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不能承受之重
初中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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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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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后改革研究所陈永苗／最近，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在《经济观察报》上说，《劳动合同法》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吉将经济危机的污水泼在《劳动合同法》的目的，在于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富人继续富下去，穷人继续穷下去的路径。刘吉把批判的焦点，指向反思改革的思潮和胡温民生政治倾向。
刘吉说，目前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由于我们前几年有一些政策甚至于我们的法律是有错误的，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面临危机。我们前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我看就应该属于"赶快改"的范围。这个《劳动合同法》实在是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还在人均收入2800美元、3000美元不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把人均收入3万、4万美元的那些西方福利社会国家的东西简单地照搬过来，严重地损害了我们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进程，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许多企业之所以关门，并不是因为什么金融风暴来了，而是由于一个《劳动合同法》使他们的直接成本大大提高。
从江苏"铁本事件"开始，到西山会议，再到最近的言论，主流经济学家无不在挑战中央的政治权威。胡温民生政治倾向，当然是从维护政治稳定出发，这里呈现出两种维护政治稳定的思路。一个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就业稳定论，一种是胡温民生倾向的共同富裕和分享改革成果，实现财富再分配的稳定论。
如果从政治稳定角度来考虑，刘吉假设：少数人继续富裕下去，牺牲大多数人农民工，就能维持大量的民营企业，从而提供就业，那么就没有了政治危机。刘吉认为，大规模就业就能克服了，或者缓和了财产再分配的政治要求。有了大规模就业，保持下层低分配，财产再分配的政治要求，就成了少数人。那么就不会发生政治危机，维护了社会稳定。
刘吉完全否认了财产再分配的正当性，那么与中央当局的政治倾向配相反。中央当局认为，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财产再分配，部分满足分配正义的要求。这是两种完全的不同的思路。
我只能是说刘吉没见过世面，没有历史感。经济危机本来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疾病，不可回避的，要定时发作的。那就是说，原来市场经济解决就业问题，造成社会稳定，是一种美化的理想，只有在短暂的时期内可以达到目的。这种理想要保持，就要把经济危机时期割除，遮住自己眼睛看不见，堵住自己耳朵看不到。大量就业获得的工资，在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高度上涨时，根本起不到刘吉设想的那种作用。不要说低收入，就是高收入，也未必能抵抗经济危机带来的副作用。公务员够稳定地，经济危机一来，也是与百姓一样。所以刘吉提供的就业政治稳定，是一种白日梦。
背后支撑刘吉等经济自由主义的，是一种80年代的浪漫回忆。就80年代而言，政治上放松的自由主义倾向，与改革开放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二者相互支撑，相互塑造。一直到了1989年。90年代新左派的兴起，代表着，这种同构性的破裂。他把80年代的不冲突理想化，而且成为放之四海的真理，任何时空条件都成。用一种浪漫回忆，来为事关十来亿人的幸福、家庭和生命开具政治方案，是一种算命先生治国。
据报道，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首破万元，农民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更大。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据报道，胡锦涛认为拉动农村的内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接近中央决策层的一位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今年中央将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
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日在谈到如何解决大量农民工失业的问题时指出，去年底因为企业经营困难而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了一千两百万人，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影响的扩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温家宝表示，政府必须重视安排好农民工。
实际上经济危机的形成，正是刘吉那样的思路形成的。刘吉要错上加错。美国印裔经济学家巴特拉(Ravi Batra)，成功预见本次金融危难。他指出，以美国为首的环球经济生产力持续提高，然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却被腐败体系人为地压低，使得资本完全攫取了缺口所带来的巨大利润。金融危难的发生来自不断扩大的工资缺口所引发的供需失调。所谓的工资缺口就是工人生产力与其实际收入间的差距。英国经济学者发现，当今工资缺口之大，与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前非常相似。工资缺口造成经济危机，在中国也是一样。
这种失衡是人为的。工资缺口的一个后果，是举债消费成为解决供给失衡的办法，而巨大的利润则制造了股市及楼市的泡沫。这种经济上的不公不义，也给金融危机带上了鲜明的道德色彩，也为社会主义转向，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一个国家贪婪到以房地产或者金融投机来赚钱，这个国家必然趋于崩溃。为了防止崩溃，唯一的做法是提高穷人的收入。"劫富济贫"或财富再分配确实很重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节制资本扩张，扩大财富再分配，缩小工资缺口，以稳定本国经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称，中国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新举措，"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要拉动内需，民众手上必须有钱。
新的《劳动合同法》刘吉、张五常等主流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反对，很大的理由在于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可是最低工资等，是不可减少的成本，就像人的呼吸一样。应该在应该节约的地方节约，例如政府管制成本。而不应该节约的地方，就不能突破底线。
近一些年，低人权在国际竞争中已经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劳动合同法在这里，达到劳工阶层与工厂主的共同一致，可是工厂主连小小的牺牲，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政治成熟都没有。资本家太短见，唯利是图，只在乎眼前的利润增加，甚至不惜牺牲其它人。把自己的扩大财富欲望，建立在别人没底线的牺牲之上。我们富裕你你们去死。
这种心态，就是实行事实上的奴隶制，把农民工当作动物或者掠夺的对象。只有在敌人身上掠夺，才如此狠毒，不给对方生存的余地。农民工是双重奴隶，不仅是户籍制度的奴隶，还是市场经济的奴隶。经济危机来了，弄不好市场的船要沉了，刘吉说让领导和富人先走，穷人就只配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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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说，目前中国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由于我们前几年有一些政策甚至于我们的法律是有错误的，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面临危机。我们前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我看就应该属于"赶快改"的范围。这个《劳动合同法》实在是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还在人均收入2800美元、3000美元不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把人均收入3万、4万美元的那些西方福利社会国家的东西简单地照搬过来，严重地损害了我们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进程，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许多企业之所以关门，并不是因为什么金融风暴来了，而是由于一个《劳动合同法》使他们的直接成本大大提高。
从江苏"铁本事件"开始，到西山会议，再到最近的言论，主流经济学家无不在挑战中央的政治权威。胡温民生政治倾向，当然是从维护政治稳定出发，这里呈现出两种维护政治稳定的思路。一个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就业稳定论，一种是胡温民生倾向的共同富裕和分享改革成果，实现财富再分配的稳定论。
如果从政治稳定角度来考虑，刘吉假设：少数人继续富裕下去，牺牲大多数人农民工，就能维持大量的民营企业，从而提供就业，那么就没有了政治危机。刘吉认为，大规模就业就能克服了，或者缓和了财产再分配的政治要求。有了大规模就业，保持下层低分配，财产再分配的政治要求，就成了少数人。那么就不会发生政治危机，维护了社会稳定。
刘吉完全否认了财产再分配的正当性，那么与中央当局的政治倾向配相反。中央当局认为，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财产再分配，部分满足分配正义的要求。这是两种完全的不同的思路。
我只能是说刘吉没见过世面，没有历史感。经济危机本来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疾病，不可回避的，要定时发作的。那就是说，原来市场经济解决就业问题，造成社会稳定，是一种美化的理想，只有在短暂的时期内可以达到目的。这种理想要保持，就要把经济危机时期割除，遮住自己眼睛看不见，堵住自己耳朵看不到。大量就业获得的工资，在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高度上涨时，根本起不到刘吉设想的那种作用。不要说低收入，就是高收入，也未必能抵抗经济危机带来的副作用。公务员够稳定地，经济危机一来，也是与百姓一样。所以刘吉提供的就业政治稳定，是一种白日梦。
背后支撑刘吉等经济自由主义的，是一种80年代的浪漫回忆。就80年代而言，政治上放松的自由主义倾向，与改革开放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二者相互支撑，相互塑造。一直到了1989年。90年代新左派的兴起，代表着，这种同构性的破裂。他把80年代的不冲突理想化，而且成为放之四海的真理，任何时空条件都成。用一种浪漫回忆，来为事关十来亿人的幸福、家庭和生命开具政治方案，是一种算命先生治国。
据报道，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首破万元，农民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更大。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据报道，胡锦涛认为拉动农村的内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接近中央决策层的一位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今年中央将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
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日在谈到如何解决大量农民工失业的问题时指出，去年底因为企业经营困难而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了一千两百万人，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影响的扩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温家宝表示，政府必须重视安排好农民工。
实际上经济危机的形成，正是刘吉那样的思路形成的。刘吉要错上加错。美国印裔经济学家巴特拉(Ravi Batra)，成功预见本次金融危难。他指出，以美国为首的环球经济生产力持续提高，然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却被腐败体系人为地压低，使得资本完全攫取了缺口所带来的巨大利润。金融危难的发生来自不断扩大的工资缺口所引发的供需失调。所谓的工资缺口就是工人生产力与其实际收入间的差距。英国经济学者发现，当今工资缺口之大，与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前非常相似。工资缺口造成经济危机，在中国也是一样。
这种失衡是人为的。工资缺口的一个后果，是举债消费成为解决供给失衡的办法，而巨大的利润则制造了股市及楼市的泡沫。这种经济上的不公不义，也给金融危机带上了鲜明的道德色彩，也为社会主义转向，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一个国家贪婪到以房地产或者金融投机来赚钱，这个国家必然趋于崩溃。为了防止崩溃，唯一的做法是提高穷人的收入。"劫富济贫"或财富再分配确实很重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节制资本扩张，扩大财富再分配，缩小工资缺口，以稳定本国经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称，中国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新举措，"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要拉动内需，民众手上必须有钱。
新的《劳动合同法》刘吉、张五常等主流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反对，很大的理由在于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可是最低工资等，是不可减少的成本，就像人的呼吸一样。应该在应该节约的地方节约，例如政府管制成本。而不应该节约的地方，就不能突破底线。
近一些年，低人权在国际竞争中已经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劳动合同法在这里，达到劳工阶层与工厂主的共同一致，可是工厂主连小小的牺牲，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政治成熟都没有。资本家太短见，唯利是图，只在乎眼前的利润增加，甚至不惜牺牲其它人。把自己的扩大财富欲望，建立在别人没底线的牺牲之上。我们富裕你你们去死。
这种心态，就是实行事实上的奴隶制，把农民工当作动物或者掠夺的对象。只有在敌人身上掠夺，才如此狠毒，不给对方生存的余地。农民工是双重奴隶，不仅是户籍制度的奴隶，还是市场经济的奴隶。经济危机来了，弄不好市场的船要沉了，刘吉说让领导和富人先走，穷人就只配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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