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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老李已经供出了10多名科级、副科级干部, (2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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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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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广东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荫国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刑拘，记者从广东省纪委了解到，2009年5月，广东省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对原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调查，基本查明其家庭有银行存款约6500万元，多处房产，债券、基金、股票价值1300多万元，已追回赃款现金7500万元，债券、基金、股票、房产均全部冻结（《t望》2月20日）。人们看到，在短短的几年内，茂名市一批手握重权的官员应声落马，震动了整个社会。这是为什么？又告诉人们什么？
人民网在2010年“两会”前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反腐倡廉名列贫富差距、调控房价、依法拆迁、医疗改革、养老保险和教育公平等网上关注热点之首（见中新网2010年2月20日）。这也是2008年以来，反腐连续三年成为“两会”前网民最关注的热词。
在2011年新华网推出2011年“两会”调查25个问题第14个问题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中，至2月20日，竟有11631个跟帖者。可见，反腐仍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之一。
客观而言，近三年，中国反腐的步伐不可谓不大。仅从2009年以来，就一举撂倒了广东省政协主席陈兆基、中山市长李启红、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等多位正部级和正厅级官员。至于出台相关反腐倡廉举措规定，从正面入手加强对各方面的监督，并取得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为何网上对反腐仍不满意？
不能说，网上对反腐倡廉不满意是苛刻要求。细看网上关于不满意的几种表现，也不无道理。人民网调查显示，69％网民认为县处级干部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56％的网民认为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系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更加突出；50%的网民认为反腐应该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力量。上述“不满意”问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治理。当然，抓查处打击，尤其是对一把手腐败的查处震动会更大。但是，按时下的某些地方，在官官相护的氛围中，要查处贪官尤其是查出手握重权的贪官不容易。那么，人们对包括干部异地交流的倡廉举措打上问号，也不难以理解。事实上，在已曝光的贪官中，不乏新任就作弊的个案。可见，落实“异地为官”制度不能偏离强化监督这个根本问题，这才是问题本质，也是茂名官场治腐的有效之招。
公示官员财产，公众可以了解官员包括县处级官员，也包括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家底，为公众监督官员提供了依据。假若有官员瞒报，一经查处，那么，可以据此摘除官员的官帽；假若发现官员自身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清，那么又可以立案检查，查个水落石出。比如，茂名那位有数十处房产的常务副市长杨某，这么巨额的财产，公众不可能不知情，一旦按规定公示，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也可以方便公众向纪监部门举报。
官员财产公示全面实行，还会形成官员相互监督，使官员不敢造次。在这个基础上，“异地为官”就能一展雄风。令人遗憾的是，像公示官员财产这样世界许多国家都早已通行的反贪举措，在中国却显得步履维艰。而今，只有重庆公检法系统负责官员和新疆等少数地方官员在小心翼翼地试行。在某些试行单位，无论公示时间还是内容也变样变调，令公众产生“走过场”的疑虑，也令异地为官异地交流这样的好制度难以见效。
出台官员异地交流举措目的是反腐。一个官员产生腐败，在同一个岗位任职期间过长，陋习关系网也是重要原因。陋习关系网能形成，缺乏有力监督则是症结。监督不到位，即使官员频频交流，也难以根治受贿陋习。因此，反腐要抓根本。令人们欣慰的是，去年全国“两会”，一些省委书记表态财产公示。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更承诺愿带头公示自己的财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在这期间对《政府工作报告》与媒体热议的财产申报制做了回应，表态支持通过官员财产申报来打击腐败的做法。公示财产制度全面实施，“异地为官”将会大放光彩。地级市茂名领导层接二连三出现贪官，令人们对官员财产公示有紧迫感。
人民网在2010年“两会”前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反腐倡廉名列贫富差距、调控房价、依法拆迁、医疗改革、养老保险和教育公平等网上关注热点之首（见中新网2010年2月20日）。这也是2008年以来，反腐连续三年成为“两会”前网民最关注的热词。
在2011年新华网推出2011年“两会”调查25个问题第14个问题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中，至2月20日，竟有11631个跟帖者。可见，反腐仍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之一。
客观而言，近三年，中国反腐的步伐不可谓不大。仅从2009年以来，就一举撂倒了广东省政协主席陈兆基、中山市长李启红、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等多位正部级和正厅级官员。至于出台相关反腐倡廉举措规定，从正面入手加强对各方面的监督，并取得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为何网上对反腐仍不满意？
不能说，网上对反腐倡廉不满意是苛刻要求。细看网上关于不满意的几种表现，也不无道理。人民网调查显示，69％网民认为县处级干部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56％的网民认为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系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更加突出；50%的网民认为反腐应该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力量。上述“不满意”问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治理。当然，抓查处打击，尤其是对一把手腐败的查处震动会更大。但是，按时下的某些地方，在官官相护的氛围中，要查处贪官尤其是查出手握重权的贪官不容易。那么，人们对包括干部异地交流的倡廉举措打上问号，也不难以理解。事实上，在已曝光的贪官中，不乏新任就作弊的个案。可见，落实“异地为官”制度不能偏离强化监督这个根本问题，这才是问题本质，也是茂名官场治腐的有效之招。
公示官员财产，公众可以了解官员包括县处级官员，也包括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家底，为公众监督官员提供了依据。假若有官员瞒报，一经查处，那么，可以据此摘除官员的官帽；假若发现官员自身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清，那么又可以立案检查，查个水落石出。比如，茂名那位有数十处房产的常务副市长杨某，这么巨额的财产，公众不可能不知情，一旦按规定公示，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也可以方便公众向纪监部门举报。
官员财产公示全面实行，还会形成官员相互监督，使官员不敢造次。在这个基础上，“异地为官”就能一展雄风。令人遗憾的是，像公示官员财产这样世界许多国家都早已通行的反贪举措，在中国却显得步履维艰。而今，只有重庆公检法系统负责官员和新疆等少数地方官员在小心翼翼地试行。在某些试行单位，无论公示时间还是内容也变样变调，令公众产生“走过场”的疑虑，也令异地为官异地交流这样的好制度难以见效。
出台官员异地交流举措目的是反腐。一个官员产生腐败，在同一个岗位任职期间过长，陋习关系网也是重要原因。陋习关系网能形成，缺乏有力监督则是症结。监督不到位，即使官员频频交流，也难以根治受贿陋习。因此，反腐要抓根本。令人们欣慰的是，去年全国“两会”，一些省委书记表态财产公示。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更承诺愿带头公示自己的财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在这期间对《政府工作报告》与媒体热议的财产申报制做了回应，表态支持通过官员财产申报来打击腐败的做法。公示财产制度全面实施，“异地为官”将会大放光彩。地级市茂名领导层接二连三出现贪官，令人们对官员财产公示有紧迫感。
南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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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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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京华时报》报道：“领导签字很有讲究。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官员也有弱势群体，希望百姓不要仇官。官场中是有贪污腐败的，有平庸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比如“刁民”，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随随便便就被指责为“刁民”，只是在某些官僚主义者眼里某些有苦有冤得不到伸张的百姓才被污称为“刁民”。而“刁官”也一样，不可能每一个官员都被指为“刁官”，而只有那些确确实实不为人民服务的腐败官僚才可能被指为“刁官”。
因此说，百姓“仇官”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希望百姓不要仇官”的呼吁等于是建立在一个伪命题基础上的另一个伪命题，是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那么，所谓的“仇官”，谁才是“仇官”的基本构成呢？嫉贤妒能式“仇官”，即庸官仇能官好官，这种“仇官”，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官场充满了“融入”的抱团的裙带式的关系网。这种“仇官”的结果很可能导致集体腐败，大片大片的成为腐败重灾区，而真正有揭开盖子的那一天，则一样一揭一大串，如同蟹子般纠结于一根绳上，而一绳打尽。广东茂名罗荫国案，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案，事实证明这些官员一概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窝案、串案。
另一种“仇官”是正直官员原则官员反腐败式的“仇官”。这样的“仇官”是官员体系内部净化的原动力，离开了这种系统的“仇官”，离开了体制内的“仇官”，官僚吏治的机体就会发生病变。因此说，正直官员“仇官”原则官员“仇官”，与各级反腐败部门共同的“仇官”体系不仅应当肯定并且还要大力发扬，使反腐败达到正本清源、活水常流的终极目标。
而姜副市长的反“融入”式的“仇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仇官”，有时候这种“仇官”往往表现为个人自视清高与其他官员格格不入式的“仇官”，并不能全怪其他官僚同事一概不能“融入”自己，而是自己不能“融入”整个官僚集体。甚至，也不能以“世人昏昏唯我独醒”式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自视清高多么高尚，而往往是自己将自己画地为牢隔离在其他官场之外。只有“融入”而不同流合污且能够站稳立场坚决反腐败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仇官”者。
因此说，“仇官”不应当是老百姓的事儿，而应当是官场内部官员自身的分内之事，是反腐败必然出现也应当出现的普遍现象。而指老百姓“仇官”，显然是找错了对象，起码是找错了主要对象。即便老百姓中间有“仇官”现象，也只是“仇官”的非主流。他们“仇官”的对象，恰恰是那些真正的贪官污吏，而不是清官、正官、廉官。 李振忠
比如“刁民”，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随随便便就被指责为“刁民”，只是在某些官僚主义者眼里某些有苦有冤得不到伸张的百姓才被污称为“刁民”。而“刁官”也一样，不可能每一个官员都被指为“刁官”，而只有那些确确实实不为人民服务的腐败官僚才可能被指为“刁官”。
因此说，百姓“仇官”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希望百姓不要仇官”的呼吁等于是建立在一个伪命题基础上的另一个伪命题，是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那么，所谓的“仇官”，谁才是“仇官”的基本构成呢？嫉贤妒能式“仇官”，即庸官仇能官好官，这种“仇官”，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官场充满了“融入”的抱团的裙带式的关系网。这种“仇官”的结果很可能导致集体腐败，大片大片的成为腐败重灾区，而真正有揭开盖子的那一天，则一样一揭一大串，如同蟹子般纠结于一根绳上，而一绳打尽。广东茂名罗荫国案，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案，事实证明这些官员一概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窝案、串案。
另一种“仇官”是正直官员原则官员反腐败式的“仇官”。这样的“仇官”是官员体系内部净化的原动力，离开了这种系统的“仇官”，离开了体制内的“仇官”，官僚吏治的机体就会发生病变。因此说，正直官员“仇官”原则官员“仇官”，与各级反腐败部门共同的“仇官”体系不仅应当肯定并且还要大力发扬，使反腐败达到正本清源、活水常流的终极目标。
而姜副市长的反“融入”式的“仇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仇官”，有时候这种“仇官”往往表现为个人自视清高与其他官员格格不入式的“仇官”，并不能全怪其他官僚同事一概不能“融入”自己，而是自己不能“融入”整个官僚集体。甚至，也不能以“世人昏昏唯我独醒”式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自视清高多么高尚，而往往是自己将自己画地为牢隔离在其他官场之外。只有“融入”而不同流合污且能够站稳立场坚决反腐败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仇官”者。
因此说，“仇官”不应当是老百姓的事儿，而应当是官场内部官员自身的分内之事，是反腐败必然出现也应当出现的普遍现象。而指老百姓“仇官”，显然是找错了对象，起码是找错了主要对象。即便老百姓中间有“仇官”现象，也只是“仇官”的非主流。他们“仇官”的对象，恰恰是那些真正的贪官污吏，而不是清官、正官、廉官。 李振忠
y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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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yhzs @ 2011年03月24日 Thursday, 08:51 AM)
在茂名信宜办事，没红包是办不了事的啊。我的亲身经历：我和澳门老板回信宜投资。老板不敢认自己是老板，说是我请的工程师。他不敢开奔驰，只开“烂车”――为什么？怕官员和公务员知道他是澳大利亚老板，被逼要红包。贪官真是猛如虎啊。
理解！
现在复杂的社会的环境，有的人为了钱铤而走险。
有时露富往往给自己带来灾难，还是谨慎为好！09年深圳发生多起富人小孩被绑架杀害，正说明这个问题！
富人装穷，没钱的反而摆阔，哈哈！
在茂名信宜办事，没红包是办不了事的啊。我的亲身经历：我和澳门老板回信宜投资。老板不敢认自己是老板，说是我请的工程师。他不敢开奔驰，只开“烂车”――为什么？怕官员和公务员知道他是澳大利亚老板，被逼要红包。贪官真是猛如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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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复杂的社会的环境，有的人为了钱铤而走险。
有时露富往往给自己带来灾难，还是谨慎为好！09年深圳发生多起富人小孩被绑架杀害，正说明这个问题！
富人装穷，没钱的反而摆阔，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