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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畸形的教育到变味的支教 (1人在浏览)

雨夜的浪漫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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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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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依照原苏联的模式,结合自己的特点,已经初步建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客观地讲,这个教育体系虽然有很多的弊病,但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卓有成效的。

  解放以后,政府进行了多形式、多渠道的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使中国的识字率大大提高。十年文革期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国的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社社有完中,村村有完小。在“文革”期间,青少年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在中国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原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进行了人才节选,以充分利用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这本身并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本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也相应得到发展,教育的普及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提高。然而,事实和人们的期待却好相反。中国的教育经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原来的5%下降到2%,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于是,教育的严重营养不良造成了教育的畸形发展。

  高等教育。从96年开始,除了那些被选进211工程的100所大学以外,其他大学国家不再负责。而211工程的目的是什么呢?正如一位网友说的,“是通过国家的重点建设,让中国的若干高校和部分重点学科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成为世界一流。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教育系统的面子工程。”没选入211工程的高等学校为了生存,就极力提高档次,“打造品牌”,由大专升到本科,由专科学院升为综合性大学。各校利用招生的自主权,开始乱招研究生、博士生,并由之引发的中国教育中的腐败,结果使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学校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可学生素质却是越来越低。而由之所引发的就是大学教育开始收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10年间中国大学学费的水平大踏步上升:1989年国内高校试点收费时,一般学杂费100元/年,到1993年全国高校平均学费已涨到了610元/年,1995年1124元,1997年1620元,2000年已达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2005年普通专业收费涨至6、7千元,软件专业则高达近万元。这种涨幅既超过了中国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目前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家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显然,中下层人民的子女等于被卡在高等教育门槛之外了,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从1994年,中国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贫困生群体。

  至于基础教育,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已是人所共知的谎言。二十多年来,国家用于基础教育的有限经费几乎只用于面上的“美容”,全国侧重于首都,各地侧重于城市,在农村,除了教师的基本工资外,其他几乎等于零。这些年来,尽管政府的办公大楼由小变大,由矮变高,由低档变高档,档次“翻了几番”,可中小学就是盖不起校舍。毛泽东时期建的校舍,由新楼变旧楼,由旧楼变危楼,档次往下“翻了几番”,至今得不到改造,于是只好照常使用。国家为了减轻政府负担,鼓励私人办学,可私立学校学费高得惊人,并非平民子弟可攀之地。公立学校为了生存,也变着法向学生收钱,农民不堪学校各种杂费之重负。加上学校迫于评比,只抓主科,抓升学率,课改尽是做秀,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教学高压替代疏导,学校生活枯燥无味,于是,学龄儿童的失学率居高不下。以福建省的一个所谓的“小康县”的一个“小康乡”为例,这里的乡级初中学生数三千来人,初一入学人数一千多人,到了初三,溜生就有两百多人,溜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为了应付“两基”验收,邻县学校只好互开寄读生证明,不足数的,为了应急,就向厂场借人充当学生。于是,次次“两基”验收,次次过关。这就是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

  然而,肥皂泡吹得五光十色,破裂了还是一滴脏水。“九年义务教育”下的新文盲层出不穷,农村从经济贫困发展到文化贫困,进而从文化贫困深化了经济贫困。目前,多数农村除了几个生意冷落的舞厅以外,文化生活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当然,有贫困就要有救济,有贫困也就有了救济,于是,各种慈善工程应运而生,“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工程”等不一而足。然而,真正能沾到这些“工程”之光的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数人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借着新世纪的曙光,中国又迎来了新的“慈善工程”之光――“支教”。

  这“支教”的佛光能照耀多远呢?

  “支教”大概是首都的重点高校发起的,由这些高校的师生对西部贫困山区的教育进行义务帮助开始的吧。“支教”的本意自然是好的,是一种自愿义务的慈善行为,应加以发扬光大。果不其然,一场轰轰烈烈的“支教”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并从富翁发展到贫民,从高等教育发展到基础教育,从自愿发展到强制。二○○五年十月九日厦门市教育局做出了要当高级教师,必须有一年到农村支教的经历规定。福建省的一个“小康县”则更有绝招:明明师资不足,大中专师范院校毕业生不安排,却去招聘非师范类学校的毕业生;安排了不正式聘用,却“借用”,工作与正式教师一样,每月却只给两三百元生活费;县内教师本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却让教师集中在条件较好的学校,然后再由这些学校派出教师到偏远的学校“支教”,而这些学校则按教师所任学科学生考试成绩,排名在后面的教师就要履行“支教”任务;“支教”本是自愿的,现在变成了强制,本来是光荣的,现在变成了一种耻辱,本来是应该受表扬和奖励的,现在变成了一种惩罚――变味了。

  当然,现今社会的许多东西就像食品一样,变味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这跟他们所赖以产生的土壤有关。“支教”自然也跟其他“慈善工程”一样,好看不好吃,耐看不耐用,因为他们都是畸形教育的产物,而畸形教育产生于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则缘于社会的全面市场化。

  政治腐败,当权者为先;社会腐败,教育为先。这是规律。
 
分析得恰到好处,但谁最终改变这种状况呢?我们期待着伟人的出现。
 
我灌水....灌得轻松..灌得乐意..灌得..自己也醉了..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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