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受诟病和质疑的言行;
1920-1930年代，由于郭沫若和鲁迅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干将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
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观察》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
1950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XX反动地后面”。
反右运动时期，郭沫若在1957年5月27日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此次访谈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目发表，作为毛泽东在反右运动期间“阳谋论”“引蛇出洞”等论调的辩护。
大跃进时期，郭沫若曾经发表众多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新诗。例如在《咒麻雀》中使用“你真是些混蛋鸟”、“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等粗陋的词句，在《四害余生四海逃》《钢，铁定的一○七○万吨！》、《向日葵》、《水仙花》、《美人蕉》、《声声快》等诗作中，大量使用当时的标语口号。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中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即席向江青献诗。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也作为赞美的对象。
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
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