神在修身养性和爱人爱国。闽南人深受此理学的影响与传承，养成节俭、勤劳、守信、尚义等理性行为，这对于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均有深刻的影响，尤其闽南人离开家乡之后，更能感受到创业与理财的重要性，这是身在异地缺乏安全感，只有力求经济成就来保障人身安全，并提高社会地位。由于闽南人在海外的经济力量壮大，创造不少奇迹，也促使他们在东南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甚至足以左右侨居地的政局。③亚太儒家文化经济圈之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充分显示儒家文化经济圈的定义，这在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也可以充分显示出来。这个具体的意义与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欧、北美等基督新教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现代化的意义上是相同的；在南欧、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其理由是，天主教国家的宗教理念，多少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的（这也说明南欧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发展，无法与西欧的基督教国家相比较）。
二、闽南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闽南人之所以能够掌握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因素是其中一个重要关键。④谈到文化的优劣性比较，应该可以从经济发展的状况得到一些结论。当然，这里必然强调的是，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劣性，而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应该给予相同的尊重，可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不同民族性，其在经济发展上有明确的差异性：台湾闽南人的经济奇迹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倘若菲律宾人或马来西亚人在台湾、是否能创造出以往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凸显东南亚华侨何以能在经济发展上有独特表现的文化面理由，也说明基督新教地区之经济发展表现优于天主教世界的道理；⑤此外，大乘佛教北渐派地区的经济发展高于南顿派地区以及藏传佛教地区，都可以用文化的因素加以解释。文化宗教是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这只手有其看不见的威力，它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⑥
闽南人在福建约有８００万人，在台湾约有１７００万人，在南洋约有１２００万人，若再加上世界各地讲闽南语的人口约有２００万人，统计全球将近有４０００万的闽南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潮州语系的人口。闽南人经济生命力之强大，充分表现在闽南乡侨所在的侨居地和台湾，更由于侨汇的因素，闽南人对侨乡经济繁荣的贡献也很大。⑦闽南之漳、泉、厦金三角是福建省经济的主力地区，自从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这各地区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极为快速，更因侨资、台资的涌进，其经济发展也活力充沛，表现极其亮丽；这是外来的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与中国黄土文化（黄色文明）相结合，产生了经济发展的新生命力。
三、闽南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闽南似可继续光大，儒家始自孔子，孔子整合、持续并创发周公的思想而自成一个体系，此乃中国文化的道统，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世界的文化资产。中国历经战乱，各朝代不断兴替，但是此一道统始终屹立不摇，中华文化虽会在短期颠簸动荡，但终将回归正统。儒家思想是以“仁”作为出发点，基督教思想是以“神”作为出发点，但二者都是属于理学，在这一方面，他们是相通的，儒家重视科学。因此，儒学也重视物质的生产，儒家思想的“心物合一”论，也提供了可行的观点，如果说科学的发展必须重视伦理与道德的哲学意义，儒家文化对此并不偏废。⑧儒家思想的王道文化，也许在打天下有其不利性，若是“治天下”则王道永远胜过霸道，这也是中华文化永垂不朽的道理。
“格物”在《大学》的意义与《中庸》所重视的“尽物”之性相通。“格物”要先认识该物的属性（尤其要认清其科学性），进而发挥该物的价值；“来百工，则财用足”（《中庸》・二十一章），只要招徕百工，百业发达，经济自然发展，财政自然充裕，则是《中庸》重视的思想；《大学》有“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传十章）的藏富于民之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德治的重要，所以《大学》有“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传十章）这充分传达王道经济政策的立基点，是以得民心之德政为主轴，然后财政可以丰足，这即是“养鸡取蛋”的理论。这个经济思想鼓舞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闽南文化经济圈的地区。只要政府经济制度与政策方向正确，中国经济发展自然发展良好；换言之，扰民的经济政策则无法产生“养鸡取蛋”之功效，特别是“杀鸡取卵”或“竭泽而渔”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是不被有深厚儒家思想的中国人所欢迎的，这可从战后的中（包括台湾）、日、韩、港、星等地的经济实证得到答案。⑨
四、儒家思想中的社会主义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旦百姓生活改善之后，国人则有追求知识、教育的欲望，此乃不断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如此，当可使国家经济再起飞，社会迈向更文明，终至达到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中国人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发展过程，是百姓自动自愿，并非政府的政令或藉助租税而来的。北欧五国（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芬兰）是全球文明的社会主义天堂，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是藉着政府的经济力量达成的。北欧国家的政府把其国民从初生婴孩的摇篮开始照顾，一直照顾到死亡进入坟墓。他们百姓的一生被妥善的安排，这种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生活，取代了家庭伦理和人生价值，北欧国家社会自杀率高，酗酒和吸毒的状况特别严重，不是没有道理。
东西方社会主义的方向完全不同，西方基督新教的世界是从私人经济发展到政府经济的社会主义，而东方儒家新教的世界则是从政府经济发展到私人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二者是非常明显的对照。⑩换言之，东方儒家思想重视人伦的社会主义，而闽南文化与儒家思想是相辅相成的。然而，闽南的儒家文化历经时代的变迁，难免产生异化现象，这使闽南文化步上庸俗性的困境。世俗性的闽南儒家文化可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而庸俗性的闽南儒家文化则将带来现代化的灾难。在还没有达到文化调和的理想境界之前，当前闽南文化正面临中国黄土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的重大冲击，闽南儒家文化何去何从，值得知识界深思。
作者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院长、经济学博士
注释：
①Ｗｅｉ，Ｗｏｕ，“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ｕｊｉａｎ：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９９６，ｐｐ．１－２９。
②同前。
③同前。
④魏萼：《中国国富论》（经济中国的第三只手），台湾时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１―２３２页。
⑤Ｎｏｖａｋ，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⑥Ｗｅｂｅｒ，Ｍａｘ，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⑦同①。
⑧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与中西文化》，台湾水牛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６８页。
⑨魏萼：《中国国富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富论），台湾时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６８页。
⑩Ｆａｎｆａｎｉ，Ａｍｉｎｔｏ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Ｓｈｅ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８５，ｐ．１５９。
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89－2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