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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风行说毛泽东 (2人在浏览)

为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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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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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大祸星――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自小只所学了一些粗浅的旧文化知识,但在他身上有深厚的失意文人的叛逆意识,潜伏着农民造反领袖的残暴性格特征。后来他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共产邪恶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以灭绝人性的邪魔之道,导致他性格进一步的变态和残忍。毛泽东在中国独裁专制的2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毛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任何幸福,而是对中国人灵魂的毒害和心灵的戕害,并使得一代代中国人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从而导致整个中华民族步入极大危机之中。

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集贪婪、凶残、冷酷、猜疑、报复等诸种劣等品质于一身的一代枭雄、一世暴君、一个无赖。最残、最暴、最坏、最淫下三烂的痞子领导人,他领导共产党,比以往朝代的封建专制的皇帝更为残暴。1949年他窃取中华民国,建立个人的独裁统治。这个新政权本应休养生息、实现在野时许下的民主宪政的承诺,致力于民族和解与经济建设,但它刚一建立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疯狂的政治运动。从1951年2月至1952年5月间“镇压反革命运动”,至少有300万人被毛杀害;毛参与的罪恶的朝鲜战争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1956年“反右”斗争中,300多万万人挨整;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这27年中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而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死伤人数也不过3600万。

毛泽东和共产党毁灭的不仅是中国的山河、文化,而且毁灭了两代、甚至更多代的人的良知。毛的罪恶还在于将中国带入一个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野蛮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与和平,并使“人对人是狼”的狼性哲学神圣化和崇高化;毛泽东的文体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毛式语言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思想”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土地革命”、“武装割据”、“游击战争”,他的思想流到国外,又是产生了众多恐怖组织,真是“多少罪恶凭汝之名以行”。越共胡志明上台时处决了15万反对派;“光辉道路”是秘鲁的非法组织,是从1970年从秘鲁共产党里分离出来的游击队,其领导人古斯曼本宣称拥护毛泽东思想。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该国20年内战死亡的6.05万人中,54%的人是被“光辉道路”杀害的。自1992年其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被捕入狱后,其活动逐渐收敛。柬埔寨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4月开始执政历时3年8个月中,屠杀200万人(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柬埔寨人100多万,华人50多万,越南裔两万人左右。尼泊尔“毛派游击队”自从1996年以来,已经制造多次暴力事件,有4700多人丧生,使尼泊尔王国本已就衰弱的经济走向了崩溃。北朝鲜有300万人因朝鲜劳动党独裁政权的统治而死于饥荒。

在生活上,太多的人被毛表面农民“土包子”假相所蒙蔽,其实毛是中共权贵中的腐败之最。毛式腐败的极端表现,首先是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肆无忌惮地滥用,他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把全国资源和全体民众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

毛的行宫遍布大江南北。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深谙朕意,便主持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二○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到1962年,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过12天。

毛的稿费乃天文数字。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毛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

毛的私生活及其腐败糜烂。彭德怀曾斥责他“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目的是“选妃”。在极为艰苦的中共夺权年代,毛就是中共高官中的性道德败坏者。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还在狱中时,他已经在1928年5月和贺子珍上床了;在延安,为了与新欢江青名正言顺地同床,他就借治病之名把第二任妻子贺子珍送到苏联去治病。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毛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有人统计,他玩过的女人不少于一百人。
 
惊天揭密:中国大陆百姓为何这么穷?

――出离愤怒:我们总共送给外国人多少钱?

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是...

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几百年前,大明朝的富庶也让外国人惊叹不已。

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高达51%,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后来清政府地赔了那么多银子,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下降得太多;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剿共,抗日,天天打仗,按说该穷吧,可是据统计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还要好,这还是日本人的统计。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不难的,没听说那时人穷到什么样。

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泽东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跑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差一查历史,转折是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

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

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铺天盖地的炮弹、燃烧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打得志愿军死无葬身之地。

装备低劣加之对美军作战经验不足,常常一个师的士兵打不过美军一个营,而密集的人群却成为美军炮火射击的最佳目标。美军的大炮、坦克、飞机、军舰发射出的炮弹,将整个师的志愿军战士消灭在战场上。用横尸遍野已不足以形容志愿军伤亡的惨重,因为他们的尸体根本留不下,被大口径炮弹炸得连影都找不到。同时,寒冷的天气也是志愿军的大敌。

由于后勤补给困难,战士冬天没有棉衣,一次战役就有数万志愿军战士被活活冻死,冻残。在朝鲜战场,中国士兵仅死亡人数就高达20万,最保守估计志愿军也有 80万人受伤。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200万士兵伤亡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光战争抚恤金,医疗药品一项,国家就要支出数十亿元。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兵高达240万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每天光吃饭就要吃掉一座山。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狂烂炸,天空中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飞机将一辆辆运送物资的汽车,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十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

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到上千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

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的总花费高达500 ~600亿美元。如此高昂的战争费用使刚成立的新中国捉襟见肘。为了支持这场战争,中共政府压缩一切开支,把国民收入的50%用在朝鲜战场上;不够,便向苏联借款,这笔巨额外债直到中国人普遍饿死的时候还没还完;但还不够,便号召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但依然不够,只好使出最后一招:

土改,杀地主。

从 51年开始中央实行土改,将地主的个人资产统统没收,田地、农具分给农民,财产则全部上缴中央。表面上看是为大众谋福利,为人民着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地主是剥削农民致富的,该将所有的财产分给农民才对,为什么只把田分下去了,财产却不分给穷人?(注意一点,这种做法与李自成不同,李自成不仅要钱,而且要地,跟随起义军造反,不过是又迎来了一头更加贪婪的“猪”而已)

共-产-党打土豪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地主的钱,这一点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想到的。建国后的土改几乎将中国的地主全部杀光,因为抗美援朝实在太需要钱了。这一仗打下来,地主阶级被消灭,民间财富被搜刮干净,中国人彻底变穷了。

不管抗美援朝的意义有多重大,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

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

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

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

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

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

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

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留在共-产-党人手里,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对外援助


这一条是在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就是这些臭名昭著的对外援助使中国变得越来越穷。

中国穷,这是每个领导人都说的一句话,但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数目之多,金额之大令人吃惊。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共领导人们就乐此不疲,将大把大把的美元撒给外人。援助朝鲜、援越南、援助古巴,援巴基斯坦、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援助蒙古,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坦桑尼亚和“非洲兄弟”、中共政府援助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每次都资金庞大,动辄就是数百亿美元。

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为什么不建设自己而把好东西都给人家?原因是毛想当社会主义的霸主,想拥有像苏联那样的领导地位。为了让那些社会主义小国俯首听命,自然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于是对外援助就成了毛在位时贯串始终、坚定不渝的大事。

据说当年巴基斯坦总理访华,问中国人要援助。那时中国也不富裕,所以周总理考虑之后决定给5千万。但把报告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竟连看都没看就在后面加了一个零。

五千万瞬间翻了十倍变成五个亿,这一下把国家都援穷了。但毛不在乎,历史学家笔下,毛落了一个慷慨大方的美名。对朝鲜,在抗美援朝时几乎倾尽国家所有去支援它,援助了六百亿美元,结束之后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又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每年数额最少在几十个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到现在中国仍然在援助他。

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援助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焦炭……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援助总额比这要高得多,谁知道中国到底每年拿多少中国人的血汗给了外国人?!

抗美援越,按照毛泽东的“我们是一家子”,“要多少,给多少”的原则,中国对越南倾尽全力援助,从枪支弹药、粮食、卡车、药品、通信器材,援助金额高达200亿美元。

我们甚至派出了三十万大军参战,帮他们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用中国人的鲜血,换来了他们的胜利。但掉过头来,他们就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来射杀中国的军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犹如政府在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不仅疼,而且丢人。

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共政府从革命理论,到武器装备,经费资金也是援助了一大串。使这个原本弱小的势力能够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最终杀进国都,夺取政权。但被中国扶持起来的这个柬共是比希特勒更凶残的政权,在短短执政的几年里,竟杀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对外援助犯下了滔天大罪。

对阿尔巴尼亚,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时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天知道当时为什么拿这么多钱给那些他们!

结果我们花费宝贵的外汇资源建立起来的工厂,被他们搞得负债累累,工厂大部停产,设备完全废弃。我们援助的堡垒,被他们喂鸡了,我们援助的卡车,被他们扔得漫山遍野,锈迹斑斑。对坦桑尼亚,我们不顾自己铁路运力有限,为他们修了一条长达1800公里长的铁路。1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从沈阳到上海的距离。而且更缺德的是这条铁路完全由中国人承建。

1800公里长的铁轨要中国人自己运到非洲,数万人的工程队伍要自己报销一切吃住费用,炸山开道,铺路架桥,所有原材料和建筑成本用由中国人为他们支付。这哪里是什么友谊,简直是人家的奴才。修这条铁路的造价超过国家承受的极限。不得已工程花费十年时间,耗资超过二十亿。这种投资用在国内,同等长度的铁路别说一条,5条也拿下来了。

援助项目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那常常的一串援助名单任何人看了都会痛心疾首。我们援助别人这么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援助的?是在中国人普遍饿死,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援助他们的。1958到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几乎处处有人饿死。但中共政府对国内人民却没有丝毫怜悯,把23亿6000 万元以上的财产援助给外人。23亿,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那时中国人人均收入才有几十元。

如果政府少援一点,省出粮食照顾一下自己的人民,中国人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政府的这种行为让国人怎么相信你?党啊,我是想叫你一声母亲。可是谁见过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不管,却把东西拿给外人吃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是后妈,就是心肠狠毒。

到今天为止,这种对外援助仍在继续。被人们寄以希望的胡温政府,依然做着这种蠢事。胡锦涛在访问古巴时,单方面作出决定,对古巴投资高达200亿美元。我真不知道胡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200亿美元相当于西部大开发投资的总额,如果用在国内,可以带动多少相关产业,实现多少就业机会?为什么要投在古巴,投在那么个偏僻荒凉的地方?

说共产党为人民,但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共产党都做了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人民苛刻以极,甚至连春运也要卡老百姓一笔,暗地里却把上亿上亿的美元送给外人。这是中国人的政府么?这是中国人的政党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何尝不是真实写照?

三线建设


这个词对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当年绝对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不能忽视的一大工程。所谓" 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迁移到山区,甚至一直迁移到二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 西南山地。其依据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战略思想:

敌人将从海上进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将"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

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工厂要大量搬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将工厂迁至偏远地区,三线工程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 2050亿元。

但这样搬迁是否有必要?没有必要。它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而作出的决定,他不知道这道命令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一声令下,几乎在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型企业搬迁到山区。

原有厂房弃置不用,所有工厂搬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重新勘探地理,建造厂房,安置人员,运输设备,组织生产。如此工程仅搬迁费一项就耗资巨大。有些设备拆卸运输困难,在搬运过程中丢的丢,坏的坏,工厂资产经历了一场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的,而是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紧急实施的。临战的气氛和军方的介入,打乱了正常的搬迁和工厂建设程序。如临大敌的紧迫感使所有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搬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选址简化为军方人员随意在地图上划个圈,选趾严重失误的工厂后来遇到泥石流,水涝,干旱等大量问题困扰;有的地区地质条件恶劣,选趾错误,工厂几乎全部报废。另外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考虑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规划上采用“羊拉屎”、“瓜蔓式”、“围山转”,企业结构十分分散,不仅增加了基本建设投资,还给生产管理、协作带来了诸多困难。

这些违背经济规律建起来的工厂遇到大量难题,地址灾害频繁,设备维护困难,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以致产品成本高,技术过时,根本没有竞争力。人们现在几乎是哭着问:当时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里?

今天这些企业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完全废弃,舍不得;继续投资,却毫无希望。那样的恶劣的地理环境,那种布局混乱的工厂,投入多少都不会有效益。而再想搬回到东部发达地区,把有职工安置到那里,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本身效益都不好,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进行设备改造。人们一天天看着设备老化而毫无办法。

怨谁呢?只能怨当时政策失误,把工厂建在这里。不但耽误了正常的发展,反而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数百万人的努力和几千亿的资金又浪费掉了,巨大的艰辛和投入换来的是痛彻骨随的失误。


资金外逃

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前几年贪几百万,然后是千万,而现在则是几亿元的贪官,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好事。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更正一下,不仅是搜刮的,而且是诈骗的)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

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2000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1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 40%的国民收入都席卷到国外了。

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

几年来外逃资金超过4万亿人民币,将中国的固定资产都掏空了。

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共-产-党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

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了,中国怎么办?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

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

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

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


巨额外汇储备

近十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急剧积累,截至2008年达到1万8千亿美元,做为百姓,除了数字巨大、让媒体忽悠得心情较爽以外(心情爽(这里不是“牙口好”),胃口就好呀,吃么么香),我体会不到它的存在;做为中国近代条约赔款,除了数字巨大、让媒体忽悠得心情不爽以外,我同样体会不到它的存在。

现以1900年一两白银折合1圆计算,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1900年的1圆折合2009年的1000圆,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积累的1万8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万8千亿元(汇率按1:6.83计算,如果考虑到两年前的汇率1:8.3,其结果将更加打击你的情绪),折合1900年的白银128亿两,相当于28个半《辛丑条约》的赔款,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没有错,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28个半《辛丑条约》的赔款,所谓储备不过是美国政府签发的大量白条,成吨的废纸而已,而且随着美国政府的垮台,其后果我不愿意、也不用说了。

写到这里,我终于出离愤怒了!

在这里,我要:

痛骂中国那些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沾沾自喜、并不断高唱赞歌的中国主流媒体和所谓经济学家(真不知道他们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不过他们确实站在某个立场之上);

痛责中国那些管理者,造成国民如此巨大的财富流失,是谁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和任务!

到此打住,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的不就是我和你吗?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44 作者: 李志绥


毛在舞会上

在空前的大灾难当中,毛在声色的追逐上却变本加厉,而且已经越来越不加丝毫掩饰。中南海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晚会的场所由暂时迁移到怀仁堂内北大厅又回到春藕斋,春藕斋舞厅旁新修了一间"休息室",里面放了床,,我那时仍是每场舞会必到,常在舞兴正酣的时候,大家都看见毛拉着一位女孩子去休息室,待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时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刚好改名成一一八会议室,这是一大间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俱,吊灯远胜於克里姆林宫的规模,是我见过最豪华的房间,在人民大会堂内,毛又有一些女朋友。


毛喜欢跳舞,经常为毛举办舞会

许多女孩子以与毛有这种特殊关系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或是从小由政府养大,思想上非常崇拜毛,毛的临幸自然会让她们感觉到莫大的恩宠。

但是也有一些女孩子拒绝毛的要求,通常她们是年纪较大,教育水平较高的女青年,有些护士认为与病人发生亲密关系,有违职业道德。


毛晚年与机要秘书张玉凤

毛的女友之一有一次同我谈起她的童年,她是黑龙江省人,幼年时父亲死去,母亲带着她讨饭过生活,东北解放後,母亲在工厂有了一分打杂工作,生活上算是有了保障,她九岁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做了歌剧演员,虽只担任配角,但是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毛另一个女友是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团员,她父母都是烈士,从小由政府养大,小学没有毕业,十二岁就考入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


原歌舞团的舞蹈员孟锦云在晚年毛身边

对这些女孩子来说,党的解救已经是大恩大德,现在有让毛宠幸的机会,更是感激莫名,对中国人来说,光是站在天安门广场,看一眼毛在城楼上的英姿,便是终生难忘的经验。一些跟毛握过手的人,好几个礼拜不洗手,亲友们携老扶幼地赶来和他握手,彷佛这样他们也沾到了一些神明的光采。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将毛送的芒果供奉起来,用一小块芒果煎成一大锅水,大家喝一口,共享领袖的关怀。一般人民狂热如此,何况是有幸和毛发生特殊关系了。

那些年轻女孩子对毛的敬爱不是一般的男女之爱,而是对伟大领导,民族救星的热爱,大部分的女孩都知道这特殊关系只是暂时的,她们开始服侍毛时都极为年轻,而且未婚,等毛厌倦了,就会安排她们跟年龄差不多的人结婚。

在毛宠幸期间,他要他的女们对他忠贞,虽然有的也会自行结婚,却仍会被毛叫去陪伴。

毛从未真正了解这些年轻女孩对他的看法,毛分不清身为她们的伟大领导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差别,有位女友有一次笑嘻嘻的对我说:"主席这个人真有意思,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他认为这是一回事,你看滑稽不滑稽?"

这些年轻女孩在敬畏毛的政治权劫外,也倾倒于毛的性能力,毛在六十七岁时,阳萎问题完全消失,毛在那时成为道家的实践者--性的功能是延年益寿,而不单是享受。

道家学说是毛性放纵的借口,我不可避免地知道了毛的许多臭事。他的女友平时则大肆宣扬这种特殊关系,而且说话露骨。毛常把素女经拿给他的一些女人看,这成了他的教科书。有的女孩很年轻,文化程度又低,这部书字句艰涩,与现代语言有不少差别,她们常拿一些看不懂的字词来问我。这些都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也无法说清。有天一个女孩子毫无遮掩的告诉我:"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年轻女人既多,有位年轻卫士便惹上麻烦,有天半夜,一位文工团团员来卫士值班室给毛取安眠药。这位卫士开玩笑的拍了女友的臀部一下,说她长得很白很嫩。她立刻变了脸,骂了一声:"流氓"。匆匆走了。她回到毛的卧室,向毛全部都说了,当夜毛将汪东兴叫来。

汪从毛卧室出来后,便冲进值班室,对卫士吼说:"你怎么午么事都要插一手,这不是老虎嘴里拔牙?"

卫士问汪怎么办。汪说:"听主席的。不过你也不要着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停止了卫士的值班,叫卫士休息,听候处理,并且取走了卫士的手枪。毛原本想将卫士关起来,汪建议不如办得缓和一些,太急太严,怕出人命,并且提出,将卫士作为正常工作调动,调出北京。毛同意了汪的意见。过了两天,汪东兴找卫士正式谈话,将卫士调走。

我们在上海逗留的时候,毛住在锦江饭店南楼第十二层楼。整个南楼有一组人员居住。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我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身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么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真切,只是从放在房门后床前的屏风缝隙里瞧见她。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她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主席还不是明白,大家心里有数。"

我又劝他,以后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

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么时候进去,该怎么办,全凭自已揣摩,自已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后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已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后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后,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后来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毛叫汪东兴去,要注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说如果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关系的内情。而且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汪说:"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于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

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毛转而对一位文工团团员发生兴趣。这位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在一次晚会後,毛将她带回一组住所,这时江青已去杭州。这位文工团团员白天晚上都住在一组。端茶送饭,完全由她侍候。毛带着她到了上海以后,仍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和她正是打得火热的寺候,夜晚便要她睡在他的房里。

上海市公安局的人、上海市委招待处的人和锦江饭店的负责人都在这里,再加上饭店的服务人员,这么多人都知道毛留女人住在房里。这位文工团团员也很得意。她原本就想利用这次外出,将她与毛的特殊关系挑明。她同我说过:"过着这种不明不暗的生活,算怎么一回事哪?"

但汪东兴负责安全工作外,还兼顾毛的名誉。那么多人知道毛留女人在房内过夜,影响太坏。何况人多口杂,不好。汪认为还是劝毛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别的房间里好些。但汪又不敢自已去跟毛说,便叫卫士给毛提意见。汪跟卫士交代,不能将以上的意见说明是出自汪的口里,只能说是他本人的建议。卫士向毛讲了以上的建议。毛很不高兴,但是勉强同意了。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八楼的一间房内。这便种下了将这位卫士调走的原因。

这位文工团员还给毛介绍别的女人。她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将姐姐们都介绍给毛。毛曾让她将大嫂带来见过一次。这位女子年纪大了,长得也不好看。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我们住的无锡太湖内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团员、她二姊和二姊夫一起吃饭。梅园是一个小岛,有一座二层楼,还比较大。另外在旁边有一座平。周围就是花圃,种有不少梅树,都是枯枝,尚且没有绽出花柔,外围则是茫茫无际的太湖,真是烟波浩渺,正在雪後,四望白皑皑,恍如幻境。毛在岛上散步一周,随口说:"湖海烟波客。"叫我对下句。急怍之间我说:"春闺梦里人。"

毛啥啥大笑说:"根本对不上。大夫,你还得学学对对子。"

毛不在乎二姊是已婚女子,绿帽冠顶的这位二姊夫不但没有义愤填膺,反而深觉与有荣焉,窃望以此做升官之阶。晚饭后,毛叫他回家,让二姊住了叁晚。在这期间,毛将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毛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这一建议。但到一九六二年夏,又批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汪东兴为此曾愤愤地说:"竟然还会有这样忘八式的男人。"汪东兴还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自一九六零年以后,毛的性放纵越来越不顾一切。汪东兴一次同我说:"主席年纪老了,是不是觉得活不久了,要大捞一把。否则怎么有这么大兴趣,这么大劲?"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劫,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异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劫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看了这么多被毛腐化的女孩后,我才开始觉得,江青走过了相同的路。在延安初和毛结婚时的江青也许真的和今日十分不同。也许毛也使江堕落了。

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病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

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毛根本不相信他自已已经受染。一组知道内情的人,都自带盥洗用具,而且我的药箱内又得装入消毒用药,交给卫士,让他们自已动手。我交代他们,消毒这事不能让毛知道。
 
皖南事变真相:原来竟是毛泽东设陷阱陷害项英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的第8集。这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在抗日战争的 皖南事变当中:毛泽东是怎样陷害他在中共的政敌项英的。本次节目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二十二章“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中共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在中共红军时期,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带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接北上,渡口在安徽东部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于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说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 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消灭项英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也对不上号。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

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投向国民党。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无奈之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苏联的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说,要想苏联继续提供军火,他就得这样办。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蒋愤怒得难以自制:蒋“非常神经质地接受了我的声明。他在书房里走来走 去……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他才听见。”

压力还来自美国。蒋要摆脱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只有靠美国。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国内战。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准备给中国的五千万美金贷款压下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一月二十五日,飞越喜 马拉雅山的航线,“驼峰”开航,美国军事援助由希望变成现实。美国人的态度对蒋至关紧要。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干余人。三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来宣传呢!” 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重庆,这架机器的合奏指挥是周恩来,毛设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的这位配合者迷惑了无数西方人。美国作家海明威倒是把周看得很准:“共产党的观点是什么他就卖什么,而且卖得不错。”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着想,中共当然要想办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拚命给人假象,好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中共党史最忌讳内幕
――毛泽东对周恩来杀人不见血

编辑王笃若摘自: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七章 2.毛对病中交权的反悔
有删节

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毛泽东大病一场。自认为已经沉疴难起的毛曾向周恩来交权,随后又对此感到后悔,急于安排后事的毛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设法给周抹黑,并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做手脚,有意延误治疗,把周往死路上推。

事情是由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一度病危引起的。

在考虑他的接班人时从来就没有把周算在内,开始是刘少奇,在刘下面,毛考虑的是林彪和邓小平,一直在他们两人之间搞平衡。

所以当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因此后来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

实际上,江青已经为这件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咬了周恩来一口,责问为什么要逼毛泽东交权,弄得他有口难辩。为此,周在毛的病情转危为安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嗣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缠绵病榻的日子里,毛泽东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决计利用尼克松访华的机会,在外交上打一个大胜仗来掩盖文革的破产。这正是毛本人后来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治疗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这当然是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的缘故--因为通过尼克松访华,一举改变了中国以往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盘算已久的"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迫使世界上头号国家美国登门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的视线,为文革的败局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样一来,毛泽东总算从林彪事件的重创上缓过一点劲来。

然而,毛泽东刚刚在政治上渡过难关,随即就对他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一事感到后悔。虽说周本人马上就推掉了,但此举毕竟在实际上承认了周作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与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实权,掌控着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周在政治上存有异心,将会比林彪更加难以对付。

当然,毛泽东并不准备将周恩来一脚踢开,因为他毕竟一贯忠顺,况且又刚刚帮他在政治上渡过难关。这样做,未免让人感到有过河拆桥之嫌,再说以后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工作还是要依靠他来做。因此,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设法抹掉曾向周交权这件事,又要尽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让人认为他翻覆无常,出尔反尔。为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寻找机会,设法了结这块心病。


这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在党内高层中当众抹掉曾向周恩来交权这件事。为此,他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历史上曾几次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底。

本来,会议的原定议程并没有这个内容,况且周恩来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变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论功行赏,也实在不必再重算历史老账,让他当众难堪。但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在政治上给周脸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后接班的可能,却执意要这样做,全然不顾周的脸面。

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一通"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拐弯抹角地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干脆把话挑明,指明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历史事实"。

毛泽东软硬椎施,对周恩来进行笼络。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伍豪启事"问题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动提议周在会议上也对此作一专题报告,澄清事实,以此来换取周恩来的合作。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突然让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重翻几十年前陈年老账的用心,是在"古为今用"。实际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经预感到今后他们毛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微妙难处,因而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屦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过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虽然几十年下来总算大体上相安无事,但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缘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在无形之中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取代了以往刘少奇、林彪的地位。对于眼下政治上的险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刘、林二人分别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政治上坚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曾在历史上几次反过毛的他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暗中为自己的处境提心吊胆,变得疑心很重,处处小心戒备,以至于竟闹出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访问途中飞越长江时,不相信专机机长的解释,怀疑自己所乘的飞机正在飞往海外的事情来。

周氏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一发言,重点放在个人历史上所把严重路线错误的自我批判上,随后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饶,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体"联系实际",为此,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再一次对当年的历史老账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

据周身边的人说,周恩来写得很苦,整日伏在案头,很少起来活动。这期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忧心劳神,每天连胡子也不刮了,饭也吃的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纲写完之后,周恩来心里仍然不踏实,不知这样写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在把发书提纲送毛过目的同时,他又专门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周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 ,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体写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用大陆官方的说法是他"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份的检讨"。周在发言中这样说道:

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旦补过之日无多。"

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光是检讨历史老账是过不了关的,还必须说出毛泽东真正想听的话来,那就是他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尾当众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表示:"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航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定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这已经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为难他们,而是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看看有多少“秘密小组”曾为毛泽东服务?

作者:一清
 
有些什么样的“特殊”且“秘密”的小组呢?

首先当然是“医疗小组”,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及其成员多有变动,前后两次成立过医疗小组。据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两次医疗组成立的时间是:第一次“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高日新、吴阶平、尚德延、徐荫祥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谁是组长的问题,因为李志绥出版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书,且书中多有杜撰,以林克、徐涛、吴旭君三人为名义出版的《历史的真相》组织了参加过毛泽东医疗小组的多位专家回忆,确认李志绥不是第二次组的组长。但是组长是谁,至今没有答案。但组员中还是有李志绥,其他专家有王新德、方圻、陶寿淇、高日新、陶桓乐等。据回忆结论,总负责人是陶桓乐。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服务着,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解散。

与之相同情况的另一个组是毛泽东的“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准确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的历史系、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他们是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吴乾兑、刘修明、谭其骧、杨宽、邹逸麟、王文楚、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等等。当然,这个小组里的成员不是太固定的,以专长而定,或进入全部注释工作,或进入擅长科目。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为毛泽东阅读服务的“大字本”

再大的读本,也毕竟要用眼睛去读,能不能让毛泽东的精神生活更充实一些呢?这样,又产生并成立了与之相关的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歌唱演员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要炳淑、要元华、方洋、计镇华,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一琵琶演员刘德海、王范弟,二春演员闵惠芬、许蒋德,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有从事词牌“翻译”的专家,他们是文化部从上海音乐学院调来的廉颇、周大风,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古书《粹金词谱》中古代的音阶标记,再根据个人的理解,谱成演员们能读懂并能演奏的简谱或五线谱。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人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以便进入“角色”。

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那个曲子了,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在这个故事之外,实际上,上海、北京的一大批艺术家为了打发主席晚年的寂寞,付出了大量劳动。



供毛泽东“听”的古诗词

有音乐吟唱小组,也有戏曲小组。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修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托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意,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还有一些什么秘密小组,随着历史迷雾的消散,将会陆续显露出来。但有一个“秘密小组”,这里却不得不说。那就是为毛泽东服务的“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从抽中华烟到抽雪茄,这事是贺龙引起的(一说由李先念)。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玩意儿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毛泽东感兴趣的东西,当然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毛身边的人没有惊动什邡烟厂,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这样每批烟就通过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工处(服务处),然后被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



毛泽东在火车上抽的就这是种雪茄

这种取烟方式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但这样取烟,毕竟不是很方便。发生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让中央笼罩了一层紧张气氛。其间,毛泽东身边的各项事务防范更加严格,有关人员做事比平时更趋谨慎。由是反思到毛泽东所抽雪茄烟一事,万一有人捣乱,后果不堪想像,毕竟从什邡来的烟经手太多、运转时间长,这些都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于是,在“九・一三事件”过后不久,从什邡取烟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抽起了“中华”牌来。 但抽贯了什邡雪茄了,不免有些挂欠。于是,中办准备派人学习制烟技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经过认真权衡,最终也选定了人选,他们是中央办公厅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他们去什邡学习,但学了好长时间,实在是太难了,学不会。做出的烟也没有那种味道。为此,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北京做烟。”决定下来后,甑选工作在什邡烟厂严格且秘密地进行着,最后选中了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于是,研制小组成立了,研制小组的名义是“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首都北京,为了保密,选择了僻静的南长街八十号作为生产场地,这是一个相对很隐密的地方,既方便,又安全。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 “一三二”雪茄烟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烟叶的特别,二是手工卷制技术的精湛。所谓烟叶特别,是说在天府之国新都县的独桥河两岸有200亩油沙地,这里生产的烟叶有柳烟和毛烟两种,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烟支长时间搁置不会熄灭,只要再抽一口便会继续燃烧。其每年产量最多不过20担(2000斤)。“一三二小组”所用的正是这种烟叶。



为毛泽东特制的什邡雪茄烟

这个称之为“一三二”的小组名字看起来很是神秘,其实,也就是两种烟的型号,即十三号和二号,简称就成了“一三・二”小组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此后,华国锋、李先念、姚依林以及几位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也接着抽着“一三”号雪茄烟。但毕竟这是毛泽东独家抽的烟,在那个时代其他人要抽这种烟,多少得掂量一下自己。这样,对雪茄的需求量也就明显减少,国家领导人都改抽纸烟,到年底,“一三二”就停止生产了,随后“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当然,有这么多人为毛泽东服务,作为服务人员,他们都是感到幸福的。毛泽东自己对一个厨师说过:“你们为我服务,我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侄女63岁死于狱中 为何两次自杀?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9-02-23讯】 作者:秦全耀
  1971年夏,中央指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作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他感到有江青插手会很难办,此时万里帮他出了个好注意,建议最好找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比如王曼恬。

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侄女(大姨表兄王星臣之女)。1930年代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学习美术,做过地下党工作,从事文艺界的抗日统战运动。后到延安边中一队任美术教员。1949年后曾任天津教育局分局长。1938年与革命诗人天津文联主席鲁藜结婚,育有一子二女。

1957年鲁藜被打为胡风分子抓捕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王曼恬对警察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眼睛里一下子涌满了泪光。


王曼恬70年代初视察户县






王曼恬前夫诗人鲁藜

鲁藜被抓走后不久,王曼恬选择了自杀,她去卧过一次铁轨。被救后不久便和鲁藜离婚了。

王曼恬文革中造反起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因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被倚为毛的私人信息源之一,说话能直达天庭,实际影响力超过职务。一些牵扯面大的敏感事项常拉她参与办理,以开辟方便通道、协调关系。

1971年7月经万里推荐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分管全国美术工作。每星期到文化部一两次,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当文化组党组成员、8341部队驻北京电影制片厂支左干部狄福才挨整时,附和吴德意见,使之免于进一步批判。1973年11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曾提出“美术创作也要搞三突出”;组织一个改画小组,把所有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改得更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积极扶持、推广户县农民画又深得民心,至今她都是户县的“大英雄”。

“文革”结束后,鲁藜老树发新芽,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刘颖西女士主动找上门来,要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刘颖西在50年代就认识鲁藜,她比鲁藜的女儿仅仅大一岁,非常崇拜鲁藜。两个忘年交结婚以后,鲁藜生活安定,继续写他的诗,直到1999年去世。而王曼恬作为“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了。重新置身于焦虑和抉择之中的王曼恬似乎已经无所选择。这一次,她只好又一次选择了自杀。

1977年10月王曼恬自杀于狱中,享年63岁。
 
鲜为人知:毛泽东对男女革命同志的性酷刑
――张朴:毛泽东是怎样做了斯大林的老师
作者:张朴
 
毛泽东一贯称斯大林为“老师”,有时为了表现虔诚与爱戴,毛也会搔首弄姿一番。比如四十年代初,当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来延安拍电影,毛坐在窑洞外,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摄。临别时,毛还特意问卡门莫斯科所在的方向,然后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几令卡门感动涕零。

苏联红军即将进入东北时,毛对参加“七大”的代表激动地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毛还在苏共领导人米高扬面前,反覆强调他是斯大林的信徒。

那么,毛泽东是否也做过斯大林的“老师”呢?据我看,曾有过一次,或许是唯一的一次:毛泽东使斯大林学到了怎样在共产党内进行大清洗,怎样把所有那些他不喜欢的、不信任的人,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控制了两支红军:朱毛红军和彭德怀军,以及闽西红区。但他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红色江西领袖是个颇有魅力而相对温和的人,叫李文林,指挥着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二月六日毛在一个叫陂头的地方,开所谓’联席会议’,把红色江西的权夺到手。毛的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丈夫)当上红色江西地方党组织首脑(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地方职务: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没过多久,毛又夺了江西红军的权中央没有授权毛泽东管辖江西红军,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与朱毛红军平行,连军长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据江西的报告,蔡到江西后,毛“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职,而是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连襟刘士奇当政委。

江西跟在上海的中央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汇报人在数百公里的长途上,凭两条腿传书带信。毛竭力封锁与上海的联系,很可能还跟刘士奇合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巡视员江汉波,后来又用江的名字写了一份支持抓权的报告给上海。

八月初,毛泽东带着部队北上长沙。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老领导李文林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把刘士奇选掉了。

开会时群情激愤,人们不断站起来斥责刘,矛头直指毛。据刘士奇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人们针对他和毛说:“我们党内危险,负责人好当官,会变成军阀。”还说他们俩“不许别人发言,任意加入机会主义的名词”,枪毙了太多人,“逼成了党内浓厚的赤色恐怖”。大会作出决议,要求中央开除刘士奇。但这些红色江西人不像毛、刘那么心狠手辣,他们没有杀刘,让刘去了上海。中央把刘派到另一块红色根据地鄂豫皖,在那里他成了张国焘的刀下鬼。



刘士奇既被解职,毛泽东失去了掌握红色江西的手。二打长沙后,他打马回头,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来报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归途中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AB是英文Anti- Bolshevik的缩写,江西曾有过这么一个反共组织,早已停止活动)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的大清洗就此开端。毛不光要杀光红色江西中反对过他的人,还要灭掉他的红军队伍中不忠实于他的人。

十一月下旬,毛先从红军开刀。他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人能逃。他宣布在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首领叫甘隶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说,企图摆脱毛的控制。逮捕和处决就此开端。

朱毛红军里,毛也有不少的帐要算。一年多以前,这支红军曾把他选下了台。毛知道人们厌恶他,自己在1930年十二月二十日给上海的“答辩”信中,承认人们说他是“阴谋家”,“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毛主要使用李韶九来搞大清洗。不少人认为李韶九 “素来卑鄙龌龊”。一个巡视员写道:“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在李韶九主持下,“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朱毛红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在给上海的信中说:一个月工夫,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所有的都受到严刑拷打,大多数被杀。一旦把红军中曾经反对他的人杀得差不多了,毛就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



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夏天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把这个会称作“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李韶九在十二月七号到了富田,当晚就开始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你,叫你长久地痛。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暴行激发了一场兵变 ――第一场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的兵变。领导人是刘敌,是毛的老乡。毛曾派他去江西红军中做官,想用他协助控制江西红军。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来,先对他说有人咬他是AB团,吓唬他,然后说只要他肯合作就没事,还能升官。

在兵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刘敌写出是什么促使他挥戈而起。他看见李韶九的屋里“酒肉火腿摆着桌上,大喝大吃 ”,而脚边是受刑的同志。他听见李韶九“非常起劲高兴”地讲他怎样刑讯,周围的人又怎样恭维他。“尤其是李韶九说不是AB团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更使我怀疑而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走狗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党的干部。”刘敌决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 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这样一来,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为他们又要审人了,要我到小屋子里去坐,门口有人守着,听到李韶九审政治部政务科长尚子龙同志,被地雷公打得听天喊地,我便在屋子里铺上睡着打主意。”第二天一早,刘敌继续装作讨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随我出另到一间房子,那时我又横竖是不要脸,同他大排谈一番,专门讲小话,这样一来他相信了我。” 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将你这团的AB团马上肃清”,还告诉他AB团就是那些毛“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刘敌回到自己的部队,同志们“都非常希奇,同时喜欢,那时党内一般干部都感觉得同志之生命毫无保障,非常恐怖”。他说了他的所见所闻,部队都愿意跟他一起行动。十二日,刘敌集合起部队,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没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它人都安然逃走。

当晚富田出现“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下午,江西党组织离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赣江以东。他们散发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藉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对干部的培养他素来是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在场的中央巡视员不准公开抨击毛,说毛“与国际革命都有影响”。江西共产党人服从了命令,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中央。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斯大林的指示,完全给毛泽东撑腰。斯大林要的就是像毛泽东这样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这种人不能成事。江西共产党人虽然忠于党,但可以被牺牲掉。周恩来要他们“毫无抵抗的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受到“无情的武装斗争”,也就是说被歼灭。

毛“审讯”、处决了参与富田事变的刘敌和其它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们被押着在红区巡回示众。行刑时,基层干部一律组织观看。

大清洗越演越烈。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根据当时的报告记载,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

斯大林当时的结论是,毛的做法在“根本上是正确的”。毛策划的这场狂杀共产党人的运动,显然启发了斯大林,使他学到不少东西。再过几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就将在苏联掀起血雨腥风。从毛的大清洗中,斯大林已经看到他未来消灭数百万共产党人的雏形。
 
毛泽东力挺江青 敲山震虎威慑周恩来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摘自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七章 4.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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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深陷文革情结而不能自拔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早就对整周跃跃欲试,只等一声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双方政见的不和-一周恩来批左的举动确实戳到了江青这伙文革暴发户的疼处,让他们感到很尴尬:而且也有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的江青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宝剑,根本不理睬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国庆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经验老到的周氏随即采取了主动退避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把道破天机,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一《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江青一干人搞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对此,尽管他心里很窝火,深感扭转文革困局步履艰难,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突,而是一忍再忍,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问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一向注意个人涵养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事后,周恩来特别为此向张道了歉,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尽管如此,倚仗背后有毛泽东撑腰的江青一干人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在批左的问题上向周恩来发难。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合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难。张春桥首先出来表示反对,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则出来帮腔,与张春桥一唱一和: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著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遗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见江青等人来势汹汹,周恩来知道在批左的问题上与党内文革派的冲突已经难以避免。不过,他仍然试图避免最后的摊牌,以免惊动毛泽东。在周看来,只要毛没有在批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事情就仍有可为之处:反之,事情就不好办了。为此,他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中联合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一干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应该说,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只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报周所趁,利用这种不明朗的形势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一-并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权威,在政治上刹住这股借批极左而否定文革的风。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文革运动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为它再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类的辩护,所以只是出了个"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的题目,而把为文革涂脂抹粉的文章交给下面的秀才们去伤脑筋了。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瘟搜,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不能不让他沭然惕厉。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经明确表了态,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毛泽东的打手周恩来和替罪羊康生
――认清毛泽东 第11集

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的第11集。这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在中共延安整风中造成上千人死亡的抢救运动。本次节目内容来自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毛泽东的打手和替罪羊康生。

在中共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刘少奇、康生等人的支持下,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周因认错态度好而得以留在核心层内。到 1944年后半年,毛认为"整风"的目的已经完满达到:他的对手一个个身败名裂,而他本人已经成为不容挑战的领袖。于是,他又开始为达到下一个目的而抛出替罪羊──康生。

康生在中共内的仕途,起家于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但康在党内的迅速攀升,是因为他背叛王明而甘做毛的主要打手。 1937年11月,初到延安的王明,受到毛的亲自迎接,并一时赢得延安知识界的拥戴,那时的康生还在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然而,当康生嗅到毛要与王明翻脸时,他就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入毛的怀抱。

康生为了讨好毛,从1938年就变成批王明的急先锋,康生在表面上仍然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王明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康生还把他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康生还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王明的"义愤",和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发起拥毛倒王的运动。康生还力排众议地支持毛与江青结婚,由此获得毛的完全信任,他的仕途也随之腾达。 1939年2月,毛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头目,自称中共的"捷尔仁茨基"。到了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几乎成为毛最信任的前台打手,一跃而成为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号人物,身上又有了更高的职位──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那时的康生,可谓威风八面、霸气十足。闲暇时,康生喜欢身穿俄式皮夹克、脚登长皮靴、手牵狼狗散步,身后还跟着多名保镖;整风中,他变成了毛手中的狼狗,毛让咬谁就咬谁!

毛泽东把罪责推给康生

整风使恐惧和压抑笼罩着延安,导致了中共党内外普遍的不满,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刘伯承、叶剑英、博古等受到整肃的党内大老,与毛的整风打手刘少奇、彭真等人、特别是康生之间,已经积下了很深的恩怨:"这两部分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他们互不信任,充满猜疑,在有些情况下则公开敌对。虽然在表面上,他们的观点一致。(弗拉基米洛夫(苏联)《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发行版第169页)

当毛通过整风取得党内独尊地位后,他必须出面收拾残局,消解普遍的不满和怨愤,扫除恐怖和压抑的气氛,为抗日胜利后与蒋介石的内战作最后的准备。在毛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的中共高官还将为他所用。所以,毛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缓和矛盾、化解恩怨,他必须找出收拾整风残局的办法,于是把整风的全部罪过推到的康生的头上。

当时身在延安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对康生也极为反感,弗氏在日记中甚至用"刑官"的称谓代替"康生"之名。他说:"刑官的活动根本不是背着中共中央主席干的,他们对所有的问题观点一致,......""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均见《延安日记》)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态度具有决定性作用。鉴于整风可能造成中共内部的分裂,斯大林决定出面干涉,毛泽东收到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时间是1943年 12月22日。密电要求:1,坚持国共统一战线;2,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3,担忧中共的某些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4,特别提到对康生的疑虑。

毛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立刻开始三个层次的运作,1,向苏联表示忠诚,强调整风并非整肃"亲苏派";表白整风的光明正大,让任弼时、周恩来等人向苏联澄清关于毛整人的"传言"。2,通过利诱和恐吓王明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王明不得不违心认错,以此来堵住莫斯科的批评。3,让康生作整风扩大化的替罪羊。

如此权谋的成功实施,需要几大步骤:1,毛本人出面批康生;2,动员毛的追随者、也是康生的同党起而批康;3,最重要的第三步,找到一个在整风中受整肃的党内元老出面,让他不计前嫌地通过批判康生来为毛泽东开脱。4,尽管已经有了替罪羊,毛还是要做出承担责任的高姿态,但是康生承担的是实实在在的责任,而毛承担的是抽象的虚幻的责任。

一旦毛决定抛出康作替罪羊,毛本人便开始公开指责康生,毛反反复复强调:在整风运动中,康生走的太远了,使正确的整风出现了偏差。以前支持康生的人和参与整人的其他人,也学着毛的样子,纷纷起来把罪责推到康生,在整风总结会上对康生群起而攻之。

彭真也是整风运动中的主要打手之一,直接听命于康生。但当毛开始批康之后,"彭真和下级工作人员公开抛弃他们的上司。"

让周恩来充当批康生的先锋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为中共元老,遵义会议前,周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而且,在延安整风前的党史上,周、毛两人先后在军事、肃反、土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有过不小的分歧,直到经过了延安整风,两人地位才彻底变为毛为君而周为臣。

在整风中,周成为毛的重要整肃对象之一,周不得不作检讨。自此以后,周便完全匍匐在毛的脚下,充当毛的得力奴仆。在张国焘、王明等中共前要人的回忆中,在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中,在高文谦对晚年周恩来的研究和高华对延安整风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对周本人的评价有所分歧,但在如下这点上则是惊人地一致:在霸主毛泽东面前,周可谓最肯于放下身段、抛开自尊的典型,也是最善于作自我检讨的典型。

据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记载:1942年后,在经过整风洗礼的延安,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和声望已经达到"如日中天","拥毛派"刘少奇等人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层楼。也就是说,延安整风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清算政治对手──王明、博古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彭德怀代表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是由刘少奇领衔发动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造神运动。高华先生认为:在中共历史上,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过颂扬领袖的传统,对领袖进行大规模颂扬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毛的同僚们率先对自己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赞美,并迅速把毛捧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见《红太阳》P608)

当时,捧毛颂毛的行列几乎囊括当时的中共高层,周恩来当然不会例外。而且,周捧毛的意义远比其他人重要。高华分析说:"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他老干部将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红太阳》P614)

在毛被捧为党内独尊后,由刘少奇鼓吹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全党的"圣经"。毛在日常事务中与党内其他同僚拉开了距离。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泽东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红太阳》P614)

毛泽东不愧为玩弄阴谋政治的老手,他为平息众怒和收拾残局,选择已经完全臣服的周恩来收拾整风残局,让周充当整肃康生的前台打手,再次显示出毛泽东权术的老辣阴毒:首先,周在党内的老资格和在整风中被整肃的遭遇,对于整风中那些倍受冤屈的老干部极具劝诱力,可以利用周的威望收买众多被整肃者的人心。其次,毛很了解周的人格弱点,已经完全屈从了的周恩来,自然最愿意找机会在毛面前表演忠诚,毛就恰逢其时地给周提供向毛献媚的机会。所以,在纠正整风偏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其他与会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周恩来突然站起来发言,高调对康生发难并公开指责整个整风运动。

弗氏的日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你们是无辜的!..."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显然周恩来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生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竭力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延安日记》P279-281)

就这样,完全在毛的掌控下,通过对整风的纠偏和批判康生,毛的目的果然完满达到了。"当大多数人把愤怒集中在康生头上时,毛泽东作出高姿态,在全党的大会上主动向台下的臣子们脱帽致歉,赢得愚忠者们的感恩和掌声。康生也因毛的态度而故意低调了一段时间。虽然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但他却几乎推掉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即便不得不参加中央会议,他也很少讲话。

抛出康生来收拾整风残局,安排周恩来作为批判康生的打手,而一手发动并全盘操控整风运动的毛泽东本人,以四处道歉来收买人心。然而,这些被毛的脱帽鞠躬所感动的老革命们,在体验过跟随毛登上天安门的喜悦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更残酷的"延安整风"的不断重演,从捧毛最卖力的刘少奇、林彪到对毛忠心耿耿的陈伯达、罗瑞卿,一个个全都死无葬身之地。而这时,毛泽东也在奴才们的万岁声中进入了"无法无天"的化境,无论斗死整死多少人,也无论那些被整肃的人多么"劳苦功高",毛再不会、也不用脱帽鞠躬道歉了。
 
震撼:中共支援越共柬共真相(更新版)(图)
锺馗( 法国 )  看中国来稿 2009年03月10日 字体大小:  

越共攻陷南越,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犯下灭~人类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在中共全力支援下实现的。印度支那半岛人民在共产主义暴政下所受的苦难,都有中共的黑手在慕后操纵。

近来因为曾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红色高棉头头被送上国际特别法庭接受审判,中共在背后支持红色高棉的暴行再次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一些人为了洗脱中共的罪行,故意歪曲这段历史,以混淆视听。本人是印支华裔商人,希望能借看中国网揭开越战丶红色高棉残害柬埔寨人民的历史真面目,以免不明真相者被误导。

美国对抗共产集团扩张的代价

当年美国为了对抗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扩张,在越战牺牲了五万八千士兵,还付出天文数字的金钱代价。越南可没有石油,美国的目标只是为了捍卫人类的自由和民主。当年美国和南越政府军要对阵的何止是北越胡志明这个小共产政权,而是要面对当时庞大的国际共产集团。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国家,给北越的军援和经援源源不绝,而共产中国对支援胡志明兄弟党更是毫不吝啬,武器丶粮食丶医药等军需品应有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换上北越的军装,在越南战场与南越军丶美军厮杀。更加玄妙的是,与北越接壤的广西省,野战医院日夜不停地救护中国和北越的伤兵。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老百姓挨饥受冻,死亡人数何止以千万计,不仅如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北京政权,为了共产国际的[伟大事业]宁可死掉几亿中国人也要争取胜利,更何况毛泽东还有更大的野心,要与苏联的共产头子争做国际共产的老大哥。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

中共安排西哈努克与柬共合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治国无方,穷奢极侈,最檀长玩弄国际牌,充分利用东西方的冷战和越战,信誓旦旦声明柬埔寨是一个中立之岛,绝不偏帮越战的任何一方。不过要站稳这个立场是有条件的:伸手要美援,用完了就要苏援,接下来要中援。反正各方都担心他会变卦,故此宁可花钱买平安。西哈努克就是这样混了好多个年头。

使他垮台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妻舅竟然以每月三十万美金出租柬埔寨东北部与越南接壤的那达拉基里省予越盟,让越盟游击队跟南越政府军厮杀时,如遇不敌,可撤退进入柬境,休养生息,受伤了又有现成的野战医院抢救。南越政府军可不能进入柬境。越盟游击队拥有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当然占取了绝佳的战争优势。中共为了保证供应这个大后方的战争物资,就在金边市物色可靠的华商代理这些业务。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位闽裔原来经营五金生意的华商,由他在香港和新加坡购买粮食丶罐头食品丶医药等物资,然后整货轮整货轮地运达磅逊港------现名西哈努克港,再由陆路源源不绝地送到那达拉基里省,供应越盟游击队之所需。这个位于柬境的安全地带,是越战时期越共的一大优势,进可攻而退可守。北越共军沿着著名的胡志明小径南下,潜入越柬边境的那达拉基里省,随时可以出乎意外地袭击南越政府军和美军。

一九七O年三月十八日,当日龙奈将军------原任柬埔寨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趁西哈努克出访苏联时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西哈努克在莫斯科立刻向克里姆林宫的主子恳求帮他复辟,但是,克宫主子认为鞭长莫及无能为力,因此婉拒了他。翌日,西哈努克飞抵北京,马上向中南海主子提出同样的要求,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答应了,并且安排他与原来被他追杀躲藏在荒山丛林里的柬埔寨共产党合作。

毛泽东夺权战术在柬重演

须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波尔布特丶乔森潘丶农谢和英萨利等人物,有的是留法返柬的有学问的人才,他们意图组建柬共,这对于西哈努克的独裁愚民式的统治是致命的威胁,他哪里可以容忍这批人物作反。而今情势完全不同了,水火不容的双方在毛丶周的精心安排下,很快的在北京组成了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推选西哈努克担任[民阵]主席。接着由主席口述录音带,声嘶力竭地号召柬埔寨人民响应他的呼喊,加入和大力支持红色高棉的民族解放斗争,一块起来对抗美国的傀儡龙奈政权。

中共军舰在南中国海使用最强力的无线电波向全柬日夜播放。本来柬国这个地阔人少丶物产丰富丶四季炎热的鱼米之乡,柬人就算懒惰亦绝少发生饿死人的事。世人皆知,极端贫穷的环境才是产生共产党的温床。在上世记五十丶六十年代,柬埔寨的广大农村人民对红色高棉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可是一九七 O年三月十八日之后,在西哈努克亲口录音广播日以继夜的灌输下,没有常识的柬国农民听到他们心目中尊敬的国王原来是红色高棉的主席,当然就无条件地支持红色高棉了,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十几岁大的农村子弟,都纷纷加入红色高棉,穿上乌衫扛起步枪,这就是出名的杀人不眨眼的乌衫兵了。

柬国的战争局势变成农村包围城市,龙奈的政府军只能镇守各大城市和首都金边。毛泽东在中国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那套战术在柬埔寨重演。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六日,乌衫兵攻占了首都金边市,在进行惨无人道的屠城暴行时,境内所有外国侨民均由自己国家紧急接运回国,唯有七十多万华侨,中共完全不管,并交给红色高棉全权处置,不幸的华侨被驱逐出家园,到处流亡,有人看见中共派来帮助柬国战后重建的专家,仿似见到自己亲人,赶忙趋前求助,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华侨不是好东西。] 华侨何罪?为何要遭受遗弃?任由赤柬蹂躏摧残。当年中共是赤柬的幕后主子,乐见红色高棉关闭边境,执行人类史上罕见的暴政,整个柬埔寨变成杀戮战场,在短短的四年里,被杀死丶饿死和病死的人民有二百万之多。其中华侨估计有三十万之众。笔者的亲人亦枉死了一百多人。这段悲惨的柬埔寨历史,已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今天国际法庭有幸可以审判幕前的刽子手------红色高棉,那么,幕后的主子------中共又该对全人类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中共用民膏豢养西哈努克

一九七九年初,越南共军攻占了柬埔寨金边,把红色高棉的残部赶到西北部的柬泰边境地带,亦解救了未被红色高棉整死的柬国人民。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邓小平主政的中共马上发动了一场惩越战争,表明要教训越共这个小子,共产哥儿俩打个你死我活。在乌衫兵占领金边市之后,西哈努克声称是红色高棉暴政的受害者,在他自已亦算不清多少的儿女中被杀死了十多个,有一段时期还被软禁在金边的皇宫。中共知道他还有利用价值,就把他接到北京豢养起来。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以最高贵的嘉宾身份安排在国家的庆典场合比如国庆节丶国际劳动节等亮相。平日提供的富丽行宫,丰饯美酒,包括其家眷佣人,全部奉养;还有健康检查丶医药治疗,更有世界各地旅游花费,时不时往返金边和北朝鲜。这些费用,在北京的财政支出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但是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儿童连裤子都没得穿,更别说建学校,提供书笔文具让他们有最起码的教育!
 
罪过,当年老毛分人家的地和财产。现在被人家打回来了。惨!
 
弱弱的请求一下楼主,能不能改改毛奴的称呼?毛奴只两个字,但包含的信息太丰富了,小到个人修养,大到江山社稷,或者从毛奴这个称呼里面,可以找到蒋败退大陆的真正原因。奴,封建主对奴隶的蔑称,听起来很刺耳。佛说众生皆佛,众生平等,你的平等心体现在哪里呢?不平等是毛共存在的法理基础,也是党国败退大陆的根本原因。有时观念上的的平等比实质的平等重要千万倍,以楼主的丰富学识,连这点常识性的东西都认识不到么?
 
触网前,我是坚定的反毛派,观念里面的毛就一奸雄而已。上BBS后,转变立场,变成有条件的毛派,诱因之一就是类似毛奴这种君主对臣奴的称呼后面丰富的内涵,让我反思毛共的合法性。中国会出现毛泽东这种政治强人,和中国几千年来视民众如奴臣的封建精英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凡事皆有因果,毛奴的称呼脱口而出是因,成就毛泽东是果。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历史因果律,我挺毛是从反封建精英主义思想开始的。
 
我也非反毛派或拥毛派,很支持“飘落的黄叶”的看法,很明显,楼主所转贴的这些存在很强的主观偏见。
 
QUOTE(飘落的黄叶 @ 2009年12月08日 Tuesday, 07:24 PM)
弱弱的请求一下楼主,能不能改改毛奴的称呼?毛奴只两个字,但包含的信息太丰富了,小到个人修养,大到江山社稷,或者从毛奴这个称呼里面,可以找到蒋败退大陆的真正原因。奴,封建主对奴隶的蔑称,听起来很刺耳。佛说众生皆佛,众生平等,你的平等心体现在哪里呢?不平等是毛共存在的法理基础,也是党国败退大陆的根本原因。有时观念上的的平等比实质的平等重要千万倍,以楼主的丰富学识,连这点常识性的东西都认识不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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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声音,要为斯大林平反,前段时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态了,他认为,一个残杀同胞的人,只能是国家的罪人。
毛泽东当政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七千万之巨,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磬竹难书,不可饶恕,毛就是中国人民的大罪人。但现在,仍有不少把毛抬出来,我认为,它实质上是对犯罪的推崇,对罪恶的崇拜。所以把毛的崇拜者称为毛奴也许是愤激之言,可也并非不可原谅,毛的许多崇拜者,真的跟奴才没两样。
 
在中国说话是危险的,我只是引帖,不想发表意见。
如果不是看见毛奴这么张狂,这帖我还是不想发的,帖既已发完,我又隐退了,再见了,诸位!
 
毛是一个聪明人,能打下江山的人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聪明人。但他私心太重,这种人当王。。。。。。。。。。

后果。。。。。。。。。。。大家都见到了。还是找个没那么聪明但有点仁心的算了吧。孔子很多年就这么说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孔老二很不错,这么多千年都有人说他是圣人,毛行吗?

当然,现在是说民主的年代,虽然孔老二代表了他那个年代最崇高的境界,这境界就连近代的Y毛都办不到。但还是要有点民主好,别搞得副主席死了连名字都没有的悲剧再发生。
 
他本来后期没搞死那么多人,我都信下教科书上对他的表扬的,但明摆文革时期这么多人因他而死。

我现在看到这名字就会打冷战,一个挥着镰刀的家伙,一个连女儿都不能轻易接近的人,我想到的一个最接近的字眼是:死神!

一个已经接近死神的人,我这等凡人还敢评论他吗?还敢表扬他吗?冷震中!!!!!!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打败了老蒋,外蒙他拿回来了?在他治下,是不是三年饥荒时有人吃人?列宁答应归还的土地他拿回来了?他不关我鸟事,我实在不屑于批评一个还睡在天安门的僵尸,但我不能欺骗自己,我实在想不出这个乱世枭雄做了多少对后代有益的事。

你们告诉我吧。
 
QUOTE(叁0如狼 @ 2009年12月08日 Tuesday, 09:14 PM)
毛是一个聪明人,能打下江山的人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聪明人。但他私心太重,这种人当王。。。。。。。。。。

后果。。。。。。。。。。。大家都见到了。还是找个没那么聪明但有点仁心的算了吧。孔子很多年就这么说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孔老二很不错,这么多千年都有人说他是圣人,毛行吗?

当然,现在是说民主的年代,虽然孔老二代表了他那个年代最崇高的境界,这境界就连近代的Y毛都办不到。但还是要有点民主好,别搞得副主席死了连名字都没有的悲剧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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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建设至关重要,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越强的人上台就越容易出大问题
 
QUOTE(为党说话 @ 2009年12月08日 Tuesday, 08:47 PM)
近来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声音,要为斯大林平反,前段时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态了,他认为,一个残杀同胞的人,只能是国家的罪人。
毛泽东当政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七千万之巨,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磬竹难书,不可饶恕,毛就是中国人民的大罪人。但现在,仍有不少把毛抬出来,我认为,它实质上是对犯罪的推崇,对罪恶的崇拜。所以把毛的崇拜者称为毛奴也许是愤激之言,可也并非不可原谅,毛的许多崇拜者,真的跟奴才没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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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起毛于水晶棺,毛也会说:我的行为也许有愤激之嫌,可也并非不可原谅,XXXX,真的罪无恕!封建思想,深藏于每个中国人心中,信然。
 
最可惜的是,不是省籍情结,孙中山没有完成革命,而被这个一脑封建帝王思想跟袁世凯没两样可能比袁世凯还残暴的人夺了江山。总觉得自己能写两首诗好象很高水平的样子。

所以中国命途多舛,他儿子死在朝鲜,其实不是说风凉话,他儿子可能没他想的那么多,白白为了老子的传宗掉了死,也算有点冤枉,但他儿子如果不死,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中国的金正日就会出现了,可能现在还在照耀中国。万里河山一片红。

老毛后来为什么如何都要整死彭老总,(我很喜欢这人。唉。。。),政治风云,实是诡谲。其实想通了,也就不难了。待何日,伍子胥来鞭尸,俺就笑哈哈,家祭勿忘告乃翁,我们应该是等不到这天了。还有6四等,就不多说了。其实肮脏得很耶!!
 
盖棺定论.老毛是什么人,历史会评说.楼主所言,便知你过去是老毛专政的对象了,两军对阵,勇者胜.谁叫你跟错了人.败者为寇,你应该为蒋家皇朝去守坟呀,或许能积点阴德.老毛也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完美之人,在制度法治薄弱时期走了弯路不足为奇,毛.蒋都是一代伟人,功过如何,说话应一分为二.
 
QUOTE(8AAA8 @ 2009年12月08日 Tuesday, 10:26 PM)
盖棺定论.老毛是什么人,历史会评说.楼主所言,便知你过去是老毛专政的对象了,两军对阵,勇者胜.谁叫你跟错了人.败者为寇,你应该为蒋家皇朝去守坟呀,或许能积点阴德.老毛也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完美之人,在制度法治薄弱时期走了弯路不足为奇,毛.蒋都是一代伟人,功过如何,说话应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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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棱两可,说了等于没说。
 
我比楼主更讨厌那条毛。个人意见,我管他妈的谁是皇帝,不能让人民富足让人民多点自主,都他妈的是垃圾,什么老毛小毛,去死!!

我喜欢那个拉链门要上国会检讨的克林顿,其实克林顿并不定比老毛更好,因为有了华盛顿才会有克林顿。但中国有了孙中山,出来的一代不如一代,都是些吃屎拉饭的垃圾。

包括那条僵尸。
 
另外最讨厌那些一说老毛不好就说你是什么民主斗士的不知道什么鸡巴的言论和鸟人。我理他什么民主斗士,也没那么高深,看不懂什么民主斗士,老毛好不好在每人心中,不必要将那些文绉绉的名词乱套,我认识的中国文字可能比很多人都多,不过我就是搞不懂什么民主斗士,偷换概念的垃圾而已。

扮有料。好象说几句别人是民主斗士自己身份和水平也提高了。在电白这个小论坛,鬼才理你什么斗士。肚子都填不饱,老毛好不好其实关个鸟事,只是不爽就叨下,就象你在路边给人家摩托车碰到你会叨一样,然后,有那么复杂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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