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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我们尚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
财经会议资讯 昨天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饶毅
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文| 饶毅






我今天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误传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来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基米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是否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前达到的程度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可能都未达到?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后果。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共识——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显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来作为例子。而中国人很多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的模式和内容,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当有少数翻译翻译得比较好,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1949年以前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它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同时拥有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景润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不能说一定出现过,以后应该会出现。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后,抗战就开始了,所以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我在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第一个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对中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带动,当然与民国政府时代成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曾经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当时国家并不是特别支持他的情况下,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认为的是农民出身,他实际上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是自己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今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和卫生部的局级领导人作为行政主管,协调了全国比较多的单位。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像张昌绍等含冤去世以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需要仔细知道的人,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参与青蒿素工作不同的、有争议的人共同公认的、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这本书,我们不仅会介绍屠呦呦和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我们也会把张昌绍先生的工作加进去,所以至少是两代科学的传承,从一位放弃和平的国外生活,回到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他做了重要的科学工作,到他1967年去世;屠呦呦这辈科学家,重新寻找抗疟药,到成功找到,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所以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抗疟的523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比如说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刚,他很快被调走是因为要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毛泽东同志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很多人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首先非常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如果用简单的、容易记的、有点肤浅的诺贝尔奖的数字来说: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是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可以预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也是日本获得诺奖100周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诺奖的数字达到日本的数字,当然是不是2049年中国总体科学超过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肯定或者否定,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研。美国在研究突出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它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来源:爱思想网)
 
管自己,要转的转,心情靓则看,不靓不看贴,别扯什么态度问题,谢谢
 
饶毅:我们尚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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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饶毅
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文| 饶毅






我今天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误传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来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基米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是否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前达到的程度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可能都未达到?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后果。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共识——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显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来作为例子。而中国人很多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的模式和内容,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当有少数翻译翻译得比较好,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1949年以前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它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同时拥有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景润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不能说一定出现过,以后应该会出现。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后,抗战就开始了,所以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我在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第一个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对中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带动,当然与民国政府时代成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曾经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当时国家并不是特别支持他的情况下,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认为的是农民出身,他实际上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是自己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今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和卫生部的局级领导人作为行政主管,协调了全国比较多的单位。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像张昌绍等含冤去世以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需要仔细知道的人,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参与青蒿素工作不同的、有争议的人共同公认的、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这本书,我们不仅会介绍屠呦呦和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我们也会把张昌绍先生的工作加进去,所以至少是两代科学的传承,从一位放弃和平的国外生活,回到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他做了重要的科学工作,到他1967年去世;屠呦呦这辈科学家,重新寻找抗疟药,到成功找到,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所以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抗疟的523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比如说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刚,他很快被调走是因为要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毛泽东同志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很多人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首先非常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如果用简单的、容易记的、有点肤浅的诺贝尔奖的数字来说: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是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可以预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也是日本获得诺奖100周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诺奖的数字达到日本的数字,当然是不是2049年中国总体科学超过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肯定或者否定,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研。美国在研究突出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它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来源:爱思想网)
:rose::rose:
谢谢分享,
认真看了一遍,我是比较认同里面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到: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

中国人确定是缺乏一些必要的研究精神,脚踏实地精神,耐得寂寞精神。

这个转贴建议有心人都用心看看,对于教育子女,清楚认识自己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其实早在两千前,中国是有科学研究精神的,墨家就是,当时与儒学并称彼时显学,从者众,只可惜因为诸多复杂原因,最终儒学压过墨学,从此科学研究传承在中国销声匿迹,不绝如缕。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实用主义,很简单,因为要生活,比如考上大学选专业时,百分之百的家长都是选热门的,甚至为了专业宁愿放弃名校。一位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朋友,现已是处级,他开玩笑说,幸好当年包分配,否则现在肯定失业。
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家而活,肩负着家的重任,所以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大富大贵,就必须要有一技傍身,拼命撑起一头家。因此,不实用能行吗?
 
确定,有家庭和没家庭,在中国区别还是很大。
中国人很重视家庭,因为中国历来就是个宗族的社会,所以家庭观念是非常重的。为什么慈善业在中国没什么影响与此不没关系。
 
自由与西方文明

文:米塞斯



公元前500年前后,东西方在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却几乎同时达到各自智慧的高峰:在东方,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在西方,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15世纪末的大航海,开启了人类历史的第一次全球化,随后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东西方文明从此分道扬镳,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曾经同样璀璨的东西方文明,为何结出不同的果实?这个问题有无数个答案,而米塞斯的答案不仅深刻,更具现实意义。


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为他们理想中的前程而努力。分工竞业,各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这种自由,在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


计划经济是由官方决定每个人的职业。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决定于上级的意旨,个人的前途,完全靠权力者的眷宠。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战。


如果他觉得,他有能力以价更廉、物更美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他就可以试显身手。资金缺乏并不妨碍他的企图,因为资本家经常是在寻找善于利用资金的企业家。工商业活动的成败兴衰,靠的是消费者的选择;争取消费者,靠的是价廉物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所得者也不受雇主的任意支配。


一个企业家,如果雇不到最合适的员工,或者不能以足够的工资防止他们转业,那么,营业的纯利就会减少。


雇主与受雇者之间,无所谓恩惠。雇主雇用员工,同购置原料与设备一样,是营业上必要的手段。员工方面也可自由选择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


这种决定个人地位与所得的社会淘汰,在市场经济下不断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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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分工合作


一方面,有些巨富日渐衰落,最后化为乌有;另一方面,有些贫贱出身的人物,地位与财富一天一天显赫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特权阶级;政府对于既得利益,并不给予特殊保护,任凭后起之秀向它们挑战。在这种社会里,已经致富的人,为保持财富,仍须努力不懈,与他人竞争。


在分工合作的社会架构里面,每个人都要靠他自己对于购买者群所提供的劳务,而他自己也是购买者群当中的一个人。


每个人,当其购买或不购买的时候,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的一分子。这一权力,指定了所有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在这所有的人当中,自然也包括每个购买者和不买者在内。


某些人的所得较高,另一些人的所得较低。在这一分配过程中,每个购买者都是影响因素。每个人都可自由提出一种贡献以换取较高的报酬。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就是:某甲依赖于别人的,并不多于别人之依赖于某甲。除此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的自由。生产分工,谁也不能完全自给。


谈到自由问题,我们必须指出,西方人之所以不同于亚洲人,完全是由于前者过的是自由生活。亚洲的日本、印度等国家,以及近东的一些国家,在没有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前,他们并不是在野蛮状态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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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古代的黄金之城


这些民族,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以前,已经在工艺、建筑、文学、哲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有了辉煌的成绩。他们也建立过强有力的帝国。


但是,他们的努力一旦被阻,他们的文化就陷于麻痹迟钝的状态,失掉了适应新的经济问题的能力。


他们的智力与艺术天才也为之消失。艺术家与作者,赤裸裸地抄袭前人的格局。神学家、哲学家、法律家,也只以注释古人的著作为能事。


他们祖先所创造的那些纪念物黯然无光,他们的帝国也已解体。他们的元气与活力消失了,面对日益贫弱的趋势而漠然无动于衷。


东方古代的哲学与诗篇,是可以与西方最好的作品比美的。可是在最近几百年当中,东方却没有任何重要的著作出现。在现代文化史的记录上,难得找出东方作者的姓名。


东方人对于人类文化久已没有任何贡献了。有许多问题与争论,在西方曾经闹得有声有色,对于东方人则是陌生的。一方面是波澜壮阔,一方面是死水一团。


理由是很明显的。东方缺乏一件最重要的东西——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由的观念。东方人从未举起自由的旗帜,从未强调个人的权利以对抗统治者的权力,从未把专制君主的任意专断当作问题来讨论因此,他们从未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制体系以保障私人财产,防止暴君们随意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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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大家总以为富人之有财富,就是穷人所以穷的原因,因而对于统治者之剥削工商界财富,反加赞许。所以大量的资本累积成为不可能。因此,凡是需要大量投资的一切进步设施,这些国家都做不到。


资产阶级不发达,著作家、艺术家和发明家也就无所庇托以发展其天才。对于后生辈,所有发展个性的道路都阻塞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就是服侍统治者这一条路。


西方社会是每个独立的个人可以个别地力争上游的个人社会;东方社会则是一群臣民糜聚起来,靠着统治者的恩惠而过活的社会。



西方活泼的青年把世界看作一个竞技的场所,在这里,他可以赢得盛名、地位、光荣,与财富;在他的野心之下,天下没有太难的事。


至于东方人,因其父母们都是迁就环境、遵循传统的,所以他们都养成了优柔谦卑的习性。


自立自恃的西方人,那股得意洋洋的朝气,表现出来,就像热烈的赞美诗一样,索福克丽兹(Sophocles)的安提娥尼赞美歌(Antigone-hymn)与贝多芬(Beethoven)的第九交响曲(Ninth Symphony),就是这种气概。这一类的音乐,是东方人所未曾有的。


西方文明的建造者,其子孙将舍弃自由而自愿地投降于万能政府的保护下,这是可能的吗?由一个最高权力者,设计一具庞大的机器来运用,把人当作这具机器的螺丝钉,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他们会满意吗?停滞了的文明,其心理竟会对于那些牺牲了成千累万的生命而争得优势的观念,发生扫荡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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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基石,不仅是米塞斯解释东西方世界大分流的根本原因,也是米塞斯一生所捍卫的信仰。


一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乌托邦主义泛滥时,米塞斯是那个唯一坚守自由市场的学者,他坚定地认为: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为此,他被当作全世界的敌人,然而历史却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


米塞斯的思想影响了罗斯巴德、哈耶克、安·兰德等人,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罗斯巴德则说:“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


米塞斯一生颠沛流离,他的思想即便在西方世界也曾被视为“异端”。
 
我们唯一的平等就是无知


美国平权运动

文:刘瑜 编:愈嘉

来,给你出一道题。

假设你来自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

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问题是,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

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拉开,发现自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不已。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拉开,发现自己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得想想什么样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才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平权行动。



平等伤害了谁?

“平权行动”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这一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

这项政策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1978年的“巴克案”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

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议。最著名的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威尔逊。他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



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和拉美裔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

谁来分配正义?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补偿性正义”是否合理?——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

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


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被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在《保守主义思想》一书中写道:

“无知之幕”背后的逻辑是,我们需要一个巨大无比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最终这种裁判权一定会被权力机器所劫持——那就无异于“抱薪救火”,罗尔斯式的“正义”越多,个人自由就会受到更多限制。那时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无论是极权国家还是福利国家,他们总是打着“平等”的名义,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端,并造成了上世纪无数的人间灾难。



柯克在书中进一步指出,国家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没有权利的转让,没有契约的订立,更没有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

“分配正义”违背了市场原则。市场本身能够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任何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再分配,一定会被自由的市场交换所打破。 正义意味着尊重权利。由国家再分配所维持的平等将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权利,正义不在于平等,而在于承认、尊重和保护个人的天赋和私有财产权。

深知乌托邦主义弊病的柯克,在对西方文明诸多问题的层层剖析中,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西方人面对的困惑,也是如今我们面对的困惑。本书被公认为“左派最需要认真对付的劲敌”。而对中国人来说,更是一剂最强有力的清醒剂!
 
“洛克文明底线”

每个现代人都应具备的常识

文:网摘 编:Kuange李强
一切政府都是绝对的君主制,它所能依据的理由是: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约翰·洛克《论奴隶制与天赋自由》

洛克深谙人性。
于是,他提出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
生命、财产、自由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三项基本权利,不得以任何名义加以侵犯。
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洛克从不高扬人的道德,因为个体的道德千姿百态,群体的道德自有边界。
他只谈底线的道德,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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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和生命诉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
人不能破坏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让其它人来残害自己的生命,否则就会出现战争状态。并且,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没有理由灭绝失败者的生命。
生命是神圣的,是高贵的。它让人活得有意义,让社会富于色彩。每一个生命都如同花一样释放出自己独有的芳香。没有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神圣就会被亵渎,社会就失去了活力,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光泽。
正如美国作家安·兰德在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呼吁的:
●“以我的生命以及我对它的热爱起誓,我永远不会为别人而活,也不会要求别人为我而活。”
如果任何人侵犯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而怀有敌意的人”。


为生命而活,才是神圣之活。为生命而战,才是神圣之战。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人获得生命权利,还要使其延续下去,这是一个生存的过程。
人因生存而劳动,因劳动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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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还必然使自然物品成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它融合了认得劳动,因为它设置了人类道德的边界底线。
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就是破坏了人类的底线道德,使之处在失范和无序状态。哪里没有私有财产,哪里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障,哪里的道德就会塌陷。
而且,私有财产是人类正义之源也是正义本身。
人类在自然状态中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充满了正义性,而契约社会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上帝的尊严,因此保障私有财产就是维护正义的基本标志之一。
破坏和侵占私有财产,就是以上帝为敌,就是向人类开战,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进入战争状态。
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人的终级目的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财产本身,而是自由。自由让生命大放光彩,让财产展示人性的光辉。
没有了自由,生命只具有了工具性意义;没有了自由,财产就失去了精神之根。
但是,自由并非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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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在法律之外无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如果说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权者的自由,会给自由以毁灭性的打击。
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以法律的名义、上帝的名义、以高尚的目的,也不能侵犯自由。
政府存在的三大目的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生命、私有财产和自由。

洛克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低调的,要求政府执行规则、执行法律即可,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当运动员就别当裁判员,一身兼二任既破坏了法律,也极大地伤害了自由。政府的目的也因此很快就变成政府自身的目的,变成以公权谋私权的工具。
凡是违背政府目的的政府,就是暴政政府。
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谎言为基本信条,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
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一个唯一的标准。
在他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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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守法,公民就会守法,政府与公民就都会安然无恙,同在一个蓝天下,过着和谐与快乐的生活。
政府守法,是社会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
洛克悟透了人性,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万般不如意,这种万般不如意总会激发人们离开地平线的理想。这种理想,看起来诱人,听起来伟大,真正要实施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海市蜃楼的边上,就是人类的万丈深渊,进入海市蜃楼,就进入了地狱之门。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洛克做到了,洛克也因此不朽。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更不会逼任何一个人走入绝境。少一个走入绝境的人,社会就多一份安全。这虽然是常识,我们社会缺的恰恰是这常识。让每一个落入绝境的人看到希望,这个社会才有希望。
“洛克文明底线”:保护私产和限制权力,这是开启现代文明之门的两把钥匙,也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

然而,对洛克文明底线的挑战从未停歇。20世纪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一次次让人类陷入恐惧和灾难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和超级技术的发展,让高福利、大政府,以及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政治正确”愈演愈烈。“洛克文明底线”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洛克文明底线”在很多前现代国家,还不是常识,而是“异端”;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经济社会生态的复杂程度,远非洛克时代可比,因此亟需在洛克文明底线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思想和洞见。

我们推荐两本最值得阅读的作品:奥地利经济学派领军人物汉斯-赫尔曼·霍普的《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中国保守保守主义代表学者王建勋的《驯化利维坦》

霍普将保护私产提升到了伦理的层面,他说“认知与探寻真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正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比私产更高的价值。而在《驯化利维坦》中,对权力的制约,则被拓展至纵向的地方自治,和横向的三大主要权力的分立,并且,“以野心对抗野心”,要通过权力的相互制约达到平衡。

作为一名现代人,不仅要坚守洛克文明底线,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上要拓宽洛克文明底线的思想版图。
 
王在法下,将王(权力)关进笼子里,是西洋文明的要素之一。目的:保障自由、正义、平等

也是约翰•洛克思想体系的重要标志,在《政府论》的上半部,洛克花费大量精力和智慧分析和批判“君权神授”的荒谬,指出政府权力的来源是公民将权力的一部分让渡给一个民选或公民认同的现有政府来管理公共事务,以保障个人生命、财产和自由,这就是王(政府)在法(契约)下

然后依据约翰•洛克划时代的理念,欧洲启蒙时期呈现百花齐放的兴盛繁华,所以约翰•洛克被誉为欧洲启蒙贤哲的老师
 
最后编辑:
君权神授,会象变色龙一样以各种面目出现,魅惑众生,在没有充分启蒙的社会,非有思想有智慧者没法分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一切权力归农会
天兄天父,人人平等,耕者有其田
人民的选择……
要统一…(统一为君)哪怕千百万人头落地 某某不长草

……
 
最后编辑:
这显然是读书人的辨论,我没那么多时间去阅读,所以懒得去弄懂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我更喜欢玄学,命理风水等,这与西方文化是相悖的,甚至与东方文明都是相悖的,但我喜欢。
我无法证明玄学是否与科学有关联,但研究发现天运的确存在,不管朝代的荣辱兴衰和政权更迭,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所以我中了邪,什么文明都是浮云,只有天运才是王道。这是读书人不耻的,但我显然不是读书人,所以不管江湖、商场、三教九流我都混迹其中,因为我深知自己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不了中南海的心,明知无力医治这个社会的大病,何必费心?
生活就象强奸,既然无力反抗,就慢慢享受吧

文明即天运,不知道对不对?

西洋文明这500年腾勃兴旺,西洋国运同样腾勃兴旺;华夏文明衰竭枯萎,华夏国运也衰竭枯萎

东邻日本,嘬尔小国 由于引进 学习 消化 复制文明,几十年就由叫花子逆袭成为王者

这不是玄学,是科学

文明是社会最核心的生产力!没有之一
 
最后编辑:
到处张嘴就扣帽,你可有一丝尊重别人?
他表面上是一位老师,本身就是个败类;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中国这么多有钱人要移民到国外,为什么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有这么多,为什么香港人都要赶在97回归之前移民呢?中国政府有它说,没你讲;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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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张嘴就扣帽,你可有一丝尊重别人?
一位为人师表的都已经进化成这个样子了,老百姓还能指望什么呢,赶紧赚钱移民呗
 
他表面上是一位老师,本身就是个败类;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中国这么多有钱人要移民到国外,为什么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有这么多,为什么香港人都要赶在97回归之前移民呢?中国政府有它说,没你讲;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特色…

一位为人师表的都已经进化成这个样子了,老百姓还能指望什么呢,赶紧赚钱移民呗
谁是败类,一目了然。你们崇尚的自由就是无法无天,还好是在大陆,有公安武警震慑你们这帮龟孙,否则你们都早已成为暴徒了。滚吧!!!
 
他表面上是一位老师,本身就是个败类;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中国这么多有钱人要移民到国外,为什么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有这么多,为什么香港人都要赶在97回归之前移民呢?中国政府有它说,没你讲;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特色…
你快点移民吧,难道没钱美国爹就不收下你这干儿子?在国内生活这么不自在那还不快点滚,还赖着干嘛。
 
喜欢英小美!觉得她靓就去追吧!不喜欢的就追别的美女!
觉得自己老婆不好,不够性感美丽的,可以提出离婚的!

讲多无谓,食多会滞!
 
谁是败类,一目了然。你们崇尚的自由就是无法无天,还好是在大陆,有公安武警震慑你们这帮龟孙,否则你们都早已成为暴徒了。滚吧!!!
你快点移民吧,难道没钱美国爹就不收下你这干儿子?在国内生活这么不自在那还不快点滚,还赖着干嘛。
屎好吃?好吃就多吃点,还教书,去教你老无鸭个死人臭臭支啊
 
中国人,特别是学生都缺乏独立思考,这是否与教育有关?或者直接与老师有关?前两天朋友说他读六年级的儿子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给最敬爱的人的一封信》,他看到儿子写的是最敬爱的x爷爷,这显然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写的,他看到就气,于是就问儿子,你认识x爷爷吗?他帮你交学费吗?他送你上学吗?他煮饭给你吃吗?儿子说都没有,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他。那你为什么说他是最敬爱的呢?儿子想了想,突然恍然大悟:应该是自己的爷爷是最敬爱的。
我就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引导学生?
 
中国人,特别是学生都缺乏独立思考,这是否与教育有关?或者直接与老师有关?前两天朋友说他读六年级的儿子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给最敬爱的人的一封信》,他看到儿子写的是最敬爱的x爷爷,这显然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写的,他看到就气,于是就问儿子,你认识x爷爷吗?他帮你交学费吗?他送你上学吗?他煮饭给你吃吗?儿子说都没有,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他。那你为什么说他是最敬爱的呢?儿子想了想,突然恍然大悟:应该是自己的爷爷是最敬爱的。
我就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引导学生?
解放军叔叔是最敬爱的人吗?消防官兵叔叔是最敬爱的人吗?我觉得也不错。这世界上总会有些人值得我们尊敬的,并不一定得认识。自己爷爷是亲人,当然也得爱。都没错。爱并不只有狭义的爱,也有广义的爱。老师没错,你也没错,思想高度不一样而已。
 
移民美国的方法:
方法一:投资移民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是获得美国绿卡及去美国生活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按照美国移民政策的规定,移民美国的申请者可通过对美国进行区域中心项目或直接投资项目的方式移民,投资数目最低50万美元,并解释资金来源。
方法二:嫁、娶一个美国公民。结婚是获得美国绿卡最容易的方法。
方法三:留学移民。美国为了吸引人才,对留学生申请绿卡开辟通道,留学生可以找一个雇主,然后申请H-1B签证,获得H-1B签证后,就可以申请绿卡了。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在H-1B签证到期后还没有成功转为绿卡的话,H-1B就失效了。因此,不少留学生会在此之前申请劳工移民,不过劳工移民的申请获批周期很长,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煎熬的等待期。
方法四:作为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在各方面有接触成就的人可以获取美国的绿卡,它属于“牛人”专利。如果您“资质”平平,申请这个绿卡难度很大,但仍然有不少中国人成功获取。例如娱乐圈的名人多靠这种方式获得美国绿卡,目前体育界出名运动员和科学人才也加入了申请杰出人才绿卡的行列。
方法五:受聘跨国公司做经理。这就是常说的L1签证,适合于真正有实力的人受聘到业绩很好的跨国公司,如果申请人作为经理经营的这家公司业绩良好,达到要求,就可以以杰出经理人申请移民
方法六:亲属移民。获得美国绿卡的人,可以为自己未成年子女、父母申请美国绿卡,而获得美国公民后,条件更加优越,父母、未成年儿女不用说,还可以为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申请美国绿卡。不过,亲属申请美国绿卡,怎么也要等10年。
方法七:申请庇护获得绿卡。庇护申请包含政治,宗教,难民等不同类型。国内知名网友凤姐就靠这种方式拿到绿卡。其中,美国洛杉矶是最难拿到庇护绿卡的一个城市,该地移民官审核得较为严格,好多人在洛杉矶没有通过,转移到外州才过的,这适合吃苦耐劳的穷人、下岗工人及风尘女子。
方法八:赴美产子。因为只要是在美国生的孩子,一落地就是美国公民。等孩子年满21岁后,可以为家人申请绿卡。
 
前面我说过,异乡飘零是我尊敬的大哥哥,然后后面回复的态度,貌似没怎么敬爱,比如他举例一个学生写敬爱的X爷爷般的敬爱…

那么,我愿意聊聊对这个大哥哥的尊敬,虽然他谦虚的说自己是一个算命信玄学的,可根据以往论坛的信息,我以为他是相当成功的商业人士。从他论坛表达的文字看,并没有刻意去关注西方文明甚至启蒙,且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以这样一个商业人士,从常识从良知出发,好多观点都深得西洋文明个中滋味……

这就是我尊敬他的地方之一,也是哈耶克“商业是最大的慈善”的一个注脚,异乡飘零没十分高大上的出发点,以一个商人、顶多是儒商利己为支点,从感觉和良知出发,就能直指西洋文明的个中滋味,哈耶克诚不欺也!
 
黄叶老弟过奖了,前几天发了一个某地选举情况,被禁言七天,心有余悸,其实我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夫,为人父,我只想努力扮演好这几种角色,我深知自己无法上升到更高尚的境界,所以经常暗示家人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不要当炮灰,亲人是最重要的,不盲从,要学会独立思考,有时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即使孩子上大学了,学识已比我丰富,但我还是跟他们说,家才是最重要的,家大过天,我们不是大富大贵的命,有家才能安身立命,其他一切都是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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