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亚仕 来源：国际在线 我来说两句(289) 时间：2006年06月01日11:15
5月22日，河南商报刊发的《陕西潼关工商局设卡乱罚款 车主被罚2.7万自杀》，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务院三部门督办组进入调查，各媒体更是给该事件予以足够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众多报道中，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喷涌而出，异口同声爆出所谓的“调查内幕”、“几大疑问”，随之而行的还有以“陕西新闻人”的名义发向各家媒体的评论，大有让人们在潜意识里扭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之势。
这股力量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扛着“还原新闻真相”的“新闻专业主义”大旗，扛旗者当然来自陕西媒体。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个“新闻专业主义”的真伪虚实非常值得怀疑。
看看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先。这一源于西方新闻学的舶来品，近年对我国媒体的新闻操作及理念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新闻工作者服从于公众利益，而不是服务于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或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在实际操作中，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在选择新闻、展示事实的过程，每一个环节做要到客观、公正、中立；在出发点上，要站在公众立场上为公众谋利益。
然而，陕西媒体在出发点上也好、实际操作上也好，显然就偏离了“新闻专业主义”。
最基本的是陕西媒体在选择新闻这第一步骤中的有失公允，并非按新闻价值来选择切入点，而是另有一已之标准。在潼关事件中，有N多需要让民众知道真相的问题尚待挖掘。随便举两个我想知道真相的问题吧，《陕西潼关工商局设卡乱罚款 车主被罚2.7万自杀》一文中所提及的“高速公路上拦车动用手枪”、“每年交五千能保出入平安”等。陕西媒体有地域上的优势，为什么不拿出一点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进一步核实，还原这些事实的真相？
最近，有一篇阅读率颇高的文章：《潼关事件一百问》，随便挑其中几问便能做一篇大文章，如“当地纪检部门是否接到过举报？”“如果知情为什么不管？”“潼关工商局为什么会有罚款任务？”“潼关县工商人员为什么能拉来警察当帮凶？”......
令人奇怪的是，陕西媒体“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本地有关部门影响最小、对本地形象影响最小、却在整个潼关事件最为边缘化的事件，即“车主是否死于服毒自杀”进行了调查。避重就轻，难道这就是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我看“新闻专业主义”是假，为本地形象服务，为某些部门充当代言人，从而转移公众视线才是真。
偏偏让人遗憾的是，陕西媒体派到河南的精兵强将，抱着论证“车主的死与罚款无关”的小算盘进行调查，却没有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报道说的是“没有证据表明车主服毒自杀”，熟读陕西数家媒体的报道，我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证据表明车主不是服毒自杀”。
曾有人引用新闻学中的“烂苹果原理”，认为要把一个大苹果“烂”与“不烂”的两面全部展现，才是负责任的真实。此意就是，“潼关事件”是一个大苹果，《河南商报》等报道的“陕西潼关工商局设卡乱罚款”是烂的部分，而陕西媒体企图证明的“车主并非服毒自杀”是苹果不烂的那部分。这更让人难理解了。实际上，边缘化的“车主服毒自杀与否”与事件核心“陕西潼关工商局设卡乱罚款”之间，根本就不构成“烂”与“不烂”的对立。假如车主真的不是死于自杀，违法乱纪的潼关工商就因此变得高尚，行为恶劣的程度就因此降低，就不“烂”了吗？非也。潼关事件整个就是一个烂苹果，而车主是否服毒自杀，根本就不是这个苹果的一部分，顶多只算一片粘在苹果上的一片叶子。
曾有人说，小偷明明只偷了东西，别人却说他顺手杀了人，因此很有必要证明小偷是不是真杀了人。翻译过来就是，潼关工商只是乱罚款(即偷)，而现在却被冤枉成逼死了车主(即杀人)。这种颠倒轻重的概念转换尤为荒谬。根据潼关事件性质分析，潼关工商乱罚款才是整个事件中最重要、分量最重的核心，当属“杀人”；而是否逼死车主，罪行相对较轻，只算得上是“偷”。也就是说，“杀人嫌犯杀了人，还顺便偷了一把。”陕西媒体却偏偏要捡起芝麻当西瓜--力证“杀人嫌犯没有偷”，这能改变这宗杀人案件的性质吗？杀人嫌犯会因此轻判吗？
如果不动动脑子，还真容易被所谓的新闻技巧、文字游戏蒙过去。
作为一名与河南及陕西都无甚关系的新闻人，笔者再就涉及“新闻专业主义”的出发点发问：《河南商报》率先报道潼关事件时，其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公众利益还是某些集团的利益？陕西省城两媒体及某中央媒体驻陕记者站三家同一天(不知是约好的还是有关方面统一安排的)，选择对同一个问题(不影响潼关事件本质的问题即当事人的死法)进行调查，其初衷又是什么，是为了公众利益还是集团利益？
说实话，在当前新闻环境下，业界尚难实现彻底的新闻专业主义。更不要说陕西媒体在回应本地负面报道时能做到真正客观与公正。所以，很多人说，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接近，只能不断追求。
即使哪天有铁证表明“车主并非服毒自杀”，然而，从新闻的选择及报道初衷看，谁是在接近新闻专业主义，谁在渐行渐远，相信民众自有公断。
5月22日，河南商报刊发的《陕西潼关工商局设卡乱罚款 车主被罚2.7万自杀》，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务院三部门督办组进入调查，各媒体更是给该事件予以足够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众多报道中，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喷涌而出，异口同声爆出所谓的“调查内幕”、“几大疑问”，随之而行的还有以“陕西新闻人”的名义发向各家媒体的评论，大有让人们在潜意识里扭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之势。
这股力量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扛着“还原新闻真相”的“新闻专业主义”大旗，扛旗者当然来自陕西媒体。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个“新闻专业主义”的真伪虚实非常值得怀疑。
看看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先。这一源于西方新闻学的舶来品，近年对我国媒体的新闻操作及理念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新闻工作者服从于公众利益，而不是服务于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或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在实际操作中，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在选择新闻、展示事实的过程，每一个环节做要到客观、公正、中立；在出发点上，要站在公众立场上为公众谋利益。
然而，陕西媒体在出发点上也好、实际操作上也好，显然就偏离了“新闻专业主义”。
最基本的是陕西媒体在选择新闻这第一步骤中的有失公允，并非按新闻价值来选择切入点，而是另有一已之标准。在潼关事件中，有N多需要让民众知道真相的问题尚待挖掘。随便举两个我想知道真相的问题吧，《陕西潼关工商局设卡乱罚款 车主被罚2.7万自杀》一文中所提及的“高速公路上拦车动用手枪”、“每年交五千能保出入平安”等。陕西媒体有地域上的优势，为什么不拿出一点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进一步核实，还原这些事实的真相？
最近，有一篇阅读率颇高的文章：《潼关事件一百问》，随便挑其中几问便能做一篇大文章，如“当地纪检部门是否接到过举报？”“如果知情为什么不管？”“潼关工商局为什么会有罚款任务？”“潼关县工商人员为什么能拉来警察当帮凶？”......
令人奇怪的是，陕西媒体“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本地有关部门影响最小、对本地形象影响最小、却在整个潼关事件最为边缘化的事件，即“车主是否死于服毒自杀”进行了调查。避重就轻，难道这就是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我看“新闻专业主义”是假，为本地形象服务，为某些部门充当代言人，从而转移公众视线才是真。
偏偏让人遗憾的是，陕西媒体派到河南的精兵强将，抱着论证“车主的死与罚款无关”的小算盘进行调查，却没有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报道说的是“没有证据表明车主服毒自杀”，熟读陕西数家媒体的报道，我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证据表明车主不是服毒自杀”。
曾有人引用新闻学中的“烂苹果原理”，认为要把一个大苹果“烂”与“不烂”的两面全部展现，才是负责任的真实。此意就是，“潼关事件”是一个大苹果，《河南商报》等报道的“陕西潼关工商局设卡乱罚款”是烂的部分，而陕西媒体企图证明的“车主并非服毒自杀”是苹果不烂的那部分。这更让人难理解了。实际上，边缘化的“车主服毒自杀与否”与事件核心“陕西潼关工商局设卡乱罚款”之间，根本就不构成“烂”与“不烂”的对立。假如车主真的不是死于自杀，违法乱纪的潼关工商就因此变得高尚，行为恶劣的程度就因此降低，就不“烂”了吗？非也。潼关事件整个就是一个烂苹果，而车主是否服毒自杀，根本就不是这个苹果的一部分，顶多只算一片粘在苹果上的一片叶子。
曾有人说，小偷明明只偷了东西，别人却说他顺手杀了人，因此很有必要证明小偷是不是真杀了人。翻译过来就是，潼关工商只是乱罚款(即偷)，而现在却被冤枉成逼死了车主(即杀人)。这种颠倒轻重的概念转换尤为荒谬。根据潼关事件性质分析，潼关工商乱罚款才是整个事件中最重要、分量最重的核心，当属“杀人”；而是否逼死车主，罪行相对较轻，只算得上是“偷”。也就是说，“杀人嫌犯杀了人，还顺便偷了一把。”陕西媒体却偏偏要捡起芝麻当西瓜--力证“杀人嫌犯没有偷”，这能改变这宗杀人案件的性质吗？杀人嫌犯会因此轻判吗？
如果不动动脑子，还真容易被所谓的新闻技巧、文字游戏蒙过去。
作为一名与河南及陕西都无甚关系的新闻人，笔者再就涉及“新闻专业主义”的出发点发问：《河南商报》率先报道潼关事件时，其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公众利益还是某些集团的利益？陕西省城两媒体及某中央媒体驻陕记者站三家同一天(不知是约好的还是有关方面统一安排的)，选择对同一个问题(不影响潼关事件本质的问题即当事人的死法)进行调查，其初衷又是什么，是为了公众利益还是集团利益？
说实话，在当前新闻环境下，业界尚难实现彻底的新闻专业主义。更不要说陕西媒体在回应本地负面报道时能做到真正客观与公正。所以，很多人说，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接近，只能不断追求。
即使哪天有铁证表明“车主并非服毒自杀”，然而，从新闻的选择及报道初衷看，谁是在接近新闻专业主义，谁在渐行渐远，相信民众自有公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