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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事件”意味了什么
“重庆风波”发生后可以说是各种传言，说法，消息，分析满天飞，在目前情况不明朗，信息极其不完整的情况，我们暂且将其背后的发生逻辑放在一边，用最为朴素的观点来审视已经知道了一定事实的“王立军事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最为直观的第一感受是这是国家的耻辱（shame）和法治的悲哀。一位副省级的高级官员竟然不远几百公里进入美国总领馆逗留24小时以上，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至少王立军的行动证明他认为美国领事馆比通过正常的法律和制度渠道对他更有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将该事件定性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确恰如其分。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做出承诺一定要将调查结果公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不仅要让全体中国人知道该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且要通过这次事件引起全民对于如何建立“法治社会”的讨论，将其转化为提高全民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的契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和避免在其他领域的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王立军事件”的再现。
“重庆模式”再思考
自从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所谓的“重庆模式”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即使在他去职后辩论仍在继续。虽然中央的决定客观上否定了“重庆模式”，但是民间支持的声音并不在少数，这种现象值得思考。
应当说薄熙来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眼光，他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了解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及信仰的缺失，利用急风暴雨式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抑富”的效果，通过“唱红”来填补人们对于精神上的渴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做法获得了很多民众支持的原因。
客观地说，所谓的“重庆模式”在找中国问题病根子上是对了，但是开出的药方则值得商榷，至少中央的决定表明了否定态度。但是，也应当看到虽然中央多年来一直呼吁政治改革和更大民主，但是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寥寥无几（温总理提及的受体制所限等完全可以理解），这客观上也为“重庆模式”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所以，这次的“重庆风波”可能是一件好事，它证明了政治改革如果不真正推进，“重庆模式”照样会在别的地方复制，而且也会有市场。如果中国想要避免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那么温总理的讲话必须要落实到行动上。
中国改革的未来
经济上，中国将GDP的增长率目标降到7.5%引发了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政治上，“重庆风波”导致了对于中国政治稳定种种怀疑。对于中国的未来的讨论中，“中国崩溃论”正在迅速升温。
首先，要看到“中国崩溃论”是有多次先例的老调重弹。记得吴建民大使曾经披露，“89风波”后曾经有一位欧洲国家的高官曾当面对他说过“还不知道几个月后贵国政府是否还会存在”的警告。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进入最艰难时期，关于中国银行业即将崩盘，工人下岗引发城市暴动，无序开发导致环境破产等等论断此起彼伏。2003年，名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的畅销书预言中国奇迹最多只能持续5年。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几乎从中国开始崛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同“中国威胁论”同时发展，每当中国出现政治经济波动的时候，崩溃论就开始抬头，而当这些波动过去以后，威胁论又回来。这些讨论都带有很多感情色彩，而且受到短期的变化影响很大，有较大不客观性，我们需要冷静地稳住阵脚。
第二，在不接受危言耸听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可持续性和改革的迫切性。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出口和投资的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就不可能赚到，没有集中的决策权，财政权就不能保证各种重大决策在短时间内实现。与此同时，这些体制的弊端也随着发展日益突出，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话讲是“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我想这个判断不仅适用于经济体制，同样适用于政治体制。
第三，要树立信心只要坚持不断改革中国的未来是有保障的。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一段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过去20年时间中国经济发展从根源上来说得益于他的决断。但是，邓小平的模式中缺少政治改革的内容，过去20年中国的改革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20年过去了两个改革的“鸿沟”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内的共识，可以说无论是温总理的“政改论”，还是“广东模式”，甚至“重庆模式”都看到了这个“鸿沟”。问题在于如何改的问题上上还没有达成，“重庆风波”后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定程度的推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治魄力了。
但是，上述讨论的所有的答案可能都要等到今年秋天才会比较明朗，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都在盼望十八大召开的原因，不仅因为新的领导集体将会产生，更加重要的是人们关注改革将会如何进行下去
“重庆风波”发生后可以说是各种传言，说法，消息，分析满天飞，在目前情况不明朗，信息极其不完整的情况，我们暂且将其背后的发生逻辑放在一边，用最为朴素的观点来审视已经知道了一定事实的“王立军事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最为直观的第一感受是这是国家的耻辱（shame）和法治的悲哀。一位副省级的高级官员竟然不远几百公里进入美国总领馆逗留24小时以上，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至少王立军的行动证明他认为美国领事馆比通过正常的法律和制度渠道对他更有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将该事件定性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确恰如其分。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做出承诺一定要将调查结果公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不仅要让全体中国人知道该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且要通过这次事件引起全民对于如何建立“法治社会”的讨论，将其转化为提高全民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的契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和避免在其他领域的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王立军事件”的再现。
“重庆模式”再思考
自从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所谓的“重庆模式”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即使在他去职后辩论仍在继续。虽然中央的决定客观上否定了“重庆模式”，但是民间支持的声音并不在少数，这种现象值得思考。
应当说薄熙来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眼光，他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了解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及信仰的缺失，利用急风暴雨式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抑富”的效果，通过“唱红”来填补人们对于精神上的渴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做法获得了很多民众支持的原因。
客观地说，所谓的“重庆模式”在找中国问题病根子上是对了，但是开出的药方则值得商榷，至少中央的决定表明了否定态度。但是，也应当看到虽然中央多年来一直呼吁政治改革和更大民主，但是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寥寥无几（温总理提及的受体制所限等完全可以理解），这客观上也为“重庆模式”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所以，这次的“重庆风波”可能是一件好事，它证明了政治改革如果不真正推进，“重庆模式”照样会在别的地方复制，而且也会有市场。如果中国想要避免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那么温总理的讲话必须要落实到行动上。
中国改革的未来
经济上，中国将GDP的增长率目标降到7.5%引发了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政治上，“重庆风波”导致了对于中国政治稳定种种怀疑。对于中国的未来的讨论中，“中国崩溃论”正在迅速升温。
首先，要看到“中国崩溃论”是有多次先例的老调重弹。记得吴建民大使曾经披露，“89风波”后曾经有一位欧洲国家的高官曾当面对他说过“还不知道几个月后贵国政府是否还会存在”的警告。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进入最艰难时期，关于中国银行业即将崩盘，工人下岗引发城市暴动，无序开发导致环境破产等等论断此起彼伏。2003年，名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的畅销书预言中国奇迹最多只能持续5年。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几乎从中国开始崛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同“中国威胁论”同时发展，每当中国出现政治经济波动的时候，崩溃论就开始抬头，而当这些波动过去以后，威胁论又回来。这些讨论都带有很多感情色彩，而且受到短期的变化影响很大，有较大不客观性，我们需要冷静地稳住阵脚。
第二，在不接受危言耸听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可持续性和改革的迫切性。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出口和投资的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就不可能赚到，没有集中的决策权，财政权就不能保证各种重大决策在短时间内实现。与此同时，这些体制的弊端也随着发展日益突出，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话讲是“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我想这个判断不仅适用于经济体制，同样适用于政治体制。
第三，要树立信心只要坚持不断改革中国的未来是有保障的。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一段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过去20年时间中国经济发展从根源上来说得益于他的决断。但是，邓小平的模式中缺少政治改革的内容，过去20年中国的改革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20年过去了两个改革的“鸿沟”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内的共识，可以说无论是温总理的“政改论”，还是“广东模式”，甚至“重庆模式”都看到了这个“鸿沟”。问题在于如何改的问题上上还没有达成，“重庆风波”后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定程度的推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治魄力了。
但是，上述讨论的所有的答案可能都要等到今年秋天才会比较明朗，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都在盼望十八大召开的原因，不仅因为新的领导集体将会产生，更加重要的是人们关注改革将会如何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