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老人在做什么？
来看看杨振宁先生的日程。即将迎来90岁生日，又赶上他一手创办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15周年庆，这几天，他的身影活跃在清华园中――
6月28日、29日，连续两个上午的清华高研院院友学术交流会，杨先生从9点坐到12点半，精神矍铄，目光炯炯；6月30日，清华为他举行庆祝90华诞学术纪念会，又是从9点到12点半，他依然神采奕奕，不时插话；晚上6点至8点半，庆祝晚宴宾朋满堂，杨先生兴致盎然，满怀对清华、对高研院、对后辈学人的期许和热望。
而去年，也曾在这个时段，89岁的杨振宁在南开大学，以向同行讲述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迎接自己的生日。
他是华人世界无人不知的一代学术大师，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今天，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学术活动依然旺盛，他的爱国情怀愈加深邃。
7月1日，清华园青藤掩映的静谧一角，杨振宁先生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谈教育、谈科学、谈创新。
“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差”
记者：您时常说自己很幸运，“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学习知识”。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对您的教育中，您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慢慢来”，所以作为中国第一代数学博士，他没有急于向您灌输更多的数学知识。但我想告诉您，今天中国的家长很着急，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现在很辛苦，很累，要提前学习很多知识，您怎么看这样的现实？
杨振宁：我知道有你讲的这个现象。从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把经济搞上去。从个人，也就是家长和孩子们的立场讲，我能讲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要求太多不一定是有效的办法。
(杨先生曾说，他的父亲当年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分，不但没有极力地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扩展他历史古籍方面知识的层面，是使他终生都大为受用的一件事情。――记者注)
记者：您对中美教育也发表过一些评论，认为“东方的小孩从小就学会要安静，要学习才有进步，但他们会因为守规则而比较胆小，不善于做出有想象力的跳跃。相反，美国小孩不太愿意坐下来学习，但他们会更大胆”。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教育有抱怨，甚至急于“逃离”，于是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出国潮”，而其中的显著特征是低龄化倾向。您受益于两种体制，对保持中国教育哲学的优点同时引进美国教育哲学的可取之处有什么想法？
杨振宁：你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分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讨论。一个方向是你讲的这个“出国潮”，确实是有，而且恐怕还会扩大，我是认为，第一，“出国潮”很难阻挡，第二，这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出去了减少了国内竞争的压力，这个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样非常好的人才可能就流失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现在国内的发展也很快，所需要的是一些高端的、有能力的人才，这些出去的人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他们会看清楚国内有很好的机会，所以会愿意回来的。
这两天我们在庆祝清华高研院成立15周年，在清华就看得很清楚，清华的这个基础科学班最近这十几年出去的学生，在美国做得非常好的人都来参加了院庆，他们中愿意回来的很多，我相信，我们会在以后5年、10年之内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招回来。
你如果要我讲穿了的话，“出国潮”中还有很多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我认为放他出去可以减少国内的竞争，而且他出去站住脚了，如果做得特别好的话呢，会有心回来；做得不特别好的，他就在那儿毕业就业。所以我认为“出国潮”不是一个大坏事。
记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不是代表了对中国教育的逃离与失望？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教育呢？
杨振宁：这个我跟大家一般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些小孩出去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不好，外国的教育好，这个看法完全错误。
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而是比美国的好，我坚持认为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确实压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这些孩子去到美国的任何一所中学、任何一所大学，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平均起来都比美国学生好，这就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解答‘钱学森之问’不能急”
记者：您的观点确实引发了争议，就是您曾经说清华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好，后来您解释说是着眼点不同，是平均学生和特殊学生之分。但现在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以及其他众多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苦恼而努力，我想您知道“钱学森之问”，破解“钱学森之问”您有没有好办法？
杨振宁：确实不错，美国创新的本领特别大。可是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体制比清华的教育体制来得好。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孩子要念本科，你问我他是在清华念好，还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华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话，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华好。为什么呢？因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华领先。
我认为是这样：一个八九十分以下的孩子，在中国受教育要比在哈佛受教育来得好，他可以有更扎实的知识，他可以有更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一个九十几分以上的学生，到哈佛去念研究院要比在中国来得好，因为哈佛的前沿研究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者：这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那些九十多分的精英人才培养好？
杨振宁：要把我国最高的研究水准提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国内太着急了点。我想再举个例子。高研院这两天来了很多人，有十几个是现在在某个领域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美国都是佼佼者。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多招回来几个，我们前沿研究就进一步了。这样进一两步之后，我们就达到世界的前沿了。换一句话说，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前沿？因为中国拥有的达到世界前沿水准的学者还不够多。
学问是要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所以你刚才讲“钱学森之问”，我觉得他问得好，我的回答就是不能着急，学术的前沿、第一流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在外国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积起来的。中国要想在一二十年内就赶上去，你着急也没用，所以就是要慢慢来。
“科学研究不像奥运会”
记者：最近十几天，中国在科技领域又创造了两个纪录，“神九”升天，“蛟龙”入海。记得您在1999年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现在已经过了13年，您还坚持这样的信念吗？
杨振宁：我还坚持。不过你现在只给我7年来兑现，我不敢讲一定能成功，你要说17年之内，那我相信一定会成功。当然，十几年前我讲20年，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大概的时间。
讲起这个事情，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就已经派人出去了，当然数目没有现在多，可是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议，说我们这些最精英的人都派出去了，这不是人才外流吗？现在看，这些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多数都是那个时期派出去的，他们对中国今天的教育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们学到的知识不能和一个年轻人比。因为你想接触到近代的科技前沿，得二十几岁出去，就好像一个40岁的人要和一个20岁的人跑百米，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从现在看，当年派出去的人是发生了作用，可是他们没能在科技前沿走上很高的位置。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十几年出去的年轻人都是跟美国的学生同一个年纪的，跟美国的同龄人在科技前沿竞争，他们就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急，可以说头15年是为了下个15年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底下的15年是收割的时候了。
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创新，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但不得不说，急功近利、浮躁之风仍然盛行，您说过“做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条件：眼光、坚持、动力”，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哪些有助于成功，哪些会阻碍创新，阻碍成功？
杨振宁：科研体制是有很多问题。这个我想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可是我要讲的是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前沿科技的研究能力是在稳步成长的。像我刚才说的，我认为17年之内肯定是能有最好的成绩的，比如说现在的“千人计划”，这些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在环境和制度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善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
杨振宁：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质跟量的把关不够。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拿了很多科研经费，招了很多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对量比较重视，对质不重视。这样会后患无穷。因为人太多了，变得很臃肿。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看见他们的教育部长，他问我，杨教授，你在中国好几年了，你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重要的机构人太多。
不过我还是想说，我回到国内15年，清华的变化非常之大，当然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是因为大环境变了，15年前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从教育科技人员讲起来，清华北大等中国好的大学都是有重大贡献的。比如神舟九号飞天，不知道有多少是从清华毕业出去的。在前沿科学研究方面，也跟1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就是不能着急，前沿科学研究的道路不像奥运会。有人说你们科学方面国家给了那么多的钱，到现在都没拿到一块“金牌”？这个回答很简单，科技发展比较复杂，不能一蹴而就。不过正如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环境促使中国一流科学家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施一公教授，他的工作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相信我的乐观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来看看杨振宁先生的日程。即将迎来90岁生日，又赶上他一手创办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15周年庆，这几天，他的身影活跃在清华园中――
6月28日、29日，连续两个上午的清华高研院院友学术交流会，杨先生从9点坐到12点半，精神矍铄，目光炯炯；6月30日，清华为他举行庆祝90华诞学术纪念会，又是从9点到12点半，他依然神采奕奕，不时插话；晚上6点至8点半，庆祝晚宴宾朋满堂，杨先生兴致盎然，满怀对清华、对高研院、对后辈学人的期许和热望。
而去年，也曾在这个时段，89岁的杨振宁在南开大学，以向同行讲述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迎接自己的生日。
他是华人世界无人不知的一代学术大师，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今天，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学术活动依然旺盛，他的爱国情怀愈加深邃。
7月1日，清华园青藤掩映的静谧一角，杨振宁先生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谈教育、谈科学、谈创新。
“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差”
记者：您时常说自己很幸运，“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学习知识”。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对您的教育中，您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慢慢来”，所以作为中国第一代数学博士，他没有急于向您灌输更多的数学知识。但我想告诉您，今天中国的家长很着急，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现在很辛苦，很累，要提前学习很多知识，您怎么看这样的现实？
杨振宁：我知道有你讲的这个现象。从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把经济搞上去。从个人，也就是家长和孩子们的立场讲，我能讲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要求太多不一定是有效的办法。
(杨先生曾说，他的父亲当年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分，不但没有极力地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扩展他历史古籍方面知识的层面，是使他终生都大为受用的一件事情。――记者注)
记者：您对中美教育也发表过一些评论，认为“东方的小孩从小就学会要安静，要学习才有进步，但他们会因为守规则而比较胆小，不善于做出有想象力的跳跃。相反，美国小孩不太愿意坐下来学习，但他们会更大胆”。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教育有抱怨，甚至急于“逃离”，于是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出国潮”，而其中的显著特征是低龄化倾向。您受益于两种体制，对保持中国教育哲学的优点同时引进美国教育哲学的可取之处有什么想法？
杨振宁：你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分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讨论。一个方向是你讲的这个“出国潮”，确实是有，而且恐怕还会扩大，我是认为，第一，“出国潮”很难阻挡，第二，这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出去了减少了国内竞争的压力，这个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样非常好的人才可能就流失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现在国内的发展也很快，所需要的是一些高端的、有能力的人才，这些出去的人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他们会看清楚国内有很好的机会，所以会愿意回来的。
这两天我们在庆祝清华高研院成立15周年，在清华就看得很清楚，清华的这个基础科学班最近这十几年出去的学生，在美国做得非常好的人都来参加了院庆，他们中愿意回来的很多，我相信，我们会在以后5年、10年之内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招回来。
你如果要我讲穿了的话，“出国潮”中还有很多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我认为放他出去可以减少国内的竞争，而且他出去站住脚了，如果做得特别好的话呢，会有心回来；做得不特别好的，他就在那儿毕业就业。所以我认为“出国潮”不是一个大坏事。
记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不是代表了对中国教育的逃离与失望？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教育呢？
杨振宁：这个我跟大家一般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些小孩出去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不好，外国的教育好，这个看法完全错误。
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而是比美国的好，我坚持认为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确实压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这些孩子去到美国的任何一所中学、任何一所大学，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平均起来都比美国学生好，这就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解答‘钱学森之问’不能急”
记者：您的观点确实引发了争议，就是您曾经说清华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好，后来您解释说是着眼点不同，是平均学生和特殊学生之分。但现在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以及其他众多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苦恼而努力，我想您知道“钱学森之问”，破解“钱学森之问”您有没有好办法？
杨振宁：确实不错，美国创新的本领特别大。可是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体制比清华的教育体制来得好。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孩子要念本科，你问我他是在清华念好，还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华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话，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华好。为什么呢？因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华领先。
我认为是这样：一个八九十分以下的孩子，在中国受教育要比在哈佛受教育来得好，他可以有更扎实的知识，他可以有更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一个九十几分以上的学生，到哈佛去念研究院要比在中国来得好，因为哈佛的前沿研究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者：这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那些九十多分的精英人才培养好？
杨振宁：要把我国最高的研究水准提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国内太着急了点。我想再举个例子。高研院这两天来了很多人，有十几个是现在在某个领域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美国都是佼佼者。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多招回来几个，我们前沿研究就进一步了。这样进一两步之后，我们就达到世界的前沿了。换一句话说，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前沿？因为中国拥有的达到世界前沿水准的学者还不够多。
学问是要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所以你刚才讲“钱学森之问”，我觉得他问得好，我的回答就是不能着急，学术的前沿、第一流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在外国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积起来的。中国要想在一二十年内就赶上去，你着急也没用，所以就是要慢慢来。
“科学研究不像奥运会”
记者：最近十几天，中国在科技领域又创造了两个纪录，“神九”升天，“蛟龙”入海。记得您在1999年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现在已经过了13年，您还坚持这样的信念吗？
杨振宁：我还坚持。不过你现在只给我7年来兑现，我不敢讲一定能成功，你要说17年之内，那我相信一定会成功。当然，十几年前我讲20年，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大概的时间。
讲起这个事情，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就已经派人出去了，当然数目没有现在多，可是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议，说我们这些最精英的人都派出去了，这不是人才外流吗？现在看，这些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多数都是那个时期派出去的，他们对中国今天的教育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们学到的知识不能和一个年轻人比。因为你想接触到近代的科技前沿，得二十几岁出去，就好像一个40岁的人要和一个20岁的人跑百米，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从现在看，当年派出去的人是发生了作用，可是他们没能在科技前沿走上很高的位置。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十几年出去的年轻人都是跟美国的学生同一个年纪的，跟美国的同龄人在科技前沿竞争，他们就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急，可以说头15年是为了下个15年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底下的15年是收割的时候了。
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创新，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但不得不说，急功近利、浮躁之风仍然盛行，您说过“做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条件：眼光、坚持、动力”，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哪些有助于成功，哪些会阻碍创新，阻碍成功？
杨振宁：科研体制是有很多问题。这个我想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可是我要讲的是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前沿科技的研究能力是在稳步成长的。像我刚才说的，我认为17年之内肯定是能有最好的成绩的，比如说现在的“千人计划”，这些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在环境和制度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善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
杨振宁：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质跟量的把关不够。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拿了很多科研经费，招了很多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对量比较重视，对质不重视。这样会后患无穷。因为人太多了，变得很臃肿。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看见他们的教育部长，他问我，杨教授，你在中国好几年了，你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重要的机构人太多。
不过我还是想说，我回到国内15年，清华的变化非常之大，当然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是因为大环境变了，15年前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从教育科技人员讲起来，清华北大等中国好的大学都是有重大贡献的。比如神舟九号飞天，不知道有多少是从清华毕业出去的。在前沿科学研究方面，也跟1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就是不能着急，前沿科学研究的道路不像奥运会。有人说你们科学方面国家给了那么多的钱，到现在都没拿到一块“金牌”？这个回答很简单，科技发展比较复杂，不能一蹴而就。不过正如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环境促使中国一流科学家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施一公教授，他的工作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相信我的乐观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