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在私领域，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但不可能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
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清王朝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触及体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来改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君主立宪”，这才是改到了体制的关键。
戊戌变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人非常兴奋。资料表明，当时对世界、对西方有了解的知识界人士都觉得，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两种势力促成了戊戌变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分地方巡抚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历史学家陈寅恪讲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个改革并不是讲公羊春秋之类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务要改革，不改革中国就存在不下去。
遗憾的是，机会丢掉了，原因就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掌握朝廷实权，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绪来继承皇位，继续控制权力。随着光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的权力冲突发生了。当然，光绪没有夺权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国，认为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所以迫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绪的想法改革，势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变法失败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庚子之变”。变法失败后，康梁都被外国人保护起来了，继续在海外活动。慈禧太后恼恨“外国势力干涉”，全面反动，利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国人的心理“扶清灭洋”，于是义和团兴起。她不知道，煽动群众运动势同玩火，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
“庚子之变”后，清王朝实行了废科举、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陆学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庚子之变”以后是不是有改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废除科举就是改革。废除科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才不够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没办法对付现在的世界。至于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务运动中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行政改革啊。
我们要区分开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变后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调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个体制的。虽然清末提出了“立宪”，但也是“预备立宪”，而且还要等待九年以后才开始（陈寅恪挽王国维诗中所谓“君宪徒闻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弃权力，不肯改变“君主专制”体制的。
但就我所读过的史料，包括各种公私记载，以及现代学人的相关著作，我没有看到清末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新政”。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和满洲保守派贵族最怕满洲政权被汉人夺走，哪敢真正让汉人士大夫进行认真的改革。只要一读以前李剑农先生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即可知其大概了。总之，清末满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亡中国，还是亡大清？在满洲权贵看来，大清比中国还重要，权力还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汉人不可信，像袁世凯那样的能臣也要罢官回家。
大陆有些人士认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满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权力，结果只能使“满洲党”更加专制，这算什么改革呢？没有体制上的改变，就无所谓改革。“满洲党”的一句话，就能够把所有的努力都消灭光。
在我看来，统治中国的满洲就是一个党，“满洲党”。这个党绝对不能放弃权力。所有重要的官职都是满洲人，汉人仅仅是辅佐。就像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职位都是党员担任一样。清朝有一个内务府，专门负责管理满人，相当于他们的“组织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里决定。满洲党不能丢权，丢了权等于宇宙毁灭一样，所以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只有被推翻。
因此我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实际上，危机缓和不过去，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那么，能不能说，满清是由革命党推翻的呢？也不能说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变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说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国成立。
事实上，民国转换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严重的革命，绝不能跟法国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没有什么暴力，是社会成本很低的一场革命，结果也并不坏。早期的议会是相当认真的，很有效力。否则，宋教仁就不会被袁世凯暗杀了。所以几十年后的国民党时代，还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议会。还有一点，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有很大进步。清末江苏、浙江一带新学校纷纷出现，都是地方乡绅们搞起来的，不是朝廷的贡献。
人民的自发性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自发性，社会根本不可能前进。只要地方的领袖有开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会有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不是依靠政府发命令搞出来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集权体制上。
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的宪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这种观点我不大能接受，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都是体制内出来的，对于早年相信的东西很难彻底否定，总认为原始的设想是好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对旧体制有些迷恋，把慈禧太后投射到当代威权人物身上。
其实，慈禧晚年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权力聚拢到满洲贵族手里了。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旧体制某种程度解体以后，新的东西才能出现，但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国大陆恭维，可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年纪念前夕，西方史学家，从欧洲大陆到英、美，都对它的暴力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责。暴力导致法国直到今天政治还没有完全安定，而英国自从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以后，再也没有别的暴力革命。美国除了内战之外，后来也没有再发生大的流血革命。
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民主体制。民主体制的好处，就是一个党不用担心灭亡，被选下去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自己求进步还可以重新上台。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开始时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权，最后非要给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临死前只有哀叹，希望子子孙孙不要生在帝王家！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总是要经过流血改朝换代，再流血再改朝换代，永远在封闭的系统里循环，以万千生民的鲜血作为润滑剂，没有政治文明可言。
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执政者来说，权力就是命根子，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执政能力，但是不能让我放松掌握权力的手。不平则鸣，怎么可能在不公平之下，还能永远维持秩序，维持人家对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
任何革命党都忘记了教训，更没有吸取教训，或者认为自己与教训是不相干的。再多的教训，我都是一个例外。别人不能保持长久，唯有我可以万世不灭。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秩序，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暴力革命以后，一定用暴力维持，否则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义不久，各地宣布独立，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权威没有了，三岁小皇帝有什么本领呢？所以，满清是自然解体的。我们把这个解体叫“辛亥革命”。“革命”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后者所谓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
满洲垮掉以后，袁世凯当国，这个人自私，但也相当负责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没有了权威人物，于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混乱时期也有好处，在这个混乱时期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如果有强人控制场面，五四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许多新思想也就进不来了。这是历史的吊诡，军阀本身自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军阀时代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军阀各自为政，不管老百姓，言论反而自由。而且军阀脑筋简单，没有深文周纳的心思，不像后来国民党党国体制对意识形态那么密切关注。
那个时期,从政治上看一塌糊涂，但是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负面的，许多新东西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北京大学不就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吗？另外，因为当权的军阀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绅士、地方领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简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在往后退，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事实上，在国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会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自然就改进了社会。政府不可靠，人们就要自立。
总之，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混乱，也不必怕混乱。有些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提倡“告别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乱。
而混乱和秩序都是相对的，即无绝对的秩序，也无绝对的混乱。数学上有一个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论”。混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当然不是提倡混乱，而是认为混乱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维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会招致最大的混乱。
为什么中国政治从北洋军阀统治演变成为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这牵涉到国际形势，中国走到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关键。日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军国主义者中下级军官手上，骄横已极，自信可以用武力称霸亚洲，中国成为他们的吞并目标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凝聚力量，一致对外，所以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家都要拥护党，于是培养出一个党国体制。这是中国的悲剧，所以我始终不原谅日本军国主义者。
从某种意义上，1923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从苏联来的。孙中山急于成功，无法很快拿到政权，就学苏联的方式，然后把集权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党高于一切。然后，中国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我的政治记忆从1936年西安事变和次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上过一二年的临时中学，对国民党坚持的“党化教育”印象很深。
历史上有什么王朝可以是永远维持的？中国最长命的朝代是周朝，800年，中间好几百年还是战争状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豪言壮语地声称，周朝800年，我们国民党600年总该有吧？！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的。可是，没到几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前车之鉴，清末、民国都是很好的历史教训。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在现代化路上前进了多远？
台湾的例子，民主选举是无法躲避的。取得合法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选举。
民主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在长距程中则是最能保证稳定的制度。除了少数国家，“二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变越好。台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社会，民主不是照样实行，普世价值不是照样接受？台湾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大陆前30年搞“阶级斗争”，信仰“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失去一切”。后30年因为受到民穷财尽的逼迫，于是开始了经济开放，接受了市场的观念。经济成长之快，有目皆睹。但这是控制下的市场，不是“自由市场”。
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吸引大量外资。发财之后大量建设，铁路、公路、建筑物在各地都兴起了，外表十分壮观，但内情则不可说。私人企业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钱而无权作为后盾，是保不住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吗？所谓模式别人也可以仿效，“中国模式”谁能仿效呢？
某种程度上集权体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作出错误决定，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目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从前大学校长如蔡元培，受到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声望甚至超过元首。现在只是一个个官，没有人知道中国有什么声名卓著的大学校长，成为精神领袖的更没有，不要说别的，至今没有出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华裔拿到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训练出来的，都是美国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诺贝尔奖？
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比艺术，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我注意到，目前有些人宣扬“中国模式”，极力反对“普世价值”，指责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价值。
所谓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之类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西方所流行的这些名词罢了。比如，孟子讲“明君制民之产”，就是讲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不只包括田产权、工作权，也包括教育权（为“庠序之教”）等。“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名词，但是要给老百姓权利，以老百姓为主体，这种观念早就有，否则《尚书・泰誓》怎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实人人心里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民主态度。人权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尊严，能自己做主，这在儒、道两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国传统中找普世价值。胡适去美国演讲（20世纪40年代），也强调中国的“民主”虽未发展成功，却具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基础”。
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不但中国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普世价值的观念在中国遭到很大的曲解，被维护旧体制的人利用。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偶尔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废话嘛。如果不承认“民主是好东西”的话，共和国也不是好东西了。那还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吗？
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在现代社会所谓“民心”，也就是普世价值。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什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
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重建价值观念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这是我多年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变成宪法，只能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力量，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释道三教都丢掉了，中国的精神领域便未免太贫乏了。
尤其是后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做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
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绝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可以跟其他文明价值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从儒、释、道到民间文化中，都有许多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和现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价值虽受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仍潜在于人心中，时机一变，可以召唤回来。关于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天理人情，这是中国很特殊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层面，儒家有些价值可以复活。不过，“三纲五常”已绝不可能恢复了。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后再造新“孔家店”，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事情。
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绝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我曾经说过：“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作者余英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本文由本刊记者马国川根据采访稿整理
【作者：余英时 】 (责任编辑：陈君)
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清王朝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触及体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来改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君主立宪”，这才是改到了体制的关键。
戊戌变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人非常兴奋。资料表明，当时对世界、对西方有了解的知识界人士都觉得，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两种势力促成了戊戌变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分地方巡抚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历史学家陈寅恪讲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个改革并不是讲公羊春秋之类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务要改革，不改革中国就存在不下去。
遗憾的是，机会丢掉了，原因就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掌握朝廷实权，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绪来继承皇位，继续控制权力。随着光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的权力冲突发生了。当然，光绪没有夺权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国，认为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所以迫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绪的想法改革，势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变法失败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庚子之变”。变法失败后，康梁都被外国人保护起来了，继续在海外活动。慈禧太后恼恨“外国势力干涉”，全面反动，利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国人的心理“扶清灭洋”，于是义和团兴起。她不知道，煽动群众运动势同玩火，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
“庚子之变”后，清王朝实行了废科举、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陆学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庚子之变”以后是不是有改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废除科举就是改革。废除科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才不够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没办法对付现在的世界。至于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务运动中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行政改革啊。
我们要区分开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变后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调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个体制的。虽然清末提出了“立宪”，但也是“预备立宪”，而且还要等待九年以后才开始（陈寅恪挽王国维诗中所谓“君宪徒闻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弃权力，不肯改变“君主专制”体制的。
但就我所读过的史料，包括各种公私记载，以及现代学人的相关著作，我没有看到清末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新政”。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和满洲保守派贵族最怕满洲政权被汉人夺走，哪敢真正让汉人士大夫进行认真的改革。只要一读以前李剑农先生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即可知其大概了。总之，清末满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亡中国，还是亡大清？在满洲权贵看来，大清比中国还重要，权力还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汉人不可信，像袁世凯那样的能臣也要罢官回家。
大陆有些人士认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满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权力，结果只能使“满洲党”更加专制，这算什么改革呢？没有体制上的改变，就无所谓改革。“满洲党”的一句话，就能够把所有的努力都消灭光。
在我看来，统治中国的满洲就是一个党，“满洲党”。这个党绝对不能放弃权力。所有重要的官职都是满洲人，汉人仅仅是辅佐。就像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职位都是党员担任一样。清朝有一个内务府，专门负责管理满人，相当于他们的“组织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里决定。满洲党不能丢权，丢了权等于宇宙毁灭一样，所以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只有被推翻。
因此我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实际上，危机缓和不过去，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那么，能不能说，满清是由革命党推翻的呢？也不能说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变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说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国成立。
事实上，民国转换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严重的革命，绝不能跟法国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没有什么暴力，是社会成本很低的一场革命，结果也并不坏。早期的议会是相当认真的，很有效力。否则，宋教仁就不会被袁世凯暗杀了。所以几十年后的国民党时代，还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议会。还有一点，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有很大进步。清末江苏、浙江一带新学校纷纷出现，都是地方乡绅们搞起来的，不是朝廷的贡献。
人民的自发性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自发性，社会根本不可能前进。只要地方的领袖有开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会有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不是依靠政府发命令搞出来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集权体制上。
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的宪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这种观点我不大能接受，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都是体制内出来的，对于早年相信的东西很难彻底否定，总认为原始的设想是好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对旧体制有些迷恋，把慈禧太后投射到当代威权人物身上。
其实，慈禧晚年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权力聚拢到满洲贵族手里了。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旧体制某种程度解体以后，新的东西才能出现，但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国大陆恭维，可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年纪念前夕，西方史学家，从欧洲大陆到英、美，都对它的暴力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责。暴力导致法国直到今天政治还没有完全安定，而英国自从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以后，再也没有别的暴力革命。美国除了内战之外，后来也没有再发生大的流血革命。
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民主体制。民主体制的好处，就是一个党不用担心灭亡，被选下去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自己求进步还可以重新上台。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开始时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权，最后非要给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临死前只有哀叹，希望子子孙孙不要生在帝王家！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总是要经过流血改朝换代，再流血再改朝换代，永远在封闭的系统里循环，以万千生民的鲜血作为润滑剂，没有政治文明可言。
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执政者来说，权力就是命根子，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执政能力，但是不能让我放松掌握权力的手。不平则鸣，怎么可能在不公平之下，还能永远维持秩序，维持人家对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
任何革命党都忘记了教训，更没有吸取教训，或者认为自己与教训是不相干的。再多的教训，我都是一个例外。别人不能保持长久，唯有我可以万世不灭。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秩序，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暴力革命以后，一定用暴力维持，否则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义不久，各地宣布独立，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权威没有了，三岁小皇帝有什么本领呢？所以，满清是自然解体的。我们把这个解体叫“辛亥革命”。“革命”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后者所谓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
满洲垮掉以后，袁世凯当国，这个人自私，但也相当负责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没有了权威人物，于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混乱时期也有好处，在这个混乱时期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如果有强人控制场面，五四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许多新思想也就进不来了。这是历史的吊诡，军阀本身自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军阀时代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军阀各自为政，不管老百姓，言论反而自由。而且军阀脑筋简单，没有深文周纳的心思，不像后来国民党党国体制对意识形态那么密切关注。
那个时期,从政治上看一塌糊涂，但是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负面的，许多新东西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北京大学不就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吗？另外，因为当权的军阀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绅士、地方领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简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在往后退，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事实上，在国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会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自然就改进了社会。政府不可靠，人们就要自立。
总之，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混乱，也不必怕混乱。有些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提倡“告别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乱。
而混乱和秩序都是相对的，即无绝对的秩序，也无绝对的混乱。数学上有一个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论”。混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当然不是提倡混乱，而是认为混乱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维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会招致最大的混乱。
为什么中国政治从北洋军阀统治演变成为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这牵涉到国际形势，中国走到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关键。日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军国主义者中下级军官手上，骄横已极，自信可以用武力称霸亚洲，中国成为他们的吞并目标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凝聚力量，一致对外，所以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家都要拥护党，于是培养出一个党国体制。这是中国的悲剧，所以我始终不原谅日本军国主义者。
从某种意义上，1923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从苏联来的。孙中山急于成功，无法很快拿到政权，就学苏联的方式，然后把集权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党高于一切。然后，中国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我的政治记忆从1936年西安事变和次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上过一二年的临时中学，对国民党坚持的“党化教育”印象很深。
历史上有什么王朝可以是永远维持的？中国最长命的朝代是周朝，800年，中间好几百年还是战争状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豪言壮语地声称，周朝800年，我们国民党600年总该有吧？！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的。可是，没到几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前车之鉴，清末、民国都是很好的历史教训。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在现代化路上前进了多远？
台湾的例子，民主选举是无法躲避的。取得合法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选举。
民主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在长距程中则是最能保证稳定的制度。除了少数国家，“二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变越好。台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社会，民主不是照样实行，普世价值不是照样接受？台湾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大陆前30年搞“阶级斗争”，信仰“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失去一切”。后30年因为受到民穷财尽的逼迫，于是开始了经济开放，接受了市场的观念。经济成长之快，有目皆睹。但这是控制下的市场，不是“自由市场”。
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吸引大量外资。发财之后大量建设，铁路、公路、建筑物在各地都兴起了，外表十分壮观，但内情则不可说。私人企业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钱而无权作为后盾，是保不住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吗？所谓模式别人也可以仿效，“中国模式”谁能仿效呢？
某种程度上集权体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作出错误决定，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目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从前大学校长如蔡元培，受到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声望甚至超过元首。现在只是一个个官，没有人知道中国有什么声名卓著的大学校长，成为精神领袖的更没有，不要说别的，至今没有出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华裔拿到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训练出来的，都是美国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诺贝尔奖？
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比艺术，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我注意到，目前有些人宣扬“中国模式”，极力反对“普世价值”，指责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价值。
所谓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之类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西方所流行的这些名词罢了。比如，孟子讲“明君制民之产”，就是讲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不只包括田产权、工作权，也包括教育权（为“庠序之教”）等。“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名词，但是要给老百姓权利，以老百姓为主体，这种观念早就有，否则《尚书・泰誓》怎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实人人心里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民主态度。人权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尊严，能自己做主，这在儒、道两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国传统中找普世价值。胡适去美国演讲（20世纪40年代），也强调中国的“民主”虽未发展成功，却具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基础”。
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不但中国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普世价值的观念在中国遭到很大的曲解，被维护旧体制的人利用。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偶尔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废话嘛。如果不承认“民主是好东西”的话，共和国也不是好东西了。那还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吗？
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在现代社会所谓“民心”，也就是普世价值。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什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
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重建价值观念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这是我多年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变成宪法，只能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力量，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释道三教都丢掉了，中国的精神领域便未免太贫乏了。
尤其是后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做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
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绝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可以跟其他文明价值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从儒、释、道到民间文化中，都有许多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和现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价值虽受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仍潜在于人心中，时机一变，可以召唤回来。关于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天理人情，这是中国很特殊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层面，儒家有些价值可以复活。不过，“三纲五常”已绝不可能恢复了。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后再造新“孔家店”，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事情。
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绝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我曾经说过：“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作者余英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本文由本刊记者马国川根据采访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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