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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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数十名违法官员被刑事处理、锒铛入狱之后，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
这一结果，再次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区”、反腐“无时限”的决心和力度。
“逆淘汰”：基层党政组织瘫痪
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处理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
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30万美金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8年。
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谭某的同学，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操、后来得到提拔的干部感慨：谭某还是经历了一番挣扎，最终对这个“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了信心，“其行可耻！其情可悲！”
在主要领导“引领”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无论刻意逢迎还是被动裹胁，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属罕见――
茂名市委原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这场“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系列窝案，初始的引爆点是杨光亮违法行为的败露。
“杨光亮案揭开了茂名系列腐败案的导火线。”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说，一些积累多年的历史深层次矛盾，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陆续爆发。之后，被牵出的罗荫国，交待了近百个官员的问题，从此揭开了一批党政官员集体贪腐的黑幕。
沽之哉：官位有价如商圈
当过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的吴先生说，那时，在茂名买官卖官比做生意还简单、稳定。有人花钱买官后，必欲回本赢利，就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形成腐败产业链。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一些干部证实，常被人劝告，想提拔一定要“拜一拜、走一走”，而且也确知周围有人因送钱而上位。
吴先生说：“我在单位做副科长时就有同事为了买官找我借钱。也有领导问过我，有没有100万，送了钱马上提拔当科长，不给钱提拔你都浪费。”
一位纪委工作人员说，贪腐官员往往认为，收下属的钱最安全，因为如果告发，行贿者也脱不了干系，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同犯共谋关系。
2014年2月，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贿赂的人民币2464万余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2013年7月，罗荫国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据悉，1993年至2011年，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芳收受64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商人贿送财物，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
在“一把手”的前后带动下，茂名官员买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
2012年7月，倪俊雄因受贿罪获刑15年，没收财产300万元和违法所得338万元。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
他的特点是大小通吃，来者不拒，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曾有一公安局刑警支队长谋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先后送给倪50万元港币和30万元人民币，后来30万元人民币被退回，另一位下属县的公安局局长得到任用，原因很简单，竞价更高。
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逐流”令人感喟。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工作卓有成效，几乎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也还因此受到处理。
吏治腐败造成大面积职场“溃疡”。在茂名监狱窝案中，“权力产业化”达到极致。犯人的嘉奖、减刑、假释、换岗等都可用钱购买。犯人赌博“六合彩”，管教干警收“票子”；犯人吸毒贩毒，竟然有人传帮带；犯人想要报复他人，亦可拿到艾滋病毒血液；一些犯人甚至能藏匿管制刀具。
一旦官位成为“商品”，官场必然演化成利益盘根错节的“小圈子”。
记者采访了解到，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大队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实力雄厚的“圈子”。此外，茂名还有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
腐败最终形成一条地下产业链，甚至产生了“卖官掮客”――商人柯国庆和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柯国庆与杨光亮、罗荫国等当地高层交好，在当地能量很大，被民间称为“地下组织部长”。而李运容则是“茂名贵妇交际圈”中的“明星”。据知情人透露，李运容中专毕业，能从县医院的股长逐步提拔到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重要岗位，主要是会找“靠山”。
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李运容经常和邹继芳打牌、喝茶，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人共计21.5万元、港币15万元、美金2万元。进入“圈子”后，无论是干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收取“活动经费”。稍有闲暇，李运容会约请一些有求于她的人到酒店或家里打麻将。一次，茂南区某镇委书记想调到市里工作，通过李运容，先后给邹继芳送去20万元，最后如愿以偿。
财神到：红包扭曲的“人情社会”
“利是”又称“利事”，有大吉大利、好运连连之意。广东一直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包地方风俗，派发的“利是”红包大都是10元、20元，多者不超过50元。
但在茂名，近10年中，民俗一度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从三五千元发展到上万元，从“请托办事”到“期权交易”，红包“利是”发生了质变。
金钱往来构建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扭曲成利益交换和人身依附。“看似一个小小的红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廖锋说。
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倪俊雄仅利用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机会，就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港币在内的红包200多万元。
一旦风气败坏，正常的思维和举动反成为“另类”，会被孤立和打击。“谁送了不记得，谁不送领导一定记得。”茂名市一名处级干部对记者说：“我是外地干部，因为没给领导送钱，12年里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刚开始，我不知道茂名官员有过节互相送‘利是’的风俗，曾经提前休假带家人外出旅游，回来被领导骂了一顿，说‘就你最忙，就你最革命，就你最正规了，大家都有问题’。”这名干部后来才意识到，受排挤的原因是没送红包。
官场恶行蔓延至普通民众。当地百姓说，前几年，茂名的整个社会风气都很不正常，办任何事都要塞“红包”。求职给领导“红包”，上学给学校“红包”，连上医院看病也要给医生送“红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反腐就要从小处着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聚焦“四风”，就是从小事和细节出发，让反腐政策落地。
多米诺：“前腐后继”的两任“一把手”
茂名腐败成风，两任“一把手”的“率先示范”是歪风之源。
茂名案发时，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常委、统战部部长。他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这一令人瞠目的“窝案”的肇始者。中纪委指出：周镇宏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当地干部群众对其早有定评：豪言壮语后空话连篇，正人君子后贪腐成性。
这个学者出身的官员，拥有极其分裂的人格和多面人生。
据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一些茂名干部认为，茂名买官卖官的风气主要是周镇宏主政时期开始猖獗的，以前这种现象虽有，但都是私底下、个别人。在被查办前，周镇宏买官卖官、贪污腐败，非但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又获提升，给茂名官员树了一个坏榜样。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还被上级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那个时期，茂名流传着“想干事不如不干事，不干事不如与领导一起干坏事”的说法。要进入领导的小圈子，就必须“与领导一起干坏事”，一些干部还视此为仕途发展的“捷径”和“护官符”。
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地方治理结构中，“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这令一些不能正确对待权力的领导干部个人意识恶性膨胀，完全没有了组织纪律的底线和法律约束的边界。
罗荫国是茂名高州人，从一名大队书记做起，为官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许多人说他性格上比较“土豪”，有人甚至称他“粤西王”，他都欣然接受。
一名当地中层干部告诉记者，茂名这10年来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发展。罗荫国当一把手前说自己没权力，没法干事，可当上一把手后都常常是在酒店打牌、吃饭。“他最大的问题是把用人导向弄错了，不是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决不照顾。”
回避和异地交流等任用干部的政策规定，在罗荫国眼里仅仅是一张“废纸”。
知情人介绍，茂名政坛盛产高州籍领导干部，这与罗荫国是茂名高州人、曾任高州市委书记密不可分。罗荫国对“高州籍”干部特别关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甚至毫不回避与自己有裙带关系的干部，提拔妹夫当信宜检察院检察长，提拔妹夫的小弟当茂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有一次，市里公示任用9名干部，竟然有7名是高州籍，茂名许多干部对此意见很大。为了防止“授人以柄”，之后，市里的公示便不再注明干部籍贯。
肌无力：黯淡的经济图景
茂名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停留在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更直接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缓慢和畸形。干部队伍肌体的侵蚀，导致社会进步的乏力。
走在茂名市中心，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东发达地区的地级市。陈旧、凌乱的面貌，令人恍然以为时光倒转至上世纪90年代。事实上，茂名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达，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不错。但从2005年到2011年，茂名人均GDP在全省21个地市里一直处于中下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熟知当地情况的人介绍，茂名发展经济的思路粗放，一方面主要是向上级“等靠要”大项目，为的是GDP考核业绩好看；另一方面，考量发展新项目的出发点，是看是否具体与干部个人有好处。除此之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却无人开展。
茂名纪委一位干部的看法一针见血：当升迁的决定因素是送钱，谁还会努力干工作？更何况，一旦官职成为一盘生意，腐败官员就有把跑官的成本捞回来、获取更大利益的诉求。他们必然要通过职务权力掠夺百姓利益来攫取财富。同时，有些贪腐官员跑官的钱是商人“赞助”的，他们势必要与商人形成利益联盟。
茂名有件怪事，这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沿海城市，在2012年前竟然没有行政服务中心。现任茂名市政府综合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清汉告诉记者，行政服务中心的前身“投资服务中心”，其实是一个只收材料不办事的机构，谁要办个什么事还得挨个部门跑关系、送人情。“即便办个房产证也要托关系、走后门，有的甚至五、六年办不下来。”
行政服务中心之所以迟迟没有设立，直接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干部唯恐办事的程序化、规则化、阳光化损及权力和“利益”。
要想富、先修路。有人把茂名的“穷”归咎于路太差。在周镇宏、罗荫国主政时期，“修路难”问题十分突出。土地出让招拍挂都是走形式，找几个老板一商量就把地价谈好了。不少腐败官员把修路当成“分猪肉”，趁机捞上一把。
宽阔平坦的迎宾大道，如今被不少市民认为是当地最好的路。但在多年前，这条公路的前身“水林路”是一条臭名昭著的“烂尾路”。据知情人士介绍，由于冯立梅等5名市县领导的插手，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5个标段，分别交给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来做，结果一拖就是许多年。后来的干部接手后，只用半年就把路修好了。
无独有偶，省道281线那霍至七迳段工程，立项13年、3次剪彩后仍未动工。如此荒唐之事与杨光亮的作为紧联在一起。据茂名市政府介绍，1995年，时任电白县县长的杨光亮介绍并推荐私人老板邵宏丽投资建设该公路，而实际上邵宏丽并没有相应的资金和实力。之后杨光亮多次直接干预，导致在邵宏丽长期没有按合同注入项目资金的情况下，电白县也未及时终止合同及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一位干部告诉记者，茂名的高岭土资源丰富，但矿产资源开发权领导说给谁就给谁，乱挖乱采严重，留下的后患如今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整治好。
一位茂名市企业家告诉记者，茂名盛产“包工头”，承包建筑项目遍及全省、全国，但没人愿意在当地做生意。原因就是腐败官员恃强凌弱，投资环境不好，要办事必须得找人。据他回忆，在杨光亮被调查前，自己因为被茂名市某机关拖欠工程款，通过朋友介绍请杨光亮吃饭。“那顿饭是在杨光亮情人开的饭店吃的，三个人一下花掉了1万6千元。”
这名企业家还告诉记者，茂名的官员与商人过从甚密。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在位时，官员、老板天天陪着他打牌，每人50万元人民币是“入场价”。老板仰仗官员手中的权力，官员依附于老板的金钱。他曾亲眼目睹，凌晨三点钟，一名老板打电话把正在睡觉的这位政协主席叫醒参加聚会，冯立梅竟然“随叫随到”。
重灾区：错综激烈的社会矛盾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同时，因为不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形成社会治理的“重灾区”。
与茂港区合并前，电白县是茂名市唯一靠海的县，香精香料产销量在全国居首。但在2009年初，电白县被戴上了“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两顶帽子，当地一批不法分子以“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方式横扫全国各地，作案地远至西藏、新疆，被骗人员甚至有副省级官员。
据知情人士透露，电白会被戴上“重点整治”的帽子，主要是因为当地警方不作为，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在广东省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前脚被警方抓捕，后脚就被释放，逃脱了法律的惩处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据茂名市纪委介绍，茂港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杨强在全区公安干警大会上，公开说要“以赌养警”。在其任职期间，曾为39家涉黑性质的地下赌场提供庇护。曾在茂名市纪委工作的一名干部说：“茂名市纪委准备查办杨强案的时候，我们都接到了威胁短信。这帮人黑白通吃，案子办得非常艰难。”
一名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回忆，2007年到2010年，茂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多发，经常有群众上访，要求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曾在茂南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工作的民警告诉记者，尤其在2010年，这一年处理的大小事件比过去十年加起来还多。
由官商勾结引发的土地纠纷也是茂名非常突出的问题。在车水马龙的高凉公路旁，一块600多亩的土地空旷闲置了近22年之久。这个“烂尾工程”，是不法商人在官员的荫护下大玩“变钱戏法”产生的“怪胎”。
据当地一名知情人士介绍，这块土地本来由茂南二建公司申请征得，后来，茂南二建又将土地分块卖给数百人（职工）自行建房。茂名老板柯国庆向华粤公司借款购地后，华粤公司要求柯国庆还债，柯国庆则要求茂南二建交付土地抵债。在茂南二建结清债务后，柯国庆又拿出一份合同，声称茂南二建拖欠其千万元巨款。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定合同有效。这个结果，导致不少购地者和被拖欠了征地款的农民纷纷上访。
“本来是一桩非常简单的土地纠纷，由于柯国庆找官员行贿，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结果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处理完结。”廖锋说，
针对这块土地的问题，前后成立过好几个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是杨光亮，第二任组长是冯立梅，结果都没处理好。柯国庆为此给杨光亮、罗荫国都送了钱。最后，也正是这块地，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线索，对罗荫国进行立案调查。据广东省纪委通报，在这桩权钱交易中，杨非法收受贿赂人民币650万元。
正风气：如何让廉政监管真正落地?
茂名腐败案引发的追问和反思是多方面的，最集中的焦点是：面对如此贪腐的领导干部，组织部门和纪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尽到怎样的职责。
――组织部门如何杜绝卖官现象发生？
高波认为，吏治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就是看干部，干部又是看领导干部。如果干部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了庸俗的利益交换，谁都不愿担当和作为，事业也就没法发展。所以，在选拔任用干部中，组织部门除了通过程序上的民主和公开进行防范，还要在事后进行追责。
高波建议，对于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当那些企图卖官的贪官认识到，那些试图通过邪门歪道取得官位的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为颠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谁来约束“塔尖”上的权力？
BJ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过去一年里，一批因贪腐落马的党政“一把手”的堕落轨迹表明，“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
当前，不少地方出台规定完善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如，广东大力度治理“裸官”；山西提出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工程建设、行政、物资采购等工作；浙江对全省领导干部要求成长地任职回避。实践证明，越是阳光、透明的行政，腐败越少。
――纪委的监督如何及时发力？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贪腐干部一边高调倡导“反腐”，一边阳奉阴违。
2002年，周镇宏出任茂名市委书记后，提出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十论拒腐防变”，提出“建立有茂名特色的反腐防腐新体系”。
无独有偶，2008年，罗荫国曾在全国性电视电话会议上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当地媒体还曾报道，狠抓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罗荫国坚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在涉嫌巨贪被查之后，人们发现，罗荫国竟是一名“裸官”，其子女分别加入了澳门、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
在多起腐败案中，当地纪委的监管都是形同虚设。事实上，纪委书记既要对上级纪委负责，同时，其人事任免权又是由同级党委掌握，这样的组织架构，注定了纪委监督同级党政“一把手”的无力。
曾在茂名纪委任职的干部对记者说，上级纪委常常对下面的贪腐不知情，而我们这些知情的，却根本无法监管。甚至，我们曾经想查办一个科长，但都因为罗荫国的干预无法进行。
高波建议，一方面，纪委的独立性要加强，增强纵向垂直管理，使纪委对于同级党政官员的监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行政资源，让以“问题为导向”的纪委巡视组工作常态化，有效寻找线索进行突破。
――如何让廉政教育真正入心入脑？
随着反腐深入进行，一些干部慨叹“为官不易”，还有贪腐干部在反省罪行的过程中，称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是因为对于商人的财富心里不平衡。
高波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标榜的“傲娇”。他说，当前的廉政教育，要加强对干部对公务员岗位的理性认知。要让走仕途的官员明确认识到，为官不可贪财，不可与商人攀比。事实上，与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人相比，稳定的工作状态、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以及长远可以预期的升迁，都属于公务员收入的部分，有很大优势。
当前，在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有人担心反腐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茂名的实践证明，反腐不仅没有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凝聚了人心，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随着党政机关风气逐渐改善，茂名不少领导干部投身建设的积极性高涨，经济建设和反腐出现了良性循环的效果。
茂名市茂南区委书记丁锦文说，反腐败以来，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机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使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如今，很多干部重树“实干”和“服务”理念，积极投身建设。
2013年，茂名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有8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在全省位于前列，“破除了‘反腐影响地方10年发展’说法。”
“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伤口’，揭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反腐洗礼后，曾被腐败侵蚀得伤痕累累的茂名，正在修复和重建中渐渐走向新生。
这一结果，再次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区”、反腐“无时限”的决心和力度。
“逆淘汰”：基层党政组织瘫痪
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处理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
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30万美金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8年。
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谭某的同学，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操、后来得到提拔的干部感慨：谭某还是经历了一番挣扎，最终对这个“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了信心，“其行可耻！其情可悲！”
在主要领导“引领”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无论刻意逢迎还是被动裹胁，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属罕见――
茂名市委原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这场“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系列窝案，初始的引爆点是杨光亮违法行为的败露。
“杨光亮案揭开了茂名系列腐败案的导火线。”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说，一些积累多年的历史深层次矛盾，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陆续爆发。之后，被牵出的罗荫国，交待了近百个官员的问题，从此揭开了一批党政官员集体贪腐的黑幕。
沽之哉：官位有价如商圈
当过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的吴先生说，那时，在茂名买官卖官比做生意还简单、稳定。有人花钱买官后，必欲回本赢利，就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形成腐败产业链。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一些干部证实，常被人劝告，想提拔一定要“拜一拜、走一走”，而且也确知周围有人因送钱而上位。
吴先生说：“我在单位做副科长时就有同事为了买官找我借钱。也有领导问过我，有没有100万，送了钱马上提拔当科长，不给钱提拔你都浪费。”
一位纪委工作人员说，贪腐官员往往认为，收下属的钱最安全，因为如果告发，行贿者也脱不了干系，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同犯共谋关系。
2014年2月，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贿赂的人民币2464万余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2013年7月，罗荫国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据悉，1993年至2011年，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芳收受64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商人贿送财物，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
在“一把手”的前后带动下，茂名官员买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
2012年7月，倪俊雄因受贿罪获刑15年，没收财产300万元和违法所得338万元。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
他的特点是大小通吃，来者不拒，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曾有一公安局刑警支队长谋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先后送给倪50万元港币和30万元人民币，后来30万元人民币被退回，另一位下属县的公安局局长得到任用，原因很简单，竞价更高。
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逐流”令人感喟。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工作卓有成效，几乎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也还因此受到处理。
吏治腐败造成大面积职场“溃疡”。在茂名监狱窝案中，“权力产业化”达到极致。犯人的嘉奖、减刑、假释、换岗等都可用钱购买。犯人赌博“六合彩”，管教干警收“票子”；犯人吸毒贩毒，竟然有人传帮带；犯人想要报复他人，亦可拿到艾滋病毒血液；一些犯人甚至能藏匿管制刀具。
一旦官位成为“商品”，官场必然演化成利益盘根错节的“小圈子”。
记者采访了解到，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大队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实力雄厚的“圈子”。此外，茂名还有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
腐败最终形成一条地下产业链，甚至产生了“卖官掮客”――商人柯国庆和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柯国庆与杨光亮、罗荫国等当地高层交好，在当地能量很大，被民间称为“地下组织部长”。而李运容则是“茂名贵妇交际圈”中的“明星”。据知情人透露，李运容中专毕业，能从县医院的股长逐步提拔到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重要岗位，主要是会找“靠山”。
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李运容经常和邹继芳打牌、喝茶，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人共计21.5万元、港币15万元、美金2万元。进入“圈子”后，无论是干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收取“活动经费”。稍有闲暇，李运容会约请一些有求于她的人到酒店或家里打麻将。一次，茂南区某镇委书记想调到市里工作，通过李运容，先后给邹继芳送去20万元，最后如愿以偿。
财神到：红包扭曲的“人情社会”
“利是”又称“利事”，有大吉大利、好运连连之意。广东一直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包地方风俗，派发的“利是”红包大都是10元、20元，多者不超过50元。
但在茂名，近10年中，民俗一度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从三五千元发展到上万元，从“请托办事”到“期权交易”，红包“利是”发生了质变。
金钱往来构建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扭曲成利益交换和人身依附。“看似一个小小的红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廖锋说。
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倪俊雄仅利用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机会，就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港币在内的红包200多万元。
一旦风气败坏，正常的思维和举动反成为“另类”，会被孤立和打击。“谁送了不记得，谁不送领导一定记得。”茂名市一名处级干部对记者说：“我是外地干部，因为没给领导送钱，12年里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刚开始，我不知道茂名官员有过节互相送‘利是’的风俗，曾经提前休假带家人外出旅游，回来被领导骂了一顿，说‘就你最忙，就你最革命，就你最正规了，大家都有问题’。”这名干部后来才意识到，受排挤的原因是没送红包。
官场恶行蔓延至普通民众。当地百姓说，前几年，茂名的整个社会风气都很不正常，办任何事都要塞“红包”。求职给领导“红包”，上学给学校“红包”，连上医院看病也要给医生送“红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反腐就要从小处着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聚焦“四风”，就是从小事和细节出发，让反腐政策落地。
多米诺：“前腐后继”的两任“一把手”
茂名腐败成风，两任“一把手”的“率先示范”是歪风之源。
茂名案发时，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常委、统战部部长。他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这一令人瞠目的“窝案”的肇始者。中纪委指出：周镇宏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当地干部群众对其早有定评：豪言壮语后空话连篇，正人君子后贪腐成性。
这个学者出身的官员，拥有极其分裂的人格和多面人生。
据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一些茂名干部认为，茂名买官卖官的风气主要是周镇宏主政时期开始猖獗的，以前这种现象虽有，但都是私底下、个别人。在被查办前，周镇宏买官卖官、贪污腐败，非但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又获提升，给茂名官员树了一个坏榜样。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还被上级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那个时期，茂名流传着“想干事不如不干事，不干事不如与领导一起干坏事”的说法。要进入领导的小圈子，就必须“与领导一起干坏事”，一些干部还视此为仕途发展的“捷径”和“护官符”。
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地方治理结构中，“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这令一些不能正确对待权力的领导干部个人意识恶性膨胀，完全没有了组织纪律的底线和法律约束的边界。
罗荫国是茂名高州人，从一名大队书记做起，为官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许多人说他性格上比较“土豪”，有人甚至称他“粤西王”，他都欣然接受。
一名当地中层干部告诉记者，茂名这10年来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发展。罗荫国当一把手前说自己没权力，没法干事，可当上一把手后都常常是在酒店打牌、吃饭。“他最大的问题是把用人导向弄错了，不是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决不照顾。”
回避和异地交流等任用干部的政策规定，在罗荫国眼里仅仅是一张“废纸”。
知情人介绍，茂名政坛盛产高州籍领导干部，这与罗荫国是茂名高州人、曾任高州市委书记密不可分。罗荫国对“高州籍”干部特别关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甚至毫不回避与自己有裙带关系的干部，提拔妹夫当信宜检察院检察长，提拔妹夫的小弟当茂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有一次，市里公示任用9名干部，竟然有7名是高州籍，茂名许多干部对此意见很大。为了防止“授人以柄”，之后，市里的公示便不再注明干部籍贯。
肌无力：黯淡的经济图景
茂名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停留在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更直接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缓慢和畸形。干部队伍肌体的侵蚀，导致社会进步的乏力。
走在茂名市中心，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东发达地区的地级市。陈旧、凌乱的面貌，令人恍然以为时光倒转至上世纪90年代。事实上，茂名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达，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不错。但从2005年到2011年，茂名人均GDP在全省21个地市里一直处于中下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熟知当地情况的人介绍，茂名发展经济的思路粗放，一方面主要是向上级“等靠要”大项目，为的是GDP考核业绩好看；另一方面，考量发展新项目的出发点，是看是否具体与干部个人有好处。除此之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却无人开展。
茂名纪委一位干部的看法一针见血：当升迁的决定因素是送钱，谁还会努力干工作？更何况，一旦官职成为一盘生意，腐败官员就有把跑官的成本捞回来、获取更大利益的诉求。他们必然要通过职务权力掠夺百姓利益来攫取财富。同时，有些贪腐官员跑官的钱是商人“赞助”的，他们势必要与商人形成利益联盟。
茂名有件怪事，这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沿海城市，在2012年前竟然没有行政服务中心。现任茂名市政府综合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清汉告诉记者，行政服务中心的前身“投资服务中心”，其实是一个只收材料不办事的机构，谁要办个什么事还得挨个部门跑关系、送人情。“即便办个房产证也要托关系、走后门，有的甚至五、六年办不下来。”
行政服务中心之所以迟迟没有设立，直接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干部唯恐办事的程序化、规则化、阳光化损及权力和“利益”。
要想富、先修路。有人把茂名的“穷”归咎于路太差。在周镇宏、罗荫国主政时期，“修路难”问题十分突出。土地出让招拍挂都是走形式，找几个老板一商量就把地价谈好了。不少腐败官员把修路当成“分猪肉”，趁机捞上一把。
宽阔平坦的迎宾大道，如今被不少市民认为是当地最好的路。但在多年前，这条公路的前身“水林路”是一条臭名昭著的“烂尾路”。据知情人士介绍，由于冯立梅等5名市县领导的插手，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5个标段，分别交给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来做，结果一拖就是许多年。后来的干部接手后，只用半年就把路修好了。
无独有偶，省道281线那霍至七迳段工程，立项13年、3次剪彩后仍未动工。如此荒唐之事与杨光亮的作为紧联在一起。据茂名市政府介绍，1995年，时任电白县县长的杨光亮介绍并推荐私人老板邵宏丽投资建设该公路，而实际上邵宏丽并没有相应的资金和实力。之后杨光亮多次直接干预，导致在邵宏丽长期没有按合同注入项目资金的情况下，电白县也未及时终止合同及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一位干部告诉记者，茂名的高岭土资源丰富，但矿产资源开发权领导说给谁就给谁，乱挖乱采严重，留下的后患如今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整治好。
一位茂名市企业家告诉记者，茂名盛产“包工头”，承包建筑项目遍及全省、全国，但没人愿意在当地做生意。原因就是腐败官员恃强凌弱，投资环境不好，要办事必须得找人。据他回忆，在杨光亮被调查前，自己因为被茂名市某机关拖欠工程款，通过朋友介绍请杨光亮吃饭。“那顿饭是在杨光亮情人开的饭店吃的，三个人一下花掉了1万6千元。”
这名企业家还告诉记者，茂名的官员与商人过从甚密。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在位时，官员、老板天天陪着他打牌，每人50万元人民币是“入场价”。老板仰仗官员手中的权力，官员依附于老板的金钱。他曾亲眼目睹，凌晨三点钟，一名老板打电话把正在睡觉的这位政协主席叫醒参加聚会，冯立梅竟然“随叫随到”。
重灾区：错综激烈的社会矛盾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同时，因为不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形成社会治理的“重灾区”。
与茂港区合并前，电白县是茂名市唯一靠海的县，香精香料产销量在全国居首。但在2009年初，电白县被戴上了“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两顶帽子，当地一批不法分子以“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方式横扫全国各地，作案地远至西藏、新疆，被骗人员甚至有副省级官员。
据知情人士透露，电白会被戴上“重点整治”的帽子，主要是因为当地警方不作为，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在广东省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前脚被警方抓捕，后脚就被释放，逃脱了法律的惩处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据茂名市纪委介绍，茂港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杨强在全区公安干警大会上，公开说要“以赌养警”。在其任职期间，曾为39家涉黑性质的地下赌场提供庇护。曾在茂名市纪委工作的一名干部说：“茂名市纪委准备查办杨强案的时候，我们都接到了威胁短信。这帮人黑白通吃，案子办得非常艰难。”
一名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回忆，2007年到2010年，茂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多发，经常有群众上访，要求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曾在茂南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工作的民警告诉记者，尤其在2010年，这一年处理的大小事件比过去十年加起来还多。
由官商勾结引发的土地纠纷也是茂名非常突出的问题。在车水马龙的高凉公路旁，一块600多亩的土地空旷闲置了近22年之久。这个“烂尾工程”，是不法商人在官员的荫护下大玩“变钱戏法”产生的“怪胎”。
据当地一名知情人士介绍，这块土地本来由茂南二建公司申请征得，后来，茂南二建又将土地分块卖给数百人（职工）自行建房。茂名老板柯国庆向华粤公司借款购地后，华粤公司要求柯国庆还债，柯国庆则要求茂南二建交付土地抵债。在茂南二建结清债务后，柯国庆又拿出一份合同，声称茂南二建拖欠其千万元巨款。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定合同有效。这个结果，导致不少购地者和被拖欠了征地款的农民纷纷上访。
“本来是一桩非常简单的土地纠纷，由于柯国庆找官员行贿，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结果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处理完结。”廖锋说，
针对这块土地的问题，前后成立过好几个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是杨光亮，第二任组长是冯立梅，结果都没处理好。柯国庆为此给杨光亮、罗荫国都送了钱。最后，也正是这块地，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线索，对罗荫国进行立案调查。据广东省纪委通报，在这桩权钱交易中，杨非法收受贿赂人民币650万元。
正风气：如何让廉政监管真正落地?
茂名腐败案引发的追问和反思是多方面的，最集中的焦点是：面对如此贪腐的领导干部，组织部门和纪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尽到怎样的职责。
――组织部门如何杜绝卖官现象发生？
高波认为，吏治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就是看干部，干部又是看领导干部。如果干部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了庸俗的利益交换，谁都不愿担当和作为，事业也就没法发展。所以，在选拔任用干部中，组织部门除了通过程序上的民主和公开进行防范，还要在事后进行追责。
高波建议，对于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当那些企图卖官的贪官认识到，那些试图通过邪门歪道取得官位的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为颠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谁来约束“塔尖”上的权力？
BJ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过去一年里，一批因贪腐落马的党政“一把手”的堕落轨迹表明，“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
当前，不少地方出台规定完善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如，广东大力度治理“裸官”；山西提出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工程建设、行政、物资采购等工作；浙江对全省领导干部要求成长地任职回避。实践证明，越是阳光、透明的行政，腐败越少。
――纪委的监督如何及时发力？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贪腐干部一边高调倡导“反腐”，一边阳奉阴违。
2002年，周镇宏出任茂名市委书记后，提出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十论拒腐防变”，提出“建立有茂名特色的反腐防腐新体系”。
无独有偶，2008年，罗荫国曾在全国性电视电话会议上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当地媒体还曾报道，狠抓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罗荫国坚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在涉嫌巨贪被查之后，人们发现，罗荫国竟是一名“裸官”，其子女分别加入了澳门、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
在多起腐败案中，当地纪委的监管都是形同虚设。事实上，纪委书记既要对上级纪委负责，同时，其人事任免权又是由同级党委掌握，这样的组织架构，注定了纪委监督同级党政“一把手”的无力。
曾在茂名纪委任职的干部对记者说，上级纪委常常对下面的贪腐不知情，而我们这些知情的，却根本无法监管。甚至，我们曾经想查办一个科长，但都因为罗荫国的干预无法进行。
高波建议，一方面，纪委的独立性要加强，增强纵向垂直管理，使纪委对于同级党政官员的监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行政资源，让以“问题为导向”的纪委巡视组工作常态化，有效寻找线索进行突破。
――如何让廉政教育真正入心入脑？
随着反腐深入进行，一些干部慨叹“为官不易”，还有贪腐干部在反省罪行的过程中，称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是因为对于商人的财富心里不平衡。
高波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标榜的“傲娇”。他说，当前的廉政教育，要加强对干部对公务员岗位的理性认知。要让走仕途的官员明确认识到，为官不可贪财，不可与商人攀比。事实上，与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人相比，稳定的工作状态、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以及长远可以预期的升迁，都属于公务员收入的部分，有很大优势。
当前，在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有人担心反腐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茂名的实践证明，反腐不仅没有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凝聚了人心，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随着党政机关风气逐渐改善，茂名不少领导干部投身建设的积极性高涨，经济建设和反腐出现了良性循环的效果。
茂名市茂南区委书记丁锦文说，反腐败以来，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机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使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如今，很多干部重树“实干”和“服务”理念，积极投身建设。
2013年，茂名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有8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在全省位于前列，“破除了‘反腐影响地方10年发展’说法。”
“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伤口’，揭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反腐洗礼后，曾被腐败侵蚀得伤痕累累的茂名，正在修复和重建中渐渐走向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