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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熊飞骏
人类世界古往今来都不能做到消灭“疯子”。一个世纪以前“疯子”在任何国家地区都是个别现象。整个国家都堕落成“疯子”则是近百年现代极权专制的产物。
二十世纪产生了几个著名的“疯子国家”：
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毛中国、红色高棉柬埔寨、萨达姆伊拉克、金二世北朝鲜。
毛中国的“疯子景观”年长的国民应该不会健忘。
大跃进时期，一个又一个的“高产卫星”让中国的粮食“统计产量”一夜间翻了几十倍。主流媒体报导的稻谷亩产量高达十七万斤，蔬菜亩产五百万斤……连中国的科学泰斗钱学森教授也在报纸上言之凿凿的进行“科学论断”：粮食亩产量可达五万斤？
连科学泰斗都成了“疯子”，就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疯病”是能够传染的，毛领袖被各地上报的“高产卫星”兴奋的头脑发热，也出现了间歇性的“疯子症状”，居然号召国民“每天吃五餐”。
“每天吃五餐”没有持续多久，随后全国陷入了亘古未有的可怕大饥荒，中国人活活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
要命的饥饿也没有治好人民的“疯病”。河南信阳地区饥饿使人相食，很多村庄十室九空，一个冬天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可“干部们”却在沿路设立关卡，把出外逃荒要饭的农民打成“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抓回去施加令人发指的恐怖刑罚……
随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成了标准的“疯子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加入了“疯子队伍”。
兄弟互相告发；妻子揭发丈夫的“反革命言论”把丈夫送上监狱刑场；儿子和老子“划清界线”，通过当众残酷鞭打侮辱亲生父亲来表明自己的“一颗红心”；全民对“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唱完《东方红》之后再唱《国际歌》，一边讴歌“他是人民大救星”一边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斯大林在巩固政权后，居然向自己的军队开刀？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红色高棉在夺取柬埔寨的政权后，居然疯狂到在这个国家进行“消灭城市”的革命，号称“东方巴黎”的首都金边三天之内成了空城。短短三年时间，柬埔寨四分之一的国民（近200万）被屠杀虐待致死；全国知识分子屠杀得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
金二世北朝鲜的“疯子景观”还没机会对外曝光，但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亲身体验过金二世子民的“疯症”。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西方医生免费让几百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可那些刚恢复视力的患者却泪流满面地向“敬爱的伟大领袖金将军”磕头谢恩，举拳发誓“永远忠于”；同时对治好他们眼病的“帝国主义医生”投来仇恨的目光……这个国家的“人民”确然疯得很厉害。
“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二十世纪最早的“疯子国家”是纳粹德国。
德国一直是一个“理性务实”的国家，这个国家能成为“疯子”，足以说明“训练疯子”手段的巨大破坏力。
训练疯子的手段主要是“新闻管制”和“谎言轰炸”！
百年前的世界没有普及率极高的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所以只能出现“疯子个体”和“政治恶棍”，却不可能出现“疯子国家”。
下面以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为例，来说明“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首先得征服宣传者。
征服宣传者的主要手段是“新闻管制”。
1933年9月22日， 德国成立文化协会，戈培尔任主席，下设七个分部：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 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或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训练”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充当纳粹政权的宣传主力军和谎言事业先锋队。
于是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情妇。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魁的好恶……
极权专制国家通过垄断宣传媒体来垄断话语权。斯大林苏联、毛中国、金二世北朝鲜的报刊杂志、电台电影都由政府主办。纳粹德国的手段似乎棋高一着，允许私营媒体存在，但通过书报审查来达到政府操办的效果，不用自己掏钱就能“纯洁”宣传媒体。
如私营电影公司的一切投资来自民间，但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
至于私人创办的报刊杂志，纳粹集团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达到有效操控目的。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开饭权”和“生命权”捏在纳粹当局手里，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主办的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些充当政治点缀品的“恩准民主党派”往往比独裁党更“忠顺”。独裁党内也许有个别勇于说真话的党员；但“民主党派”内极少“坚守良知者”。
通过“新闻审查”，纳粹党不用一手包办就把所有的报刊都统制到自己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刊亏盈付费，就能让所有的编辑记者充当纳粹党的文化太监。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高度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混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其次是宣传征服广大民众。
宣传征服民众的主要方式是“谎言轰炸”。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并不高，短期内也没法让家家户户拥有一台收音机。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民众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民众自此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许多重要广播节目如“元首训话”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一样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魁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宣传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的，希特勒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就算是两三个小时，每个正在工作的德国人都得放下手头的工作，造成巨大的时间浪费。
谎言当局通常都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戈培尔说过，“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德国即使财富再多，人民生活再幸福，只要跟纳粹党魁的政治不相干，对戈培尔这些纳粹政要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柏林人一样可以收听到。为此，纳粹帝国就把“收听敌台”视为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
纳粹德国的宣传把戏是不是和文革中国很相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哪个国民能够避开高音喇叭和广播筒的吼叫。因“收听敌台”罪而打为“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者比比皆是。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样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随意操纵舆论，而他的“谎言工程”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揭穿。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美国人是怎么看待希特勒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谎言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在纳粹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戈培尔有次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话说回来，听众何尝不在心里讥笑戈培尔：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表现出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把“谎言工程”科学化逻辑化，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真相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敌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为一些不爱思考经常把“政府”和“国家”混为一团的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很“爱国”？
在这种舆论环境和谎言空气下，有几个国民能够不疯不狂？
反正本人是疯定了！童年时期的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寻求与好发牢骚的“红军爷爷”“划清界线”的机会，渴望在批斗会上打他骂他以显示革命英雄气概。因此我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爷爷的一言一行，一有“反动言论”就会添油加醋向老师报告。天老爷保佑我始终没有发现爷爷的“反动言论”，没有机会在批斗会上展示疯子兽性，否则日后从疯狂中清醒过来，我就只有自杀来向“良心”谢罪了。
在实行“新闻管制”当局“垄断话语权”的国家，多数国民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精神症状”。
一个只有“伟大成就”的国家比“丑闻不断”的国家更可怕。
今天的中国虽然“丑闻不断”，但比“形势一片大好”的北朝鲜要进步很多。
“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熊飞骏
人类世界古往今来都不能做到消灭“疯子”。一个世纪以前“疯子”在任何国家地区都是个别现象。整个国家都堕落成“疯子”则是近百年现代极权专制的产物。
二十世纪产生了几个著名的“疯子国家”：
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毛中国、红色高棉柬埔寨、萨达姆伊拉克、金二世北朝鲜。
毛中国的“疯子景观”年长的国民应该不会健忘。
大跃进时期，一个又一个的“高产卫星”让中国的粮食“统计产量”一夜间翻了几十倍。主流媒体报导的稻谷亩产量高达十七万斤，蔬菜亩产五百万斤……连中国的科学泰斗钱学森教授也在报纸上言之凿凿的进行“科学论断”：粮食亩产量可达五万斤？
连科学泰斗都成了“疯子”，就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疯病”是能够传染的，毛领袖被各地上报的“高产卫星”兴奋的头脑发热，也出现了间歇性的“疯子症状”，居然号召国民“每天吃五餐”。
“每天吃五餐”没有持续多久，随后全国陷入了亘古未有的可怕大饥荒，中国人活活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
要命的饥饿也没有治好人民的“疯病”。河南信阳地区饥饿使人相食，很多村庄十室九空，一个冬天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可“干部们”却在沿路设立关卡，把出外逃荒要饭的农民打成“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抓回去施加令人发指的恐怖刑罚……
随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成了标准的“疯子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加入了“疯子队伍”。
兄弟互相告发；妻子揭发丈夫的“反革命言论”把丈夫送上监狱刑场；儿子和老子“划清界线”，通过当众残酷鞭打侮辱亲生父亲来表明自己的“一颗红心”；全民对“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唱完《东方红》之后再唱《国际歌》，一边讴歌“他是人民大救星”一边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斯大林在巩固政权后，居然向自己的军队开刀？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红色高棉在夺取柬埔寨的政权后，居然疯狂到在这个国家进行“消灭城市”的革命，号称“东方巴黎”的首都金边三天之内成了空城。短短三年时间，柬埔寨四分之一的国民（近200万）被屠杀虐待致死；全国知识分子屠杀得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
金二世北朝鲜的“疯子景观”还没机会对外曝光，但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亲身体验过金二世子民的“疯症”。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西方医生免费让几百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可那些刚恢复视力的患者却泪流满面地向“敬爱的伟大领袖金将军”磕头谢恩，举拳发誓“永远忠于”；同时对治好他们眼病的“帝国主义医生”投来仇恨的目光……这个国家的“人民”确然疯得很厉害。
“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二十世纪最早的“疯子国家”是纳粹德国。
德国一直是一个“理性务实”的国家，这个国家能成为“疯子”，足以说明“训练疯子”手段的巨大破坏力。
训练疯子的手段主要是“新闻管制”和“谎言轰炸”！
百年前的世界没有普及率极高的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所以只能出现“疯子个体”和“政治恶棍”，却不可能出现“疯子国家”。
下面以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为例，来说明“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首先得征服宣传者。
征服宣传者的主要手段是“新闻管制”。
1933年9月22日， 德国成立文化协会，戈培尔任主席，下设七个分部：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 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或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训练”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充当纳粹政权的宣传主力军和谎言事业先锋队。
于是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情妇。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魁的好恶……
极权专制国家通过垄断宣传媒体来垄断话语权。斯大林苏联、毛中国、金二世北朝鲜的报刊杂志、电台电影都由政府主办。纳粹德国的手段似乎棋高一着，允许私营媒体存在，但通过书报审查来达到政府操办的效果，不用自己掏钱就能“纯洁”宣传媒体。
如私营电影公司的一切投资来自民间，但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
至于私人创办的报刊杂志，纳粹集团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达到有效操控目的。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开饭权”和“生命权”捏在纳粹当局手里，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主办的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些充当政治点缀品的“恩准民主党派”往往比独裁党更“忠顺”。独裁党内也许有个别勇于说真话的党员；但“民主党派”内极少“坚守良知者”。
通过“新闻审查”，纳粹党不用一手包办就把所有的报刊都统制到自己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刊亏盈付费，就能让所有的编辑记者充当纳粹党的文化太监。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高度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混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其次是宣传征服广大民众。
宣传征服民众的主要方式是“谎言轰炸”。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并不高，短期内也没法让家家户户拥有一台收音机。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民众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民众自此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许多重要广播节目如“元首训话”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一样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魁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宣传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的，希特勒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就算是两三个小时，每个正在工作的德国人都得放下手头的工作，造成巨大的时间浪费。
谎言当局通常都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戈培尔说过，“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德国即使财富再多，人民生活再幸福，只要跟纳粹党魁的政治不相干，对戈培尔这些纳粹政要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柏林人一样可以收听到。为此，纳粹帝国就把“收听敌台”视为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
纳粹德国的宣传把戏是不是和文革中国很相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哪个国民能够避开高音喇叭和广播筒的吼叫。因“收听敌台”罪而打为“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者比比皆是。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样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随意操纵舆论，而他的“谎言工程”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揭穿。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美国人是怎么看待希特勒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谎言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在纳粹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戈培尔有次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话说回来，听众何尝不在心里讥笑戈培尔：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表现出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把“谎言工程”科学化逻辑化，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真相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敌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为一些不爱思考经常把“政府”和“国家”混为一团的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很“爱国”？
在这种舆论环境和谎言空气下，有几个国民能够不疯不狂？
反正本人是疯定了！童年时期的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寻求与好发牢骚的“红军爷爷”“划清界线”的机会，渴望在批斗会上打他骂他以显示革命英雄气概。因此我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爷爷的一言一行，一有“反动言论”就会添油加醋向老师报告。天老爷保佑我始终没有发现爷爷的“反动言论”，没有机会在批斗会上展示疯子兽性，否则日后从疯狂中清醒过来，我就只有自杀来向“良心”谢罪了。
在实行“新闻管制”当局“垄断话语权”的国家，多数国民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精神症状”。
一个只有“伟大成就”的国家比“丑闻不断”的国家更可怕。
今天的中国虽然“丑闻不断”，但比“形势一片大好”的北朝鲜要进步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