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依照原苏联的模式，结合自己的特点，已经初步建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客观地讲，这个教育体系虽然有很多的弊病，但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卓有成效的。
解放以后，政府进行了多形式、多渠道的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使中国的识字率大大提高。十年文革期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国的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社社有完中，村村有完小。在“文革”期间，青少年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在中国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原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进行了人才节选，以充分利用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这本身并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本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也相应得到发展，教育的普及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提高。然而，事实和人们的期待却好相反。中国的教育经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原来的5%下降到2%，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于是，教育的严重营养不良造成了教育的畸形发展。
高等教育。从96年开始，除了那些被选进211工程的100所大学以外，其他大学国家不再负责。而211工程的目的是什么呢？正如一位网友说的，“是通过国家的重点建设，让中国的若干高校和部分重点学科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成为世界一流。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教育系统的面子工程。”没选入211工程的高等学校为了生存，就极力提高档次，“打造品牌”，由大专升到本科，由专科学院升为综合性大学。各校利用招生的自主权，开始乱招研究生、博士生，并由之引发的中国教育中的腐败，结果使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学校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可学生素质却是越来越低。而由之所引发的就是大学教育开始收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10年间中国大学学费的水平大踏步上升：1989年国内高校试点收费时，一般学杂费100元／年，到1993年全国高校平均学费已涨到了610元／年，1995年1124元，1997年1620元，2000年已达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2005年普通专业收费涨至6、7千元，软件专业则高达近万元。这种涨幅既超过了中国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目前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家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显然，中下层人民的子女等于被卡在高等教育门槛之外了，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从１９９４年，中国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贫困生群体。
至于基础教育，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已是人所共知的谎言。二十多年来，国家用于基础教育的有限经费几乎只用于面上的“美容”，全国侧重于首都，各地侧重于城市，在农村，除了教师的基本工资外，其他几乎等于零。这些年来，尽管政府的办公大楼由小变大，由矮变高，由低档变高档，档次“翻了几番”，可中小学就是盖不起校舍。毛泽东时期建的校舍，由新楼变旧楼，由旧楼变危楼，档次往下“翻了几番”，至今得不到改造，于是只好照常使用。国家为了减轻政府负担，鼓励私人办学，可私立学校学费高得惊人，并非平民子弟可攀之地。公立学校为了生存，也变着法向学生收钱，农民不堪学校各种杂费之重负。加上学校迫于评比，只抓主科，抓升学率，课改尽是做秀，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教学高压替代疏导，学校生活枯燥无味，于是，学龄儿童的失学率居高不下。以福建省的一个所谓的“小康县”的一个“小康乡”为例，这里的乡级初中学生数三千来人，初一入学人数一千多人，到了初三，溜生就有两百多人，溜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为了应付“两基”验收，邻县学校只好互开寄读生证明，不足数的，为了应急，就向厂场借人充当学生。于是，次次“两基”验收，次次过关。这就是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
然而，肥皂泡吹得五光十色，破裂了还是一滴脏水。“九年义务教育”下的新文盲层出不穷，农村从经济贫困发展到文化贫困，进而从文化贫困深化了经济贫困。目前，多数农村除了几个生意冷落的舞厅以外，文化生活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当然，有贫困就要有救济，有贫困也就有了救济，于是，各种慈善工程应运而生，“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工程”等不一而足。然而，真正能沾到这些“工程”之光的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数人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借着新世纪的曙光，中国又迎来了新的“慈善工程”之光――“支教”。
这“支教”的佛光能照耀多远呢？
“支教”大概是首都的重点高校发起的，由这些高校的师生对西部贫困山区的教育进行义务帮助开始的吧。“支教”的本意自然是好的，是一种自愿义务的慈善行为，应加以发扬光大。果不其然，一场轰轰烈烈的“支教”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并从富翁发展到贫民，从高等教育发展到基础教育，从自愿发展到强制。二○○五年十月九日厦门市教育局做出了要当高级教师，必须有一年到农村支教的经历规定。福建省的一个“小康县”则更有绝招：明明师资不足，大中专师范院校毕业生不安排，却去招聘非师范类学校的毕业生；安排了不正式聘用，却“借用”，工作与正式教师一样，每月却只给两三百元生活费；县内教师本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却让教师集中在条件较好的学校，然后再由这些学校派出教师到偏远的学校“支教”，而这些学校则按教师所任学科学生考试成绩，排名在后面的教师就要履行“支教”任务；“支教”本是自愿的，现在变成了强制，本来是光荣的，现在变成了一种耻辱，本来是应该受表扬和奖励的，现在变成了一种惩罚――变味了。
当然，现今社会的许多东西就像食品一样，变味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这跟他们所赖以产生的土壤有关。“支教”自然也跟其他“慈善工程”一样，好看不好吃，耐看不耐用，因为他们都是畸形教育的产物，而畸形教育产生于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则缘于社会的全面市场化。
政治腐败，当权者为先；社会腐败，教育为先。这是规律。
解放以后，政府进行了多形式、多渠道的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使中国的识字率大大提高。十年文革期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国的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社社有完中，村村有完小。在“文革”期间，青少年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在中国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原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进行了人才节选，以充分利用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这本身并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本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也相应得到发展，教育的普及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提高。然而，事实和人们的期待却好相反。中国的教育经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原来的5%下降到2%，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于是，教育的严重营养不良造成了教育的畸形发展。
高等教育。从96年开始，除了那些被选进211工程的100所大学以外，其他大学国家不再负责。而211工程的目的是什么呢？正如一位网友说的，“是通过国家的重点建设，让中国的若干高校和部分重点学科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成为世界一流。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教育系统的面子工程。”没选入211工程的高等学校为了生存，就极力提高档次，“打造品牌”，由大专升到本科，由专科学院升为综合性大学。各校利用招生的自主权，开始乱招研究生、博士生，并由之引发的中国教育中的腐败，结果使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学校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可学生素质却是越来越低。而由之所引发的就是大学教育开始收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10年间中国大学学费的水平大踏步上升：1989年国内高校试点收费时，一般学杂费100元／年，到1993年全国高校平均学费已涨到了610元／年，1995年1124元，1997年1620元，2000年已达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2005年普通专业收费涨至6、7千元，软件专业则高达近万元。这种涨幅既超过了中国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目前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家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显然，中下层人民的子女等于被卡在高等教育门槛之外了，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从１９９４年，中国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贫困生群体。
至于基础教育，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已是人所共知的谎言。二十多年来，国家用于基础教育的有限经费几乎只用于面上的“美容”，全国侧重于首都，各地侧重于城市，在农村，除了教师的基本工资外，其他几乎等于零。这些年来，尽管政府的办公大楼由小变大，由矮变高，由低档变高档，档次“翻了几番”，可中小学就是盖不起校舍。毛泽东时期建的校舍，由新楼变旧楼，由旧楼变危楼，档次往下“翻了几番”，至今得不到改造，于是只好照常使用。国家为了减轻政府负担，鼓励私人办学，可私立学校学费高得惊人，并非平民子弟可攀之地。公立学校为了生存，也变着法向学生收钱，农民不堪学校各种杂费之重负。加上学校迫于评比，只抓主科，抓升学率，课改尽是做秀，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教学高压替代疏导，学校生活枯燥无味，于是，学龄儿童的失学率居高不下。以福建省的一个所谓的“小康县”的一个“小康乡”为例，这里的乡级初中学生数三千来人，初一入学人数一千多人，到了初三，溜生就有两百多人，溜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为了应付“两基”验收，邻县学校只好互开寄读生证明，不足数的，为了应急，就向厂场借人充当学生。于是，次次“两基”验收，次次过关。这就是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
然而，肥皂泡吹得五光十色，破裂了还是一滴脏水。“九年义务教育”下的新文盲层出不穷，农村从经济贫困发展到文化贫困，进而从文化贫困深化了经济贫困。目前，多数农村除了几个生意冷落的舞厅以外，文化生活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当然，有贫困就要有救济，有贫困也就有了救济，于是，各种慈善工程应运而生，“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工程”等不一而足。然而，真正能沾到这些“工程”之光的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数人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借着新世纪的曙光，中国又迎来了新的“慈善工程”之光――“支教”。
这“支教”的佛光能照耀多远呢？
“支教”大概是首都的重点高校发起的，由这些高校的师生对西部贫困山区的教育进行义务帮助开始的吧。“支教”的本意自然是好的，是一种自愿义务的慈善行为，应加以发扬光大。果不其然，一场轰轰烈烈的“支教”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并从富翁发展到贫民，从高等教育发展到基础教育，从自愿发展到强制。二○○五年十月九日厦门市教育局做出了要当高级教师，必须有一年到农村支教的经历规定。福建省的一个“小康县”则更有绝招：明明师资不足，大中专师范院校毕业生不安排，却去招聘非师范类学校的毕业生；安排了不正式聘用，却“借用”，工作与正式教师一样，每月却只给两三百元生活费；县内教师本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却让教师集中在条件较好的学校，然后再由这些学校派出教师到偏远的学校“支教”，而这些学校则按教师所任学科学生考试成绩，排名在后面的教师就要履行“支教”任务；“支教”本是自愿的，现在变成了强制，本来是光荣的，现在变成了一种耻辱，本来是应该受表扬和奖励的，现在变成了一种惩罚――变味了。
当然，现今社会的许多东西就像食品一样，变味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这跟他们所赖以产生的土壤有关。“支教”自然也跟其他“慈善工程”一样，好看不好吃，耐看不耐用，因为他们都是畸形教育的产物，而畸形教育产生于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则缘于社会的全面市场化。
政治腐败，当权者为先；社会腐败，教育为先。这是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