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改变命运？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大城市的这一比率高达37.2%。细读该调查会发现，摆出上述调查数据，意在证明教育不公正的程度有多高。预设了这样一层逻辑：教育不能改变命运，源于教育不公平。人们很快被导向进入如下讨论议题：全国各地的教育不公平有多严重，城市与乡村，为什么尤其不公平，等等。
教育不公广泛存在。但依据是否相信“教育改变命运”的人群比例数，来推断教育不公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充分的合理性。人们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执迷，反映了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懒惰情绪。
“命运”这个概念与上古时期的哲学、宗教甚至巫术都有点关系。命运可算总账也可算小账。宏观上，有人认为命运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而生命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只有死后才可论断命运。微观上，后一段生命状况与前一段不同，就算命运有了变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术士试图推测命运遭际，着眼的正是生命过程中的这种变化。世俗中讲的改变命运，即指微观的命运小账，而且通常特指积极改变，强调后一阶段优于上一阶段。
三十年前，当人们被问及教育是否可以改变命运时，大家都异常地肯定，点头的时候恨不得把脑袋点到地上。前推一百年，清末民初，胡适、徐悲鸿等一大批新青年漂洋过海去留学，归国后基本也都混得不错，这代人改变了民国的时代风气，也挥洒出自己颇具时代特色的个人命运。
在这两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知识青年纷纷通过思想文化改变了命运，基本过上了想过的生活。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仿佛是教育改变了命运。其实，改变他们命运的，是教育赋予他们的智识与能力，而非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本身。
当年沈从文小学都没有念完，凭什么执掌北大文学教席？凭的不是小学文凭，乃是鼎鼎有名的小说创作。知识可以影响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转而说“知识改变命运”，勉强也成立。教育传授的就是文化智识，因此“教育改变命运”，听起来似乎就有几分道理。
但概念经过这几重转换，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时代，教育与文化智识的内涵，既有叠合，更有错位和背离。如果某些教育，有违人类身体和思想的自由生长，与文化的规律相背离，如法西斯或具邪教特征的教育，不仅不能积极改变命运，还会毁掉一个人。
教育决不是孤立的事业，教育改变人的命运，最终一定要通过社会化来完成。文革后一代与清末民初，教育资源极其紧缺，人才供不应求。今天，国家不再包分配，人才市场供求倒挂，仅靠受教育而改变命运已不可能。若无真才实学，“海归”就能变“海带”（待）。更多北京受访者不认可教育改变命运，正说明北京的市场化程度比其他地区更高。
如果在教育与社会之间划一道分割线，就能清晰看到，教育提供出来的人才有多优秀属于教育问题，如何评价并有序使用人才，这属于社会问题。在民初与“文革”后一代，教育与社会机制为毕业生提供了无缝对接。
把目光拉长一点，回到科举制的朝代，书院再有名、山长再有学问，不见得能改变学生什么命运，一旦科考失败，改变命运还得另找出路。郑板桥被舞弊案牵连科举无望，靠的是书画风雅在社会立足，这类似于今日的自由职业，和韩寒一样，是他们的独特品质和大时代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视野继续往前推，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真正靠老师推荐（相当于文凭+导师推荐信）当上大官建功立业的，亦极有限，且七十二贤者仅占孔子门生的2.4%，教育改变不了命运。
今天的情况其实仍和科举时代相类似。文凭这张纸与功名利禄的关系，变得比计划经济时代寡淡了，尽管从客观看仍颇不淡。公务员考试是新科举，一个岗位动辄数千人报考，全日制本科及名校文凭被设定为起跑线，在尚未考试的情况下，教育已经对毕业生的命运施加了积极影响。
从时代大势看，市场竞争体制全面接管了对人才命运的整体安排。但在操作细节上，文凭区隔仍是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选录人才的总纲领。它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既简洁省力，又粗暴少恩。尽管屡被诟病，但巨大的惯性一时还难以动摇。它保留并迎合了“教育改变命运”的群众期待，尽管这期待既过时又荒谬。
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素质，却不足以改变命运。暂撇开不可知论，命运其实事关奋斗，受教育只是奋斗的一环而非全部。人才交到市场后，剥离了学历以及年龄、性别、民族等种种歧视之后，已经成为命运的主人，而大时代推其波助其澜。指望仅仅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是懒惰的，更是对自身生命力的藐视与不负责任。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大城市的这一比率高达37.2%。细读该调查会发现，摆出上述调查数据，意在证明教育不公正的程度有多高。预设了这样一层逻辑：教育不能改变命运，源于教育不公平。人们很快被导向进入如下讨论议题：全国各地的教育不公平有多严重，城市与乡村，为什么尤其不公平，等等。
教育不公广泛存在。但依据是否相信“教育改变命运”的人群比例数，来推断教育不公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充分的合理性。人们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执迷，反映了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懒惰情绪。
“命运”这个概念与上古时期的哲学、宗教甚至巫术都有点关系。命运可算总账也可算小账。宏观上，有人认为命运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而生命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只有死后才可论断命运。微观上，后一段生命状况与前一段不同，就算命运有了变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术士试图推测命运遭际，着眼的正是生命过程中的这种变化。世俗中讲的改变命运，即指微观的命运小账，而且通常特指积极改变，强调后一阶段优于上一阶段。
三十年前，当人们被问及教育是否可以改变命运时，大家都异常地肯定，点头的时候恨不得把脑袋点到地上。前推一百年，清末民初，胡适、徐悲鸿等一大批新青年漂洋过海去留学，归国后基本也都混得不错，这代人改变了民国的时代风气，也挥洒出自己颇具时代特色的个人命运。
在这两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知识青年纷纷通过思想文化改变了命运，基本过上了想过的生活。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仿佛是教育改变了命运。其实，改变他们命运的，是教育赋予他们的智识与能力，而非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本身。
当年沈从文小学都没有念完，凭什么执掌北大文学教席？凭的不是小学文凭，乃是鼎鼎有名的小说创作。知识可以影响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转而说“知识改变命运”，勉强也成立。教育传授的就是文化智识，因此“教育改变命运”，听起来似乎就有几分道理。
但概念经过这几重转换，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时代，教育与文化智识的内涵，既有叠合，更有错位和背离。如果某些教育，有违人类身体和思想的自由生长，与文化的规律相背离，如法西斯或具邪教特征的教育，不仅不能积极改变命运，还会毁掉一个人。
教育决不是孤立的事业，教育改变人的命运，最终一定要通过社会化来完成。文革后一代与清末民初，教育资源极其紧缺，人才供不应求。今天，国家不再包分配，人才市场供求倒挂，仅靠受教育而改变命运已不可能。若无真才实学，“海归”就能变“海带”（待）。更多北京受访者不认可教育改变命运，正说明北京的市场化程度比其他地区更高。
如果在教育与社会之间划一道分割线，就能清晰看到，教育提供出来的人才有多优秀属于教育问题，如何评价并有序使用人才，这属于社会问题。在民初与“文革”后一代，教育与社会机制为毕业生提供了无缝对接。
把目光拉长一点，回到科举制的朝代，书院再有名、山长再有学问，不见得能改变学生什么命运，一旦科考失败，改变命运还得另找出路。郑板桥被舞弊案牵连科举无望，靠的是书画风雅在社会立足，这类似于今日的自由职业，和韩寒一样，是他们的独特品质和大时代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视野继续往前推，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真正靠老师推荐（相当于文凭+导师推荐信）当上大官建功立业的，亦极有限，且七十二贤者仅占孔子门生的2.4%，教育改变不了命运。
今天的情况其实仍和科举时代相类似。文凭这张纸与功名利禄的关系，变得比计划经济时代寡淡了，尽管从客观看仍颇不淡。公务员考试是新科举，一个岗位动辄数千人报考，全日制本科及名校文凭被设定为起跑线，在尚未考试的情况下，教育已经对毕业生的命运施加了积极影响。
从时代大势看，市场竞争体制全面接管了对人才命运的整体安排。但在操作细节上，文凭区隔仍是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选录人才的总纲领。它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既简洁省力，又粗暴少恩。尽管屡被诟病，但巨大的惯性一时还难以动摇。它保留并迎合了“教育改变命运”的群众期待，尽管这期待既过时又荒谬。
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素质，却不足以改变命运。暂撇开不可知论，命运其实事关奋斗，受教育只是奋斗的一环而非全部。人才交到市场后，剥离了学历以及年龄、性别、民族等种种歧视之后，已经成为命运的主人，而大时代推其波助其澜。指望仅仅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是懒惰的，更是对自身生命力的藐视与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