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放开二胎：步伐太慢太小
【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2014年10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P称，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向所有夫妇放开二胎政策；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好处。然而，国家卫计委在17日晚间回应称，目前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时间表。同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接受中国广播网采访时表示：“现在来讲，我们全部开放二胎，应该对我们整个生育水平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一定要两年时间。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已经非常低了，在我看来，现在全面开放二胎也并不是操之过急。”
我们认为，尽管蔡P的言论具有积极意义，但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的步伐，依然太慢太小。事实上，即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已是太晚，遑论只放开二胎。按照现在的生育水平和未来趋势，政府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尽快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仅仅放开二胎，仍然是在限制生育，其后果将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人口目标南辕北辙。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大致稳定，并最终使生育率维持到更替水平附近，这样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人口才能基本保持均衡。对于出生性别比正常而且女孩死亡率较低的国家，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然而，由于性别比严重偏高，中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高于2.2，即，每对夫妻至少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可持续繁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2010、2011、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12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一年还是被认为处于婴儿潮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这显然不符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其长期后果是人口结构的极度老化和人口规模的急剧萎缩。如我们在财新网本专栏的系列文章所论述的那样，无论是从资源、环境、经济、文明传承来说，这种严重衰微的人口趋势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任何好处，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更是釜底抽薪。
那么，全面放开二胎是否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呢？实际上，即使全国所有夫妇都生二胎，也达不到更替水平。何况，在一胎化已经成为城市常态的情况下，很多夫妇不愿意生二胎。而且，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比例就高达到12.5%。因此，中国社会需要很多三四胎的孩子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无子或者一胎。仅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
有些人担心，一旦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大幅反弹。确实，由于堆积效应，在全面放开后的头几年，出生人数的会出现反弹，但这正是缓解中国未来人口严重老龄化和急剧萎缩的一剂良药。而且，根据大量的生育意愿的调查，就是生育意愿被认为较高的农村年轻夫妇，其理想的子女个数也仅在1.7左右，与日本接近，但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人口学的一般规律，实际生育子女数要远低于理想子女个数，因为身体、事业、家庭等原因会让很多妇女不能完成理想子女个数。比如，日本的理想子女个数是1.7，但实际生育率仅1.3。
可以预料，如果不加任何限制，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很可能也只有1.3，很难超过1.5。其实，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越南和泰国，其生育率在没有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的情况下也降到了1.8甚至更低。因此，真正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生育后，新生婴儿会大幅反弹，而是即使放开，年出生人数还是会雪崩式地坍塌。实际上，由于中国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4到29岁的女性的数量在未来10年将从7387万减少到4116万。这意味着，即使把生育率提高50%，年出生人口的崩塌也难以避免。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我们建议密切监测生育率的变化。理论估算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限制性政策逆转的第一年是生育反弹的最高峰。因此，如果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第一年后的生育率依然低于更替水平，那就应该立即全面放开，而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全国各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申请人数远低于预期，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数最多不超过100万，对生育率提升的幅度不到0.1。
从历史经验来看，计划生育部门和某些人口专家（如翟振武教授等）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对单独二孩的数据估算也是如此。例如，根据福建卫计委的统计数据，福建符合单独两孩的夫妇约有12万对，从今年3月31日实施单独两孩至8月底，福建申请单独两孩生育证的夫妇17811对，占符合条件人数的15%。辽宁省有育龄“单独家庭”82万左右，其中有生育意向的约为45万。自3月27日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以来至6月30日，全省申请生育“单独两孩”的有7356人，批准7155人，预计将远低于此前测算的每年生育10万人的数量。
当然，人口危机是个慢性问题。在宏观上，晚两年放开生育也许不会对未来的人口形势造成根本性的差异，而逐步放开看起来似乎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妥性。但对无数家庭来说，对生育放开的任何拖延都可能会带来难以承受的人生悲剧。比如，每晚一年放开，全国预计就会增加7.6万个失独家庭，相当于每晚一天会多产生200多个失独家庭。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家庭付出这种伦理代价。
相比于单独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依然还是在限制生育。在如此低生育率下，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鼓励生育，仅放开二胎与这个理想的生育政策相差甚远。
首先，仅放开二胎会给社会传达错误的信息，继续扭曲社会对人口趋势的判断，让人们觉得生育率依然太高，需要控制。但实际上，中国生育率已经太低了，即使鼓励都可能回天无力。而且未来10年，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锐减近半，因此真正需要的是尽快鼓励生育。从全面放开到鼓励生育的过度非常自然，但从放开二胎到鼓励生育则要困难得多。弄不好四五年就过去了，中国真的等不起。
第二，仅放开二胎的政策对那些希望生育三胎甚至更多孩子的高龄女性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人生遗憾。她们生育更多的孩子既能增加家庭的幸福感，也可以缓解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人口萎缩的幅度。
第三，作为一种限制性政策，仅放开二胎会让原有整个计划生育体制和行为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可以继续存在，“社会抚养费”会继续征收，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和强制上环这些行为还会继续发生。这种种问题在不断地危害社会稳定，损害政府的信誉。
第四，现在社会上呼吁放开生育限制的动力很大，但放开二胎后，社会再要求全面放开的动力将大幅减弱。当然，另一方面，由于很少中国人愿意生育三胎以上，全面放开二胎将会使得“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大幅降低；没有了丰厚的“油水”，计划生育部门也许会失去了继续阻挠人口政策改革的动力。
中国文化推崇中庸。在人口政策改革上，有些人会觉得一胎化太极端，同时又认为全面放开是另一个方向的极端，所以放开二胎自然成为比较稳妥的选择了。但实际上，仅放开二胎并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支持，这种折中的结果无论是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是从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来看都依然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限制政策。
维持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不是极端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最低要求。要做到这点需要的是，尽快全面无条件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数再度下滑之际，像几乎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生育状态，从而奠定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基础。■
【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2014年10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P称，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向所有夫妇放开二胎政策；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好处。然而，国家卫计委在17日晚间回应称，目前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时间表。同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接受中国广播网采访时表示：“现在来讲，我们全部开放二胎，应该对我们整个生育水平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一定要两年时间。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已经非常低了，在我看来，现在全面开放二胎也并不是操之过急。”
我们认为，尽管蔡P的言论具有积极意义，但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的步伐，依然太慢太小。事实上，即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已是太晚，遑论只放开二胎。按照现在的生育水平和未来趋势，政府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尽快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仅仅放开二胎，仍然是在限制生育，其后果将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人口目标南辕北辙。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大致稳定，并最终使生育率维持到更替水平附近，这样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人口才能基本保持均衡。对于出生性别比正常而且女孩死亡率较低的国家，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然而，由于性别比严重偏高，中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高于2.2，即，每对夫妻至少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可持续繁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2010、2011、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12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一年还是被认为处于婴儿潮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这显然不符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其长期后果是人口结构的极度老化和人口规模的急剧萎缩。如我们在财新网本专栏的系列文章所论述的那样，无论是从资源、环境、经济、文明传承来说，这种严重衰微的人口趋势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任何好处，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更是釜底抽薪。
那么，全面放开二胎是否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呢？实际上，即使全国所有夫妇都生二胎，也达不到更替水平。何况，在一胎化已经成为城市常态的情况下，很多夫妇不愿意生二胎。而且，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比例就高达到12.5%。因此，中国社会需要很多三四胎的孩子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无子或者一胎。仅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
有些人担心，一旦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大幅反弹。确实，由于堆积效应，在全面放开后的头几年，出生人数的会出现反弹，但这正是缓解中国未来人口严重老龄化和急剧萎缩的一剂良药。而且，根据大量的生育意愿的调查，就是生育意愿被认为较高的农村年轻夫妇，其理想的子女个数也仅在1.7左右，与日本接近，但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人口学的一般规律，实际生育子女数要远低于理想子女个数，因为身体、事业、家庭等原因会让很多妇女不能完成理想子女个数。比如，日本的理想子女个数是1.7，但实际生育率仅1.3。
可以预料，如果不加任何限制，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很可能也只有1.3，很难超过1.5。其实，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越南和泰国，其生育率在没有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的情况下也降到了1.8甚至更低。因此，真正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生育后，新生婴儿会大幅反弹，而是即使放开，年出生人数还是会雪崩式地坍塌。实际上，由于中国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4到29岁的女性的数量在未来10年将从7387万减少到4116万。这意味着，即使把生育率提高50%，年出生人口的崩塌也难以避免。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我们建议密切监测生育率的变化。理论估算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限制性政策逆转的第一年是生育反弹的最高峰。因此，如果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第一年后的生育率依然低于更替水平，那就应该立即全面放开，而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全国各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申请人数远低于预期，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数最多不超过100万，对生育率提升的幅度不到0.1。
从历史经验来看，计划生育部门和某些人口专家（如翟振武教授等）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对单独二孩的数据估算也是如此。例如，根据福建卫计委的统计数据，福建符合单独两孩的夫妇约有12万对，从今年3月31日实施单独两孩至8月底，福建申请单独两孩生育证的夫妇17811对，占符合条件人数的15%。辽宁省有育龄“单独家庭”82万左右，其中有生育意向的约为45万。自3月27日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以来至6月30日，全省申请生育“单独两孩”的有7356人，批准7155人，预计将远低于此前测算的每年生育10万人的数量。
当然，人口危机是个慢性问题。在宏观上，晚两年放开生育也许不会对未来的人口形势造成根本性的差异，而逐步放开看起来似乎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妥性。但对无数家庭来说，对生育放开的任何拖延都可能会带来难以承受的人生悲剧。比如，每晚一年放开，全国预计就会增加7.6万个失独家庭，相当于每晚一天会多产生200多个失独家庭。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家庭付出这种伦理代价。
相比于单独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依然还是在限制生育。在如此低生育率下，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鼓励生育，仅放开二胎与这个理想的生育政策相差甚远。
首先，仅放开二胎会给社会传达错误的信息，继续扭曲社会对人口趋势的判断，让人们觉得生育率依然太高，需要控制。但实际上，中国生育率已经太低了，即使鼓励都可能回天无力。而且未来10年，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锐减近半，因此真正需要的是尽快鼓励生育。从全面放开到鼓励生育的过度非常自然，但从放开二胎到鼓励生育则要困难得多。弄不好四五年就过去了，中国真的等不起。
第二，仅放开二胎的政策对那些希望生育三胎甚至更多孩子的高龄女性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人生遗憾。她们生育更多的孩子既能增加家庭的幸福感，也可以缓解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人口萎缩的幅度。
第三，作为一种限制性政策，仅放开二胎会让原有整个计划生育体制和行为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可以继续存在，“社会抚养费”会继续征收，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和强制上环这些行为还会继续发生。这种种问题在不断地危害社会稳定，损害政府的信誉。
第四，现在社会上呼吁放开生育限制的动力很大，但放开二胎后，社会再要求全面放开的动力将大幅减弱。当然，另一方面，由于很少中国人愿意生育三胎以上，全面放开二胎将会使得“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大幅降低；没有了丰厚的“油水”，计划生育部门也许会失去了继续阻挠人口政策改革的动力。
中国文化推崇中庸。在人口政策改革上，有些人会觉得一胎化太极端，同时又认为全面放开是另一个方向的极端，所以放开二胎自然成为比较稳妥的选择了。但实际上，仅放开二胎并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支持，这种折中的结果无论是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是从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来看都依然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限制政策。
维持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不是极端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最低要求。要做到这点需要的是，尽快全面无条件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数再度下滑之际，像几乎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生育状态，从而奠定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