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树开花
小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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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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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让阳光同样照在代课老师的脸上
教师节来临，春蚕、蜡烛或园丁的老调子赞美诗再度泛起，但我更关注的是这个群体――他们在年初时曾是新闻焦点，现在却少人瞩目。他们就是40多万名代课教师。到2010年底，这40多万名代课教师或将被全部清退，尽管教育部也曾表示“没有明确最后期限”，但他们的离开（只有少数幸运儿可转为公职教师），只是时间问题。
这40多万代课教师，因为条件所限，也许不是什么大教育家，但他们在最艰苦的地方拿着最简陋的薪水，从事着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教育工作。他们有些每天跋涉十几里路只为去给十几个孩子上课，有些一辈子没拥有过自己的办公室就蹲在破烂教室外的石阶上改作业，有些二十年没涨过几次工资还资助困难学生以致倒贴钱教书，而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农村孩子，就是从他们那里被扫盲，得到启蒙，优秀的甚至考入名牌大学。他们是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最底层，他们光脚板踩在泥中，不管未来怎么来，只管扛着孩子们走。如今，他们却像挤完的牙膏皮被一脚踢开，少数人能得到转正或较好赔付，多数人只能得到一笔几百到几千元或一两万元不等的赔付，就算是数十年岁月的人货两清。这些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尤其是年长已无其他出路和流动可能的老代课教师，从前是临时工，现在是难民。社会如何忍心？他们怎能甘心？教师节前，好几个省份出现了数百人规模的代课教师集体到教育部门讨要说法的行为。他们的人可以被清退，但付出的青春在那里，无法清退，必须清偿。社会欠他们的，实质上是国家欠他们的，归根到底是政府欠他们的。
需要说明一下，很多人容易混淆“民办教师”与“代课教师”，其实，2000年以后，“民办教师”就从名义上消失了，此后所有未转正的民办教师以及公立学校的代课老师，都叫“代课教师”。代课教师的主力是在农村，但近年城市中也有不少，譬如在深圳，代课教师超过1万人，同工不同酬，待遇一般只有公职教师的三分之一，而且常面临清退危机，他们自称“灾民”，已成现实社会问题。
对代课教师，教育部目前采取“坚决清退”的政策，有人归结为三字：堵、清、规。这一政策是否公平、人性姑且不论，其实际执行的难度也相当大。有报道表明，在城镇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代课教师数量上的反弹，如果继续坚持简单粗鲁的“坚决清退”，极可能导致“地下”代课教师的壮大。此外，如前述及，不甘心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为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笔者看来，代课教师的问题只能而且必须由政府解决，因为代课教师出现的根源，乃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欠债，而政府正是这一欠债的主体。教育专家储朝晖曾建议，中西部贫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代课教师的生活补助和养老保障问题，需要国家出台政策并以国家财政支持加以解决。而在东部发达地区，或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是义务教育欠债还债的问题，无可回避。
在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中国教育不是师资过剩，而是严重匮乏。目前城市的中小学，教师和设施多是超负荷运转，班容量按部颁标准45人计，几乎全部超标，多的甚至超过70人，超过国际通行标准2-3倍。而农村的中小学，也面临着师资流失短缺、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的厄困。农村教育资源的不足，直接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的下降。2009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固然有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教育产业化后的高昂学费、大学生就业难等因素，但最关键的仍是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起点则在师资力量的分配不公。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这话在当代中国却从反面意义上被证实。
若能针对上述城市、农村教育难题，加大教育投入，整合教育资源，不但可能让40多万代课教师经培训后正式上岗，甚至可能再吸收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就业，从而极大改善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状况，可谓一举三得。若说财政紧张，则如今中国正号称“大国崛起”，GDP世界第二，财政收入也将在今年突破8万亿，看上去并不差钱。何况，一个国家，可以每年用几千亿公款吃喝，几千亿公费旅游，几千亿养公车，却拿不出足够的钱投入基础教育，这难道不荒谬？
今天是教师节，所有公职教师的节日，也是所有代课教师的节日。我们在这里为已清退或待清退的代课教师进一言，愿他们得到公正，眼里不再有泪水；也为中国基础教育进一言，愿它早日完善，天平不再失衡。
教师节来临，春蚕、蜡烛或园丁的老调子赞美诗再度泛起，但我更关注的是这个群体――他们在年初时曾是新闻焦点，现在却少人瞩目。他们就是40多万名代课教师。到2010年底，这40多万名代课教师或将被全部清退，尽管教育部也曾表示“没有明确最后期限”，但他们的离开（只有少数幸运儿可转为公职教师），只是时间问题。
这40多万代课教师，因为条件所限，也许不是什么大教育家，但他们在最艰苦的地方拿着最简陋的薪水，从事着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教育工作。他们有些每天跋涉十几里路只为去给十几个孩子上课，有些一辈子没拥有过自己的办公室就蹲在破烂教室外的石阶上改作业，有些二十年没涨过几次工资还资助困难学生以致倒贴钱教书，而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农村孩子，就是从他们那里被扫盲，得到启蒙，优秀的甚至考入名牌大学。他们是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最底层，他们光脚板踩在泥中，不管未来怎么来，只管扛着孩子们走。如今，他们却像挤完的牙膏皮被一脚踢开，少数人能得到转正或较好赔付，多数人只能得到一笔几百到几千元或一两万元不等的赔付，就算是数十年岁月的人货两清。这些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尤其是年长已无其他出路和流动可能的老代课教师，从前是临时工，现在是难民。社会如何忍心？他们怎能甘心？教师节前，好几个省份出现了数百人规模的代课教师集体到教育部门讨要说法的行为。他们的人可以被清退，但付出的青春在那里，无法清退，必须清偿。社会欠他们的，实质上是国家欠他们的，归根到底是政府欠他们的。
需要说明一下，很多人容易混淆“民办教师”与“代课教师”，其实，2000年以后，“民办教师”就从名义上消失了，此后所有未转正的民办教师以及公立学校的代课老师，都叫“代课教师”。代课教师的主力是在农村，但近年城市中也有不少，譬如在深圳，代课教师超过1万人，同工不同酬，待遇一般只有公职教师的三分之一，而且常面临清退危机，他们自称“灾民”，已成现实社会问题。
对代课教师，教育部目前采取“坚决清退”的政策，有人归结为三字：堵、清、规。这一政策是否公平、人性姑且不论，其实际执行的难度也相当大。有报道表明，在城镇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代课教师数量上的反弹，如果继续坚持简单粗鲁的“坚决清退”，极可能导致“地下”代课教师的壮大。此外，如前述及，不甘心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为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笔者看来，代课教师的问题只能而且必须由政府解决，因为代课教师出现的根源，乃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欠债，而政府正是这一欠债的主体。教育专家储朝晖曾建议，中西部贫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代课教师的生活补助和养老保障问题，需要国家出台政策并以国家财政支持加以解决。而在东部发达地区，或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是义务教育欠债还债的问题，无可回避。
在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中国教育不是师资过剩，而是严重匮乏。目前城市的中小学，教师和设施多是超负荷运转，班容量按部颁标准45人计，几乎全部超标，多的甚至超过70人，超过国际通行标准2-3倍。而农村的中小学，也面临着师资流失短缺、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的厄困。农村教育资源的不足，直接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的下降。2009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固然有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教育产业化后的高昂学费、大学生就业难等因素，但最关键的仍是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起点则在师资力量的分配不公。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这话在当代中国却从反面意义上被证实。
若能针对上述城市、农村教育难题，加大教育投入，整合教育资源，不但可能让40多万代课教师经培训后正式上岗，甚至可能再吸收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就业，从而极大改善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状况，可谓一举三得。若说财政紧张，则如今中国正号称“大国崛起”，GDP世界第二，财政收入也将在今年突破8万亿，看上去并不差钱。何况，一个国家，可以每年用几千亿公款吃喝，几千亿公费旅游，几千亿养公车，却拿不出足够的钱投入基础教育，这难道不荒谬？
今天是教师节，所有公职教师的节日，也是所有代课教师的节日。我们在这里为已清退或待清退的代课教师进一言，愿他们得到公正，眼里不再有泪水；也为中国基础教育进一言，愿它早日完善，天平不再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