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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帮新势力溯源
黑帮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表面上看是黑帮老大和保护伞十恶不赦，但究其根本是整个社会病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重庆打黑的势头似乎正在向中国的其他省市扩大。近日，浙江公安厅长王辉忠在浙江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上直言，打击“保护伞”的力度还不够。“涉案人员没有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跟犯罪规律是不吻合的，没有‘保护伞’，黑社会组织不可能长时间生存。”
公安部网站的消息让“扩大化”的猜测更接近于真实――自2006年中央部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已经有296起涉黑案件陆续被联合挂牌督办。截至2009年4月，196名涉黑组织头目被跨省异地关押，有力震慑了黑恶犯罪。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
中共建政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却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谁开了一路绿灯
两轮“打黑”，越打越黑，原来是“保护伞”在不断壮大
1999年11月4日，一位名叫周建国的人在狱中亲笔写下“忏悔书”：“我深深感到错误和罪行之严重，主要原因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改造好，拜金主义思想严重，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品格。”
周是原浙江省温岭市（县级市）市长。为帮助张畏等涉黑团伙，他转借出数亿元计的财政资金，自己从中收受巨额贿赂。张畏只是一个木匠出身，无资产，无文才，因得到周建国和温岭市公安局长杨卫中的支持，张不仅在当地欺行霸市，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还头戴多顶红帽子：浙江省台州市青联委员、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在张畏家的别墅大门上，甚至挂着一块“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张畏案在2000年12月中旬受审，就在那之前，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吹响了向黑恶势力进攻的号角。这是继1983年“严打”后少见的专项行动。会上，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黑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危害社会！”
2003年8月15日，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迎来他最后的覆灭――被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他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先后酿成血案30多起，但还是一路绿灯地迅速暴力致富，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经查背后有数名高官撑腰：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
煤炭大省山西的官黑勾结比东北更甚。2001年6月9日，山西省高平市以宋魁祥为首的43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绰号“黑猪”的宋魁祥出身贫寒，短短几年，靠着晋城市委组织部部长宋喜来等人的帮助，成了拥有数千万元资金、数个企业的名倾山西高平的“企业家”。
2006年2月以来的第二轮打黑，山西亦毫不手软――共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204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16个，恶势力团伙188个，有205名官员因充当“保护伞”被捕。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打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从弱到黑的变色
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部分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误入歧途变身为黑帮主角
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沦为了恶势力的一部分。在河北省林润良黑恶团伙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者、农民、单位司机等人员占了2/3。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长期对中国团伙犯罪进行跟踪研究。“2001年，公安部针对在押的一万五千名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嫌疑人来自七省八市，结果发现，在流动人口所实施的犯罪中，集团犯罪占了56.6%。同时也发现，其中有38%的人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比如不付薪水、过度劳作、侮辱、攻击、辱骂），36.4%的人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比如抢劫、殴打等等），21.3%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家庭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
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了地方政府政策的失误。夏明举例说，贷款分配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比较偏爱，而对私有企业贷款不足，在社会福利领域，农村缺乏社会福利，而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覆盖面非常薄弱。“大规模的底层社会非常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阶层，同时也极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的诱惑，欲将之作为社会爬升的阶梯。”夏明说。
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外来务工人员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从开始“抱团”成立同乡会，慢慢发展成为“外来帮会”，从维护自身利益走向以非法手段帮助他人“摆平”难题。在某些地方，一些外来人员组成的“外来帮会”，就出现过帮助企业讨债而采取绑架手段的情况，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恶势力。
官黑勾结的土壤
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支配应由市场支配的资源，导致寻租空间加大，一方面又在监管层面严重缺位，黑社会的卷入也就成为必然
如果不是政府披露打黑战果，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黑社会的真面目，中国人对于黑社会的记忆，大多来自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形象，或是民国时期上海的青红帮。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政府对社会存在诸多行政管理真空，从而使得黑帮有机可乘。1949年后，情况大为改善，此后的30年间，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经济关系简单，社会结构单一，黑社会并没有太多生存的土壤。
但1978年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黑社会便随之相伴而生。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康树华，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有组织犯罪著作的作者，根据他的说法，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组织犯罪已经扩展到中国大陆的每个省。在一些省，有组织犯罪已经吞没了所有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市镇。”
在转轨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本应由市场行使的职能：对土地、能源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这些使得“经济寻租”大量存在并异常活跃。“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夏明指出。
“目前中国存在的权力寻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务权力寻租，一是职业权力寻租。”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邱格屏认为，当有职务的政府官员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时候，没有职务的普通职员则利用职业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手中仅有的一点资源利用到“创租”活动上。最典型的就是没有职务权力却有职业权力的警察。
市场经济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地方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夏明举例说，1994年的税收改革急剧地将税收权力收归中央，使得地方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比如，县级或者县级以下的公安机关只能从国家预算当中获得不足一半的运作经费；另一半得靠警察自己寻找生财之道。
中国不是重庆独黑
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
如果说权力寻租是当代中国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那么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黑社会“保护伞”的形成，而令人忧心的是，那些当年的“保护伞”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黑老大”。
在此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十来个厅级、副厅级干部。“这并不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邱格屏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不无担忧地提醒读者，重庆高调打黑，中国却不是重庆独黑，从历史的角度看，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当黑势力达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荡，执政者最为羸弱、最为腐败之时。
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打黑的继续深入，将有更多的黑恶势力浮出水面。但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海外政情人士分析认为，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当局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国际先驱导报）
黑帮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表面上看是黑帮老大和保护伞十恶不赦，但究其根本是整个社会病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重庆打黑的势头似乎正在向中国的其他省市扩大。近日，浙江公安厅长王辉忠在浙江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上直言，打击“保护伞”的力度还不够。“涉案人员没有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跟犯罪规律是不吻合的，没有‘保护伞’，黑社会组织不可能长时间生存。”
公安部网站的消息让“扩大化”的猜测更接近于真实――自2006年中央部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已经有296起涉黑案件陆续被联合挂牌督办。截至2009年4月，196名涉黑组织头目被跨省异地关押，有力震慑了黑恶犯罪。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
中共建政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却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谁开了一路绿灯
两轮“打黑”，越打越黑，原来是“保护伞”在不断壮大
1999年11月4日，一位名叫周建国的人在狱中亲笔写下“忏悔书”：“我深深感到错误和罪行之严重，主要原因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改造好，拜金主义思想严重，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品格。”
周是原浙江省温岭市（县级市）市长。为帮助张畏等涉黑团伙，他转借出数亿元计的财政资金，自己从中收受巨额贿赂。张畏只是一个木匠出身，无资产，无文才，因得到周建国和温岭市公安局长杨卫中的支持，张不仅在当地欺行霸市，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还头戴多顶红帽子：浙江省台州市青联委员、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在张畏家的别墅大门上，甚至挂着一块“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张畏案在2000年12月中旬受审，就在那之前，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吹响了向黑恶势力进攻的号角。这是继1983年“严打”后少见的专项行动。会上，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黑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危害社会！”
2003年8月15日，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迎来他最后的覆灭――被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他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先后酿成血案30多起，但还是一路绿灯地迅速暴力致富，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经查背后有数名高官撑腰：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
煤炭大省山西的官黑勾结比东北更甚。2001年6月9日，山西省高平市以宋魁祥为首的43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绰号“黑猪”的宋魁祥出身贫寒，短短几年，靠着晋城市委组织部部长宋喜来等人的帮助，成了拥有数千万元资金、数个企业的名倾山西高平的“企业家”。
2006年2月以来的第二轮打黑，山西亦毫不手软――共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204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16个，恶势力团伙188个，有205名官员因充当“保护伞”被捕。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打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从弱到黑的变色
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部分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误入歧途变身为黑帮主角
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沦为了恶势力的一部分。在河北省林润良黑恶团伙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者、农民、单位司机等人员占了2/3。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长期对中国团伙犯罪进行跟踪研究。“2001年，公安部针对在押的一万五千名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嫌疑人来自七省八市，结果发现，在流动人口所实施的犯罪中，集团犯罪占了56.6%。同时也发现，其中有38%的人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比如不付薪水、过度劳作、侮辱、攻击、辱骂），36.4%的人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比如抢劫、殴打等等），21.3%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家庭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
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了地方政府政策的失误。夏明举例说，贷款分配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比较偏爱，而对私有企业贷款不足，在社会福利领域，农村缺乏社会福利，而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覆盖面非常薄弱。“大规模的底层社会非常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阶层，同时也极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的诱惑，欲将之作为社会爬升的阶梯。”夏明说。
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外来务工人员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从开始“抱团”成立同乡会，慢慢发展成为“外来帮会”，从维护自身利益走向以非法手段帮助他人“摆平”难题。在某些地方，一些外来人员组成的“外来帮会”，就出现过帮助企业讨债而采取绑架手段的情况，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恶势力。
官黑勾结的土壤
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支配应由市场支配的资源，导致寻租空间加大，一方面又在监管层面严重缺位，黑社会的卷入也就成为必然
如果不是政府披露打黑战果，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黑社会的真面目，中国人对于黑社会的记忆，大多来自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形象，或是民国时期上海的青红帮。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政府对社会存在诸多行政管理真空，从而使得黑帮有机可乘。1949年后，情况大为改善，此后的30年间，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经济关系简单，社会结构单一，黑社会并没有太多生存的土壤。
但1978年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黑社会便随之相伴而生。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康树华，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有组织犯罪著作的作者，根据他的说法，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组织犯罪已经扩展到中国大陆的每个省。在一些省，有组织犯罪已经吞没了所有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市镇。”
在转轨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本应由市场行使的职能：对土地、能源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这些使得“经济寻租”大量存在并异常活跃。“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夏明指出。
“目前中国存在的权力寻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务权力寻租，一是职业权力寻租。”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邱格屏认为，当有职务的政府官员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时候，没有职务的普通职员则利用职业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手中仅有的一点资源利用到“创租”活动上。最典型的就是没有职务权力却有职业权力的警察。
市场经济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地方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夏明举例说，1994年的税收改革急剧地将税收权力收归中央，使得地方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比如，县级或者县级以下的公安机关只能从国家预算当中获得不足一半的运作经费；另一半得靠警察自己寻找生财之道。
中国不是重庆独黑
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
如果说权力寻租是当代中国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那么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黑社会“保护伞”的形成，而令人忧心的是，那些当年的“保护伞”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黑老大”。
在此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十来个厅级、副厅级干部。“这并不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邱格屏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不无担忧地提醒读者，重庆高调打黑，中国却不是重庆独黑，从历史的角度看，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当黑势力达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荡，执政者最为羸弱、最为腐败之时。
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打黑的继续深入，将有更多的黑恶势力浮出水面。但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海外政情人士分析认为，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当局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