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路漫长 重温胡耀邦 (1人在浏览)

[廉政骇客]

● 于泽远（北京特稿）
　　昨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1周年纪念日，总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怀念文章。这是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首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个人名义怀念这位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急先锋、后被保守势力拉下马的前总书记。
　　除了温家宝这篇饱含崇敬和深情的怀念文章外，一些报纸和网站也纷纷发表文章或制作专题，让人们重温胡耀邦的改革、开明、亲民、清廉形象，暗讽当今官员腐败、公正缺失、改革乏力的社会现实。

　　胡耀邦生于1915年，11岁就参加中共地下活动，19岁参加长征，20岁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是中共革命早期著名的“红小鬼”之一。完整的履历使胡耀邦在中共队伍中擢升很快，1952年，他被毛泽东钦点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并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在党内的人气扶摇直上。胡耀邦统领共青团中央长达10多年，直到今天仍被共青团系统干部尊为楷模和导师。

　　“文革”期间，胡耀邦和大多数中共高级干部一样经历无数次批斗，并被送去劳动改造。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逐步摆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胡耀邦也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10年。他不仅登上中共最高职位，还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思想解放、勇于改革的领导者形象。

对改革开放

胡立下两大功劳

　　对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胡耀邦立下了两大功劳：一是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开始彻底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等政治运动。尽管这两件大事离不开邓小平、叶剑英等元老的强力支持，但胡耀邦在第一线出谋划策最多，承担风险最大，态度最为坚决，也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的改革勇气和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动受到改革派首脑邓小平的赏识，随着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逐步稳固，胡耀邦也走到前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1981年6月，胡耀邦接替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胡耀邦出任中共总书记。在邓小平支持下，胡耀邦全面推进改革，一路高歌猛进，成绩斐然，古老的中国处处涌动改革之潮。

　　但当改革不可避免地触碰到政治制度瓶颈时，胡耀邦的胆识和勇气开始给他带来了麻烦。胡耀邦和他的伯乐邓小平一样，都认为必须改革中共僵化的政治体制。1986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引发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一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四处演说，为政治改革呐喊助威，引发中共内部保守派的恐慌和反对。1986年底，少数城市出现大学生游行，要求官方推进政改。多数曾经支持改革的党内元老担心政改可能导致“江山变色”，转而与保守派联合起来向默许探讨政改的胡耀邦乃至邓小平施压，迫使胡耀邦于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去世。去世诱发了著名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以后，改革派继续把胡耀邦当做改革的旗帜。而在保守派眼里，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官方则尽量不提胡耀邦的名字，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麻烦。

　　不过，2005年11月，官方举行了一场高规格会议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一直以胡耀邦为师的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给予胡耀邦高度评价。分析人士认为，除温家宝外，那次高规格会议的背后推手也包括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无论世人如何评判，胡耀邦早已走入历史。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人们至今对他尊崇有加，应该与当前改革在一些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停滞不前有一定的关系。人们希望通过胡耀邦唤起中国曾经具有的改革勇气，但在特殊利益集团无法撼动、改革缺乏共识、举步维艰的当下，重温胡耀邦或许能为改革造些声势，要翻起当年胡耀邦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那样的改革大浪，恐怕就是一个字：难！


转自《联合早报》

 

[zui]

好

 

[中蓝]

中国：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中蓝]

我喜欢民主，但是我也想看看中间派的观点。有时觉得他们说得不无道理，象芦笛他们。

 

[中蓝]

适制度与最佳制度


芦笛


一、天下并不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


某网友在谈论国情的文章里引用了韩寒的“理想国”的一段话：“…我个人很少去写反腐败的文章，因为其实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祖辈们选择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上，腐败是必须必然必要的。我个人的愿望只是这个社会相对公平公正，安居乐业，自由宽容，没有人因言论获罪，没有人因立场遭难。”

对此身处海外的网友都不同意，这再自然不过――大家都生活在西方健康的社会环境中，都接受了“普世价值观”，回首神州，但见一片污浊。出于对故国的感情，当然盼望国人也能生活在类似的健康社会中。如果不是这么想，反倒是凉薄之辈了。

勿过，我能理解这位网友和小韩的心思，如果在国内，我也只会有类似要求。其实自俄罗斯开始显示倒退迹象来，我就一直在想这问题，越想越觉得天下并不是只有一种活法，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有健康的活法。你若嫌大家活得不干净，把百姓煽动起来换个活法，只会活得比原来更糟糕。中国自辛亥以来的折腾史，不就是这简单道理的反复证明么？比起来，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走回头路，应该算是林副统帅说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了――毕竟，人家无论是“天鹅绒革命”还是“天鹅绒复辟”，都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如中国一般杀到血流漂杵。

前段看电视，记者从西到东横跨整个俄国，沿途采访各色人等。给我的感觉是：钟摆又大幅度地摆回去了，俄罗斯民族的下流劣根性再度顽强地表现自己，那个所谓“民主国家”跟大家在西方见到的完全是两回事。这证明了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洛克强调民族传统在变革社会制度中的重要性是何等英明。倘若社会制度的变革超越了民智水平，则社会绝无可能达到稳定点，一定会向旧的生活方式回落，直到重新取得平衡为止。可笑的是晚生两个世纪的马克思还没这点见识，这才会提出“唯物史观”来蛊惑落后国家的愚民与更愚昧的知青。

据那电视采访，如今的俄罗斯的民情与中国也差不多，“民族主义”成了时代最强音。接受采访的大学生们都表示，俄国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过去的超级大国地位，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乃是后一步的事，空洞的原则并不能代替实惠，云云。据记者调查，俄国仍有少数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活动，但他们并无市场，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处境也差不多，同样是“曲庸和寡”，形单影只。

前段俄国举行的民意测验证实了那电视采访，斯大林那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民侩子手竟然成了声望第二高的历史人物。据说他本来名列第一，后因组织调查的人做了许多工作，这才改成了第二。这种“民调”也只有那下烂国家才会干――调查者岂能干扰受试者的自由意愿？如此做出来的调查还有什么客观性可言？

俄国人拥有的言论自由恐怕还不如中国。据那部电视系列片披露，莫斯科有个异议人士专门在博客上抨击政府，没多久这位仁兄就被暗杀了。另据报纸报道，去年年底有位波罗的海国家（是哪一国记不住了，反正不是立陶宛就是拉脱维亚）的作家锒铛入狱，判的刑期还相当长，唯一罪状就是他在报纸上发布预言，说该国经济即将崩溃。这些烂事若发生在西方，肯定要引起大哗，被害者还可能如马丁•路德•金一样名垂千古。然而英勇的前苏联人民却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丝毫没有在意。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涅？说明世上有些民族喜欢统治者来屠杀自己，“屠民治国论”的信奉者并不限于中国。无论是英勇的中国人民，还是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似乎都同意“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统治者杀害一部分人民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杀人不是看他是否犯了死罪，而是看治国是否需要”的伟大真理。

由此可见，所谓“普世价值观”，就连在 “民主国家”俄国也行不通，这世上就是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福利远比他人的性命重要（此乃屠民治国论的出发前提）。既然如此，那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按照西方的健康标准过日子，有的民族就是要在泥地里打滚。这是传统决定的，与生产力发展基本无关――光荣革命时代的英国不必说，美国独立时也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论生产力水平根本不能与今日中国或俄国相提并论，然而彼此信奉的价值观却天差地别。由此又可导出：经济的发展未必会使得一个民族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信奉一种在西方人眼中更健康、更正常、更富于人性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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