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当事人潘＊晴,女,电城人,电白水东中学高一级班学生。其家境困难,,在电白四中读初中时靠学校免学杂费,提供宿舍和老师、同学的救助完成学业。她的眼睛患有严重的疾病，生了一层膜，一米范围内的事物仅能模糊看见，所以她走路时总是低着头，因为她要这样才能看见路，就是这样，这位女孩靠自己的坚强，仍在维系自己的学习生涯，她的成绩也优异，在高一级一直都名列前茅，老师安排她坐在靠窗边的第二位。但就是这样一位成绩优异的女孩，却因一些小事被水东中学政教处的某些人员、老师逼得精神失常。以下是潘＊晴口述、家属转述，以及本人深入了解撰写成文，请大家来关注这位可怜的女孩：
6月22日上午，我感觉自己身体发烧，牙齿肿痛难忍，十一点五十分放学了，我忍不住了，由于我未带校卡，故借了同学的，快步走出去想去看医生。差不多到了校门我才戴上校卡，政教处的一位副主任和保安看见了就叫我过去，检查我的校卡。问我去那，我说我发烧，我牙痛要去看病，他们说我的校卡有问题，要带我回政教处，我再次要求去看病，他们竟说：“我第一次看你就觉得不顺眼，你那么横。”（天呀！一个女孩子怎么就令你们大男人看不顺眼，是因为她丑吗？）保安不由分说的把我拽回了政教处。
政教处李秋文副主任对我进行了问话，并叫我写检讨，我也写了，并再次强调我病了，要去看病，叫他们不要动我，此时李副主任拿着一支笔指向我，并不断挥动，说我诈病，戳我这戳我那，口里说哪里痛，你哪里病，谁知他的笔戳到了我发病的牙齿上，我一下子痛得要命，并蹲了下去，向他们求救我：“我好痛啊，要死了，你们快带我去看病啊、、、、、”但他们不理我，只是说：“你可以叫班主任带你去。”他们后来让我走。我走出去后打了电话给我姐，姐叫我快快去看病。我蹲在地上哭，一位男同学看见了，又问了我事情的经过，竟爱莫能助。我没人帮，不知怎么办，于是，我家里人报了警。我不知怎么才到了人民医院。据说当时是1：30分，后来我在打吊针，警察来做了问话，再后来，有好多位同学来看望我。（写到这，我要问一下：作为老师，学生犯病和犯错误了，我们是抓住他的错误不放，弄清他是真病假病，还是宁愿先相信他是病了，协助他们去看病？否则因我们的耽误而令学生的病情加重甚至于死亡，谁又负责得起呢？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老师！）
接下来是周日了，我就也没去学校，在家休息。我姐打电话说算了，只要人没事就好了，大事化小，叫我周日晚回校。周日晚，我回校了，可级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说我说假话，报警侮辱了老师，要我还一个清白给李主任，要我去销案，否则就开除我等，他们问了我差不多两个小时，我没做过，不肯承认，他们就要我在第二天早上一定要给他们一个答覆，后来，在一位同学的陪同下，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宿舍去了。（级主任谢＊也承认有这么一次谈话，但说是如何教育，开导他的话，但据＊姐说她打过电话给班主任，叫大家算了，让她回去读书，也不要找＊晴谈话了，他也答应了，但为什么又要出尔反尔找她谈话，以致弄成这样呢？他们是不是想掩盖过错，却不想造成了更大的错，有可能会毁了一个孩子啊！我们也不能辨别谁真谁假，但第二天，潘＊晴打电话给姐姐，说自已不舒服，其姐打电话给老师帮她请了一天假。据说她也不知怎么回到电城，也不知在电城那下了车，总之她不会回家了，据她妈妈说：“她一个人在圩里逛，还是她以前的同学见了她，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在逛街。后来才送她回家。在星期一上午，我们想到其宿舍看望她，她姐下来接我们，说＊晴在房间里睡，但当我们上到宿舍一看，却不见人了，我们急忙去找，发现她独自一人坐在楼顶的楼梯上自言自语，双手拳头紧握，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极其恐慌。后来，我们和她一起到教育局，在三楼找了一位副局长，局长很负责地听了我们的讲述，但在讲述过程中，潘＊晴不自主地站起来，傻傻的要走。局长和我们安尉她，她才又坐下来。她坐下来后，手打椅边，头撞墙壁，口里自言自语说：“我没错，我不写检讨，老师你别逼我、、、、、、”据他妈妈说，她几天都是这样了，晚上睡觉时更是不停地说。看到这样情形，我一个大男人也哭了。局长也很同情，打电话叫水东中学一位副校长过来。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说，你们学校说星期日即6月24日晚是一次教育性的谈话，那为什么这一次谈话后＊晴就变得疯疯癫癫，情绪失常了？如果说这是一次教育性的谈话，那么谈话的内容，教育的方式，老师的为人，就值得我们去思考。谁说的真，谁说的假，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潘＊晴的妈妈星期五中午、星期一上午到他们政教处了解，但每一次梁军主任他们都是指责她妈妈，说她没事找事，叫他有本事就找校长告状，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领导，随时都可以开除＊晴等恐吓性的语言，每次都把她妈骂得哭着走。开始，她妈这样讲，我还半信半疑，但6月25日星期一下午，我和叔叔等几个家属到了他们政教处，他们迟迟没人到来，后来他们几位主任才来了，我们首先表明我们我们不是要求赔偿，追究责任的，而是来了解事情经过，解决问题的。但在谈话过程中，他们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尤其是梁军主任和李秋文副主任更是蛮横，以致谈话无法下去。我想：他们对到访的家长尚且如此，那他们平时对待学生会如何呢？大家可以思考。）
这件事还在处理中，作为家属，我们不是存心找茬，想要学校的赔偿。如果＊晴的精神不是被逼成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写这份材料，也不会去找上级领导的。我们作为平民百姓，无权无势，我们遇事无门时，我们只能报警求助，希望各级领导能谅解。作为家属，我们也向副局长和詹副校长表明了我们态度。我们不想去追究事实的经过和有关人的责任，我们只有两个要求：一是学校、老师协助我们把＊晴的病治好，最好是做一次精神签定，看是否失常；二是给她换一间好一点的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千万不要就这样就毁了一个孩子啊！
我希望领导们能站在一介平民百姓的位置上，在维护好学校的前提下，帮帮我们，为我们作主。如果事态再继续恶劣下去，我们不知潘＊晴还会发生什么事，真到出了人命那时，我们将追悔莫及啊！如果学校说我们的要求过分，（但这过分吗？）可以和我们谈，但如果想逃避，此事不能很好解决，我们保留一切追究的权力包括赔偿。（我们已两次找教育局、三次找水东中学商讨解决的办法，但他们每次都只是在应付我，没有为我们解决一点问题。6月29日下午，我们再次来到水东中学，詹副校长再次听了我们的诉说，答应7月3日给我们一个处理决定，但7月3日我们来到水东中学，在等了一小时后，詹副校长说学校的决定意思是潘＊晴可以回校，其它不理，任你自生自灭。这是人话吗？难道他们是铁石心肠吗？他们的良心那里去了？这个社会还有公理吗？谁能给我们作主、还我们孩子一个公道？）
公道自在人心，请大家评一评，论一论，给我们一个公道!
6月22日上午，我感觉自己身体发烧，牙齿肿痛难忍，十一点五十分放学了，我忍不住了，由于我未带校卡，故借了同学的，快步走出去想去看医生。差不多到了校门我才戴上校卡，政教处的一位副主任和保安看见了就叫我过去，检查我的校卡。问我去那，我说我发烧，我牙痛要去看病，他们说我的校卡有问题，要带我回政教处，我再次要求去看病，他们竟说：“我第一次看你就觉得不顺眼，你那么横。”（天呀！一个女孩子怎么就令你们大男人看不顺眼，是因为她丑吗？）保安不由分说的把我拽回了政教处。
政教处李秋文副主任对我进行了问话，并叫我写检讨，我也写了，并再次强调我病了，要去看病，叫他们不要动我，此时李副主任拿着一支笔指向我，并不断挥动，说我诈病，戳我这戳我那，口里说哪里痛，你哪里病，谁知他的笔戳到了我发病的牙齿上，我一下子痛得要命，并蹲了下去，向他们求救我：“我好痛啊，要死了，你们快带我去看病啊、、、、、”但他们不理我，只是说：“你可以叫班主任带你去。”他们后来让我走。我走出去后打了电话给我姐，姐叫我快快去看病。我蹲在地上哭，一位男同学看见了，又问了我事情的经过，竟爱莫能助。我没人帮，不知怎么办，于是，我家里人报了警。我不知怎么才到了人民医院。据说当时是1：30分，后来我在打吊针，警察来做了问话，再后来，有好多位同学来看望我。（写到这，我要问一下：作为老师，学生犯病和犯错误了，我们是抓住他的错误不放，弄清他是真病假病，还是宁愿先相信他是病了，协助他们去看病？否则因我们的耽误而令学生的病情加重甚至于死亡，谁又负责得起呢？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老师！）
接下来是周日了，我就也没去学校，在家休息。我姐打电话说算了，只要人没事就好了，大事化小，叫我周日晚回校。周日晚，我回校了，可级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说我说假话，报警侮辱了老师，要我还一个清白给李主任，要我去销案，否则就开除我等，他们问了我差不多两个小时，我没做过，不肯承认，他们就要我在第二天早上一定要给他们一个答覆，后来，在一位同学的陪同下，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宿舍去了。（级主任谢＊也承认有这么一次谈话，但说是如何教育，开导他的话，但据＊姐说她打过电话给班主任，叫大家算了，让她回去读书，也不要找＊晴谈话了，他也答应了，但为什么又要出尔反尔找她谈话，以致弄成这样呢？他们是不是想掩盖过错，却不想造成了更大的错，有可能会毁了一个孩子啊！我们也不能辨别谁真谁假，但第二天，潘＊晴打电话给姐姐，说自已不舒服，其姐打电话给老师帮她请了一天假。据说她也不知怎么回到电城，也不知在电城那下了车，总之她不会回家了，据她妈妈说：“她一个人在圩里逛，还是她以前的同学见了她，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在逛街。后来才送她回家。在星期一上午，我们想到其宿舍看望她，她姐下来接我们，说＊晴在房间里睡，但当我们上到宿舍一看，却不见人了，我们急忙去找，发现她独自一人坐在楼顶的楼梯上自言自语，双手拳头紧握，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极其恐慌。后来，我们和她一起到教育局，在三楼找了一位副局长，局长很负责地听了我们的讲述，但在讲述过程中，潘＊晴不自主地站起来，傻傻的要走。局长和我们安尉她，她才又坐下来。她坐下来后，手打椅边，头撞墙壁，口里自言自语说：“我没错，我不写检讨，老师你别逼我、、、、、、”据他妈妈说，她几天都是这样了，晚上睡觉时更是不停地说。看到这样情形，我一个大男人也哭了。局长也很同情，打电话叫水东中学一位副校长过来。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说，你们学校说星期日即6月24日晚是一次教育性的谈话，那为什么这一次谈话后＊晴就变得疯疯癫癫，情绪失常了？如果说这是一次教育性的谈话，那么谈话的内容，教育的方式，老师的为人，就值得我们去思考。谁说的真，谁说的假，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潘＊晴的妈妈星期五中午、星期一上午到他们政教处了解，但每一次梁军主任他们都是指责她妈妈，说她没事找事，叫他有本事就找校长告状，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领导，随时都可以开除＊晴等恐吓性的语言，每次都把她妈骂得哭着走。开始，她妈这样讲，我还半信半疑，但6月25日星期一下午，我和叔叔等几个家属到了他们政教处，他们迟迟没人到来，后来他们几位主任才来了，我们首先表明我们我们不是要求赔偿，追究责任的，而是来了解事情经过，解决问题的。但在谈话过程中，他们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尤其是梁军主任和李秋文副主任更是蛮横，以致谈话无法下去。我想：他们对到访的家长尚且如此，那他们平时对待学生会如何呢？大家可以思考。）
这件事还在处理中，作为家属，我们不是存心找茬，想要学校的赔偿。如果＊晴的精神不是被逼成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写这份材料，也不会去找上级领导的。我们作为平民百姓，无权无势，我们遇事无门时，我们只能报警求助，希望各级领导能谅解。作为家属，我们也向副局长和詹副校长表明了我们态度。我们不想去追究事实的经过和有关人的责任，我们只有两个要求：一是学校、老师协助我们把＊晴的病治好，最好是做一次精神签定，看是否失常；二是给她换一间好一点的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千万不要就这样就毁了一个孩子啊！
我希望领导们能站在一介平民百姓的位置上，在维护好学校的前提下，帮帮我们，为我们作主。如果事态再继续恶劣下去，我们不知潘＊晴还会发生什么事，真到出了人命那时，我们将追悔莫及啊！如果学校说我们的要求过分，（但这过分吗？）可以和我们谈，但如果想逃避，此事不能很好解决，我们保留一切追究的权力包括赔偿。（我们已两次找教育局、三次找水东中学商讨解决的办法，但他们每次都只是在应付我，没有为我们解决一点问题。6月29日下午，我们再次来到水东中学，詹副校长再次听了我们的诉说，答应7月3日给我们一个处理决定，但7月3日我们来到水东中学，在等了一小时后，詹副校长说学校的决定意思是潘＊晴可以回校，其它不理，任你自生自灭。这是人话吗？难道他们是铁石心肠吗？他们的良心那里去了？这个社会还有公理吗？谁能给我们作主、还我们孩子一个公道？）
公道自在人心，请大家评一评，论一论，给我们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