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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刑竣法是腐败的加速器
童大焕―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特别声明：转载请注明“童大焕凤凰博报专稿”，否则谢绝转载或摘录
山东荷泽市委书记赵润田在今年两会上提议：若贪污50万元就判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
百姓对腐败已经差不多到了恨得咬牙切齿的地步，这样一条生逢其时的建议相信会得到一些喝彩。但我要说，严刑竣法除了解恨毫无用处，它不是腐败的清洁机，相反却是腐败的加速器！
在一个权力的含金量太大、权力之手随时随地可以伸到市场的怀抱里乱摸、随便一摸就是大把油光水亮的“丰乳肥臀”时代，民主、廉政、法治、自由皆不可能。这正应验了马克思那句老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将“资本”替换成“权力”，此论亦成立。甚至可以说，“权力”的利润，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比“资本”大一万倍。权力的含金量太大，神仙当了官也随时有可能成为腐败分子；权力的含金量太大，就是剥皮抽筋亦不能阻止腐败的横行。严刑竣法不能根治腐败现象，明朝对贪官的处罚极其残酷，甚至剥皮抽筋亦不能阻止官员们疯狂敛财。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刑罚对于预防和制止犯罪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刑罚的严酷，而在于刑罚的必然性与及时性。贝卡里亚在他的经典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写道：“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就是蛮横的。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因为支配立法者双手的残暴精神，恰恰也操纵着杀人者和刺客们的双手。”
如果贪污腐败受到惩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很低，监督的成本很高，那么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腐败者会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如果刑罚过于苛刻，一旦被发现就将面临着严酷的惩罚甚至死刑的威胁，腐败分子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各种代价来逃避这种惩罚，这种逃避的方法包括收买纪检、监察、公安、法院等办案人员以及收买可以影响和左右案件的一切人士。它会导致腐败的无限扩大，最后弄出个“衙门里只有一对石狮子真干净”的悲惨结局！
惩治腐败，只有三条道路并进，方能收到实效：
一是预防。预防的根本在于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也就是政经分开。这个政经分开，比以往提的政企分开深刻得多，既包含打破国企垄断、国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也包括行政力量完全彻底地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那种各级政府像公司的行政主导经济模式，更是在彻底改革之列。
二是刑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惩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靠“以少数面对多数”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是不行的，况且这自上而下的监督权力本身也是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身也有腐败的可能；必须开放权力的平行监督；必须开放“以多数对少数”的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自由监督，全面开放媒体对腐败的揭露与报道。舍此，一切严刑竣法都是鼠目寸光，甚至都是障眼法和骗局。
二是刑罚的确定性。非暴力犯罪不宜判死刑，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识。但是今日中国法律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惩治，法院有着过于强大的“自由裁量权”：10万元左右基本上是每1万判一年；超过10万元最高可判死刑；但是12万元可能判12年，100万元、1000万元甚至上亿元可能也只判12年！以后是否可以考虑这样：每1万年判处一年有期徒刑，1000万就是一千年，贪污50万元（具体数字可以充分辩论）以上不得减刑和假释。
这样的刑罚必然性、及时性和确定性，比杀头之类的有效多了。
短评：我认为这不算什么好文章，题目倒很好。
但对某些人自以为是是思维有借鉴作用。
我说，如果是贪污50万元就判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不！！更多人贪污了！！他们会在取证和执行上做文章。结果是，一方面，更混乱，另一方面，基本没有不死的余地，就只有死里求生了！！！
童大焕―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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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荷泽市委书记赵润田在今年两会上提议：若贪污50万元就判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
百姓对腐败已经差不多到了恨得咬牙切齿的地步，这样一条生逢其时的建议相信会得到一些喝彩。但我要说，严刑竣法除了解恨毫无用处，它不是腐败的清洁机，相反却是腐败的加速器！
在一个权力的含金量太大、权力之手随时随地可以伸到市场的怀抱里乱摸、随便一摸就是大把油光水亮的“丰乳肥臀”时代，民主、廉政、法治、自由皆不可能。这正应验了马克思那句老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将“资本”替换成“权力”，此论亦成立。甚至可以说，“权力”的利润，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比“资本”大一万倍。权力的含金量太大，神仙当了官也随时有可能成为腐败分子；权力的含金量太大，就是剥皮抽筋亦不能阻止腐败的横行。严刑竣法不能根治腐败现象，明朝对贪官的处罚极其残酷，甚至剥皮抽筋亦不能阻止官员们疯狂敛财。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刑罚对于预防和制止犯罪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刑罚的严酷，而在于刑罚的必然性与及时性。贝卡里亚在他的经典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写道：“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就是蛮横的。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因为支配立法者双手的残暴精神，恰恰也操纵着杀人者和刺客们的双手。”
如果贪污腐败受到惩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很低，监督的成本很高，那么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腐败者会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如果刑罚过于苛刻，一旦被发现就将面临着严酷的惩罚甚至死刑的威胁，腐败分子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各种代价来逃避这种惩罚，这种逃避的方法包括收买纪检、监察、公安、法院等办案人员以及收买可以影响和左右案件的一切人士。它会导致腐败的无限扩大，最后弄出个“衙门里只有一对石狮子真干净”的悲惨结局！
惩治腐败，只有三条道路并进，方能收到实效：
一是预防。预防的根本在于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也就是政经分开。这个政经分开，比以往提的政企分开深刻得多，既包含打破国企垄断、国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也包括行政力量完全彻底地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那种各级政府像公司的行政主导经济模式，更是在彻底改革之列。
二是刑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惩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靠“以少数面对多数”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是不行的，况且这自上而下的监督权力本身也是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身也有腐败的可能；必须开放权力的平行监督；必须开放“以多数对少数”的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自由监督，全面开放媒体对腐败的揭露与报道。舍此，一切严刑竣法都是鼠目寸光，甚至都是障眼法和骗局。
二是刑罚的确定性。非暴力犯罪不宜判死刑，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识。但是今日中国法律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惩治，法院有着过于强大的“自由裁量权”：10万元左右基本上是每1万判一年；超过10万元最高可判死刑；但是12万元可能判12年，100万元、1000万元甚至上亿元可能也只判12年！以后是否可以考虑这样：每1万年判处一年有期徒刑，1000万就是一千年，贪污50万元（具体数字可以充分辩论）以上不得减刑和假释。
这样的刑罚必然性、及时性和确定性，比杀头之类的有效多了。
短评：我认为这不算什么好文章，题目倒很好。
但对某些人自以为是是思维有借鉴作用。
我说，如果是贪污50万元就判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不！！更多人贪污了！！他们会在取证和执行上做文章。结果是，一方面，更混乱，另一方面，基本没有不死的余地，就只有死里求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