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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 “长春长生”假疫苗爆发后，我回家猛翻疫苗证，结果发现…… (2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孔子老婆
- 开始时间
我们很好，有劳关心。如你亦沾了毒苗，还盼留意。
张凯律师|| 都在一条船上
张凯律师 张凯律师 昨天
公众号：张凯律师加关注
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毒疫苗事件。
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
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只能说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谁能说清楚是否存在实质因果关系呢？
很多部门就是这么搪塞他们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
高温下的疫苗只是无效，还是变质为有毒物质？谁都说不清。
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八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东。
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1
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报道的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
我还记得他嘲讽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的蛋疼。
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西东，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 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好多这个事件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
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诉讼，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十五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两年。
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而已。
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网友质问：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吗？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
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
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
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站在了同一条船上。
平时我的这位同学一门心思赚钱，哪里管什么洪水滔天。但这次他发现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会溺水，总应该想想怎么把船修好吧？
况且他平时很“爱国”，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里转发人报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说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位同学最后发信说：“要好好赚钱，让儿子移民”。
我回复：“真怂”。
2
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
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
那今天会怎么样呢？
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的说：八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组织会自豪的把八年前他们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对来访的人夸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 闻 自 由、司 法 独 立、主 权 在 民……
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
3
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
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
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
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
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
我们得到赔偿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要解释什么是无过错补偿。简单的说：双方举证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广东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也就是说：家属需要证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导致的。
想想，这样的证明有多难？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这可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吗？不可以。
医院会说：孩子中午还吃饭了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吃饭死的？医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说明：吃饭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个几年才会接种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诉讼对手是精通疫苗医学的机构。你怎么可能讲过他？
你当然可以申请鉴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鉴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国确定的的无过错补偿责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院方需要证明：孩子的死与疫苗没有关系，如果院方不能证明，就要赔偿。
依据上述的美国法律，也是先行赔付。先赔钱，然后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后，只要不是明显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导致死亡，都会推定为疫苗导致。
而赔偿的数额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十万元，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从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平均每人约500万人民币。
从数字来看，我们孩子比美国孩子疫苗致残、致死的数额多出十多倍。而赔偿，我们比美国少十几倍。
看了这样的数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会怎么想。
4
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又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还没有给我年检，所以不能执业，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凯律师记于2018年7月23日
张凯律师 张凯律师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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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毒疫苗事件。
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
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只能说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谁能说清楚是否存在实质因果关系呢？
很多部门就是这么搪塞他们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
高温下的疫苗只是无效，还是变质为有毒物质？谁都说不清。
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八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东。
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1
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报道的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
我还记得他嘲讽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的蛋疼。
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西东，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 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好多这个事件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
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诉讼，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十五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两年。
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而已。
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网友质问：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吗？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
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
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
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站在了同一条船上。
平时我的这位同学一门心思赚钱，哪里管什么洪水滔天。但这次他发现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会溺水，总应该想想怎么把船修好吧？
况且他平时很“爱国”，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里转发人报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说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位同学最后发信说：“要好好赚钱，让儿子移民”。
我回复：“真怂”。
2
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
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
那今天会怎么样呢？
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的说：八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组织会自豪的把八年前他们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对来访的人夸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 闻 自 由、司 法 独 立、主 权 在 民……
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
3
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
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
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
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
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
我们得到赔偿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要解释什么是无过错补偿。简单的说：双方举证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广东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也就是说：家属需要证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导致的。
想想，这样的证明有多难？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这可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吗？不可以。
医院会说：孩子中午还吃饭了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吃饭死的？医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说明：吃饭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个几年才会接种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诉讼对手是精通疫苗医学的机构。你怎么可能讲过他？
你当然可以申请鉴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鉴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国确定的的无过错补偿责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院方需要证明：孩子的死与疫苗没有关系，如果院方不能证明，就要赔偿。
依据上述的美国法律，也是先行赔付。先赔钱，然后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后，只要不是明显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导致死亡，都会推定为疫苗导致。
而赔偿的数额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十万元，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从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平均每人约500万人民币。
从数字来看，我们孩子比美国孩子疫苗致残、致死的数额多出十多倍。而赔偿，我们比美国少十几倍。
看了这样的数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会怎么想。
4
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又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还没有给我年检，所以不能执业，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凯律师记于2018年7月23日
张凯律师|| 都在一条船上
张凯律师 张凯律师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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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毒疫苗事件。
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
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只能说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谁能说清楚是否存在实质因果关系呢？
很多部门就是这么搪塞他们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
高温下的疫苗只是无效，还是变质为有毒物质？谁都说不清。
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八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东。
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1
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报道的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
我还记得他嘲讽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的蛋疼。
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西东，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 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好多这个事件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
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诉讼，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十五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两年。
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而已。
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网友质问：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吗？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
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
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
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站在了同一条船上。
平时我的这位同学一门心思赚钱，哪里管什么洪水滔天。但这次他发现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会溺水，总应该想想怎么把船修好吧？
况且他平时很“爱国”，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里转发人报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说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位同学最后发信说：“要好好赚钱，让儿子移民”。
我回复：“真怂”。
2
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
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
那今天会怎么样呢？
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的说：八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组织会自豪的把八年前他们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对来访的人夸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 闻 自 由、司 法 独 立、主 权 在 民……
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
3
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
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
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
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
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
我们得到赔偿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要解释什么是无过错补偿。简单的说：双方举证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广东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也就是说：家属需要证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导致的。
想想，这样的证明有多难？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这可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吗？不可以。
医院会说：孩子中午还吃饭了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吃饭死的？医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说明：吃饭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个几年才会接种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诉讼对手是精通疫苗医学的机构。你怎么可能讲过他？
你当然可以申请鉴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鉴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国确定的的无过错补偿责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院方需要证明：孩子的死与疫苗没有关系，如果院方不能证明，就要赔偿。
依据上述的美国法律，也是先行赔付。先赔钱，然后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后，只要不是明显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导致死亡，都会推定为疫苗导致。
而赔偿的数额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十万元，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从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平均每人约500万人民币。
从数字来看，我们孩子比美国孩子疫苗致残、致死的数额多出十多倍。而赔偿，我们比美国少十几倍。
看了这样的数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会怎么想。
4
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又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还没有给我年检，所以不能执业，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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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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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生物不合格百白破疫苗超长春长生 高达40万支
财联社07-25 11:32
财联社7月23日讯，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爆出以后，公司股价已经连续五个跌停，舆情在周末因为一篇自媒体文章《疫苗之王》引爆了整个舆论圈，相关的监管机构也开始介入。
《疫苗之王》引发舆论关注的原因是揭露了在中国疫苗市场上存在一个庞大的“长生系”，国内几家知名的生物疫苗公司，都是受到几个关系密切的人所控制。高俊芳、杜伟民、韩刚君三人当年都曾是长生生物股东，后来杜伟民、韩刚君南下发展，现在三人已经掌控国内疫苗产业的半壁江山——最大的乙肝疫苗企业、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第二大水痘疫苗企业、第二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企业，涉及到两家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和泰康生物。
但在“长生系”之外，中国疫苗产业还存在另外一家巨无霸——央企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生物”）。在去年11月，这家央企旗下的重点子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生物”）和长生集团同登“黑榜”。
去年10月底，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称，长春长生（长生生物子公司）生产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官网2017年11月3日发布的信息显示，除了长春长生，武汉生物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0-2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也不符合标准规定。
其实武汉生物的不合格数量还要多于长春长生。武汉生物生产上述不合格批次疫苗共计400520支，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90520支，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0000支。长春长生生产的该批次(批号201605014-01)疫苗共计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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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食药监局在7月18日宣布对长春长生罚款344万元，原因是长春长生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据武汉市食药监局官网显示，2018年5月29日，武汉市食药监局局对武汉生物作出行政处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罚没款的金额尚未对外披露，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未公开。武汉市食药监政策法制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截至目前，武汉生物逾40万支的涉事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的原因仍未找到。
中国生物和武汉生物
中国生物是我国疫苗企业最大的生产商，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当年，我国最早的生物制品研究生产机构——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成立，这是中国生物所属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六大行政区规划设置了隶属于卫生部的北京、长春、成都、兰州、上海、武汉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生物制品研究和生产。
1989年，卫生部组建成立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对上述六个研究所实施统一管理。2003年8月，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更名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200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根据新国药集团发展战略，2010年5月，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决定实施内部整合，重新组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据民生证券统计，目前，中生下属六大研究所及天坛系，其中天坛生物(600161)为业内产量巨无霸，作为集团唯一上市平台控股长春祈健、成都蓉生，子公司的水痘疫苗和血液产品具有较高利润。武汉所(武汉生物）是集团另一产研巨无霸，新建生产基地与天坛生物亦庄生产基地国内领先。上海所产品相对高利润，产量较为靠后。成都所出口方向较为明显，乙脑疫苗自06年起有着长期出口经验。长春所主要特色产品包括流感、甲肝、出血热。兰州所产品包括流脑、Hib、轮状疫苗等，同时也是中生重要的研发基地之一，成果较为突出。北京所特色不明显，现挂牌国药中生研究院（北京公司）、曾挂牌国药微谷公司。
根据武汉生物官网，其创建于1950年，是国家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的主要研究机构和生物制品产、学、研、销一体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南地区免疫规划指导中心。
武汉生物的主导产品包括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麻疹减毒活疫苗、麻疹—腮腺炎联合减毒活疫苗、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狂犬病、乙型肝炎、破伤风等三种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武汉生物还是中国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最大制造公司，市场份额高达80%，公司拥有年产7500万剂量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生产基地。
但武汉生物去年底出问题的疫苗也就是其拳头产品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
国企疫苗公司的生存之道
目前我国的疫苗管理模式采取的疾控中心—卫生行政系统的执行模式。国家统一控制计划内（一类）疫苗和并严格管理计划外（二类）疫苗，前者通过国家定价、免费供应、强制推行，后者在同等监管的基础上销售基本放开。一类疫苗属于低利润的寡头垄断，而二类疫苗属于高毛利的垄断竞争。
受到历史因素影响，我国一类疫苗市场主要由国有企业垄断。但是受制于体制和和惠及全民的公共卫生政策，疫苗行业的垄断并没有像能源通信行业带来超额利润。一类疫苗承载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性质，政府和企业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需要对覆盖面、技术、价格等进行平衡。
二类疫苗属于自费疫苗，企业利润较高。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赛诺菲为代表的跨国制药企业获准进入我国国内，开辟了最早的二类疫苗市场。二类疫苗竞争相对激烈，新产品往往能够独得高额利润。众多民营企业往往通过销售起家，在转型生产的时候考虑到竞标实力和目标利润，通常选择二类疫苗作为研发方向。
基于国家定价、免费供应、强制推行的销售模式，作为国企的武汉生物自然不愁销路。中国去年疫苗签发量超过7亿剂，增长2%。未来随着生育限制的放开，需求会更大（虽然疫苗质量事件会短暂压抑需求）。因此，未上市的国企通过营销来扩大销售的意愿并不强烈。以已经上市的同门——天坛生物(以血液制品和疫苗为双主业）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销售费用占比远低于民营企业。
来源：天坛生物2017年年报
2017年天天坛生物的销售费用为1.06亿元，相比收入的17.65亿元，占比仅为6.0%。相比血液制品同行也处于较低水平：
相比民营疫苗企业，天坛生物的销售费用占比就更低了。
如图所示，人用疫苗公司的销售费用普遍超过10%，长生生物和康泰生物更是占比高达33.9%和48.93%。
虽然在二类疫苗市场是一个寡头竞争的格局，但这些公司仍然为了市场份额在激励竞争，原因就是超高的利润率。长生生物销售净利率高达45.53%。
统计利润率数据可以发现，上述十多家疫苗上市企业今年一季度平均净利润率为27.57%，同期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率仅为15.37%（注：医药行业公司按申万医药生物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统计，为剔除负值后的平均值），A股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率为14.31%。
以武汉生物为代表的国企曾扎堆在一类疫苗市场。但在武汉生物的大股东中国生物面临整体上市的压力之下，旗下各类子公司的利润要求和意愿自然会大幅攀升。
早在2010年10月，国药集团董事长志平就曾透露，旗下中生集团（后改名为“中国生物”）及其下属兰州、武汉、长春等六大生物制品所已确定整体上市。中国生物几经波折，最终确定将血液制品业务全部注入到天坛生物，该事项在今年1月得以完成。疫苗业务仍独立于上市公司，整体上市遥遥无期。
但中国生物的经营压力在近几年有所增加。根据天坛生物去年底发布的重组报告书，中国生物2016年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从2015年的4.46亿元降至1.02亿元。
中国生物2015年和2016年收入利润情况（单位：万元）
天坛生物的收购报告书还披露了武汉生物的业务经营情况。武汉生物2016年收入7.11亿元，利润4384万元，销售净利率仅有6.19%。相比之下，今年第一季度收入为3.46亿元的长生生物，利润高达1.57亿元，销售净利率高达45.53%。
虽然武汉生物尚未上市，但和不少上市公司关系密切。武汉生物和国药一致、天坛生物的最终控股股东都是国资委，并与两家公司都存在关联交易。2016年武汉生物和国药一致有118.52万元的关联交易，但2017年关联交易消失。2017年武汉生物与天坛生物的关联交易为1140万元，在人事上，两者也存在密切关系。天坛生物董事长杨晓明曾担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天坛生物前董事魏树源曾担任武汉生物总经理，天坛生物前监事袁晓湘曾担任武汉生物人事经理。
来源：天坛生物2017年年报
武汉生物还是卫光生物（002880）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7.25%，同时武汉生物的财务总监陈勇担任卫光生物的董事，武汉生物总经办主任吴德鑫担任卫光生物的监事。
令人意外的是，在今日医药生物股集体大跌情况下，卫光生物逆势大涨7.32%。
武汉生物研发能力急剧下滑
武汉生物是隶属于央企中国生物的重点企业，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在医药行业媒体药智网发布的《2016年生物药研发实力排行榜》中，武汉生物曾高居榜首，同门的天坛生物排名第三。
来源:智药数据
但2017年和2018年，武汉生物和天坛生物都跌出了前十。武汉生物在2017年排名13,2018年已经跌出前50了。
查询智药网的药品注册与受理数据库,武汉生物在2015年新药获批数有9个，这也为其在2016年的评选获胜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在此后的3年里，仅有3只新药获批，另只有两个新药在审批中。意味着未来武汉生物的上市新药数量也不会很多。
（财联社|廖定峰）
原标题：百白破：武汉生物不合格数量超长春长生
财联社7月23日讯，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爆出以后，公司股价已经连续五个跌停，舆情在周末因为一篇自媒体文章《疫苗之王》引爆了整个舆论圈，相关的监管机构也开始介入。
《疫苗之王》引发舆论关注的原因是揭露了在中国疫苗市场上存在一个庞大的“长生系”，国内几家知名的生物疫苗公司，都是受到几个关系密切的人所控制。高俊芳、杜伟民、韩刚君三人当年都曾是长生生物股东，后来杜伟民、韩刚君南下发展，现在三人已经掌控国内疫苗产业的半壁江山——最大的乙肝疫苗企业、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第二大水痘疫苗企业、第二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企业，涉及到两家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和泰康生物。
但在“长生系”之外，中国疫苗产业还存在另外一家巨无霸——央企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生物”）。在去年11月，这家央企旗下的重点子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生物”）和长生集团同登“黑榜”。
去年10月底，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称，长春长生（长生生物子公司）生产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官网2017年11月3日发布的信息显示，除了长春长生，武汉生物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0-2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也不符合标准规定。
其实武汉生物的不合格数量还要多于长春长生。武汉生物生产上述不合格批次疫苗共计400520支，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90520支，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0000支。长春长生生产的该批次(批号201605014-01)疫苗共计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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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食药监局在7月18日宣布对长春长生罚款344万元，原因是长春长生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据武汉市食药监局官网显示，2018年5月29日，武汉市食药监局局对武汉生物作出行政处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罚没款的金额尚未对外披露，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未公开。武汉市食药监政策法制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截至目前，武汉生物逾40万支的涉事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的原因仍未找到。
中国生物和武汉生物
中国生物是我国疫苗企业最大的生产商，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当年，我国最早的生物制品研究生产机构——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成立，这是中国生物所属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六大行政区规划设置了隶属于卫生部的北京、长春、成都、兰州、上海、武汉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生物制品研究和生产。
1989年，卫生部组建成立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对上述六个研究所实施统一管理。2003年8月，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更名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200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根据新国药集团发展战略，2010年5月，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决定实施内部整合，重新组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据民生证券统计，目前，中生下属六大研究所及天坛系，其中天坛生物(600161)为业内产量巨无霸，作为集团唯一上市平台控股长春祈健、成都蓉生，子公司的水痘疫苗和血液产品具有较高利润。武汉所(武汉生物）是集团另一产研巨无霸，新建生产基地与天坛生物亦庄生产基地国内领先。上海所产品相对高利润，产量较为靠后。成都所出口方向较为明显，乙脑疫苗自06年起有着长期出口经验。长春所主要特色产品包括流感、甲肝、出血热。兰州所产品包括流脑、Hib、轮状疫苗等，同时也是中生重要的研发基地之一，成果较为突出。北京所特色不明显，现挂牌国药中生研究院（北京公司）、曾挂牌国药微谷公司。
根据武汉生物官网，其创建于1950年，是国家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的主要研究机构和生物制品产、学、研、销一体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南地区免疫规划指导中心。
武汉生物的主导产品包括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麻疹减毒活疫苗、麻疹—腮腺炎联合减毒活疫苗、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狂犬病、乙型肝炎、破伤风等三种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武汉生物还是中国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最大制造公司，市场份额高达80%，公司拥有年产7500万剂量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生产基地。
但武汉生物去年底出问题的疫苗也就是其拳头产品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
国企疫苗公司的生存之道
目前我国的疫苗管理模式采取的疾控中心—卫生行政系统的执行模式。国家统一控制计划内（一类）疫苗和并严格管理计划外（二类）疫苗，前者通过国家定价、免费供应、强制推行，后者在同等监管的基础上销售基本放开。一类疫苗属于低利润的寡头垄断，而二类疫苗属于高毛利的垄断竞争。
受到历史因素影响，我国一类疫苗市场主要由国有企业垄断。但是受制于体制和和惠及全民的公共卫生政策，疫苗行业的垄断并没有像能源通信行业带来超额利润。一类疫苗承载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性质，政府和企业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需要对覆盖面、技术、价格等进行平衡。
二类疫苗属于自费疫苗，企业利润较高。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赛诺菲为代表的跨国制药企业获准进入我国国内，开辟了最早的二类疫苗市场。二类疫苗竞争相对激烈，新产品往往能够独得高额利润。众多民营企业往往通过销售起家，在转型生产的时候考虑到竞标实力和目标利润，通常选择二类疫苗作为研发方向。
基于国家定价、免费供应、强制推行的销售模式，作为国企的武汉生物自然不愁销路。中国去年疫苗签发量超过7亿剂，增长2%。未来随着生育限制的放开，需求会更大（虽然疫苗质量事件会短暂压抑需求）。因此，未上市的国企通过营销来扩大销售的意愿并不强烈。以已经上市的同门——天坛生物(以血液制品和疫苗为双主业）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销售费用占比远低于民营企业。
来源：天坛生物2017年年报
2017年天天坛生物的销售费用为1.06亿元，相比收入的17.65亿元，占比仅为6.0%。相比血液制品同行也处于较低水平：
相比民营疫苗企业，天坛生物的销售费用占比就更低了。
如图所示，人用疫苗公司的销售费用普遍超过10%，长生生物和康泰生物更是占比高达33.9%和48.93%。
虽然在二类疫苗市场是一个寡头竞争的格局，但这些公司仍然为了市场份额在激励竞争，原因就是超高的利润率。长生生物销售净利率高达45.53%。
统计利润率数据可以发现，上述十多家疫苗上市企业今年一季度平均净利润率为27.57%，同期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率仅为15.37%（注：医药行业公司按申万医药生物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统计，为剔除负值后的平均值），A股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率为14.31%。
以武汉生物为代表的国企曾扎堆在一类疫苗市场。但在武汉生物的大股东中国生物面临整体上市的压力之下，旗下各类子公司的利润要求和意愿自然会大幅攀升。
早在2010年10月，国药集团董事长志平就曾透露，旗下中生集团（后改名为“中国生物”）及其下属兰州、武汉、长春等六大生物制品所已确定整体上市。中国生物几经波折，最终确定将血液制品业务全部注入到天坛生物，该事项在今年1月得以完成。疫苗业务仍独立于上市公司，整体上市遥遥无期。
但中国生物的经营压力在近几年有所增加。根据天坛生物去年底发布的重组报告书，中国生物2016年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从2015年的4.46亿元降至1.02亿元。
中国生物2015年和2016年收入利润情况（单位：万元）
天坛生物的收购报告书还披露了武汉生物的业务经营情况。武汉生物2016年收入7.11亿元，利润4384万元，销售净利率仅有6.19%。相比之下，今年第一季度收入为3.46亿元的长生生物，利润高达1.57亿元，销售净利率高达45.53%。
虽然武汉生物尚未上市，但和不少上市公司关系密切。武汉生物和国药一致、天坛生物的最终控股股东都是国资委，并与两家公司都存在关联交易。2016年武汉生物和国药一致有118.52万元的关联交易，但2017年关联交易消失。2017年武汉生物与天坛生物的关联交易为1140万元，在人事上，两者也存在密切关系。天坛生物董事长杨晓明曾担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天坛生物前董事魏树源曾担任武汉生物总经理，天坛生物前监事袁晓湘曾担任武汉生物人事经理。
来源：天坛生物2017年年报
武汉生物还是卫光生物（002880）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7.25%，同时武汉生物的财务总监陈勇担任卫光生物的董事，武汉生物总经办主任吴德鑫担任卫光生物的监事。
令人意外的是，在今日医药生物股集体大跌情况下，卫光生物逆势大涨7.32%。
武汉生物研发能力急剧下滑
武汉生物是隶属于央企中国生物的重点企业，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在医药行业媒体药智网发布的《2016年生物药研发实力排行榜》中，武汉生物曾高居榜首，同门的天坛生物排名第三。
来源:智药数据
但2017年和2018年，武汉生物和天坛生物都跌出了前十。武汉生物在2017年排名13,2018年已经跌出前50了。
查询智药网的药品注册与受理数据库,武汉生物在2015年新药获批数有9个，这也为其在2016年的评选获胜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在此后的3年里，仅有3只新药获批，另只有两个新药在审批中。意味着未来武汉生物的上市新药数量也不会很多。
（财联社|廖定峰）
原标题：百白破：武汉生物不合格数量超长春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