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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县委书记潘本访谈录 (1人在浏览)

水东红树林

小学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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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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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县委书记潘本访谈录

  市委九届四次全会结束后,电白县委迅速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市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大发展。日前,电白县委书记潘本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对全县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的宏伟蓝图,娓娓道来。

  他说,2007年,是电白县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各级会议精神的一年,是真抓实干掀起本世纪第二轮发展潮,推动和谐粤西经济强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一年。一年来,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安定团结、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全县人民在县委的带领下,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粤西经济强县取得良好的开局,全县经济呈现出结构调整加快、质量效益提高、发展后劲明显增强的格局。预计,2007年全县GDP达158.2亿元,同比增长12.5%,万元GDP能耗下降2.75%。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6亿元,增长23.97%;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482元,增长11.6%,农民人均纯收入5062元,增长5.14%。

  潘本表示,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是电白县抓住机遇,争当茂名科学发展排头兵的重要一年。因此,他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和市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和谐粤西经济强县的总目标和争当茂名科学发展排头兵的总要求,坚持“发展抓项目、改革抓创新、和谐抓民生、保证抓党建”的工作方针,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立县”战略,突出抓好工业经济、城市经济、海洋经济三大经济板块,掀起新一轮发展潮;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电白小康社会新局面。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争当茂名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潘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思想是纲,发展是目,只有思想解放,才能纲举目张,推动发展的有效进行。可以说,思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他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为主题的重要讲话,是党的十七大精神与广东省情的完美结合,是省委新班子谋划和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的纲领性文件。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汪洋同志的讲话精神,从历史的高度、政治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扎扎实实组织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和市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结合县委的工作部署,努力查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空间,积极探索推进科学发展的新途径、新举措。要联系实际,深入查找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深刻分析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身到学习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去,为电白县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建言献策。

深入实施“工业立县”战略,加快建设粤西经济强县

  潘本说,发展定位和思路明确后,今后几年的任务主要是狠抓落实。目前的重点是深入实施“工业立县”战略,加快推进粤西经济强县建设。

  ――全力以赴发展工业,努力建设粤西工业强县。要继续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两区两线”建设,继续壮大产业转移工业园,落实企业用地,完善配套设施,破解企业发展的瓶颈,为工业发展打造良好的平台;全力配合市加快北山岭港区建设,切实做好重点项目的招商服务工作,加快临港重化工业发展步伐。要进一步明确发展重点,立足电白县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恢复家电、五金制造等传统特色项目,大力发展农海产品加工和乙烯后加工项目,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项目,全面加快工业发展步伐。要进一步完善镇级激励型财政体制,加大镇级工业扶持力度,推动镇级工业加快发展,加快打造一批工业专业镇、专业村,打牢电白县工业发展的基础。

  ――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紧紧抓住茂名市中心城区逐步向南靠海拓展的大好机遇,以把水东建设成为美丽的海滨城市为总目标,进一步做好县城水东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尽快完成《大水东总体规划》的审批工作,完善小区详细规划,严格按规划建设管理,提高城市品位。要加快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尽快上马建设海滨大道续建等重点工程,逐步完善县城交通网络;加快县体育中心、县文化大楼、县垃圾处理厂、避风塘等公共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要以旅游业为龙头,突出抓好冼太夫人故里文化景区、放鸡岛旅游景区、龙头山度假旅游景区、温泉旅游景区等重点景区的开发建设,打造特色旅游品牌,推动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为途径,致力于工业化向农村推进、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全面推进全县新农村建设。要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充分发挥海洋大县的优势,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海洋综合开发总体规划,加大海洋综合开发力度,不断提高海洋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县。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建设好一批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打造一批农产品品牌;积极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切实引导搞好农村经合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减少市场风险,增加农民收入。要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

  ――狠抓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切实增强发展后劲。要形成全县上下谋项目、办项目的热潮。要落实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招商引资工作责任制,努力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效率。继续大力实施“回归工程”,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扶持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品牌,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高。积极扶持长兴、佳辉、健展、新永明等重点出口型企业加快发展,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扩大出口规模,实现外贸出口持续增长。

  ――加强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要转变发展方式,立足资源永续利用,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森林、海洋、河流和矿产等资源;要抓好节能减排,加强重点耗能企业能源监测和考核管理,严把能耗增长源头关,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设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加强环境保护,实施“碧水工程计划”,加强重点库区、重点流域、近岸海域的环境整治和水质监控,防止各种水源污染现象的发生。加强县城污水处理厂的管理,加快县城生活垃圾处理厂的建设,继续抓好水东湾生态保护区红树林的种植和管理,全面推进电白碧水蓝天工程。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审批制度,积极盘活闲置土地,努力增加建设用地供应量,注意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认真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坚持以人为本,开创和谐电白建设新局面

  潘本最后表示,要从三个方面,切实坚持以人为本,开创和谐电白建设新局面。

  一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大力发展基层民主,推进厂务公开,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加强社区建设,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益。抓好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县,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统战工作,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继续加强外事工作。规范行政行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健全政府职能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服务型政府。

  二是深入推进文化大县建设,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要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新进展。要深入推进“先进文化进万村(家)工程”和“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现代公民教育活动,大力开展文明村镇(社区)、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县文化艺术中心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推动村镇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广场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建设蓬勃开展。全面促进电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整理和开发工作,着力打造一批以冼太夫人文化、滨海旅游文化、荔枝文化、民间民俗文化为代表的特色文化品牌;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继续加大投入,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改造中小学校危房,改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为争当茂名科学发展排头兵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三是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按照“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特约记者 谢东 特约通讯员 李华斌 本报记者 陈远

《茂名日报》(2008-01-12 第四版)
 
抓错了重点,反贪反腐败才是电白目前重中之重,只有走这一步才能救电白,大谈其它都是废话。
 
希望能藉实际的行动和政绩去重树政府公信力!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政府决策和左右政府决定,但政府的所为是能够被我们看到的,即使政府有他们自己的写手。
 
看过那里海鲜生猛!!!
那里的鱼刺粗条!!!
冬虫草有没断市!!!
 
QUOTE(阳光世界 @ 2008年01月12日 Saturday, 11:20 PM)
抓错了重点,反贪反腐败才是电白目前重中之重,只有走这一步才能救电白,大谈其它都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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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辟!
 
    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曾总结县委书记腐败现象,原担任过安徽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某,在副省长的任上折戟沉沙,他治下的各县县委书记接连出事,故有媒体如此总结。今日已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在市委书记这级官员身上同样适用。近期先后有市委书记出事,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被逮捕后,他经营多年的襄樊浮出了许多陈 案,一位三年前跳楼自杀的少女高莺莺,尸体被武警和公安抢夺,强行火化,不能不让人产生诸多联想。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一位酷爱文学创作的官员,正在一个全国级的散文会议上慷慨陈词时,被有关部门带走,他在郴州的一些事也随之曝光。
  本来,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只有级别之差,他们权力运行方式是相同的,因此“县委书记现象”也罢,“市委书记现象”也罢,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源于他们自己的辖区内几乎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古代有一句民谚:“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说明县令、知府这些“百里侯”权力之大,对草民具有极大的伤害能力,但和今日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相比,知县和知府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掌握的资源、运用权力的自由度远不如今日的书记。
  一、名实不符带来的混乱
  安徽前几年和最近发生的两件有意思的趣事,颇具象征意义。
   几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县级市)的书记举行阅兵式,将全县穿制服的公务人员集中在一起,供他检阅,此错误法无明文惩治,最后他因贪渎被判刑。前不久寿县县委书记离任,当地官民在仿古的城墙前打出横幅:“欢送英明领导李某某离开寿县。”很显然,亳州市委书记想体验的不过只是一场“回避”、“肃静”开道的 为官威风,寿县的官吏也无非在恢复送“万民伞”的传统。但他们的作为却为什么那样扎眼呢?直给人“僭越”、“逾制”的感觉?除了我们对这类人的政治智慧表 示怀疑外,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们这些执掌一方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们的名实发生混乱,因此他们的行为很难有一种刚性的标准来界定,一切存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中。
  比如,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以礼法治国,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规格,有明文规定,祭天、阅兵是天子的专利,父母官离任时老百姓送万民伞,绝对不能用颂圣的语言。如果犯了规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们所处的国家政治上的定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官员不论级别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但实质上各级官员都掌握着远迈前辈的权力。如此以公仆之名掩 饰父母官之实,必然会带来名实的混乱。县委书记阅兵,本来是一种帝制时代地方官显示威风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释为检查一下本县执法队伍的精神风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欢送英明领导”本来就是“万民伞”的变种,照样可以解释为官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通俗地说,古代的知府、知县所穿的官服,所 乘的轿子,都有正式法规进行规定,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一切对宣称代表先进的执政党来说,在表面上、口头上必须作为“封建落后”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 和摈弃,而在实质上、操作层面上,这类规矩又改头换面顽强地生存下来,比如官员的安保规格、用车标准、副部以上的官员才能配备秘书等规定。对种种“僭 越”、“逾制”的行为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规进行惩处,因此地方官员各方面“超规格”屡见不鲜,而乡镇政府也敢照着天安门城楼盖办公楼,县、市也能盖一个 带华表和仿照金水桥的大广场。
  这些冲突根本原因是执政者的言行矛盾、表里不一、名实不符。所有的官员,如何把握这些官场艺术而不自取其祸,完 全靠政治智慧和为官经验,而没有类似大诰的东西可以参照,相反,党章规定每个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从这个“逾制”的现象就可以一斑窥豹,如今的政治场上 运行,潜规则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朝代还要大,显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鸿沟也远甚前代。
  二、官员选拔之对比
   汉代的小吏的升迁路径是很宽的,他们可以做到两千石大员,自唐代有了科举制以后,对县级以上的官员,资格有了严格的规定。这样有利有弊,弊端是仕进途径太过于严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层小吏,由于科场失意,只能沉沦于底层,心生怨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员、敲诈百姓为生存之道。但科举制延续千年,对政权稳定利大于 弊,这种严格的资格考试至少杜绝了地方政治权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宦和富商子弟靠关系和金钱,随意进入官场。以明清为例,出任知县的大多是新科进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员,大多从知县级别的官升迁上去的。很少一部分声望很高而幸运的生员和举人,可以通过“拔贡”、“大挑”的方式进入仕途,担任县令这样的中低级官员,但程序异常严格。因此,除了现代宪政制度下的选举,科举应当是程序相当公正的官员选拔形式-----而民选为主的宪政制度下,也是选票和考试相结合,地方主要首长是选举,大多事务官是通过考试的“科举”产生。科举之路是很艰难的,举人以上(包括举人)的功名一律通过考试,很难恩荫。它的好处是通过考试手段打破个人、家族对权力垄断,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职位都是开放的。“父子五进士、祖孙三尚书”之类的家族毕竟是异数。海外史学家何炳棣通过研究 得出结论,明清社会阶层构造具备相当的流动性,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总数一半,明清550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百分之六。因此我们看《红楼梦》中因军功起家的贾家,高层权力斗争固然加速其败落,但几代子孙,少有人通过科举仕进,那么这样在政治地位上吃老 本的大家族也必将慢性衰亡。
   反观我们今天,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这类在政治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职位,其标准说起来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个人品德都得出众,但这些标准是虚的,可操作性不强,唯一的刚性标准:他必须是执政党的一名党员。因为根据宪法那张纸上的定义,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家,而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担任地方党委要职的人,理论上讲不需要什么资格,谁都可以当。一旦没有严格的准入资格之限制,谁能担任那个职务,则名堂就更多了。如果是真正的选举政治,州长、县长亦没有更多的资格限制,只需常居当地的成年人,选票来决定一切。但一旦不凭严格 的考试取得资格,而选民的选票又不起作用,那么通过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职的“备选人员”基数大,门槛低,那么出身世家、父母当过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钱的人,取得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这类职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时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过去的捐官,多是候补资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没有 “正途”、“别途”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近些年来,对官员的学历,组织部门有所要求,但我们知道,今日取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和古代科举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种党校的文凭也管用,即使此条途径被堵死,在官学一家的今日,官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也不是难事。
  有人会问:现在公务员考试不是也很严格 么?但公务员考试选拔的是科级以下的官吏,付处以上的不必通过统一考试,可以直接任命。试问,今日各在任的县、市委书记,几人是通过统一的公务员考试进入仕途?公务员考试反而给我的感觉是:做小吏资格要求很严,做县处级以上的官员,则不需要很严的资格考试。
  如此既不民选,又不考选的选官方式, 类似魏晋时期的“察举”,靠大官推荐,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的可笑局面。这样各地就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权力家族,比如原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执掌该市十余年,影响无处不在,退休后还威风凛凛,他的女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是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
  
  三、授权方式之对比
  授权方式和官员选拔方式是一对孪生体,授权方式深深地影响着选官方式。
  中国帝制结束之前,有两种授权方式,这两种授权方式的权力来源是一样的:“受命于天”,“君权神授。”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时期是分级授权方式。
   周朝分封了许多诸侯,授权给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封地里,又授权给各大夫。授权以后,诸侯只要尽到一定的义务,如岁贡、出兵勤王。(所以楚子贡包毛不入,其他诸侯就有理由讨伐他,幽王烽火可以戏弄诸侯。)天子只维持诸侯之间的公共秩序,不要自行攻伐,而中央政府几乎不管内政,因此在自己的封地里,诸侯和大 夫俨然一个小国王,他们自行征税,自行聘请官吏。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形容西周这种“分封众建”的关系是总公司和分公司关系。但这种分级授权形式时间 一长,就有一个弊端,会产生弱干强枝的政权结构,分公司实力大了,不把总公司放在眼里。周室衰微,诸侯争霸。
  秦以后,行郡县制,影响至今,所 以老毛说“千年犹行秦政制”。许倬云说:“秦朝设郡县,等于不设分公司,而是成立办事处及其代理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官的成绩,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报 告。”这种授权是直接授权,权力只有一个来源-----皇帝。知县、知府、巡抚、总督,他们官职有高低,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权。知县听命于知府,只是权力运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为了替皇帝,替朝廷办差,知县的权力并不是知府给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层的首长----知县都 是朝廷任命并考核的,清朝皇帝接见新任县令,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谕示:你只对朕负责,你的官印是朕给的。因此,当时下级虽然也得奉迎上级,毕竟天下之大,朝廷对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会十分麻烦,但毕竟自己的乌纱帽不是顶头上司直接给的,顶头上司只有参劾、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知县对知府、 知府对巡抚的人身依赖关系并不十分强烈。
  如今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权力从何而来?如何授权?是分级授权还是直接授权?是,也不是。因为整个政 权的权力来源既非受命于天,也非来源于宪政体制下的选票,而是靠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这类政治口号式的自说自话。因此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的权力来源、授权方式也是非驴非马的混合形式。
  按照宪法,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权力是通过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级人代会又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那么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行政辖区内,最高权力是由当地党委的一把手掌握。-----中国现实的政治,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政治。
   那么,党委的一把手,也就是说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谁给他授权?从理论上说,根据党章,他是由该县、该市党代会选举产生的,由该行政辖区全体党员授权给他,这看上去近似于一种民选形式,来源于选票。但实际操作中,都是上级组织部门考察,上级党委开会,上级党委一把手拍板决定的,可以说,真正的权力是上级 党委,说白了就是上级党委的一把手授予的。这样的授权方式又是比较尴尬的,因为他用以下向上授权之名(党代会选举),行以上向下授权之实(上级的党委任命)。按照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原则,那么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在责任上同样和权力来源那样名实不符,名义上向选举自己的全体党员乃至辖区全体公民负责,实质上 只要对给自己乌纱帽的某几个人或某一个人负责。
  民主集中制,在学理上就有某种难以解释的矛盾,权力既然集中了,又何以体现民主?“与中央保持 一致”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一种口号式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兑现。因为人家完全可以以子之矛,功子之盾,既然你说权力来自人民,那么以本地的民意为名和上级特别是中央讨价还价又如何呢?你还不能理直气壮地像帝制时代的朝廷那样对所有的命官说:你们的权力都是皇帝给的,干得不好,皇帝就可以收回你们的权力。
   这种实质上的分级授权,其效能还不如郡县制的直接授权。因为中央只管省一级干部,省管地市一级干部,地市管县一级干部,县管乡镇。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只要将能直接影响他职位的某个人伺候好,就行了。其他更高级别的管理层,对他鞭长莫及。而今我国行政级别(此行政是广义的行政,因为各地党委书记才是真正广 义上的行政首长)又是中国历史上层级最多的,有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行政效能在中间环节稀释、变形更加容易发生。
  四、权力大小与监督机制之对比
  分析了市、县委书记和知府、知县的授权方式,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日之市、县委书记的权力远远大于古代的知府、知县。
   地方首长手中的权力我以为首推人事权。在上文已经分析过了,明清时期知府、知县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抚、总督,其在辖区内没有自由的人事权。他们辖区的知县,包括自己周围入品的僚属,如同知、通判或县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参劾、保举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而今的市、县委书记对低一层次的官员,如市 委书记对市委市政府各局、办,各县区正副职,县委书记对乡镇及县各局官员几乎有绝对的任免权,甚至自己同层级的其他官员,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职、法院检察院院长,虽然由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但该层级的党委一把手个人的意见相当重要。再加上现在的官员职数,四套班子加起来,可能数十倍于明清时期,明清一个 县正八品以上的官员有几个,今天一个县付处级官员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买官、卖官之风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两朝也有 卖官鬻爵之事,但卖官之权,全国都集中于吏部。而今每个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如果想卖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员的职数远远多于古代。卖官既然操作起来更方便,可卖的总量更大,那为什么不卖呢?而且卖的是别人“寄存”在自己那里的东西,得到的利益却属于个人,多合算的买卖。
  除了人事权,今天的市、县委书记对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也远胜于古代知府、知县。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长期是个农业社会,知府、知县守牧一方,其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无为而治的一面,治民之术,我国传统上是儒法、黄老兼用。《明史。职官志》载:“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请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免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 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
  可见知府多是宏观调控,知县作为亲民之官,管理的事务很实,但有限。无非是赋税征 收、劳役差派、讼狱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业。古代中国县以下是乡土自治,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很强大,知府、知县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数收税就行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样生产、生活,没必要太多过问。
  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在其辖区,可谓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除了当 地的驻军他管不了,其他还有什么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权、行政事务、司法活动,乃至人代会这样名义上的民意机构,都归他的领导。由于现在的经济水平远非古代农业社会可比,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行,民营企业的存活、重大公共项目建设,都可以直接插手。从落马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案件分析,这些人除了 卖官牟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设项目,官商勾结大谋私利。今日中国经济繁华远非古代可比,市、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也远非古代知府、知县可比,那么其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然比古代的同级官员大得多。
  讲到权力,自然不能不说监督和问责机制。从秦朝设御史大夫开始,两千年帝制时代,除了皇权之 外,其他的权力都有明确的监督机构给予监督-------至于监督的效果,因时代而有差异。明清两代,对地方官的监督机制是比较完备的,明朝多太监弄权,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游离于帝国文官监督体系之外,明朝监督分两个序列,中央六部是给事中,地方各省为御史道,合称“科道”,清承明 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纠各地方官。其级别并不高,正七品,和知县一样,但威权重,一旦外出则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称巡按(明朝御史外出巡查,加总督、巡抚、经略、总理、巡视等名衔,清代总督、巡抚已成为地方实职。)《明史。职官志》言:“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传统戏曲里面,那些新科进士,最牛气的是点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后,地方府、县官见到他们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才可能巡按山西时,救下了和自己有个N夜情的美眉苏三。
   当然,这种监察权仅仅是皇权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们照样不能很好地行使监察权,明熹宗魏忠贤当权时,被残害的杨涟、左光斗等官员大多是监察官。但帝制时代有一个好处,这江山的“产权”明晰,有非常明确的产权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别昏庸的皇帝,谁也不会由得地方官胡折腾。尽管我们教科书上说明清两代政治黑暗,但仅仅是晚期,大部分时间内朝廷对知府、知县一级的官吏还是有着较严密的监督体系,地方政治不至于一败涂地,否则两个朝代的寿命加起 来也不会有近600年。
  由于明清两代的监察权在中央,一个七品的御史照样敢查纠地方大员。今天比起明清两代,似乎监督、问责机制更加健全,有 党委纪检部门、政府监察部门、司法的检察部门,还有所谓代表民意的人大监督。看起来四管齐下,但既不能真正启动民意程序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进行弹劾、罢免,全国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监督他们,他们所能接受的是同级和上一级的监督。同级监督几乎不可能,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纪委书记、检察院长、监察局 长又是自己的下属,谁敢监督他?那么上一级监督部门呢?最能对贪渎市、县委书记发生监督效能的也确实只能是上级监督部门,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样,市、县委书记是分级授权,对他职位发生关键影响的是上一级的党委一把手,两人中间并没有设置隔离墙,下级党委一把手一般说来是上级一把手信得过的,除非他在上级的党 委一把手心中失宠,或者上级一把手换人,或者由于说不明道不白的权力斗争,或者因为有上级一把手也替他挡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级别的专案组介入, 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才可能出事。十年前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一句话很精辟,大意是官做到地厅级,几乎就没法监督了。
  现在的体制下,可能起点作用的是新闻监督,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异地监督现在又被打压,新闻监督的空间在当下更加狭窄。
   明清两代不许在家乡五百里内做官之类的回避制度实行得不错,全国的知县、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统一分派,一个知县大多在离乡很远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计这种吏部和都察院联合举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调任、升迁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避免了一个知府或知县盘踞一地特别是和家乡的各种势力发生关系。而我们今天 的市、县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选票产生本地的行政首长,又不是明清那种官僚体制下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回避,因为是分级授权,官位由上一级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范围内交流市委书记,本市范围内交流县委书记,无非是在邻市、邻县做官。所以辽宁人王亚忱能在辽宁当许多年的市委书记,湖南人李大伦在湖南,湖 北人孙楚寅在湖北任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多年,能不在当地盘根错节、只手遮天么?
  今天我们虽说明清时政治上腐败,但具体分析对地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两朝做得好吗?
  
  
  结语:体制不改,必然会产生市、县委书记“土司化”
  
   现在我们如果往前走一步,能在宪政体制下,由选票来选拔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自然就有民意机构对他们实行全天候监督,他们即使贪渎,也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下。要么我们退一步,回到明清时代那种,府、县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调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现象。问题是我们既 不敢往前进,又不能往后退,正处在两头不靠的中间状态。市、县委书记只要搞定一两个关键人物,贪渎的风险就很小,这样下去,一些市、县委书记就很容易变成当地为所欲为的“土司”。制度不改革,仅仅靠“权为民所用”这类道德说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时代,搞一场接着一场政治运动,使官僚层处于动态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会成本太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时代真正的土司还可能肆无忌惮。因为土司是世袭的,为子孙后代计,还不敢对治下臣民太严酷,会尽量避免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而掌握巨大权力的市、县委书记,在监督失灵时,有人可能会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 都当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后荒芜。
  那么出路在哪里?其实每个对世界潮流有所体察的人,都不难知晓答案,在此我就没必要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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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用户: 无论个, 水东红树林, 过吃

花不完!
 
只不过是套用一些文件用语,没有讲到实际的东西,比如文化教育、社会治安方面。
 
说得挺好的,但我们的生活却越过越苦
 
陕西榆林市长斥责讲套话副局长:百姓白养你


2008年 01月 13日 09:35 深圳新闻网

深圳新闻网讯 陕西榆林富了,老百姓却很穷。在10日榆林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座谈会上,一名财政局副局长一上来就讲套话,还一问三不知。市长李金柱直斥:“我不需要你讲大道理,要务实!一问三不知,老百姓白养活了你!”

截至2007年底,陕西榆林市仍有贫困人口50.2万人,其中仍有13.8万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7年榆林GDP达到6 35亿元,财政收入突破50亿。10日下午,在榆林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座谈会上,市长李金柱斥责讲套话的财政局副局长:“一问三不知,老百姓白养活了你!”

他说:“榆林很富,但老百姓却没钱,这让市长脸上无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市政府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市长打断套话问实情

李金柱说,榆林财政收入在全省范围内都属于比较高的,但老百姓的收入却不高。“榆林富了,老百姓却很穷。让父老乡亲富起来,这也是开这次会的目的,也是市政府2008年的工作重点。”

首先发言的是榆林市财政局一名副局长,他的开场白是:“(我们)完善财务制度,全面落实收入分配制度,连续8年不拖欠干部职工工资……”两分钟后,李金柱打断了他的话问:“给公务员补发的津贴补贴是否到位?”这位局长说:“不知道,预算科的人开会去了!”随后,李金柱又问了几个问题,结果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李金柱提高声音说:“我不需要你讲大道理,要务实!一问三不知,老百姓白养活了你!”

李金柱一番话后,会议假大空的套话立即消失,随之而来的讨论更加切合实际,更有实用性。

敢为民请命的才是好干部

“到目前为止,国家仍拖欠25万亩退耕还林款长达5年之久。我曾经为此事还给您写过信,希望政府能妥善解决这一关系着许多老百姓饭碗的问题。”榆林市林业局局长的几句话让李金柱频频点头,“你说的好,敢于为民请命的干部才是好干部”。随后,他详细询问了这笔钱是怎么欠的,应该怎么还效果更好:“我要把这件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农民收入自然就高了嘛!”

随后,关于农民增收的讨论白热化起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输出、健全农产品中介信息机构、增加农业基础建设、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农业保险等建议均被李金柱一一记录在案。

今年城镇居民收入定在万元

针对2007年榆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有7600元的现状,李金柱说:“省上给我们的目标是今年达到8300元,我看就把目标定在10000元。这不是大跃进,这就要求每一个相关部门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找出哪些地方可增加居民收入,然后对症下药,一定要完成此任务。”

他说,首先要提高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一定要保证把应发的各类津贴补贴按时发放,尽可能地增加他们收入;鼓励一些干部下海经商,开办企业,也可以入股办企业来分红利;增加就业平台,“今年千方百计要把尚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安置”;要扶持发展城市二、三产业,鼓励适龄劳动力就业,增加收入;此外,政府还要千方百计地抑制物价减少支出,“省了钱就等于挣了钱”。 (王卫平)
 
陕西榆林市长斥责讲套话副局长:百姓白养你


是电白县抓住机遇,争当茂名科学发展排头兵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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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太需要务实、有能力、廉洁奉公型领导,要是再这样走下去的话,我们一般人都完了,这样的日子何时是终日?!
 
QUOTE(书生一个 @ 2008年01月13日 Sunday, 02:10 PM)
7楼海大富之言精辟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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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苟同,海大富所转的文章完全没有涉及根基。
形式变了而已,底子里头,几千年的统治观念毫无质的改变...
 
同一个电白,不同一个梦想。
 
QUOTE(byronroy @ 2008年01月13日 Sunday, 02:13 PM)
我们习惯思维上还是靠某个官或清官,这本身就是有误的.
一个清官可以救电白?荒唐...
http://0668.cc/index.php?showtopic=6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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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盘都是烂泥.清者能为官吗?

群策群力发展电白,救字责任何其大。
 
QUOTE(群众 @ 2008年01月13日 Sunday, 02:47 PM)
中盘都是烂泥.清者能为官吗?

群策群力发展电白,救字责任何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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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有责,可惜人人自保...
 
看了以上观点让人眼界大开,当前社会腐败确实与体制有关。
 
吃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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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思想是纲,发展是目,只有思想解放,才能纲举目张,推动发展的有效进行。可以说,思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有点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领导总是跟我们说,先管好纪律才能上好课嘛,看来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啦
 
目前的体制下,邓小平曾说"要变革,只会出现在**党内部",但谁能革自己的革命呢?其实7000多万的**党员又有几多不知问题出在体制上.
前发文章引用香港报刊,不敢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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