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不尽的贪官
韩咏红 (2009-06-12)
在2009年敏感日期密集的信息沉闷期里，广东省接二连三掀出的腐败大案，成为少数吸引到大量眼球的政治新闻。
深圳市长许宗衡是近期落马高官名单上的最新一名。此前两个月，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广东省前纪委书记、现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已被“双规”。
今年初被传因涉嫌贿赂案被带走调查的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最近也证实正接受审查。
中央与地方部级高官连续倒台，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朋友形容：现在是高官倒台“热季”。我回说，这是不得不进行的动作。政治体制改革滞缓不前，老百姓对于官员腐败与社会不公的怨恨却在加速积累，当局能够做什么来缓解民怨，表明政府还在力求进步，社会不公正在改善？反腐是所剩不多的选择。
事实上，中央去年以来又再拔高了反腐的动作与宣传力度，这一方面表现在抓贪官以儆效尤，再有是突出所谓的制度反腐与预防腐败。
去年中，中共中央颁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强调从制度层面入手反对与遏制腐败。《工作规划》提出要加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加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反腐倡廉国家立法工作等目标。
进入2009年，让人目不暇接的官员培训、调研、政治教育一波接着一波的展开。当前已有成千上万县委书记被安排在北京、上海、井冈山等主要党校轮训，上个月，中组部主持了声势浩大的“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调研活动，规模空前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与纪检干部大培训也在展开。
2009年还是全国法院“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启动之年。最高人民法院5月公布工作实施方案说，高院要对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进行集中培训，并且要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强化反腐倡廉建设等。
对制度反腐的强调，让人联想到是否贪官太多，已经难以一一抓尽，高层于是将反腐力度加压在基层，在县一级，试图以此达到“防腐”或者“源头反腐”的目的。例如5月的全国县纪委书记到北京集中培训，据说就是中共纪检工作历史上第一次。
但是，外界对培训的批评是，中国又回复到以试图“政治思想教育”约束官员的时代，而过去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以思想教育来督促官员自律，即使能够发挥一时效果，长期作用有限。
有效的反腐或者“防腐”，仍须依靠健全完整的监督机制，大幅提高腐败官员受到严惩的几率。目前的情况是，贪官被抓的代价虽高（在中国贪官最高刑罚是死刑），但是被抓的几率很低。因此总体而言，腐败是风险低，收获高的行为。
由古代皇权国家到今天，中国就缺乏这种对贪官的监督机制。在古代中国，官员以统治者为服务对象，其监督与惩戒都由上层官员主导，但是以中国地域之广，官僚集体之庞大，上层监督不到下层是常态。进入现代，在实现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国家里，官员是由社会大众、舆论与媒体进行集体监督。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的核心命题，在于政府愿不愿意将监督权下放给社会。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抓贪官、培训官员的努力能够整肃一时的官场气氛，但长远而言，切实提升民众监督权是躲不开的命题，那将是更有效的制度化反腐。
《联合早报》
韩咏红 (2009-06-12)
在2009年敏感日期密集的信息沉闷期里，广东省接二连三掀出的腐败大案，成为少数吸引到大量眼球的政治新闻。
深圳市长许宗衡是近期落马高官名单上的最新一名。此前两个月，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广东省前纪委书记、现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已被“双规”。
今年初被传因涉嫌贿赂案被带走调查的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最近也证实正接受审查。
中央与地方部级高官连续倒台，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朋友形容：现在是高官倒台“热季”。我回说，这是不得不进行的动作。政治体制改革滞缓不前，老百姓对于官员腐败与社会不公的怨恨却在加速积累，当局能够做什么来缓解民怨，表明政府还在力求进步，社会不公正在改善？反腐是所剩不多的选择。
事实上，中央去年以来又再拔高了反腐的动作与宣传力度，这一方面表现在抓贪官以儆效尤，再有是突出所谓的制度反腐与预防腐败。
去年中，中共中央颁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强调从制度层面入手反对与遏制腐败。《工作规划》提出要加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加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反腐倡廉国家立法工作等目标。
进入2009年，让人目不暇接的官员培训、调研、政治教育一波接着一波的展开。当前已有成千上万县委书记被安排在北京、上海、井冈山等主要党校轮训，上个月，中组部主持了声势浩大的“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调研活动，规模空前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与纪检干部大培训也在展开。
2009年还是全国法院“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启动之年。最高人民法院5月公布工作实施方案说，高院要对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进行集中培训，并且要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强化反腐倡廉建设等。
对制度反腐的强调，让人联想到是否贪官太多，已经难以一一抓尽，高层于是将反腐力度加压在基层，在县一级，试图以此达到“防腐”或者“源头反腐”的目的。例如5月的全国县纪委书记到北京集中培训，据说就是中共纪检工作历史上第一次。
但是，外界对培训的批评是，中国又回复到以试图“政治思想教育”约束官员的时代，而过去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以思想教育来督促官员自律，即使能够发挥一时效果，长期作用有限。
有效的反腐或者“防腐”，仍须依靠健全完整的监督机制，大幅提高腐败官员受到严惩的几率。目前的情况是，贪官被抓的代价虽高（在中国贪官最高刑罚是死刑），但是被抓的几率很低。因此总体而言，腐败是风险低，收获高的行为。
由古代皇权国家到今天，中国就缺乏这种对贪官的监督机制。在古代中国，官员以统治者为服务对象，其监督与惩戒都由上层官员主导，但是以中国地域之广，官僚集体之庞大，上层监督不到下层是常态。进入现代，在实现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国家里，官员是由社会大众、舆论与媒体进行集体监督。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的核心命题，在于政府愿不愿意将监督权下放给社会。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抓贪官、培训官员的努力能够整肃一时的官场气氛，但长远而言，切实提升民众监督权是躲不开的命题，那将是更有效的制度化反腐。
《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