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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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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水塘里拉上来的研究员
杨义，1946年生于广东电白一个农民家庭，1965起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后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在海内外出版著作30余种，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等。《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个人独立撰写多卷文学史的风气。出版后赢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作者因此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
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杨义才初出茅庐，刚刚研究生毕业，30多岁，“自己想独立地写一部文学史，大家都不太相信。”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杨义已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
“我们乡的第一代小学生”
杨义的经历跟他的学术文章有很大不同，他的文章独辟蹊径，但他的经历却循规蹈矩。他笑着问我：“你打算知道什么？我的经历？早年的感性一些，近年的则偏于学理的思考。”我选择了前者。就这样，我们进入了杨义贫困的童年。在童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我是我们乡的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以前，整个乡里还没有小学生，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乡里第一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我们那里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放牛。外祖父在土改中分到了一头小黄牛，他家中没有小孩，就让我去放牛。
有一年，外乡来了一个穿白褂子的陌生人，他来的时候正是夏天，我和小伙伴们正在水塘里戏水。他站在岸上跟我们说：“我跟你们的父母商量过了，让你们去上学。”他把我们一个个从水塘里拉出来，给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就成了我们乡里第一代的小学生。
学校的条件很简陋，是当时一个跑到香港的地主的瓦房。天花板上的木头都被蚂蚁蛀了，簌簌地往头上掉木粉。一个教室里有两个班，中间用屏风隔起来。这边坐二年级，那边坐四年级。老师教完这边留下作业又开始教那边。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有的十几二十岁，有的才八九岁七八岁。那个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既是老师也是校长，做饭要自己做，敲钟要自己敲。
后来学生渐渐多了，老师用茅草搭了个棚子，在里面上课，外面的猪啊狗啊都能跑进来，我们小孩子一边上课，一边用脚踢得猪啊狗的哇哇叫。
那时候完全是靠考分的，在读县一中的时候，我的总成绩在学校里是最高的，数理化成绩又明显比文科高出很多，所以在高二我准备转到文科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包括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让我读理科。老师们这种工作持续了半年多，但是我当时的兴趣已经转到文学方面，也就选择了文科。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咨询，只能看排行榜上大学的名次。在六十年代，文科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民大学，第二是北京大学。我就报考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不习惯穿鞋的大学生
大学四年期间，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到底给杨义留下什么影响？我没有在他的讲述中找到答案，他的经历远远没有想像中那样起伏跌宕。杨义选择读书，这是杨义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杨义的开始。
当县城的同学把人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乡下我们家的时候，我正跟父母在地里干活，中午在树阴下休息。母亲一听就掉眼泪了，说：“这怎么支持你去上大学啊？”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还有四个弟弟一个姐姐。当时农村一个劳动日才几毛钱。
后来我到北京来的时候，拿了一个麻袋，装了棉套，连个箱子都没有。到北京之后，学校补贴了被面和棉衣棉裤。在广东的时候，因为穷，从来没有穿破过一双鞋，经常是打赤脚的。上体育课跳远的时候，我穿着鞋不习惯，还要把鞋子脱下来跳。我买那双球鞋还是因为二年级的一个老乡告诉我，在北京上街不穿鞋是不礼貌的。
那时候是靠助学金过日子的，政府一个月给十七块五毛钱，十五块五吃饭，还有两块钱的零花。每年到了年终，每个人发一张布票，再加上家里寄来的一点钱，买点布做衣服。
在大学一年级，上了一点基础课之后，就到乡下去劳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我是农村来的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都觉得脸红，所以注定也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另一方面，也觉得父母那么辛苦地供自己读书，自己再东蹿西蹿浪费时间对不起他们。我就开始自己看书。
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已经停了，把书都处理了，我用五毛钱买了一本《资本论》，三卷本，那时候也没有别的书读。我的同学当中有出身干部家庭的，他们能从家里带来一些其他的书，我也借来读。就这样也读了不少，主要是马列方面的著作，还有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俄罗斯文学方面的书。
考上了唐|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之后，杨义被分配到北京西南的石化总厂（现在的燕山石化）。所学和所用的差距如此之大，时代的底色在杨义那一代人中特别浓重。在那种环境中，杨义依然没有放弃读书，考取了社科院文学所唐|的研究生。
1978年研究生考试制度恢复后，本来我没有打算去考，因为那些指定的文学史教材我都没有看过，还要交论文。当时石化总厂的一个同事正要考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跟我说：“咱们去考一下吧，不要钱不要本，考一次也算有一次的经验。”
之所以从新闻跨越到文学，是因为一方面觉得自己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擅长交往。二来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大多是通过小道消息来的，觉得自己没有那种灵敏的揣摩某种动向的神经。过去读过那些书，似乎为我这次毫无准备的考研早就做好了准备，我选择了现代文学，竟然考过了。
考过之后还没复试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寄给唐|先生。唐先生让人给我带口信，希望“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见见我”。那个夏天，我从石化总厂坐车大汗淋漓地赶到永安里唐先生的寓所。我跟唐先生谈到在工厂的读书情况，说自己在那时的情况下没有读过系统的文学史，但是在文史哲方面很多书都读过。唐先生微笑着回答我：“你的知识很杂，但是知识面比较广。
将来你接触一个具体的领域之后，可能深入得比别人还要快。“
20多块钱“经费”重写小说史
在社科院文学所，杨义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在学者夏志清写给杨义的信中，杨义被誉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在夏志清的信中，还有这样的话：“《小说史》全书完成，杨义的名字必将永垂不朽。”但是听杨义讲述撰写时的过程，却有一种悲凉。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在了文学所，报了一个项目，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在80年代还没有人这么做。那时候都集体写史，可能由一两个老先生带着一二十个人，或者是由好几个高校联合起来写，这样写好多人都能够评上职称。
我当时是初出茅庐，刚刚研究生毕业，才30多岁，自己想独立地写一部文学史，大家都不太相信。我的项目当时既不是国家重点项目，也不是院里、所里的重点项目。在我们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它排行第七。
我就是在一分钱的科研经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这么一个大工程的。我当时住的房子很差，就是农村生产大队的房子，冬天刮风把树叶都刮进屋里来。当时自己也说不上什么雄心壮志，就是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问题应该重新思考，而且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使学术思维完全可以超越五六十年代。
在写小说史的十年之间，从1981年到1989年底，我没有到外地开过一次会，也从来没有考虑到出国。后来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大概读了两千多种书。1985年初，我把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的初稿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完稿子就决定出版，而且表示第二卷、第三卷只要我能写出来，水平还能通过的话，他们还会继续出。当时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出版我的书，这让我很感激。
第一卷出版之后，我在文学所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第二卷出版之后，在我写第三卷的时候，《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国家教委（现在称教育部）定为高校的文科教材，我在文学所的研究员职称也破格通过了。第三卷完成的时候，博士生导师也破格降临到我的身上。而这个项目我只在所里的财务那儿报了20多块钱的复印费。
转向古典文学的“迟到”博士
《中国现代小说史》完成之后，杨义正值中年，他把学术研究延伸到了古典文学，在几十篇论文发表之后，古典文学界发出惊叹：“古典文学又冒出一个老手。”但是在2001年，已经是博导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考到武汉大学门下，去当博士生。这在当年成了爆炸性新闻。我有点忐忑地问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一个人，即使当了博士生导师，学问也并没有到头。当我以一种学生的姿态去考博士的时候，只是一种角色的转换。当时我就跟那些古典文学的老师说：“我是你们的学生，我进入古典文学比你们晚，你们的著作是我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要读的。”
另一方面，如果要我花很多的时间，像一个普通学生一样一门门去读，我肯定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武汉大学相信我，比如说相信我的英语不比一般的博士生差，比如说相信我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基础不比一般的博士生差。学校尊重我现有的学术成果，把该免试的环节都免掉了。这样，让我可以腾出精力按照学校的要求写出博士论文。博士论文通过的程序是很严格的，我曾经三次、四次地修改我的文章。
如果说到读博士的渊源，那就是我硕士毕业之时还没有博士学位。到了有了博士机制之后，唐|先生招博士生的时候，我已经是文学所的副研究员了。当时的制度是副研究员以上不允许考博士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学制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属于过渡性的一代人，我考博士，也算是尊重现在的学术制度。一顶博士帽，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种“迟到的东西”。
口述：杨义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新京报》2005年3月15日
杨义，1946年生于广东电白一个农民家庭，1965起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后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在海内外出版著作30余种，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等。《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个人独立撰写多卷文学史的风气。出版后赢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作者因此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
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杨义才初出茅庐，刚刚研究生毕业，30多岁，“自己想独立地写一部文学史，大家都不太相信。”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杨义已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
“我们乡的第一代小学生”
杨义的经历跟他的学术文章有很大不同，他的文章独辟蹊径，但他的经历却循规蹈矩。他笑着问我：“你打算知道什么？我的经历？早年的感性一些，近年的则偏于学理的思考。”我选择了前者。就这样，我们进入了杨义贫困的童年。在童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我是我们乡的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以前，整个乡里还没有小学生，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乡里第一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我们那里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放牛。外祖父在土改中分到了一头小黄牛，他家中没有小孩，就让我去放牛。
有一年，外乡来了一个穿白褂子的陌生人，他来的时候正是夏天，我和小伙伴们正在水塘里戏水。他站在岸上跟我们说：“我跟你们的父母商量过了，让你们去上学。”他把我们一个个从水塘里拉出来，给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就成了我们乡里第一代的小学生。
学校的条件很简陋，是当时一个跑到香港的地主的瓦房。天花板上的木头都被蚂蚁蛀了，簌簌地往头上掉木粉。一个教室里有两个班，中间用屏风隔起来。这边坐二年级，那边坐四年级。老师教完这边留下作业又开始教那边。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有的十几二十岁，有的才八九岁七八岁。那个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既是老师也是校长，做饭要自己做，敲钟要自己敲。
后来学生渐渐多了，老师用茅草搭了个棚子，在里面上课，外面的猪啊狗啊都能跑进来，我们小孩子一边上课，一边用脚踢得猪啊狗的哇哇叫。
那时候完全是靠考分的，在读县一中的时候，我的总成绩在学校里是最高的，数理化成绩又明显比文科高出很多，所以在高二我准备转到文科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包括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让我读理科。老师们这种工作持续了半年多，但是我当时的兴趣已经转到文学方面，也就选择了文科。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咨询，只能看排行榜上大学的名次。在六十年代，文科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民大学，第二是北京大学。我就报考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不习惯穿鞋的大学生
大学四年期间，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到底给杨义留下什么影响？我没有在他的讲述中找到答案，他的经历远远没有想像中那样起伏跌宕。杨义选择读书，这是杨义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杨义的开始。
当县城的同学把人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乡下我们家的时候，我正跟父母在地里干活，中午在树阴下休息。母亲一听就掉眼泪了，说：“这怎么支持你去上大学啊？”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还有四个弟弟一个姐姐。当时农村一个劳动日才几毛钱。
后来我到北京来的时候，拿了一个麻袋，装了棉套，连个箱子都没有。到北京之后，学校补贴了被面和棉衣棉裤。在广东的时候，因为穷，从来没有穿破过一双鞋，经常是打赤脚的。上体育课跳远的时候，我穿着鞋不习惯，还要把鞋子脱下来跳。我买那双球鞋还是因为二年级的一个老乡告诉我，在北京上街不穿鞋是不礼貌的。
那时候是靠助学金过日子的，政府一个月给十七块五毛钱，十五块五吃饭，还有两块钱的零花。每年到了年终，每个人发一张布票，再加上家里寄来的一点钱，买点布做衣服。
在大学一年级，上了一点基础课之后，就到乡下去劳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我是农村来的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都觉得脸红，所以注定也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另一方面，也觉得父母那么辛苦地供自己读书，自己再东蹿西蹿浪费时间对不起他们。我就开始自己看书。
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已经停了，把书都处理了，我用五毛钱买了一本《资本论》，三卷本，那时候也没有别的书读。我的同学当中有出身干部家庭的，他们能从家里带来一些其他的书，我也借来读。就这样也读了不少，主要是马列方面的著作，还有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俄罗斯文学方面的书。
考上了唐|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之后，杨义被分配到北京西南的石化总厂（现在的燕山石化）。所学和所用的差距如此之大，时代的底色在杨义那一代人中特别浓重。在那种环境中，杨义依然没有放弃读书，考取了社科院文学所唐|的研究生。
1978年研究生考试制度恢复后，本来我没有打算去考，因为那些指定的文学史教材我都没有看过，还要交论文。当时石化总厂的一个同事正要考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跟我说：“咱们去考一下吧，不要钱不要本，考一次也算有一次的经验。”
之所以从新闻跨越到文学，是因为一方面觉得自己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擅长交往。二来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大多是通过小道消息来的，觉得自己没有那种灵敏的揣摩某种动向的神经。过去读过那些书，似乎为我这次毫无准备的考研早就做好了准备，我选择了现代文学，竟然考过了。
考过之后还没复试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寄给唐|先生。唐先生让人给我带口信，希望“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见见我”。那个夏天，我从石化总厂坐车大汗淋漓地赶到永安里唐先生的寓所。我跟唐先生谈到在工厂的读书情况，说自己在那时的情况下没有读过系统的文学史，但是在文史哲方面很多书都读过。唐先生微笑着回答我：“你的知识很杂，但是知识面比较广。
将来你接触一个具体的领域之后，可能深入得比别人还要快。“
20多块钱“经费”重写小说史
在社科院文学所，杨义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在学者夏志清写给杨义的信中，杨义被誉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在夏志清的信中，还有这样的话：“《小说史》全书完成，杨义的名字必将永垂不朽。”但是听杨义讲述撰写时的过程，却有一种悲凉。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在了文学所，报了一个项目，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在80年代还没有人这么做。那时候都集体写史，可能由一两个老先生带着一二十个人，或者是由好几个高校联合起来写，这样写好多人都能够评上职称。
我当时是初出茅庐，刚刚研究生毕业，才30多岁，自己想独立地写一部文学史，大家都不太相信。我的项目当时既不是国家重点项目，也不是院里、所里的重点项目。在我们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它排行第七。
我就是在一分钱的科研经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这么一个大工程的。我当时住的房子很差，就是农村生产大队的房子，冬天刮风把树叶都刮进屋里来。当时自己也说不上什么雄心壮志，就是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问题应该重新思考，而且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使学术思维完全可以超越五六十年代。
在写小说史的十年之间，从1981年到1989年底，我没有到外地开过一次会，也从来没有考虑到出国。后来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大概读了两千多种书。1985年初，我把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的初稿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完稿子就决定出版，而且表示第二卷、第三卷只要我能写出来，水平还能通过的话，他们还会继续出。当时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出版我的书，这让我很感激。
第一卷出版之后，我在文学所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第二卷出版之后，在我写第三卷的时候，《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国家教委（现在称教育部）定为高校的文科教材，我在文学所的研究员职称也破格通过了。第三卷完成的时候，博士生导师也破格降临到我的身上。而这个项目我只在所里的财务那儿报了20多块钱的复印费。
转向古典文学的“迟到”博士
《中国现代小说史》完成之后，杨义正值中年，他把学术研究延伸到了古典文学，在几十篇论文发表之后，古典文学界发出惊叹：“古典文学又冒出一个老手。”但是在2001年，已经是博导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考到武汉大学门下，去当博士生。这在当年成了爆炸性新闻。我有点忐忑地问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一个人，即使当了博士生导师，学问也并没有到头。当我以一种学生的姿态去考博士的时候，只是一种角色的转换。当时我就跟那些古典文学的老师说：“我是你们的学生，我进入古典文学比你们晚，你们的著作是我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要读的。”
另一方面，如果要我花很多的时间，像一个普通学生一样一门门去读，我肯定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武汉大学相信我，比如说相信我的英语不比一般的博士生差，比如说相信我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基础不比一般的博士生差。学校尊重我现有的学术成果，把该免试的环节都免掉了。这样，让我可以腾出精力按照学校的要求写出博士论文。博士论文通过的程序是很严格的，我曾经三次、四次地修改我的文章。
如果说到读博士的渊源，那就是我硕士毕业之时还没有博士学位。到了有了博士机制之后，唐|先生招博士生的时候，我已经是文学所的副研究员了。当时的制度是副研究员以上不允许考博士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学制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属于过渡性的一代人，我考博士，也算是尊重现在的学术制度。一顶博士帽，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种“迟到的东西”。
口述：杨义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新京报》2005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