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理朱F基退休时曾表示不再从政，也不再“谈工作”。真是遗憾！他的从政风格在浊气一团的官场别具一格，以内行和廉洁著称。卸任以后，如果能摆脱职务的约束，以他的经验和学识来评论时政，辅导青年，应该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要淡出，我们只能遗憾。
终于，朱F基还是发言了。不仅发言，而且情绪激动。看来真是有话要说，还要一吐为快。想来定有高论滔滔。可是，看完他的发言，不禁大失所望。这就是内行？这就是一代国家栋梁人物要对我们说的话？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管理体制问题，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
经济管理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党政不分，是党库国库不分。现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大大小小的问题不计其数。可是，它们的制度根源都在这里。
政府财政工作中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现在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纲的错误方针。在这种让政府唯利是图的财政政策之下，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基本国策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党库和国库不分，就从根本上放弃了责任制的原则。任凭犯了多大的错误，一旦和党联在了一起，一旦和党的方针政策联在了一起，就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赚了钱在位者争功争赏，赔了钱都是“国家”的，也就是让社会承担。提倡什么预算管理，提倡什么责任制度，充其量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能够不被罪以“否认党的领导”就已经是万幸了。
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纲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党政不分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的恶果。一切政府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党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自然得很，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越多越好，还哪里会有“藏富于民”的空间？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常常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这样的社会经济怎么可能持续？现在的通货膨胀，房市泡沫，贪污腐败成风都是这种唯利是图的财政政策的直接后果。可是，政府高官中有谁提出过异议？还不都是昏昏然只知道从民间收取财富，却不知道后患无穷。
在中国，关于政府财政大政方针的理论和实践也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藏富于民。为了维持这样的财政方针，最重要的制度保证就是要把执政者皇帝家族的财产和政府的财产分开管理。这些政策都是国家法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在旧王朝时期，皇帝家族如果动用国库的财产来满足私欲，是会导致亡国的。末代王朝清朝政府是极为腐败的。可是慈禧太后要用国库的钱来为自己建造颐和园，还受到大臣的宁可罢官，也不执行的强烈抵制。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政府高官吗？即使在清朝末年，直到王朝颠覆，“永不加赋”的承诺也没有放弃。现在的政府官员还会想到要制约财政收入来造福于民吗？
看看我们今天，把历史的经验全都忘记了。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欲望毫无制约，对执政党的财政权力毫无制约。这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如果打个简单的比方，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就像交通管理中的警察。可是如果警察都利用管理者的特权开着警车载货拉客，唯利是图，横行霸道，封路劫道，还有什么交通秩序可言？这时候如果不去整治警察本身，只是法办几个捡垃圾的盗窃公物，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朱F基曾经是国家总理，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在任期间，说话多有不便。即使什么都想到了，也未见就能直言相告。可是现在已经退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思考有时间了，直言相告的条件也日益成熟了。他终于出来说话了。可是他对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的大政方针都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那么，他说了一些什么？鸡鸡狗狗。他心里哪里有中国的历史经验？哪里有世界竞争的全局？所说的都是那种没落大家族里常见的恩恩怨怨，讨论的都是“谁对不起谁”，功劳应该属于谁的烂事。偶尔几句豪言壮语，听上去却像西方政客的竞选演说，或者是中国无聊的官方宣传。中国历代大政治家的维护国家民族大义，维护法治，力主改革，从执政团体开始做起，从自己开始做起的勇气丝毫也没有啊！
朱F基的发言，是一种警告：这个国家领导的核心人物里明白事理的人越来越少。象朱F基这样曾经担当大任的人物，如此没有见识，如此没有胸怀，做个小吏也就罢了，怎么有资格以内行的声誉领导大国之政那么多年？
之所以要批评朱F基，是因为不管朱F基有多少缺点，在近年来的领导人中间他还应该被认为是最好的之一。他的倡导廉洁，勤奋好学，认真刻苦还是不可多得的。批评他，是因为他还值得批评，他还有被批评的资格。批评了他，可能还不至于被人嘲笑为对牛弹琴。
如果他的继任人，只有他的缺点，却没有了他的优点，甚至更糟，又会是什么样呢？当然希望不是这样。
陈申申
2011-5-29
陈申申，为前上海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旅居美国，新四军高级干部陈同生同志次子。其兄陈乐波，为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室负责人。
陈同生(1906―1968)，原名陈农非，张翰。四川营山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在成都、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遭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后参加新四军工作，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皖南事变后，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海启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敌工部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3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陈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第1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68年1月26日在上海逝世。著有回忆录《不倒的红旗》。
文革被迫害致死前写下：“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绝笔，陈同生是电影《东进序曲》中深入虎穴进行谈判的新西军干部黄主任的原型。
终于，朱F基还是发言了。不仅发言，而且情绪激动。看来真是有话要说，还要一吐为快。想来定有高论滔滔。可是，看完他的发言，不禁大失所望。这就是内行？这就是一代国家栋梁人物要对我们说的话？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管理体制问题，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
经济管理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党政不分，是党库国库不分。现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大大小小的问题不计其数。可是，它们的制度根源都在这里。
政府财政工作中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现在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纲的错误方针。在这种让政府唯利是图的财政政策之下，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基本国策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党库和国库不分，就从根本上放弃了责任制的原则。任凭犯了多大的错误，一旦和党联在了一起，一旦和党的方针政策联在了一起，就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赚了钱在位者争功争赏，赔了钱都是“国家”的，也就是让社会承担。提倡什么预算管理，提倡什么责任制度，充其量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能够不被罪以“否认党的领导”就已经是万幸了。
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纲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党政不分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的恶果。一切政府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党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自然得很，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越多越好，还哪里会有“藏富于民”的空间？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常常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这样的社会经济怎么可能持续？现在的通货膨胀，房市泡沫，贪污腐败成风都是这种唯利是图的财政政策的直接后果。可是，政府高官中有谁提出过异议？还不都是昏昏然只知道从民间收取财富，却不知道后患无穷。
在中国，关于政府财政大政方针的理论和实践也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藏富于民。为了维持这样的财政方针，最重要的制度保证就是要把执政者皇帝家族的财产和政府的财产分开管理。这些政策都是国家法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在旧王朝时期，皇帝家族如果动用国库的财产来满足私欲，是会导致亡国的。末代王朝清朝政府是极为腐败的。可是慈禧太后要用国库的钱来为自己建造颐和园，还受到大臣的宁可罢官，也不执行的强烈抵制。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政府高官吗？即使在清朝末年，直到王朝颠覆，“永不加赋”的承诺也没有放弃。现在的政府官员还会想到要制约财政收入来造福于民吗？
看看我们今天，把历史的经验全都忘记了。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欲望毫无制约，对执政党的财政权力毫无制约。这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如果打个简单的比方，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就像交通管理中的警察。可是如果警察都利用管理者的特权开着警车载货拉客，唯利是图，横行霸道，封路劫道，还有什么交通秩序可言？这时候如果不去整治警察本身，只是法办几个捡垃圾的盗窃公物，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朱F基曾经是国家总理，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在任期间，说话多有不便。即使什么都想到了，也未见就能直言相告。可是现在已经退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思考有时间了，直言相告的条件也日益成熟了。他终于出来说话了。可是他对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的大政方针都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那么，他说了一些什么？鸡鸡狗狗。他心里哪里有中国的历史经验？哪里有世界竞争的全局？所说的都是那种没落大家族里常见的恩恩怨怨，讨论的都是“谁对不起谁”，功劳应该属于谁的烂事。偶尔几句豪言壮语，听上去却像西方政客的竞选演说，或者是中国无聊的官方宣传。中国历代大政治家的维护国家民族大义，维护法治，力主改革，从执政团体开始做起，从自己开始做起的勇气丝毫也没有啊！
朱F基的发言，是一种警告：这个国家领导的核心人物里明白事理的人越来越少。象朱F基这样曾经担当大任的人物，如此没有见识，如此没有胸怀，做个小吏也就罢了，怎么有资格以内行的声誉领导大国之政那么多年？
之所以要批评朱F基，是因为不管朱F基有多少缺点，在近年来的领导人中间他还应该被认为是最好的之一。他的倡导廉洁，勤奋好学，认真刻苦还是不可多得的。批评他，是因为他还值得批评，他还有被批评的资格。批评了他，可能还不至于被人嘲笑为对牛弹琴。
如果他的继任人，只有他的缺点，却没有了他的优点，甚至更糟，又会是什么样呢？当然希望不是这样。
陈申申
2011-5-29
陈申申，为前上海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旅居美国，新四军高级干部陈同生同志次子。其兄陈乐波，为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室负责人。
陈同生(1906―1968)，原名陈农非，张翰。四川营山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在成都、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遭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后参加新四军工作，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皖南事变后，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海启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敌工部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3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陈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第1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68年1月26日在上海逝世。著有回忆录《不倒的红旗》。
文革被迫害致死前写下：“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绝笔，陈同生是电影《东进序曲》中深入虎穴进行谈判的新西军干部黄主任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