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校庆，各界精英济济一堂，其中有一个身影额外引人关注
没错，此人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造反派领袖之一――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蒯大富
说起蒯大富，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老一辈肯定印象深刻。有人说清华百年历史有两年是他的。蒯大富，1967届(1967年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蒯大富生平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天涯》1998年第一期）。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王光美、李维汉等。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摘自百度百科
文革中的蒯大富
笔者找到一篇对蒯大富的采访，可以帮年轻朋友更好的了解蒯大富和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采访蒯大富
作者：田炳信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8-3-5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有人断言在世界上你想找到任何一个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更是一条采访的至理名言。
人和人本来就没有离得多远，如果扯得荒诞一点，英国动物学家马特・里德利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每个人都有父母两人、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十六个高曾祖父母……只要上溯三十个年代――约在1066年，一个人就有大约十多亿的直系祖先。可是当年全世界的总人口数还少于这个数目，所以其中许多人可能当了你的祖先两次到三次。如果像我一样你是英国人，很可能1066年的几百万不列颠人，包括哈罗德王、征服者威廉、一般的仆妇、最卑下的奴仆（洁身自好的神父和修女当然除外），都是你的直系祖先。所以除了最近移民的后代，今天每个不列颠人都是你的远亲。目前所有的不列颠人，都是三十个世代以前同一批人的后代。由此可见，人性具有共同之处，不容怀疑。
蒯大富距今28年前，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恐怕不知道蒯大富的不多。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经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后，一个人，特别在瞬间像经过了高速的政治过山车后的人，更是一种看透和看破的心态。大多是消极，而在消极中，能有一种积极，一种沉淀后的发酵，一种沉沦后的口哨，那别有一番意境。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田炳信：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什么？人生只有比较、反复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凤凰卫视那个我给你看看……，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他们都来了，那个吴小莉，凤凰卫视的大腕基本都来了，陈鲁豫都来了。
田炳信：他们过来还是你过去的？
蒯大富：都过来了。陈鲁豫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本书专门讲了我一章，讲我为什么不接受她采访。
田炳信：你拒绝了？
蒯大富：拒绝了。
田炳信：始终没采访成是吧。
蒯大富：我们聊得不错，但是我跟她讲好了，暂时不要发。如果我要找采访，那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还是怕对现在有负面影响？据我观察，经历过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两种心态，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豪气冲天的人会比胆小如鼠的人胆子还小。一种是屡战屡胜，牛气冲天，自始自终个性得到了极大发挥；相反，还有一种是屡败屡战，在下风头，高昂着头，展现了单体生命的韧劲和坚强。
蒯大富：不合适谈。我给你看这些老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了三本旧影集让笔者看）。
田炳信：这个是你呀，当年很瘦。
蒯大富：瘦得很。造反嘛，就得瘦。这照片上有谢富治、周恩来、林彪……。有朋友帮我保存的，保存了三十几年。
田炳信：你交给他保存的是吧。
蒯大富：不是我交给他，人家从档案里翻出来的，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
田炳信：这是当年的陈永贵吧？
蒯大富：是陈永贵。老田，你今年有四十岁吧？
田炳信：我今年四十八。
蒯大富：那对文革时期的事你应当还记得一点点。
田炳信：记得。我去年年底写了本《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我听说过。这本书还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户口直到这个月，8月份才刚刚调进来。我跟你说，为什么好多事情不好谈，就是这个。按照深圳市入户的条件，十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就可以进来，在深圳连续居住五年以上，够了；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十万以上，我一年交三十万、四十万，够了；但就是因为我是蒯大富，就难办。
蒯大富：现在刚刚办进来。
田炳信：你的办了没有？
蒯大富：我的还没办。
田炳信：你的现在还没办？
蒯大富：对呀。
田炳信：你也不想办了吧。
蒯大富：我想办。现在好多做法我不认可，要想突破这层层的关联，不容易。
田炳信：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当然后来也有写的，我这个算比较早的。十五年前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专门搞了3篇国内动态清样，现在出，当时提的观点还没过时。
蒯大富：全世界还有多少国家有户籍制度？
田炳信：我这个调查中非的贝宁、北朝鲜，加中国。但是那两个国家制度的严格性和长期性都没有超过中国。你也是46年生吗？
蒯大富：45年。我63年入学的。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播了吗？
蒯大富：到现在还没播出。
田炳信：上面不让播吗？
蒯大富：它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人不错，她现在有两个人不接受她采访，一个我，一个张玉凤。
田炳信：张玉凤也不接受？
蒯大富：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田炳信：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既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的。我爷爷新四军，我爸爸共产党员。
田炳信：也是共产党员的后代啊。
蒯大富：要不当年怎么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我们家盐城嘛。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那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大富：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大富：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田炳信：你现在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这个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都有。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写个回忆录，怎么不写呢？那咱们聊聊吧。文革到现在是38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你是当年的大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是公正的也好、不公正也好，一路走过来，再看文化大革命，要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看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它。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那你从21岁开始，应该讲也是个年轻人，我们自己也从那个年龄过来，回头来看这个事情，觉得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这种感觉有没有？
蒯大富：我们自己并不后悔。这个事情要说的那么清楚也很难。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这又两回事。我也是“5・16”分子。
田炳信：把你也搞成“5・16”分子了？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田炳信：韩爱晶怎么说十五年呢？
蒯大富：他罪过小，我罪过大嘛。
田炳信：那聂元梓呢？
蒯大富：聂元梓也十七年，差点没判死刑。
田炳信：当时是谁刀下留情了？
蒯大富：那肯定还是邓小平了。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话，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前段去北京，见到了当年的审判长。审判长一直护着我，非常好的一个人。不是他要多坐八年。
田炳信：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
田炳信：秦城吗？
蒯大富：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比较客气。我为什么不减刑？因为我始终不认帐。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被我完全驳倒检察官、法官。我跟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的东西，怎么可能反革命？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当时四百多人旁听，四台摄像机，录像带子在档案馆保存，我去要，他们不给我。后来他说：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我说：我啊，现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国家起诉我，我不得不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在法庭辩论阶段，我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有关，你必须回答，不回答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撤消起诉。
田炳信：当时当庭有多少人？
蒯大富：八百多人。
田炳信：公开审判是吧？
蒯大富：公开不公正。
田炳信：起码人多，显示公正。
蒯大富：更不公正。当庭已经被完全驳倒了，但还是强判，你说公正不公正？就这么回事，你怎么可想象？很难想象的，但是在我身上偏偏就发生这样的事。
田炳信：判了以后，打个比方，判了17年吧，以前积压的时间他算不算？顶不顶刑期？
蒯大富：当年处于不自由状态，要顶刑期。要不顶刑期的话我还要多做八年。
田炳信：顶了八年，实际上从83年坐到93年？
蒯大富：78年被抓，83年审，从70年到87年，17年。
田炳信：那你们班是68年分配走的？
蒯大富：对，我们班68年走的。70年的时候北京选人大代表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名我当人大代表。
田炳信：你毕业分配有没有给你分啊？
蒯大富：分了。
田炳信：分到哪里？
蒯大富：分到宁夏。
田炳信：当时你作为一个21岁的大学生，在66年，毛在中国大地已经被神化了，多数文革中的同志把他推到了顶峰。
蒯大富：这个是肯定的，毛被神化了这个是肯定的。
田炳信：你当时见到他时的心情和感觉是什么？
蒯大富：和老百姓一样，真的是像见到神的感觉，很激动。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威望现在是不能想象的。
田炳信：你当时跟他握完手回来，有同学和你握手吗？
蒯大富：有啊，当时就这个情景，完全就跟活佛摸顶一样。到这种程度。
田炳信：你接触以后对毛主席的印象怎么样？
蒯大富：刚才你说那个利用啊，上当啊，一点没有。
田炳信：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你怎么看毛？怎么评价毛？
蒯大富：我不是很同意那个上当受骗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利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他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共产党政府。
田炳信：毛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人的激情、热情，后来我发现，“四五”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好，都是青年学生干的活。我们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这样过来的。他把这个火烧起来以后，刘少奇被打倒，我要烧掉的内容之一烧完了，他会不会觉得潮头的人物、风云人物再往前冲，他必须把你砍掉，让这个火慢一点。我看过大兴安岭的火灾……，就我们老百姓讲叫“杀鸡给猴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家、军事家是很残酷的，他很多东西是不会给你讲白的，全凭你的悟性。你哪一年放出来的？
蒯大富：87年嘛。
田炳信：算彻底放了是吧？
蒯大富：刑期满了。
田炳信：当时在什么县？
蒯大富：共和县。叫唐格木监狱，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
田炳信：包括刑事犯？
蒯大富：大部分刑事犯。
田炳信：参加劳动吗？
蒯大富：不要。
田炳信：不要劳动？也见不到其他人？
蒯大富：对，我们一人一个院。
田炳信：待遇还不错？
蒯大富：待遇还是很好的。
田炳信：都吃得饱吧？
蒯大富：吃得很好的。有书看，报纸也有。
田炳信：还是你要看什么书让人带进去？
蒯大富：有书看。你只要把心情稳定住。你能把心情稳住的话，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田炳信：我曾经说中国有三所大学：一个叫中国社会大学；一个叫解放军大学；一个叫监狱大学。你上了两个。
蒯大富：把英语学会了。我原来学的俄语。
田炳信：把英语学会了是吧。
蒯大富：也不能叫学会，拿字典能看。
田炳信：像你们这一代人有没有感觉生错了年代？
蒯大富：我这方面感觉一点没有。说实在我们还挺骄傲。
田炳信：遗憾呢？
蒯大富：那总会有的嘛。
田炳信：如果中间不发生文革，你觉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蒯大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件事，那我至少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工程师。在核电站。
田炳信：搞原子弹。
蒯大富：对，搞原子弹。
田炳信：我原来在核工业部202厂长大的，在包头，11岁时目睹了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卧轨自杀的现场。
蒯大富：你哪年生？
田炳信：我56年。你大我11岁。快进入耳顺之年了。别人骂我们我听起来也很舒服了，这就是耳顺。天命的感觉呢，我差两年就天命了，天是无限，命是有限，有限的命离无限的天越来越近，天是凝固的，命是运动的，就是这种感觉。就知天命了。
蒯大富：非常正确。
田炳信：没听过这种解释是吧。
蒯大富：没有。
田炳信：你就一个女儿吧？
蒯大富：对。
田炳信：如果这个年纪啊，就你女儿将要走的路来讲，如果给她一句忠告的话，你会告诉她什么呢？
蒯大富：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他们就问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我女儿名字叫小琼，“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看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炳信：多大时候的？
蒯大富：前三、四年的时候。今年刚刚十五岁嘛。我就跟她说：爸爸当年上清华，6年没花掉1000块钱，六年啊。她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都不够。
田炳信：当时花1000块也算很多了。
蒯大富：不用，不用，哪用1000块。6年都没有，有助学金嘛。助学金国家给，不要家里掏钱嘛。我女儿说：那谁让你生在那个时代。
田炳信：另外你觉得中国这个封建色彩就现在来看还浓不浓？
蒯大富：不是一星半点。始终提不上去。保持经济发展，又不能有大的突破。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什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田炳信：改革开放这二十五年你怎么看？
蒯大富：长足进步。但是，真正要想长治久安，恐怕还要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炳信：必须得搞？
蒯大富：必须得搞。
田炳信：如果你原来有过一些理想，或者你现在的人生理想，我想这种理想应该是社会不断进步。
蒯大富：这个我非常相信。非常相信。
田炳信：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读书吗？
蒯大富：很喜欢读书。我有三分之一的精力读书。信息量太大，弄不过来。各种杂志，国外出的各种书，每天晚上都忽忽悠悠的，读完了才睡觉。量太大了，你不读根本就不行。
田炳信：现在这个公司，你是老板，还是跟别人合伙？
蒯大富：合伙。一个音响专家和我在一起。
田炳信：他就帮你管技术吧。
蒯大富：人家技术可不是一般技术啊。
田炳信：他出不出资呢？
蒯大富：他出全资。我就出蒯大富。
田炳信：所以你的名字还是无形资产哪。那你现在是拿分红还是拿工资？
蒯大富：又有工资又有分红。工资是每个月几千块钱，分红很大的，我们各占50%。
田炳信：你自认是商人吗？
蒯大富：我始终不承认我是商人。只是挣钱，养家糊口。
田炳信：如果现在给你自己挑一个职业。
蒯大富：我想旅游。我老婆老说我不喜欢大自然，我说我要喜欢大自然，你们娘俩得喝西北风。
田炳信：跟江青打交道那人霸道吗？有外面说的那么厉害吗？
蒯大富：很有修养。后来这是胡说呢。1992年，我下海到山东，当时山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到我蓬莱那个村里去，他说过几天有个外国记者来采访你，你可别乱说啊。我说你放心，外国人我见多了，不会乱说的。这是任务啊。实际上规定不允许外国人采访的。后来真来了。两个日本记者跑到山东去了。那个日本记者一口气就问了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曾经和江青女士有很多的接触，你对江青女士怎么看？现在全国到处都讲放“东方红”，你对毛泽东又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曾经反对过邓小平先生，现在他在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百年之后，中国将会怎么样？全是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
田炳信：你怎么给他回答的？
蒯大富：我说先回答你江青女士的问题。江青女士在我的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我说到什么程度呢？你都难以想象。有一次开会的中间，江青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她就把我叫过去，让我跟她汇报清华大学革命的情况。她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汇报过程中，她那个护理给她打开头发梳头。
田炳信：有头发吗？
蒯大富：外间胡说八道。非常漂亮的乌黑的长发。给她梳头，按摩那个意思。她治疗癌症的时候化疗嘛，耳朵听力受了影响，头发一打开就更听不到了，头发那么厚，怎么听？她就一把抓着我坐到她旁边，贴着她耳朵说话。所以我说，公正地讲，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当中，尤其在女同胞当中，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
田炳信：她写一手好毛笔字。
蒯大富：对啊。她的马列水平、她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都很高，哪怕她的书法，完全可以乱真的，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所以说，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解释，毛泽东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毛泽东伟大领袖选择的余地非常大，那就说明江青确确实实有过人之处。但是江青有她的缺点，毛泽东主席曾经批评过她，“缺少自知之明”，八亿人口的大国中，她确实想当中国的领袖。这与她的德和能还是不相衬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后面的悲剧。日本人在《每日新闻》上一个字不落地全给发出来。
田炳信：这哪年的事？
蒯大富：92年。
田炳信：没惹来麻烦吧？文革初期，你就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班子，那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蒯大富：当时北京市大部分领导都被打倒了，司令员啊什么的，北京举行外事活动怎么办呢？就剩我们这些人了。周恩来第一桌，我们就第二桌。比较荒唐的东西。我们不是经常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嘛，经常就大帮哄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毛泽东在1966年的时候，已经和刘少奇比较对立了，但是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扳倒？毛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就是从基层发动群众。
田炳信：灶底抽薪。
蒯大富：釜底抽薪。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23天，到罗马尼亚。自己呢，不在北京，他跑南方去，杭州。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当时北京一乱，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当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坐专机到杭州去请示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见到毛泽东了，说：北京的各大学有点乱，根据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想派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说：您看行不行？毛泽东给他们来一个不置可否，说：你们相机行事吧。这是根本就没答复的答复。怎么办呢？那我在第一线工作，既然让我相机行事，那我就相机行事吧。就派工作组。当时全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就是从各部委抽调了大量的干部，派了500多人。
田炳信：清华大学派了谁去？
蒯大富：其中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
田炳信：你见过王光美没有？
蒯大富：我们都见过。学生吃饭她还给学生打饭。清华的都见过。所以当时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象不出来，不可能想象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象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他们工作组一进校以后，立刻就恢复秩序，说实在的也没错。我和刘少奇也没矛盾是吧。他那个修养啊，你怎么可能想到他可能犯错误呢？根本没想过。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容不得一点点反对意见，你要给共产党提意见……
田炳信：你就找死吧。
蒯大富：那就要整你了。我们就真给工作组提意见了。
田炳信：你当时在班里是什么职务？
蒯大富：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组长。
田炳信：班里就有文革小组吗？
蒯大富：对啊，每个班都有。我之前是清华大学广播编辑组组长。
田炳信：舆论工具啊，笔杆子。
蒯大富：工作组第一反应，就是57年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和刘少奇是一条线？没有可能。工作组当时什么措施呢？就开始围剿啊，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就和刘少奇工作组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然后工作组就围剿清华的造反派，当时他们用这种方式围剿，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啊。我是头啊，第一号。叫“蒯派”。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大几？
蒯大富：大三哪。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准备劳改了。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就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时以为毛主席回到北京来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一条线的。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变了，谁也想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说，前三、四天我还见到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命令把你放了。
田炳信：关你了吗？坐禁闭吗？
蒯大富：隔离审查，坐禁闭啊。像现在双规似的。给我关起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王力、关峰他们到清华来找我，说问我清华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当时还怕他们套我材料，我不讲，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过当啊，所以我不讲。再过几天，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都没摘帽子啊。当时兴奋不已啊。
田炳信：你还不知道？
蒯大富：我不知道啊，贺鹏飞告诉我的。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他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两个人都是“保皇派”的，学生里面的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我在二楼，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二楼。
田炳信：就是和毛主席握手那次？
蒯大富：那是后来了，很晚了。这个时候反革命还没平反呢。
没错，此人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造反派领袖之一――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蒯大富
说起蒯大富，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老一辈肯定印象深刻。有人说清华百年历史有两年是他的。蒯大富，1967届(1967年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蒯大富生平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天涯》1998年第一期）。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王光美、李维汉等。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摘自百度百科
文革中的蒯大富
笔者找到一篇对蒯大富的采访，可以帮年轻朋友更好的了解蒯大富和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采访蒯大富
作者：田炳信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8-3-5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有人断言在世界上你想找到任何一个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更是一条采访的至理名言。
人和人本来就没有离得多远，如果扯得荒诞一点，英国动物学家马特・里德利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每个人都有父母两人、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十六个高曾祖父母……只要上溯三十个年代――约在1066年，一个人就有大约十多亿的直系祖先。可是当年全世界的总人口数还少于这个数目，所以其中许多人可能当了你的祖先两次到三次。如果像我一样你是英国人，很可能1066年的几百万不列颠人，包括哈罗德王、征服者威廉、一般的仆妇、最卑下的奴仆（洁身自好的神父和修女当然除外），都是你的直系祖先。所以除了最近移民的后代，今天每个不列颠人都是你的远亲。目前所有的不列颠人，都是三十个世代以前同一批人的后代。由此可见，人性具有共同之处，不容怀疑。
蒯大富距今28年前，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恐怕不知道蒯大富的不多。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经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后，一个人，特别在瞬间像经过了高速的政治过山车后的人，更是一种看透和看破的心态。大多是消极，而在消极中，能有一种积极，一种沉淀后的发酵，一种沉沦后的口哨，那别有一番意境。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田炳信：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什么？人生只有比较、反复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凤凰卫视那个我给你看看……，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他们都来了，那个吴小莉，凤凰卫视的大腕基本都来了，陈鲁豫都来了。
田炳信：他们过来还是你过去的？
蒯大富：都过来了。陈鲁豫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本书专门讲了我一章，讲我为什么不接受她采访。
田炳信：你拒绝了？
蒯大富：拒绝了。
田炳信：始终没采访成是吧。
蒯大富：我们聊得不错，但是我跟她讲好了，暂时不要发。如果我要找采访，那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还是怕对现在有负面影响？据我观察，经历过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两种心态，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豪气冲天的人会比胆小如鼠的人胆子还小。一种是屡战屡胜，牛气冲天，自始自终个性得到了极大发挥；相反，还有一种是屡败屡战，在下风头，高昂着头，展现了单体生命的韧劲和坚强。
蒯大富：不合适谈。我给你看这些老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了三本旧影集让笔者看）。
田炳信：这个是你呀，当年很瘦。
蒯大富：瘦得很。造反嘛，就得瘦。这照片上有谢富治、周恩来、林彪……。有朋友帮我保存的，保存了三十几年。
田炳信：你交给他保存的是吧。
蒯大富：不是我交给他，人家从档案里翻出来的，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
田炳信：这是当年的陈永贵吧？
蒯大富：是陈永贵。老田，你今年有四十岁吧？
田炳信：我今年四十八。
蒯大富：那对文革时期的事你应当还记得一点点。
田炳信：记得。我去年年底写了本《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我听说过。这本书还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户口直到这个月，8月份才刚刚调进来。我跟你说，为什么好多事情不好谈，就是这个。按照深圳市入户的条件，十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就可以进来，在深圳连续居住五年以上，够了；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十万以上，我一年交三十万、四十万，够了；但就是因为我是蒯大富，就难办。
蒯大富：现在刚刚办进来。
田炳信：你的办了没有？
蒯大富：我的还没办。
田炳信：你的现在还没办？
蒯大富：对呀。
田炳信：你也不想办了吧。
蒯大富：我想办。现在好多做法我不认可，要想突破这层层的关联，不容易。
田炳信：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当然后来也有写的，我这个算比较早的。十五年前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专门搞了3篇国内动态清样，现在出，当时提的观点还没过时。
蒯大富：全世界还有多少国家有户籍制度？
田炳信：我这个调查中非的贝宁、北朝鲜，加中国。但是那两个国家制度的严格性和长期性都没有超过中国。你也是46年生吗？
蒯大富：45年。我63年入学的。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播了吗？
蒯大富：到现在还没播出。
田炳信：上面不让播吗？
蒯大富：它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人不错，她现在有两个人不接受她采访，一个我，一个张玉凤。
田炳信：张玉凤也不接受？
蒯大富：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田炳信：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既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的。我爷爷新四军，我爸爸共产党员。
田炳信：也是共产党员的后代啊。
蒯大富：要不当年怎么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我们家盐城嘛。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那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大富：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大富：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田炳信：你现在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这个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都有。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写个回忆录，怎么不写呢？那咱们聊聊吧。文革到现在是38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你是当年的大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是公正的也好、不公正也好，一路走过来，再看文化大革命，要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看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它。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那你从21岁开始，应该讲也是个年轻人，我们自己也从那个年龄过来，回头来看这个事情，觉得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这种感觉有没有？
蒯大富：我们自己并不后悔。这个事情要说的那么清楚也很难。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这又两回事。我也是“5・16”分子。
田炳信：把你也搞成“5・16”分子了？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田炳信：韩爱晶怎么说十五年呢？
蒯大富：他罪过小，我罪过大嘛。
田炳信：那聂元梓呢？
蒯大富：聂元梓也十七年，差点没判死刑。
田炳信：当时是谁刀下留情了？
蒯大富：那肯定还是邓小平了。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话，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前段去北京，见到了当年的审判长。审判长一直护着我，非常好的一个人。不是他要多坐八年。
田炳信：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
田炳信：秦城吗？
蒯大富：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比较客气。我为什么不减刑？因为我始终不认帐。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被我完全驳倒检察官、法官。我跟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的东西，怎么可能反革命？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当时四百多人旁听，四台摄像机，录像带子在档案馆保存，我去要，他们不给我。后来他说：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我说：我啊，现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国家起诉我，我不得不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在法庭辩论阶段，我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有关，你必须回答，不回答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撤消起诉。
田炳信：当时当庭有多少人？
蒯大富：八百多人。
田炳信：公开审判是吧？
蒯大富：公开不公正。
田炳信：起码人多，显示公正。
蒯大富：更不公正。当庭已经被完全驳倒了，但还是强判，你说公正不公正？就这么回事，你怎么可想象？很难想象的，但是在我身上偏偏就发生这样的事。
田炳信：判了以后，打个比方，判了17年吧，以前积压的时间他算不算？顶不顶刑期？
蒯大富：当年处于不自由状态，要顶刑期。要不顶刑期的话我还要多做八年。
田炳信：顶了八年，实际上从83年坐到93年？
蒯大富：78年被抓，83年审，从70年到87年，17年。
田炳信：那你们班是68年分配走的？
蒯大富：对，我们班68年走的。70年的时候北京选人大代表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名我当人大代表。
田炳信：你毕业分配有没有给你分啊？
蒯大富：分了。
田炳信：分到哪里？
蒯大富：分到宁夏。
田炳信：当时你作为一个21岁的大学生，在66年，毛在中国大地已经被神化了，多数文革中的同志把他推到了顶峰。
蒯大富：这个是肯定的，毛被神化了这个是肯定的。
田炳信：你当时见到他时的心情和感觉是什么？
蒯大富：和老百姓一样，真的是像见到神的感觉，很激动。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威望现在是不能想象的。
田炳信：你当时跟他握完手回来，有同学和你握手吗？
蒯大富：有啊，当时就这个情景，完全就跟活佛摸顶一样。到这种程度。
田炳信：你接触以后对毛主席的印象怎么样？
蒯大富：刚才你说那个利用啊，上当啊，一点没有。
田炳信：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你怎么看毛？怎么评价毛？
蒯大富：我不是很同意那个上当受骗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利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他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共产党政府。
田炳信：毛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人的激情、热情，后来我发现，“四五”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好，都是青年学生干的活。我们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这样过来的。他把这个火烧起来以后，刘少奇被打倒，我要烧掉的内容之一烧完了，他会不会觉得潮头的人物、风云人物再往前冲，他必须把你砍掉，让这个火慢一点。我看过大兴安岭的火灾……，就我们老百姓讲叫“杀鸡给猴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家、军事家是很残酷的，他很多东西是不会给你讲白的，全凭你的悟性。你哪一年放出来的？
蒯大富：87年嘛。
田炳信：算彻底放了是吧？
蒯大富：刑期满了。
田炳信：当时在什么县？
蒯大富：共和县。叫唐格木监狱，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
田炳信：包括刑事犯？
蒯大富：大部分刑事犯。
田炳信：参加劳动吗？
蒯大富：不要。
田炳信：不要劳动？也见不到其他人？
蒯大富：对，我们一人一个院。
田炳信：待遇还不错？
蒯大富：待遇还是很好的。
田炳信：都吃得饱吧？
蒯大富：吃得很好的。有书看，报纸也有。
田炳信：还是你要看什么书让人带进去？
蒯大富：有书看。你只要把心情稳定住。你能把心情稳住的话，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田炳信：我曾经说中国有三所大学：一个叫中国社会大学；一个叫解放军大学；一个叫监狱大学。你上了两个。
蒯大富：把英语学会了。我原来学的俄语。
田炳信：把英语学会了是吧。
蒯大富：也不能叫学会，拿字典能看。
田炳信：像你们这一代人有没有感觉生错了年代？
蒯大富：我这方面感觉一点没有。说实在我们还挺骄傲。
田炳信：遗憾呢？
蒯大富：那总会有的嘛。
田炳信：如果中间不发生文革，你觉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蒯大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件事，那我至少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工程师。在核电站。
田炳信：搞原子弹。
蒯大富：对，搞原子弹。
田炳信：我原来在核工业部202厂长大的，在包头，11岁时目睹了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卧轨自杀的现场。
蒯大富：你哪年生？
田炳信：我56年。你大我11岁。快进入耳顺之年了。别人骂我们我听起来也很舒服了，这就是耳顺。天命的感觉呢，我差两年就天命了，天是无限，命是有限，有限的命离无限的天越来越近，天是凝固的，命是运动的，就是这种感觉。就知天命了。
蒯大富：非常正确。
田炳信：没听过这种解释是吧。
蒯大富：没有。
田炳信：你就一个女儿吧？
蒯大富：对。
田炳信：如果这个年纪啊，就你女儿将要走的路来讲，如果给她一句忠告的话，你会告诉她什么呢？
蒯大富：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他们就问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我女儿名字叫小琼，“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看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炳信：多大时候的？
蒯大富：前三、四年的时候。今年刚刚十五岁嘛。我就跟她说：爸爸当年上清华，6年没花掉1000块钱，六年啊。她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都不够。
田炳信：当时花1000块也算很多了。
蒯大富：不用，不用，哪用1000块。6年都没有，有助学金嘛。助学金国家给，不要家里掏钱嘛。我女儿说：那谁让你生在那个时代。
田炳信：另外你觉得中国这个封建色彩就现在来看还浓不浓？
蒯大富：不是一星半点。始终提不上去。保持经济发展，又不能有大的突破。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什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田炳信：改革开放这二十五年你怎么看？
蒯大富：长足进步。但是，真正要想长治久安，恐怕还要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炳信：必须得搞？
蒯大富：必须得搞。
田炳信：如果你原来有过一些理想，或者你现在的人生理想，我想这种理想应该是社会不断进步。
蒯大富：这个我非常相信。非常相信。
田炳信：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读书吗？
蒯大富：很喜欢读书。我有三分之一的精力读书。信息量太大，弄不过来。各种杂志，国外出的各种书，每天晚上都忽忽悠悠的，读完了才睡觉。量太大了，你不读根本就不行。
田炳信：现在这个公司，你是老板，还是跟别人合伙？
蒯大富：合伙。一个音响专家和我在一起。
田炳信：他就帮你管技术吧。
蒯大富：人家技术可不是一般技术啊。
田炳信：他出不出资呢？
蒯大富：他出全资。我就出蒯大富。
田炳信：所以你的名字还是无形资产哪。那你现在是拿分红还是拿工资？
蒯大富：又有工资又有分红。工资是每个月几千块钱，分红很大的，我们各占50%。
田炳信：你自认是商人吗？
蒯大富：我始终不承认我是商人。只是挣钱，养家糊口。
田炳信：如果现在给你自己挑一个职业。
蒯大富：我想旅游。我老婆老说我不喜欢大自然，我说我要喜欢大自然，你们娘俩得喝西北风。
田炳信：跟江青打交道那人霸道吗？有外面说的那么厉害吗？
蒯大富：很有修养。后来这是胡说呢。1992年，我下海到山东，当时山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到我蓬莱那个村里去，他说过几天有个外国记者来采访你，你可别乱说啊。我说你放心，外国人我见多了，不会乱说的。这是任务啊。实际上规定不允许外国人采访的。后来真来了。两个日本记者跑到山东去了。那个日本记者一口气就问了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曾经和江青女士有很多的接触，你对江青女士怎么看？现在全国到处都讲放“东方红”，你对毛泽东又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曾经反对过邓小平先生，现在他在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百年之后，中国将会怎么样？全是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
田炳信：你怎么给他回答的？
蒯大富：我说先回答你江青女士的问题。江青女士在我的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我说到什么程度呢？你都难以想象。有一次开会的中间，江青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她就把我叫过去，让我跟她汇报清华大学革命的情况。她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汇报过程中，她那个护理给她打开头发梳头。
田炳信：有头发吗？
蒯大富：外间胡说八道。非常漂亮的乌黑的长发。给她梳头，按摩那个意思。她治疗癌症的时候化疗嘛，耳朵听力受了影响，头发一打开就更听不到了，头发那么厚，怎么听？她就一把抓着我坐到她旁边，贴着她耳朵说话。所以我说，公正地讲，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当中，尤其在女同胞当中，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
田炳信：她写一手好毛笔字。
蒯大富：对啊。她的马列水平、她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都很高，哪怕她的书法，完全可以乱真的，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所以说，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解释，毛泽东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毛泽东伟大领袖选择的余地非常大，那就说明江青确确实实有过人之处。但是江青有她的缺点，毛泽东主席曾经批评过她，“缺少自知之明”，八亿人口的大国中，她确实想当中国的领袖。这与她的德和能还是不相衬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后面的悲剧。日本人在《每日新闻》上一个字不落地全给发出来。
田炳信：这哪年的事？
蒯大富：92年。
田炳信：没惹来麻烦吧？文革初期，你就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班子，那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蒯大富：当时北京市大部分领导都被打倒了，司令员啊什么的，北京举行外事活动怎么办呢？就剩我们这些人了。周恩来第一桌，我们就第二桌。比较荒唐的东西。我们不是经常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嘛，经常就大帮哄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毛泽东在1966年的时候，已经和刘少奇比较对立了，但是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扳倒？毛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就是从基层发动群众。
田炳信：灶底抽薪。
蒯大富：釜底抽薪。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23天，到罗马尼亚。自己呢，不在北京，他跑南方去，杭州。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当时北京一乱，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当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坐专机到杭州去请示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见到毛泽东了，说：北京的各大学有点乱，根据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想派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说：您看行不行？毛泽东给他们来一个不置可否，说：你们相机行事吧。这是根本就没答复的答复。怎么办呢？那我在第一线工作，既然让我相机行事，那我就相机行事吧。就派工作组。当时全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就是从各部委抽调了大量的干部，派了500多人。
田炳信：清华大学派了谁去？
蒯大富：其中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
田炳信：你见过王光美没有？
蒯大富：我们都见过。学生吃饭她还给学生打饭。清华的都见过。所以当时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象不出来，不可能想象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象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他们工作组一进校以后，立刻就恢复秩序，说实在的也没错。我和刘少奇也没矛盾是吧。他那个修养啊，你怎么可能想到他可能犯错误呢？根本没想过。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容不得一点点反对意见，你要给共产党提意见……
田炳信：你就找死吧。
蒯大富：那就要整你了。我们就真给工作组提意见了。
田炳信：你当时在班里是什么职务？
蒯大富：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组长。
田炳信：班里就有文革小组吗？
蒯大富：对啊，每个班都有。我之前是清华大学广播编辑组组长。
田炳信：舆论工具啊，笔杆子。
蒯大富：工作组第一反应，就是57年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和刘少奇是一条线？没有可能。工作组当时什么措施呢？就开始围剿啊，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就和刘少奇工作组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然后工作组就围剿清华的造反派，当时他们用这种方式围剿，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啊。我是头啊，第一号。叫“蒯派”。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大几？
蒯大富：大三哪。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准备劳改了。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就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时以为毛主席回到北京来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一条线的。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变了，谁也想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说，前三、四天我还见到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命令把你放了。
田炳信：关你了吗？坐禁闭吗？
蒯大富：隔离审查，坐禁闭啊。像现在双规似的。给我关起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王力、关峰他们到清华来找我，说问我清华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当时还怕他们套我材料，我不讲，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过当啊，所以我不讲。再过几天，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都没摘帽子啊。当时兴奋不已啊。
田炳信：你还不知道？
蒯大富：我不知道啊，贺鹏飞告诉我的。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他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两个人都是“保皇派”的，学生里面的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我在二楼，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二楼。
田炳信：就是和毛主席握手那次？
蒯大富：那是后来了，很晚了。这个时候反革命还没平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