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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电白富豪十强排名榜 (4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大白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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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下一些大款不择手段拉拢和腐蚀国家公职人员的行贿案件相比，被法院判决书列为李嘉廷受贿案第一位行贿人杨荣的行贿问题，颇具新意。
杨荣是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因涉嫌行贿犯罪，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６日被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１０月１１日执行逮捕。
随着近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该案进行审理，杨荣与李嘉廷、李勃父子之间发生的大款攀高官牟取暴利、高官傍大款获取私利的权钱交易内幕，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认识李嘉廷后，通过不断送物送钱，杨荣成为李嘉廷的“朋友”。
现年４５岁的杨荣，１９５８年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１９７９年参加工作后，在该县岭门供销社当供销员。１９８５年脱离单位，个人经商。１９８９年移民汤加，几个月后又移居香港。与许多移居香港的广东老板一样，杨荣在香港成立公司后，回到内地做生意，主要经营化工产品、烟草辅料和香烟进出口业务。
１９９３年５月，杨荣与云南某厂合作，在电白县成立汽车公司。公司开业时，有关部门负责人邀请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李嘉廷前往电白参加仪式，杨荣有幸与李嘉廷认识。为了“以后到云南做生意能得到李副省长的关照”，他先是给李嘉廷夫妻每人８００元的红包，后又陪同他们到广东游山玩水。杨荣聪明能干，头脑灵光，加之多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懂得如何结交领导干部，因而，他一路上对李嘉廷夫妻鞍前马后，精心照料，并出手大方，住最好的宾馆，吃最贵的宴席。几天下来，杨荣给李嘉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认识李嘉廷后，杨荣每次到云南做生意，都通过秘书联系，邀请李嘉廷吃饭，并多次到李嘉廷家中拜访，每次都送上价值上万元的高档礼品，进一步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两人的关系密切了，李嘉廷“考虑到像杨荣这样的个体老板，总是通过秘书来找我，影响不好”，就让杨荣直接跟自己联系。１９９４年初，杨荣到北京办事，听说李嘉廷也在北京开会，就到李嘉廷住的宾馆，与李嘉廷一起聊天。得知李嘉廷即将出国考察，杨荣“觉得应该送给他点外币出国时用”，便将随身携带的１０００美元送给李嘉廷作为零花钱。杨荣回忆说：“由于我还没有摸准李嘉廷的脾气，第一次给他送钱，他推辞不要，我很紧张，结果钱一下子掉在地毯上。我赶紧弯下腰把钱捡起来，又送给他，他也就没推辞啦。”过了不久，李嘉廷又一次出国考察，返程时途经香港，杨荣把李嘉廷接到家中做客。送李嘉廷回宾馆后，杨荣在李嘉廷住的房间，把事先准备好的３万港币送给李嘉廷，李嘉廷没有推辞就笑纳了。对此，李嘉廷案发后毫不回避地解释说：“像杨荣这样的香港老板送给我钱，当然是想和我搞好关系，成为朋友，然后利用我的权力给他办事，让他赚钱。”
从杨荣与李嘉廷认识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虽然各有动机，各怀目的，但归根结底，大款杨荣攀上高官李嘉廷，是为了牟取暴利；高官李嘉廷傍结大款杨荣，是企图获取私利。因而，他们各自投其所好，成为“朋友”，一开始就把权钱交易问题，赤裸裸地摆到了显耀位置。
第一次找李嘉廷办事，李嘉廷当着杨荣的面打一个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事后开出的条件是让杨荣把李勃（李嘉廷之子）送到香港去。
作为李嘉廷受贿案判决书中排列第一位的行贿人，杨荣第一次找李嘉廷办事，就显得很有气魄。
１９９５年初，杨荣与朋友温某合伙做生意，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国际有限公司，并从国家有关部门搞到１３ ０００大箱出口云南卷烟的指标。当时，云南卷烟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出口货源紧俏，有了指标不一定有货源，有了货源又不一定有好品种。为此，杨荣专程找到李嘉廷，请其帮助打通关节，协调关系。李嘉廷表现出热情的态度和爽快的作风，当着杨荣的面，就给有关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对杨荣出口卷烟一事，在供货时间上要尽快抓紧，在品种搭配上要给予关照。分管烟草工作的常务副省长电话一打，下面办事的部门人人听话，加班加点，层层落实，并在品种搭配上给予了最大的关照。据杨荣供述，他与温某拿到的卷烟，大部分都是特别畅销的“红塔山”和“阿诗玛”等甲级烟，仅搭配差价一项就多赚了７００多万元。这笔生意做成后，杨荣赚钱高达１３００多万元。因此当李嘉廷主动提出想让次子李勃出国留学的事，杨荣对此虽然心里没底，“但考虑到他是省长，想给他拍马屁都苦于没有机会”，所以就顺着李嘉廷的话题说“我来想办法”。
后来，李勃出国留学的计划搁浅，总不能闲着靠别人养活。尽管他一时还没有考虑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但经过杨荣提议，其父李嘉廷已拿定主意，让其“跟着杨荣学做生意”。在李嘉廷看来，杨荣特别看中自己手中权力，他要在云南做生意，就必须与自己加深关系。让李勃与其合作，自己可以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按正常程序公开为杨荣办事，而李勃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力，躲在背后与杨荣“分钱”。因而，杨荣一跟李嘉廷提出让李勃与自己学做生意的想法，李嘉廷就对杨荣关切地说，让李勃跟着你在香港和广东学做生意可以，但不能带李勃到云南做生意。你到云南做生意，不论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找我联系，我都会帮你解决问题，但需要你把所获的利润分一些给李勃，并照顾好李勃的生活。同时，李嘉廷还多次提醒李勃，杨荣的生意主要在云南，你与他合作，涉及到云南的事情你不要抛头露面。
据李勃交代其父李嘉廷也罢，杨荣也罢，都知道初出茅庐的他不是经商的料，与杨荣合作做生意起不了任何作用。实事上他后来跟了杨荣一年多，也只是游山玩水，吃吃喝喝，没有做任何事。而杨荣主动提出让李勃与他合作做生意，其用意十分明显。正如其所云：“因为李嘉廷是省长，他利用权力为我的生意帮了忙，我也想以后继续让他帮忙，所以才通过与李勃合作做生意的方式，送钱给李嘉廷。”他也深知，只有李嘉廷高度信任自己，才会把其不便公开的谋利之事交给自己来做，并且采取与李勃合作的办法，既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又不影响自己的收益。
透过杨荣与李嘉廷、李勃父子的权钱交易关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商人的势利。
杨荣作为一个商人，通过与李嘉廷、李勃父子建立的权钱交易关系，仅做了几笔“生意”，就赚了数千万的巨额利润，收益可谓丰厚。但如果我们一味地谴责商人的势利，而回避官员的问题，未免有些不符合实际。在是水浸湿鞋还是鞋弄脏了水的问题上，或许李嘉廷在案发后的供述能够说明问题。他说，我就是想利用当省级领导的权力，给孩子谋点利益，所以让李勃投靠杨荣，由我给杨荣提供生意上的帮助，有了利益赚了钱，由李勃收取。杨荣也通过送钱给李勃，好让我给他办事。
正因为如此，李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倚仗父亲的权力，而不是自己的能力，以跟杨荣合作做生意的方式，一次次从杨荣处收受或索取贿赂１０００多万元。
由此看来，贪欲扭曲的不只是官员的权力；金钱的魔力，也不仅仅使商人变得势利。
杨荣是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因涉嫌行贿犯罪，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６日被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１０月１１日执行逮捕。
随着近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该案进行审理，杨荣与李嘉廷、李勃父子之间发生的大款攀高官牟取暴利、高官傍大款获取私利的权钱交易内幕，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认识李嘉廷后，通过不断送物送钱，杨荣成为李嘉廷的“朋友”。
现年４５岁的杨荣，１９５８年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１９７９年参加工作后，在该县岭门供销社当供销员。１９８５年脱离单位，个人经商。１９８９年移民汤加，几个月后又移居香港。与许多移居香港的广东老板一样，杨荣在香港成立公司后，回到内地做生意，主要经营化工产品、烟草辅料和香烟进出口业务。
１９９３年５月，杨荣与云南某厂合作，在电白县成立汽车公司。公司开业时，有关部门负责人邀请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李嘉廷前往电白参加仪式，杨荣有幸与李嘉廷认识。为了“以后到云南做生意能得到李副省长的关照”，他先是给李嘉廷夫妻每人８００元的红包，后又陪同他们到广东游山玩水。杨荣聪明能干，头脑灵光，加之多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懂得如何结交领导干部，因而，他一路上对李嘉廷夫妻鞍前马后，精心照料，并出手大方，住最好的宾馆，吃最贵的宴席。几天下来，杨荣给李嘉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认识李嘉廷后，杨荣每次到云南做生意，都通过秘书联系，邀请李嘉廷吃饭，并多次到李嘉廷家中拜访，每次都送上价值上万元的高档礼品，进一步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两人的关系密切了，李嘉廷“考虑到像杨荣这样的个体老板，总是通过秘书来找我，影响不好”，就让杨荣直接跟自己联系。１９９４年初，杨荣到北京办事，听说李嘉廷也在北京开会，就到李嘉廷住的宾馆，与李嘉廷一起聊天。得知李嘉廷即将出国考察，杨荣“觉得应该送给他点外币出国时用”，便将随身携带的１０００美元送给李嘉廷作为零花钱。杨荣回忆说：“由于我还没有摸准李嘉廷的脾气，第一次给他送钱，他推辞不要，我很紧张，结果钱一下子掉在地毯上。我赶紧弯下腰把钱捡起来，又送给他，他也就没推辞啦。”过了不久，李嘉廷又一次出国考察，返程时途经香港，杨荣把李嘉廷接到家中做客。送李嘉廷回宾馆后，杨荣在李嘉廷住的房间，把事先准备好的３万港币送给李嘉廷，李嘉廷没有推辞就笑纳了。对此，李嘉廷案发后毫不回避地解释说：“像杨荣这样的香港老板送给我钱，当然是想和我搞好关系，成为朋友，然后利用我的权力给他办事，让他赚钱。”
从杨荣与李嘉廷认识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虽然各有动机，各怀目的，但归根结底，大款杨荣攀上高官李嘉廷，是为了牟取暴利；高官李嘉廷傍结大款杨荣，是企图获取私利。因而，他们各自投其所好，成为“朋友”，一开始就把权钱交易问题，赤裸裸地摆到了显耀位置。
第一次找李嘉廷办事，李嘉廷当着杨荣的面打一个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事后开出的条件是让杨荣把李勃（李嘉廷之子）送到香港去。
作为李嘉廷受贿案判决书中排列第一位的行贿人，杨荣第一次找李嘉廷办事，就显得很有气魄。
１９９５年初，杨荣与朋友温某合伙做生意，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国际有限公司，并从国家有关部门搞到１３ ０００大箱出口云南卷烟的指标。当时，云南卷烟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出口货源紧俏，有了指标不一定有货源，有了货源又不一定有好品种。为此，杨荣专程找到李嘉廷，请其帮助打通关节，协调关系。李嘉廷表现出热情的态度和爽快的作风，当着杨荣的面，就给有关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对杨荣出口卷烟一事，在供货时间上要尽快抓紧，在品种搭配上要给予关照。分管烟草工作的常务副省长电话一打，下面办事的部门人人听话，加班加点，层层落实，并在品种搭配上给予了最大的关照。据杨荣供述，他与温某拿到的卷烟，大部分都是特别畅销的“红塔山”和“阿诗玛”等甲级烟，仅搭配差价一项就多赚了７００多万元。这笔生意做成后，杨荣赚钱高达１３００多万元。因此当李嘉廷主动提出想让次子李勃出国留学的事，杨荣对此虽然心里没底，“但考虑到他是省长，想给他拍马屁都苦于没有机会”，所以就顺着李嘉廷的话题说“我来想办法”。
后来，李勃出国留学的计划搁浅，总不能闲着靠别人养活。尽管他一时还没有考虑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但经过杨荣提议，其父李嘉廷已拿定主意，让其“跟着杨荣学做生意”。在李嘉廷看来，杨荣特别看中自己手中权力，他要在云南做生意，就必须与自己加深关系。让李勃与其合作，自己可以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按正常程序公开为杨荣办事，而李勃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力，躲在背后与杨荣“分钱”。因而，杨荣一跟李嘉廷提出让李勃与自己学做生意的想法，李嘉廷就对杨荣关切地说，让李勃跟着你在香港和广东学做生意可以，但不能带李勃到云南做生意。你到云南做生意，不论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找我联系，我都会帮你解决问题，但需要你把所获的利润分一些给李勃，并照顾好李勃的生活。同时，李嘉廷还多次提醒李勃，杨荣的生意主要在云南，你与他合作，涉及到云南的事情你不要抛头露面。
据李勃交代其父李嘉廷也罢，杨荣也罢，都知道初出茅庐的他不是经商的料，与杨荣合作做生意起不了任何作用。实事上他后来跟了杨荣一年多，也只是游山玩水，吃吃喝喝，没有做任何事。而杨荣主动提出让李勃与他合作做生意，其用意十分明显。正如其所云：“因为李嘉廷是省长，他利用权力为我的生意帮了忙，我也想以后继续让他帮忙，所以才通过与李勃合作做生意的方式，送钱给李嘉廷。”他也深知，只有李嘉廷高度信任自己，才会把其不便公开的谋利之事交给自己来做，并且采取与李勃合作的办法，既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又不影响自己的收益。
透过杨荣与李嘉廷、李勃父子的权钱交易关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商人的势利。
杨荣作为一个商人，通过与李嘉廷、李勃父子建立的权钱交易关系，仅做了几笔“生意”，就赚了数千万的巨额利润，收益可谓丰厚。但如果我们一味地谴责商人的势利，而回避官员的问题，未免有些不符合实际。在是水浸湿鞋还是鞋弄脏了水的问题上，或许李嘉廷在案发后的供述能够说明问题。他说，我就是想利用当省级领导的权力，给孩子谋点利益，所以让李勃投靠杨荣，由我给杨荣提供生意上的帮助，有了利益赚了钱，由李勃收取。杨荣也通过送钱给李勃，好让我给他办事。
正因为如此，李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倚仗父亲的权力，而不是自己的能力，以跟杨荣合作做生意的方式，一次次从杨荣处收受或索取贿赂１０００多万元。
由此看来，贪欲扭曲的不只是官员的权力；金钱的魔力，也不仅仅使商人变得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