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价格高成本超过了劳动力低价格
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泰国都高
张庭宾
在金融危机之后，地球上令人困惑的事越来越多。不仅普通百姓，连经济学也如此。
今年2月份，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说春节去泰国，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商品价格，比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的一般消费品商品价格，平均高出30%到40%，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商品价格上。她比较了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按欧元人民币11:1计，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法国价格一倍。她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比8的兑换率，比赛特风衣价格连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若按1比6.8的兑换率，价差更大。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进口同类商品价格相比较，差价更离谱。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
“这实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此，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有希望。”
左女士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她知道答案，但不便说，二是她需要时间找答案。因此，在刚看到此文时，我挺有兴趣试着回答的，但还想等一等，但现在不能等了，如果再等，这个非常好的话题很可能就被淹没了，让我们丧失了一次抓住中国真问题的契机。
这个调查和社会大众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国内出现了很多“代购”一族，专门穿梭国境到海外买便宜货。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也可以印证――继日本东京等四市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111和98位，戏剧性飙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中国城市占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
如果考虑到2009年6月来中国大都市楼价急剧飙升的变数，在2010年度的排行榜上，中国将领先世界，独霸亚洲。至少谁也无法否定，中国的房价和车价已是世界上最高的。而时寒冰先生的实地调查也证明了美国诸多领域物价比中国便宜的事实。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已被国人概括为“警惕工资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欧美标准”。泰国人均GDP超过中国37%，法国超过中国10倍，而美国超过中国15倍，为什么中国的物价反而高出泰国、法国、美国呢？
这显然与“人民币低估”的结论背道而驰，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这种中国与泰国、美国的物价比岂非更高？
存在就是合理的，世界上只要存在异常的现象，就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中国高物价现象也不例外。
中国最容易被人反复提起的是“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但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国家宏观管理成本”的比较劣势，正是这个比较劣势造成了中国的畸形的物价。
中国的宏观管理成本（其中主要是政府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包括土地转让费）已经达到GDP的30%左右，这个比例在全球只有北欧个别国家达到。然而，与北欧所不同的是，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全球最高福利的国家，瑞典人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中国是世界低福利的国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坟墓等资金大部分都是要国民自己负担。
这还不是国人的全部压力，国内居民还承担了非统计范围内的成本，比如各种道路的收费。在燃油税征收之后，理应取消各种道路收费，但是没有。而累死成本仍在增长之中，比如土地70年使用权招拍挂竞标，已经使土地使用成本非常高昂，但最近，在没有取消此制度的前提上，有些地方又在酝酿房产保有税，即变相的物业税，它尽管有抑制投机的一定现实合理性，但实质为双重征税。
各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大大地增加了商品在国内物流销售成本，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成本也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从对外经贸关系上，由于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此政策的本质是给国外的消费者税收补贴，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收入缺口必然要转嫁到国内商品上，致使国内物价更高。而外国对中国企业增收的反倾销税和特别保护惩罚税，当然企业也要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或者对内销产品偷工减料以消化外部补贴。
如此一层层负担加上来，中国国内商品焉能不贵？而在房地产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由于过去多年实施的是出口导向优先政策，在宏观管理成本日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商品出口海外，除了出口补贴外，靠的就是勤劳高效、廉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力，来对冲高昂的宏观管理成本，从而形成一定的国际价格优势。
在出口导向优先的政策下，劳动力的“廉价”就成为了某些主流精英眼中必须牢牢控制的指标。因为如果劳动力贵了，那么出口导向型经济就不可维系，那么，宏观管理成本就必须降下来，既得利益就不能扩张，乃至于只能收缩。
或者正因如此，中国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外汇储备，在某些学者眼中，是绝对不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转移为国内国民收入和国内消费的，中国央行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近万亿美元，但法律规定不能借给中国政府（用于中国社会保障）一分钱。
中国宏观管理成本在过去20年内中日益膨胀，行政开支和政府投资不断扩张。当前政府行政开支、投资分别占到财政支出的18%和25%左右，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由于行政开支属于损耗性支出，加上政府投资效率极为低下，其投入产出率低于0.5，这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退出了经济流通（以烂尾工程和反复翻修的马路为代表），使得中国银行业的货币乘数不断下降，最低甚至达到3.5（国际上一般为8），为保证经济活动的必要流动性，央行不断超发货币，形成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对内贬值，民间总体购买力的不断相对收缩，国内需求与GDP比值下降到世界大国绝无仅有的35%。即与M1、M2的增速远超GDP的速度相对应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也远超GDP的增速，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内需求占比GDP不断萎缩。
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这是在经济改革市场化之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显得滞后的结果。由于缺乏对公权力代理人的有效制约，他们往往只对上负责，不对社会公众负责，公众更无办法迫使他为人民服务。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寻租，使得日益高昂的行政投资成本和权力资本的暴利，常常通过公权力转嫁到社会公众和守法企业身上，也就最终形成了中国商品比泰国、美国贵的奇怪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盛极而衰，因为国内百姓最大商品――住房价格已经达到了公众承受极限，这一既有轨道已经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优化将不得不进入倒计时，如果主动改革，可以化害为利，如果中国宏观管理成本能降低到西方国家的一般水平，中国的国内需求由现在极低的35%提高到一般的60%，那么中国经济将仍可以20年科学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动失败，那将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其逻辑请见附文《2010-2014：全球纸币危机与中国社会变革》），人类近6000年的文明或将由此泯灭最后的希望之光。
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泰国都高
张庭宾
在金融危机之后，地球上令人困惑的事越来越多。不仅普通百姓，连经济学也如此。
今年2月份，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说春节去泰国，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商品价格，比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的一般消费品商品价格，平均高出30%到40%，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商品价格上。她比较了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按欧元人民币11:1计，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法国价格一倍。她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比8的兑换率，比赛特风衣价格连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若按1比6.8的兑换率，价差更大。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进口同类商品价格相比较，差价更离谱。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
“这实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此，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有希望。”
左女士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她知道答案，但不便说，二是她需要时间找答案。因此，在刚看到此文时，我挺有兴趣试着回答的，但还想等一等，但现在不能等了，如果再等，这个非常好的话题很可能就被淹没了，让我们丧失了一次抓住中国真问题的契机。
这个调查和社会大众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国内出现了很多“代购”一族，专门穿梭国境到海外买便宜货。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也可以印证――继日本东京等四市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111和98位，戏剧性飙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中国城市占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
如果考虑到2009年6月来中国大都市楼价急剧飙升的变数，在2010年度的排行榜上，中国将领先世界，独霸亚洲。至少谁也无法否定，中国的房价和车价已是世界上最高的。而时寒冰先生的实地调查也证明了美国诸多领域物价比中国便宜的事实。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已被国人概括为“警惕工资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欧美标准”。泰国人均GDP超过中国37%，法国超过中国10倍，而美国超过中国15倍，为什么中国的物价反而高出泰国、法国、美国呢？
这显然与“人民币低估”的结论背道而驰，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这种中国与泰国、美国的物价比岂非更高？
存在就是合理的，世界上只要存在异常的现象，就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中国高物价现象也不例外。
中国最容易被人反复提起的是“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但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国家宏观管理成本”的比较劣势，正是这个比较劣势造成了中国的畸形的物价。
中国的宏观管理成本（其中主要是政府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包括土地转让费）已经达到GDP的30%左右，这个比例在全球只有北欧个别国家达到。然而，与北欧所不同的是，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全球最高福利的国家，瑞典人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中国是世界低福利的国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坟墓等资金大部分都是要国民自己负担。
这还不是国人的全部压力，国内居民还承担了非统计范围内的成本，比如各种道路的收费。在燃油税征收之后，理应取消各种道路收费，但是没有。而累死成本仍在增长之中，比如土地70年使用权招拍挂竞标，已经使土地使用成本非常高昂，但最近，在没有取消此制度的前提上，有些地方又在酝酿房产保有税，即变相的物业税，它尽管有抑制投机的一定现实合理性，但实质为双重征税。
各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大大地增加了商品在国内物流销售成本，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成本也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从对外经贸关系上，由于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此政策的本质是给国外的消费者税收补贴，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收入缺口必然要转嫁到国内商品上，致使国内物价更高。而外国对中国企业增收的反倾销税和特别保护惩罚税，当然企业也要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或者对内销产品偷工减料以消化外部补贴。
如此一层层负担加上来，中国国内商品焉能不贵？而在房地产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由于过去多年实施的是出口导向优先政策，在宏观管理成本日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商品出口海外，除了出口补贴外，靠的就是勤劳高效、廉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力，来对冲高昂的宏观管理成本，从而形成一定的国际价格优势。
在出口导向优先的政策下，劳动力的“廉价”就成为了某些主流精英眼中必须牢牢控制的指标。因为如果劳动力贵了，那么出口导向型经济就不可维系，那么，宏观管理成本就必须降下来，既得利益就不能扩张，乃至于只能收缩。
或者正因如此，中国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外汇储备，在某些学者眼中，是绝对不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转移为国内国民收入和国内消费的，中国央行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近万亿美元，但法律规定不能借给中国政府（用于中国社会保障）一分钱。
中国宏观管理成本在过去20年内中日益膨胀，行政开支和政府投资不断扩张。当前政府行政开支、投资分别占到财政支出的18%和25%左右，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由于行政开支属于损耗性支出，加上政府投资效率极为低下，其投入产出率低于0.5，这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退出了经济流通（以烂尾工程和反复翻修的马路为代表），使得中国银行业的货币乘数不断下降，最低甚至达到3.5（国际上一般为8），为保证经济活动的必要流动性，央行不断超发货币，形成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对内贬值，民间总体购买力的不断相对收缩，国内需求与GDP比值下降到世界大国绝无仅有的35%。即与M1、M2的增速远超GDP的速度相对应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也远超GDP的增速，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内需求占比GDP不断萎缩。
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这是在经济改革市场化之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显得滞后的结果。由于缺乏对公权力代理人的有效制约，他们往往只对上负责，不对社会公众负责，公众更无办法迫使他为人民服务。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寻租，使得日益高昂的行政投资成本和权力资本的暴利，常常通过公权力转嫁到社会公众和守法企业身上，也就最终形成了中国商品比泰国、美国贵的奇怪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盛极而衰，因为国内百姓最大商品――住房价格已经达到了公众承受极限，这一既有轨道已经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优化将不得不进入倒计时，如果主动改革，可以化害为利，如果中国宏观管理成本能降低到西方国家的一般水平，中国的国内需求由现在极低的35%提高到一般的60%，那么中国经济将仍可以20年科学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动失败，那将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其逻辑请见附文《2010-2014：全球纸币危机与中国社会变革》），人类近6000年的文明或将由此泯灭最后的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