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allen_su @ 2008年05月14日 Wednesday, 01:30 AM)
这个帖子里的某些人：
在他们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他们选择在网上诋毁一切可以诋毁的；
在他们生活得意的时候，他们蔑视一切不如自己生活得意的；
在困顿无助的时候，他们认为所有执政者都是恶魔都欠自己的；
在有机会翻身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抛弃国土的；
在所有人表示温暖心境的时候，他们最乐于阴阳怪气；
在需要同仇敌忾的时候，他们永远希望大江分流；
他们吃祖宗的喝祖宗的，确认为祖宗是最没有价值的，全都是糟粕；
在西方文明冲击中华文明的时候，他们激动兴奋；
在西方文明露出面具下的狰狞和野蛮的时候，他们沉默或极力辩护；
在同胞面对困难选择信任政府的时候，他们咬牙切齿责难人们不关心贫苦不理智；
在同胞陷入困难需要援助的时候他们一致表示沉默，只对同情援助者冷嘲热讽；
他们生着跟我们一样的面孔，但是他们的心跟我们不一样。
中国从来都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人身上。
不是我们不理智，不是我们不清醒。
只是，你们承担不起国民的信任，你们的所有语言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和贬斥别人，你们所有的行为都不够光明不够仁义让人不齿。
这种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反衬其他人的温情和善意。
仁为第一，智为第二。连人性都没有的智慧，跟垃圾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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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预测地震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可你还真想不到，对于唐山地震的来临，人们已经关注了近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请重视对这一带的观测，作为杰出的地质学家，他知道什么地带易发地震，如果那些地区“活动”，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1968年，有高度责任心的地震专家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1976年初，杨友宸作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从1976年7月14日至7月27日18时（距离地震仅9小时），这前后半个来月时间里，各个观测点发出了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蓝光闪过之后，人们进入梦乡，灾难瞬间降临，唐山夷为平地，天灾嘲笑人祸，死难玩弄苍生。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压住，为获一线生机她逼着丈夫用锯把脚锯下来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报”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当张庆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剧。地震当晚人们看到了地光，“常识”里竟然是苏修打过来可能放了原子弹，这是如何的时代背景？
在那个荒谬的时代，眼看着就要摸着大震的专家杨友宸，却在临震前两天被“组织”通知去“干校”劳动去了！
如今已难以考证杨友宸为什么被“左迁”至“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组织叫你走，想留留不住；组织叫你留，想走走不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
或许，杨友宸被贬就是“蝴蝶效应”中那蝴蝶振动之翅，不过它最终导致的不是一场飓风而是一场大震。“人走政息”的悲剧其根源是体制性的，而这更致命。历史在这里哭泣，只是人们难以听见那哭泣的声音。
体制制度的深层原因，使种种预报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时高高在上的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越基层越准确正确，越高端越专权荒谬。上面下来的“领导型专家”是“形而上”的专家，哪里像下面的“土专家”天天在触摸地震。在基层，那个时候竟有那么多优秀的热爱地震预报的业余人士，他们就在地震中心预测地震，哪里是“领导型专家”那样远在“庙堂之高”？不好意思，
在“官本位”环境中，这种“领导型专家”的悲哀，至今还在上演。
对于这些“领导型专家”来说，一句“地震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就可以轻松打发一切。
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竟无一人伤亡！“青龙奇迹”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报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正像当时有人说的，“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青龙奇迹”
是一系列“越轨”行为所造就的。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是这次“越轨”行为的发端，他在一次会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县里“越轨”地把“危言耸听”的消息捅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越轨”地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预告灾情，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越轨”地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知识书籍的冉广歧，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来临了，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而无人伤亡的青龙结果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20多年后，冉广歧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
漏报的一万种理由，都抵不上一个良心！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只要防而有效，人类本来可以成功躲避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可是，面对地震，我们为什么无法建立“宁可错报一千，不可漏报一个”的规则？
内外双因时刻都在“捆绑”着当事人。“外因”是为了所谓的秩序和稳定。唐山大地震预报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却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为了保持首都一带的“秩序”、“稳定”，宁可忽略事关无数百姓生命的预报！至于“内因”，是错报面子拉不下，而漏报则有“集体负责”。
“集体负责”在大抵都是可以轻易地变为“谁都可以不负责”的。有了“集体负责”的挡箭牌，加上“地震不可测”这样的幌子，就更用不着为百姓的生命负责了，只要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负责就完事了。
由此看来，“青龙奇迹”是一个“绝版奇迹”，成了“恐龙化石”，今后不会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