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中的无奈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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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17年前入养老保险 如今每月仅领2元养老金
2012年03月28日04:16 新京报 我要参与(3626)
近日，一则黑色幽默式的新闻让人哭笑不得：17年前黄大伯办了一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结果现在每月只能领两块钱能买一根黄瓜和不到一根的大葱。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后，被网友冠以“最牛养老保险”之称。在围观之后大家也纷纷担忧起自己的养老金，担心猛涨的CPI和负利率会不会把自己变成另一个黄大伯。对此，保险业内人士称，商业养老险也有可能不保险。北京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无需杞人忧天，两元养老金只是个案，目前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已达400多元。
事件回放
17年前入养老保险如今每月领2元
1995年，家住浙江台州椒江区的黄大伯月工资只有70元，他花了200元“巨资”给老伴和儿子都入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7年过去了，黄大伯一打听，他老伴要么选择一次性领走总共300块钱的养老金，要么接受每个月只能拿到2元的养老金。
当时政府承诺的每月12元的养老金为何缩水成2元？椒江区社保中心副主任曹立红解释说，当时的这种养老保险是由国家民政部门推出，一般叫老农保，实际上是一种农民储蓄积累式的养老保险。按照当时的年利率测算出每月12元的养老金，但近年银行利息一直在下调，结果就导致了“两元钱养老金”的问世。
市民声音
“非公务员都可能成‘黄大伯’”
赵小姐(北京 白领)：
我觉得要想老有所养，买什么保险都没用，只要不是公务员，人人都可能成为“黄大伯”。
拿我们家来说吧，我妈退休前是正科级的公务员，目前退休工资每月有3400多元，而且还会涨，每次都能涨几百元。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工资普遍在2000多元，像她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地足以过得很“有尊严”了；姥爷，县处级干部，退休工资更高，有五千多元；而我爸，国企一把手，据说到他60岁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能拿不到2000元；姥姥，退休前是医院的科室主任，目前的退休金也才2000元出头。
这样的现实让我沮丧。像我爸和我姥姥，退休前都算“成功人士”了，但一退休，收入水平和他们单位的新员工一样。我这样的普通职工，到退休得惨成什么样啊？有人说“月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如果养老金“双轨制”不改革，就算月入两三万，也没有安全感！
“物价上涨让人老不起”
曹女士(北京 白领)：
我看到过那个“2元养老金”的新闻，其实我觉得不仅是那款保险设计的问题，更多是物价上涨的原因。
我三年前入了一份商业分红险，每年交4000多，交30年。按照预期收益，保险到期后大概能领38万元。但这些年物价涨得这么快，等这份保险到期，即便真能领到38万，几十年后的物价水平，会不会只够几月菜钱，变成另一个“黄大伯”？不好说。
但不买保险，存款收益更差，炒股等于扔钱，社保的指望不大。目前公司给职工按最低标准交三险一金，到退休时这笔钱根本保证不了生活水平不降，公司也没有补充商业险，真是病不起老不起。
总之，“体制”外的人，有各种的伤不起。比起保险不“保险”，我更担心的是物价上涨，或者说物价上涨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失去保障。
“只因社保低，老人病不起”
张新贵(湖南常德市某镇居民)：
每月2元的养老金？还有这样的事儿，明显是欺负人嘛！我回头得问问镇政府的人，看下我们办的社保不会也这样不作数吧。
我们县去年9月份开始推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像我这样没有工作单位、不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大多参加了保险。我给年近70岁的父亲一次性交了3万块钱后，他当月就领到了800块钱。
也有好多没入社保的，有的是没钱交，有的是嫌拿到的太低了。镇上就出现过老人买了社保之后，拿到的钱太低了，得了一场病后实在过不下去，自己喝农药死了。
权威解读
“‘两元养老金’只是个案”
隗淑容(北京人社局城乡养老保险处处长)：
网友们的担忧完全没必要，有点杞人忧天了。两元养老金只是很极端的个案，人们没有必要因为这样一条新闻而担忧自己的养老金是否会大幅缩水。
首先，这个只是老农保，试行的是个人储蓄积累式养老保险，完全靠个人，而参保人后来又没有再续缴，2009年全国推行新社保以来是不会只有这么两块钱的。
新农保中国家统一规定了基础养老金最低额度为55块钱，地方财政会在此基础上增加一部分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再加上个人账户上的养老金共同构成了居民养老保险。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政府负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目前已经达330元，再加上中央财政补贴的27.5元和居民个人账户收入，北京市发放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已达400多元。
总之，国家的基础养老金是有相关制度安排的，是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提高，居民完全不必担心物价上涨等带来的养老压力问题。
学者观点
“需先解决养老金双轨制”
杨燕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2元钱农保”新闻只是社保方面一个很小的遗留问题，不太具有代表性，目前更应关注社保养老格局的公平问题，比如一直以来广为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
企业和职工28%的缴费率，却只换来1362元的养老金(2010年企业参保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为1362元)，也就比全国最低工资水平高200多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缴费，一般却能有至少三四千元的退休金。你说公平不公平？企业这么高的缴费率，但由于要支付社保改革前退休的“制度老人”、国企改革时大量提前退休的“制度中人”，以及到现在陆续退休的职工，负担很沉重，待遇怎么会高。
“双轨制”形成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企业纳入社保形成“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格局；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该体系，退休金仍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更为严峻的是，目前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仍无进展，部分地区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金“剪刀差”仍有扩大迹象。
要解决双轨制问题，中国应当尽快结束公共部门完全依赖纳税人的钱提供养老金的落后局面，先对公共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以带动中国养老金结构调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共部门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都整合起来了，所有老人发一个基础养老金，然后通过个人账户来体现差异性。
总之要改变养老保险“碎片化”和“待遇差”的现象，应当逐渐向板块式“国民基础养老金统筹”和“国民个人养老金账户”模式转变。其中中央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无论身份如何，待遇应该差不多。福利是刚性的，不能忽高忽低，更不能有人高有人低，这才是中国养老金改革将来的方向。
业内看法
“商业养老险也可能不保险”
王铭方(保险业内人士)：
我自己在1996年投保了某公司的养老保险，每年缴费160元，一直交到2028年。从我55岁那年开始，我每个月可以领到300元的养老金直至身故。
从我自己的角度而言，32年一共缴纳了5120元，每个月领取300元，只需要17个月，不到2年就能拿回本金。但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从我手里得到的资金是经过了32年的滚动和收益的，等我55岁能领取养老金的时候，我1996年交的第一笔160元已经在银行里躺了32年，光利息就能远远超出160元的本金，这才是真正给保险公司带来利润的地方。
商业养老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在投保的时候固定下来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不会随着银行利息的升降而变化。我55岁时能拿到每月300元，这个数额是在1996年投保的时候就确定的。但在1996年时，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不过五六百元，300元基本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而到了2028年，300元能比黄大伯的2元养老金强到哪儿去呢？吃一顿肯德基？加十几升油？很难说。
所以，商业养老保险到老了保不保险，左右它的不仅仅是能领到的金额，还有很多因素。如果这样来算，商业养老保险到老了还真有可能会出现不保险的情况。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黄锐 张轶骁
(责任编辑：吕阳)
记者暗访北京多家养老院 护工不识字喂药靠打听
北京养老 之 【养老院服务】
居家养老有困难，社区养老指望不上（详见本报昨日报道），老人只能去养老院。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下，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对于很多家庭是“最后的”选择，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孝”。
但多名专家认为，随着社会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和病残化的迅速发展，将使得越来越多的老人住进养老院。从减少孤独、增加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看，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住养老院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但问题是大多数养老院的服务品质不高。”
记者暗访北京多家公办、民办养老院，体验老人真实的生活和需要。文章隐去了养老院的名字，是想力图反映整个行业的问题，而非针对某家养老机构。
（系列调查明日关注民办养老院困局）
“养老院里，有的痴呆、神志不清，有的脾气暴躁、大喊大叫，有的骂骂咧咧、出口伤人。几个人住一间房，赶上一个这样的夜里很难入睡。床上连拉带尿的屡见不鲜，遇上吃饭也照拉不误。你吃你的，他拉他的。这样的环境里，一定要具备相当强的承受力、忍耐力。”
刚进养老院时，任飞（化名）用变形的手，颤抖地捏着笔头，在日记本上写下上面的文字。
“混住”的养老院里常见“死亡”
三环内的一家公办养老院里，68岁的任飞属于年轻一代。
曾是银行职员的他，45岁时的一场意外导致截瘫，“提前进入了养老院。”
最初的几个月，他感到强烈的不习惯。
一道上锁的铁门内，100多位老人和二十几个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由于床位紧张，每个房间都尽可能地增加床位，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混住是常态。任飞所住的套间内，里屋4个老人，外屋3个老人，负责照顾他们的护工只能睡在沙发上。
两年下来，他习惯了同屋老人不分时间和场合大小便，习惯了深夜里老人们因病痛发出的喊叫声，习惯了常年咳嗽的老人咳了半天又把痰咽回肚子的声音。
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里，看着同屋邻床上插满导管的老太太，80岁的陈桂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恐惧，特别是深夜走廊里回荡着各种痛苦呻吟声的时候。
记者调查北京百余家养老院，普遍存在自理和不能自理老人混住情况。
多家养老院负责人称，分区居住护理对一般养老院的财力和人力都成问题，“根本达不到一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水平”。这家自理的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分开居住的养老院，现排号7000人，普通老人要等10年才能入住。
在混住的条件下，养老院的老人还需要习惯另外一件事：面对死亡。
任飞已不敏感这个词，说起时他面无表情，瞅了瞅自己睡的床，床上已死过两个老人。他的视线移到里屋，几个月前，里屋有个老爷子突然犯病，急救车和家属赶到时，“人已经断了气”。
住养老院两年里，二十几个老人相继去世，任飞已经对担架进进出出的场面熟视无睹，“早就习惯了”。
3月22日，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内，一位老人去世后，院方特意安排拉遗体的灵车从后面的小门进出，“尽量不让其他老人看到”。
院方负责人说，养老院里都是老弱病残，每年去世十几个人，“很平常”。
在养老院，对于逝者的纪念，是一种简单的方式。
健在老人们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对话：
哪个房间的谁没了。
哦，怪不得老不见他。
养老院里没医生老人天天怕
相比任飞的淡定，81岁的陈桂英很害怕。
患有严重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她，住了3年养老院，晕倒过3次，两次被送去急救。
她所住养老院的医疗室没有医生，只有两名“90后”的护士，除了注射和简单的护理常识，对于老人各种常见病，并没有太多了解。
陈桂英每天都在担心，怕自己哪天晕过去再也醒不过来，怕下一个抬出养老院的人是自己。她说，如果老人突然发病或病情严重，“急救车还没拐进胡同，人可能就不行了”。
这家养老院的副院长坦言，对于民办养老院而言，能设医疗室已很不容易，“根本招不到医生。”这种情况下，养老院能做的只是仔细观察老人，“一有问题赶紧联系家属”。
住在公办养老院，75岁的牛正立时刻随身挂着尿袋。患有严重肾病的他也盼着养老院能有医生，“我就能少受点罪”。每天晚上，护工会把接尿器草草地绑在他身上，“很不舒服”。有时候感冒了，养老院的护士只告诉他不要出门，“多盖一床被子就行了”。
北京400余家养老院中，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医疗条件达不到，不少养老院拒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而一些接纳不能自理老人的养老院也往往和亲属签协议声明，如果老人病危，亲属必须接走。
据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北京七成养老机构无医疗服务，而全市患有各种疾病的老人超过96%。
朝阳一家民办养老院的老人比较幸运，因为有郭俊这个“好人”。
郭俊退休前是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心血管病专家。退休后，她开着奥迪来送母亲到这家养老院。眼前的医疗条件让她很吃惊，200名老人的养老院里，只有一个学中医的小姑娘，且对急救知识一无所知。
之后，医院的郭主任变成养老院的郭大夫。没有医务室，筹建医务室，没有医保（老人用医保在养老院吃药看病），联系医保。
两年中，至少10位老人被从死亡线拉回。在家属和120赶到前，郭大夫一次次延续着老人们对生的留恋。
郭俊希望更多医生能走进养老院，但刚毕业的医科院校的学生都不愿来，“更别说有经验的医生”。郭俊还想过发动退休的医生，自己曾经的一名同事看过养老院的情况，离开后给她打电话，“你怎么能待得下去啊？我宁可去幼儿园看孩子，最起码看到的是希望。”
护工喂老人饭“两秒一勺”
85岁的张淑娥，住在昌平一家民办养老院内，她不喜欢自己的护工。
护工姓薛，一个45岁的妇女，带着浓重的甘肃口音，负责照料7个老人。
每天早上六点，薛护工先是给不能自理的老人洗脸，活动身子。然后，拎起一个装满饭盒的大箱子，去食堂打7个老人的早餐。
3月16日，早餐是花卷和米粥，张淑娥能自己吃饭，而临床的老太太吞咽困难。
薛护工把花卷和米粥一起倒入榨汁机里打碎，然后用不带针头的大号针管慢慢地推到老太太嘴里。情况不好的时候，需要在老太太的鼻子里插根管子，直接注射进去。
还有5个不能自理的老人，虽然不用吃流食，但需要薛护工一勺一勺喂饭。
从打饭、发饭到喂流食、喂饭，再到刷好碗筷，薛护工只用30分钟，因为老人们开饭与护工们开饭，相差半小时。
每天三餐，均是如此。
那些被喂饭的老人，大都嘴不能说，手不能动，吃饭的速度全由护工掌控。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张淑娥等能自理的老人为他们抱不平，“护工两秒钟一大勺，不带间断地喂，老人能受得了吗？”
记者卧底这家养老院调查，护工与老人比例为1：7，护工几乎没有专门培训，甚至有的人连字都不认识。
为准备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这家养老院最近也给护工发了培训材料，几名护工不识字只能让别人完成作业。记者在老人房间暗访时，一名护工拿着药瓶问记者，“我不认识字，帮忙看看是不是降血压的药，每次吃多少？”还有一名护工让老人站着挤开塞露。
护工难招下的入职标准和培训
虽然不喜欢，但张淑娥不敢得罪护工，“都是同乡出来打工，得罪一个就得罪一群”。
不过，在任飞的日记中，他替护工抱不平，“有些老人有时会无理取闹、刁难护工，不在乎别人的尊严。”
护工也在抱怨，赚的钱少，干的活累，“给人端屎端尿，说出去难听”。
薛护工每月2200元工资，管吃管住。她说，这些钱寄回家里，是孩子们的学费，是新房子的砖，是父母治病的药，“活儿是脏点儿累点儿，但我得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一个星期内，薛的两位同乡辞职回家了。“说干不下去。”薛说，一个干了一个月，另一个干了三个月。
走了两个，这个养老院人手更加紧张，招护工根本不用考察素质和技能，只要愿来就能留下。“一开始不敢让他们干太重的活，怕吓跑他们。”养老院的负责人说。
记者调查北京百余家养老院，护工和老人（包括自理和不能自理）比例普遍在1：7以上，甚至还有一比十几的。
“养老院招护工是难上加难，其他行业挑剩的都不愿来。”多家养老院的负责人认为，除了工资低、干活累外，这个行业“没出息、没出路”也是难招护工的原因，“一般多是从穷苦的地方来京的外地人干这活。”
《济南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养老服务机构要实行分级照顾护理，护理人员与入住人员（能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特殊护理）的比例分别是：1∶7、1∶5、1∶3、1∶1。昨日，北京市民政局相关人员表示，北京暂无明确的规定，民政部也无统一规定。“没强制规定，谁（养老院）也不会自找麻烦。”一家养老院负责人说。
事实上，国家出台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对护工的要求、培训、考评、职级等都有明确规定。但北京多家养老院负责人坦言，“人都招不上来，还谈什么标准和培训”。
养老院里的孤独“会传染加剧”
任飞的日记本上，有一页用彩色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
他说，在养老院里最难忍耐的是孤独，它会传染，让人绝望。日记中写道：孤独会让我想起故去的父母、亲人，甚至还会产生一种莫名奇妙的想法去陪伴他们。
他不愿出屋门，不知道跟院里的老人说什么，“都两年了，能说的都说完了”。
张淑娥也不愿去院子逛，虽然在养老院，她算是腿脚利落的人。她说懒得碰到“老邻居”（曾住一个房间），那个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症，一口咬定张淑娥偷了她很多东西。
她很渴望跟别人说自己以前的事，母亲早逝，跟着后妈受苦，困难年代拉扯起5个孩子……
但她不喜欢成群结队来养老院的志愿者，来时对老人很热情，临走时会说“下次再来看您”，很少有人会第二次来。
“不是说志愿者不好。”养老院的负责人说，老人跟孩子一样，对什么都当真，对什么都上心，“现在养老院对志愿者也很谨慎，弄不好还花大力气安抚老人。”
自己的儿女来探望，是所有老人都开心的。
记者探访多家养老院，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时，总会有几个老人同时撩开门帘，探出头来。
哪位老人有家人来看，总能引起一番羡慕。此时把孩子带来的水果分给同屋的老人，更像是一种炫耀。
女儿已经两个月没来了，81岁的陈桂英坐不住了。
很少出门的她颤巍巍地穿过院子来到养老院办公室，径直走向通往街上的小门，但已没了拧开把手的力气。
工作人员急忙上前搀扶，陈桂英问“我女儿什么时候来？”被搀回屋子的路上，陈桂英不住地回头。20分钟后，她再次颤巍巍地来到办公室，向工作人员哀求“要不你们给我女儿打个电话，让她来看看我吧。”
更多时候，屋里开着电视，陈桂英背对着电视望着窗外。窗外院子里，靠近墙根儿的地方散落着几排靠椅，100多人的养老院，几乎总是那十几个老人坐在那里。
太阳在东边就坐在东墙，转到西边就跟坐到西墙。如此往复，一天一天，老人之间很少说话。
共同的话题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出现，送报纸的投递员隔着铁门扔来当天的报纸，院子里的老人会争着询问捡报纸的门卫：明天天气好吗？
求解
对于养老院大多存在的混住情况、护工短缺、医疗缺位和心理孤独等现状，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民政相关人士和研究养老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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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28日04:16 新京报 我要参与(3626)
近日，一则黑色幽默式的新闻让人哭笑不得：17年前黄大伯办了一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结果现在每月只能领两块钱能买一根黄瓜和不到一根的大葱。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后，被网友冠以“最牛养老保险”之称。在围观之后大家也纷纷担忧起自己的养老金，担心猛涨的CPI和负利率会不会把自己变成另一个黄大伯。对此，保险业内人士称，商业养老险也有可能不保险。北京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无需杞人忧天，两元养老金只是个案，目前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已达400多元。
事件回放
17年前入养老保险如今每月领2元
1995年，家住浙江台州椒江区的黄大伯月工资只有70元，他花了200元“巨资”给老伴和儿子都入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7年过去了，黄大伯一打听，他老伴要么选择一次性领走总共300块钱的养老金，要么接受每个月只能拿到2元的养老金。
当时政府承诺的每月12元的养老金为何缩水成2元？椒江区社保中心副主任曹立红解释说，当时的这种养老保险是由国家民政部门推出，一般叫老农保，实际上是一种农民储蓄积累式的养老保险。按照当时的年利率测算出每月12元的养老金，但近年银行利息一直在下调，结果就导致了“两元钱养老金”的问世。
市民声音
“非公务员都可能成‘黄大伯’”
赵小姐(北京 白领)：
我觉得要想老有所养，买什么保险都没用，只要不是公务员，人人都可能成为“黄大伯”。
拿我们家来说吧，我妈退休前是正科级的公务员，目前退休工资每月有3400多元，而且还会涨，每次都能涨几百元。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工资普遍在2000多元，像她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地足以过得很“有尊严”了；姥爷，县处级干部，退休工资更高，有五千多元；而我爸，国企一把手，据说到他60岁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能拿不到2000元；姥姥，退休前是医院的科室主任，目前的退休金也才2000元出头。
这样的现实让我沮丧。像我爸和我姥姥，退休前都算“成功人士”了，但一退休，收入水平和他们单位的新员工一样。我这样的普通职工，到退休得惨成什么样啊？有人说“月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如果养老金“双轨制”不改革，就算月入两三万，也没有安全感！
“物价上涨让人老不起”
曹女士(北京 白领)：
我看到过那个“2元养老金”的新闻，其实我觉得不仅是那款保险设计的问题，更多是物价上涨的原因。
我三年前入了一份商业分红险，每年交4000多，交30年。按照预期收益，保险到期后大概能领38万元。但这些年物价涨得这么快，等这份保险到期，即便真能领到38万，几十年后的物价水平，会不会只够几月菜钱，变成另一个“黄大伯”？不好说。
但不买保险，存款收益更差，炒股等于扔钱，社保的指望不大。目前公司给职工按最低标准交三险一金，到退休时这笔钱根本保证不了生活水平不降，公司也没有补充商业险，真是病不起老不起。
总之，“体制”外的人，有各种的伤不起。比起保险不“保险”，我更担心的是物价上涨，或者说物价上涨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失去保障。
“只因社保低，老人病不起”
张新贵(湖南常德市某镇居民)：
每月2元的养老金？还有这样的事儿，明显是欺负人嘛！我回头得问问镇政府的人，看下我们办的社保不会也这样不作数吧。
我们县去年9月份开始推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像我这样没有工作单位、不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大多参加了保险。我给年近70岁的父亲一次性交了3万块钱后，他当月就领到了800块钱。
也有好多没入社保的，有的是没钱交，有的是嫌拿到的太低了。镇上就出现过老人买了社保之后，拿到的钱太低了，得了一场病后实在过不下去，自己喝农药死了。
权威解读
“‘两元养老金’只是个案”
隗淑容(北京人社局城乡养老保险处处长)：
网友们的担忧完全没必要，有点杞人忧天了。两元养老金只是很极端的个案，人们没有必要因为这样一条新闻而担忧自己的养老金是否会大幅缩水。
首先，这个只是老农保，试行的是个人储蓄积累式养老保险，完全靠个人，而参保人后来又没有再续缴，2009年全国推行新社保以来是不会只有这么两块钱的。
新农保中国家统一规定了基础养老金最低额度为55块钱，地方财政会在此基础上增加一部分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再加上个人账户上的养老金共同构成了居民养老保险。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政府负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目前已经达330元，再加上中央财政补贴的27.5元和居民个人账户收入，北京市发放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已达400多元。
总之，国家的基础养老金是有相关制度安排的，是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提高，居民完全不必担心物价上涨等带来的养老压力问题。
学者观点
“需先解决养老金双轨制”
杨燕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2元钱农保”新闻只是社保方面一个很小的遗留问题，不太具有代表性，目前更应关注社保养老格局的公平问题，比如一直以来广为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
企业和职工28%的缴费率，却只换来1362元的养老金(2010年企业参保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为1362元)，也就比全国最低工资水平高200多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缴费，一般却能有至少三四千元的退休金。你说公平不公平？企业这么高的缴费率，但由于要支付社保改革前退休的“制度老人”、国企改革时大量提前退休的“制度中人”，以及到现在陆续退休的职工，负担很沉重，待遇怎么会高。
“双轨制”形成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企业纳入社保形成“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格局；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该体系，退休金仍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更为严峻的是，目前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仍无进展，部分地区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金“剪刀差”仍有扩大迹象。
要解决双轨制问题，中国应当尽快结束公共部门完全依赖纳税人的钱提供养老金的落后局面，先对公共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以带动中国养老金结构调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共部门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都整合起来了，所有老人发一个基础养老金，然后通过个人账户来体现差异性。
总之要改变养老保险“碎片化”和“待遇差”的现象，应当逐渐向板块式“国民基础养老金统筹”和“国民个人养老金账户”模式转变。其中中央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无论身份如何，待遇应该差不多。福利是刚性的，不能忽高忽低，更不能有人高有人低，这才是中国养老金改革将来的方向。
业内看法
“商业养老险也可能不保险”
王铭方(保险业内人士)：
我自己在1996年投保了某公司的养老保险，每年缴费160元，一直交到2028年。从我55岁那年开始，我每个月可以领到300元的养老金直至身故。
从我自己的角度而言，32年一共缴纳了5120元，每个月领取300元，只需要17个月，不到2年就能拿回本金。但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从我手里得到的资金是经过了32年的滚动和收益的，等我55岁能领取养老金的时候，我1996年交的第一笔160元已经在银行里躺了32年，光利息就能远远超出160元的本金，这才是真正给保险公司带来利润的地方。
商业养老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在投保的时候固定下来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不会随着银行利息的升降而变化。我55岁时能拿到每月300元，这个数额是在1996年投保的时候就确定的。但在1996年时，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不过五六百元，300元基本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而到了2028年，300元能比黄大伯的2元养老金强到哪儿去呢？吃一顿肯德基？加十几升油？很难说。
所以，商业养老保险到老了保不保险，左右它的不仅仅是能领到的金额，还有很多因素。如果这样来算，商业养老保险到老了还真有可能会出现不保险的情况。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黄锐 张轶骁
(责任编辑：吕阳)
记者暗访北京多家养老院 护工不识字喂药靠打听
北京养老 之 【养老院服务】
居家养老有困难，社区养老指望不上（详见本报昨日报道），老人只能去养老院。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下，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对于很多家庭是“最后的”选择，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孝”。
但多名专家认为，随着社会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和病残化的迅速发展，将使得越来越多的老人住进养老院。从减少孤独、增加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看，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住养老院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但问题是大多数养老院的服务品质不高。”
记者暗访北京多家公办、民办养老院，体验老人真实的生活和需要。文章隐去了养老院的名字，是想力图反映整个行业的问题，而非针对某家养老机构。
（系列调查明日关注民办养老院困局）
“养老院里，有的痴呆、神志不清，有的脾气暴躁、大喊大叫，有的骂骂咧咧、出口伤人。几个人住一间房，赶上一个这样的夜里很难入睡。床上连拉带尿的屡见不鲜，遇上吃饭也照拉不误。你吃你的，他拉他的。这样的环境里，一定要具备相当强的承受力、忍耐力。”
刚进养老院时，任飞（化名）用变形的手，颤抖地捏着笔头，在日记本上写下上面的文字。
“混住”的养老院里常见“死亡”
三环内的一家公办养老院里，68岁的任飞属于年轻一代。
曾是银行职员的他，45岁时的一场意外导致截瘫，“提前进入了养老院。”
最初的几个月，他感到强烈的不习惯。
一道上锁的铁门内，100多位老人和二十几个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由于床位紧张，每个房间都尽可能地增加床位，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混住是常态。任飞所住的套间内，里屋4个老人，外屋3个老人，负责照顾他们的护工只能睡在沙发上。
两年下来，他习惯了同屋老人不分时间和场合大小便，习惯了深夜里老人们因病痛发出的喊叫声，习惯了常年咳嗽的老人咳了半天又把痰咽回肚子的声音。
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里，看着同屋邻床上插满导管的老太太，80岁的陈桂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恐惧，特别是深夜走廊里回荡着各种痛苦呻吟声的时候。
记者调查北京百余家养老院，普遍存在自理和不能自理老人混住情况。
多家养老院负责人称，分区居住护理对一般养老院的财力和人力都成问题，“根本达不到一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水平”。这家自理的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分开居住的养老院，现排号7000人，普通老人要等10年才能入住。
在混住的条件下，养老院的老人还需要习惯另外一件事：面对死亡。
任飞已不敏感这个词，说起时他面无表情，瞅了瞅自己睡的床，床上已死过两个老人。他的视线移到里屋，几个月前，里屋有个老爷子突然犯病，急救车和家属赶到时，“人已经断了气”。
住养老院两年里，二十几个老人相继去世，任飞已经对担架进进出出的场面熟视无睹，“早就习惯了”。
3月22日，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内，一位老人去世后，院方特意安排拉遗体的灵车从后面的小门进出，“尽量不让其他老人看到”。
院方负责人说，养老院里都是老弱病残，每年去世十几个人，“很平常”。
在养老院，对于逝者的纪念，是一种简单的方式。
健在老人们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对话：
哪个房间的谁没了。
哦，怪不得老不见他。
养老院里没医生老人天天怕
相比任飞的淡定，81岁的陈桂英很害怕。
患有严重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她，住了3年养老院，晕倒过3次，两次被送去急救。
她所住养老院的医疗室没有医生，只有两名“90后”的护士，除了注射和简单的护理常识，对于老人各种常见病，并没有太多了解。
陈桂英每天都在担心，怕自己哪天晕过去再也醒不过来，怕下一个抬出养老院的人是自己。她说，如果老人突然发病或病情严重，“急救车还没拐进胡同，人可能就不行了”。
这家养老院的副院长坦言，对于民办养老院而言，能设医疗室已很不容易，“根本招不到医生。”这种情况下，养老院能做的只是仔细观察老人，“一有问题赶紧联系家属”。
住在公办养老院，75岁的牛正立时刻随身挂着尿袋。患有严重肾病的他也盼着养老院能有医生，“我就能少受点罪”。每天晚上，护工会把接尿器草草地绑在他身上，“很不舒服”。有时候感冒了，养老院的护士只告诉他不要出门，“多盖一床被子就行了”。
北京400余家养老院中，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医疗条件达不到，不少养老院拒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而一些接纳不能自理老人的养老院也往往和亲属签协议声明，如果老人病危，亲属必须接走。
据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北京七成养老机构无医疗服务，而全市患有各种疾病的老人超过96%。
朝阳一家民办养老院的老人比较幸运，因为有郭俊这个“好人”。
郭俊退休前是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心血管病专家。退休后，她开着奥迪来送母亲到这家养老院。眼前的医疗条件让她很吃惊，200名老人的养老院里，只有一个学中医的小姑娘，且对急救知识一无所知。
之后，医院的郭主任变成养老院的郭大夫。没有医务室，筹建医务室，没有医保（老人用医保在养老院吃药看病），联系医保。
两年中，至少10位老人被从死亡线拉回。在家属和120赶到前，郭大夫一次次延续着老人们对生的留恋。
郭俊希望更多医生能走进养老院，但刚毕业的医科院校的学生都不愿来，“更别说有经验的医生”。郭俊还想过发动退休的医生，自己曾经的一名同事看过养老院的情况，离开后给她打电话，“你怎么能待得下去啊？我宁可去幼儿园看孩子，最起码看到的是希望。”
护工喂老人饭“两秒一勺”
85岁的张淑娥，住在昌平一家民办养老院内，她不喜欢自己的护工。
护工姓薛，一个45岁的妇女，带着浓重的甘肃口音，负责照料7个老人。
每天早上六点，薛护工先是给不能自理的老人洗脸，活动身子。然后，拎起一个装满饭盒的大箱子，去食堂打7个老人的早餐。
3月16日，早餐是花卷和米粥，张淑娥能自己吃饭，而临床的老太太吞咽困难。
薛护工把花卷和米粥一起倒入榨汁机里打碎，然后用不带针头的大号针管慢慢地推到老太太嘴里。情况不好的时候，需要在老太太的鼻子里插根管子，直接注射进去。
还有5个不能自理的老人，虽然不用吃流食，但需要薛护工一勺一勺喂饭。
从打饭、发饭到喂流食、喂饭，再到刷好碗筷，薛护工只用30分钟，因为老人们开饭与护工们开饭，相差半小时。
每天三餐，均是如此。
那些被喂饭的老人，大都嘴不能说，手不能动，吃饭的速度全由护工掌控。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张淑娥等能自理的老人为他们抱不平，“护工两秒钟一大勺，不带间断地喂，老人能受得了吗？”
记者卧底这家养老院调查，护工与老人比例为1：7，护工几乎没有专门培训，甚至有的人连字都不认识。
为准备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这家养老院最近也给护工发了培训材料，几名护工不识字只能让别人完成作业。记者在老人房间暗访时，一名护工拿着药瓶问记者，“我不认识字，帮忙看看是不是降血压的药，每次吃多少？”还有一名护工让老人站着挤开塞露。
护工难招下的入职标准和培训
虽然不喜欢，但张淑娥不敢得罪护工，“都是同乡出来打工，得罪一个就得罪一群”。
不过，在任飞的日记中，他替护工抱不平，“有些老人有时会无理取闹、刁难护工，不在乎别人的尊严。”
护工也在抱怨，赚的钱少，干的活累，“给人端屎端尿，说出去难听”。
薛护工每月2200元工资，管吃管住。她说，这些钱寄回家里，是孩子们的学费，是新房子的砖，是父母治病的药，“活儿是脏点儿累点儿，但我得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一个星期内，薛的两位同乡辞职回家了。“说干不下去。”薛说，一个干了一个月，另一个干了三个月。
走了两个，这个养老院人手更加紧张，招护工根本不用考察素质和技能，只要愿来就能留下。“一开始不敢让他们干太重的活，怕吓跑他们。”养老院的负责人说。
记者调查北京百余家养老院，护工和老人（包括自理和不能自理）比例普遍在1：7以上，甚至还有一比十几的。
“养老院招护工是难上加难，其他行业挑剩的都不愿来。”多家养老院的负责人认为，除了工资低、干活累外，这个行业“没出息、没出路”也是难招护工的原因，“一般多是从穷苦的地方来京的外地人干这活。”
《济南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养老服务机构要实行分级照顾护理，护理人员与入住人员（能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特殊护理）的比例分别是：1∶7、1∶5、1∶3、1∶1。昨日，北京市民政局相关人员表示，北京暂无明确的规定，民政部也无统一规定。“没强制规定，谁（养老院）也不会自找麻烦。”一家养老院负责人说。
事实上，国家出台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对护工的要求、培训、考评、职级等都有明确规定。但北京多家养老院负责人坦言，“人都招不上来，还谈什么标准和培训”。
养老院里的孤独“会传染加剧”
任飞的日记本上，有一页用彩色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
他说，在养老院里最难忍耐的是孤独，它会传染，让人绝望。日记中写道：孤独会让我想起故去的父母、亲人，甚至还会产生一种莫名奇妙的想法去陪伴他们。
他不愿出屋门，不知道跟院里的老人说什么，“都两年了，能说的都说完了”。
张淑娥也不愿去院子逛，虽然在养老院，她算是腿脚利落的人。她说懒得碰到“老邻居”（曾住一个房间），那个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症，一口咬定张淑娥偷了她很多东西。
她很渴望跟别人说自己以前的事，母亲早逝，跟着后妈受苦，困难年代拉扯起5个孩子……
但她不喜欢成群结队来养老院的志愿者，来时对老人很热情，临走时会说“下次再来看您”，很少有人会第二次来。
“不是说志愿者不好。”养老院的负责人说，老人跟孩子一样，对什么都当真，对什么都上心，“现在养老院对志愿者也很谨慎，弄不好还花大力气安抚老人。”
自己的儿女来探望，是所有老人都开心的。
记者探访多家养老院，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时，总会有几个老人同时撩开门帘，探出头来。
哪位老人有家人来看，总能引起一番羡慕。此时把孩子带来的水果分给同屋的老人，更像是一种炫耀。
女儿已经两个月没来了，81岁的陈桂英坐不住了。
很少出门的她颤巍巍地穿过院子来到养老院办公室，径直走向通往街上的小门，但已没了拧开把手的力气。
工作人员急忙上前搀扶，陈桂英问“我女儿什么时候来？”被搀回屋子的路上，陈桂英不住地回头。20分钟后，她再次颤巍巍地来到办公室，向工作人员哀求“要不你们给我女儿打个电话，让她来看看我吧。”
更多时候，屋里开着电视，陈桂英背对着电视望着窗外。窗外院子里，靠近墙根儿的地方散落着几排靠椅，100多人的养老院，几乎总是那十几个老人坐在那里。
太阳在东边就坐在东墙，转到西边就跟坐到西墙。如此往复，一天一天，老人之间很少说话。
共同的话题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出现，送报纸的投递员隔着铁门扔来当天的报纸，院子里的老人会争着询问捡报纸的门卫：明天天气好吗？
求解
对于养老院大多存在的混住情况、护工短缺、医疗缺位和心理孤独等现状，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民政相关人士和研究养老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