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版了一本叫《学衡》的文学理论刊物，为《学衡》撰稿的一帮人有共同的立场、观点、情趣和理想，因此他们被称为学衡派。这帮人专一和新文化派作对，也可以说他们是为反对新文化派才创办了这一刊物。
被扭曲了的历史给予他们以极不公正的待遇，沉冤八十载了，整整地。他们被诬陷，被抹白了鼻梁，甚而被挂一幅魔鬼般的面具。在某些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常被唯心主义地视为不存在，提都懒得提一句，有的提了却是贬斥性的一笔带过。大革文化命中，四人帮的十一只笔杆子（十一歌）倒很看重学衡派的，其看中方式就是给他们扣上顶重得吓人的大帽：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因为他们大都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读过书，得过硕士、博士衔，于是被扣以“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
近些年学衡派曾引起部分学界人士的注意，有人进行研究。他们中一些人出版了专集，但大都是自费出版或由友人资助出版。但研究者即使有比较客观的文章，也总忘不了给他们派送一顶保守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
在西方，保守并非贬词，英国的一个大党就叫保守党。但在中国，保守是迂腐、无知、愚昧、拒绝新事物的同义词，距离反动、反革命只一步之隔。所以给学衡派加上保守二字，对学衡派倒无所谓，对自己则保了险，表示和学衡派划清了界限，秋后算帐时就有用了。
学衡派之被压被排挤就在它呱呱坠地之时，周作人指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称之为“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周氏兄弟一承认其复古，一直指其为假货。鲁迅的一篇《估〈学衡〉》，给后来的十一歌提供了炮弹，十一歌说学衡人物“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其实这才是十一歌之流的夫子自道，他们要达到学衡派的学问水平，得认真苦读二十年，外加面壁十年。学衡派人物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国外拿到的硕士、博士头衔比新文化派多数倍，他们没一个人朱紫其衣，黄马其褂，他们从未依附哪派政治强人，终生奔走风尘于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桃李满天下，有重大成就者，未计其数。
八十年过去了，世界已几底沧桑，他们最终被证明是胜利者。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得到准确的定位，如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冷落之、嘲讽之、打击之、诬陷之，使之尝遍苦涩，历尽艰辛。
中国文化人内战，第一枪在美国响起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任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有张鑫海（后来成为博士）者，愤慨地说，因“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的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哈佛大学硕士）及胡先（马肃）（哈佛大学博士）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xx泉”的记帐。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则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它固然以新文化派为靶标，但也发表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译著。
攻城略地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立有个总的聚焦，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聚焦。它就是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请注意“都是”“只有”几个副词，这是极有重量和硬度的副词，也是他的大前提。胡适一下子打死了中国二千年中所有文言文学，时间之长，面积之大，横尸之众，令人怀疑作者是个嗜杀狂。但胡适犯了最简单的逻辑错误，在“都是”“只有”之后却突然来了句“凡是有一些价值和生命的都是白话式或接近白话的文字写的。”当然，也只是“有一些”而已，并非真有。胡适的逻辑、用词混乱之极，而《石壕吏》、《兵车行》就是他所说的白话诗，是不值一驳的。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笔者一九八一年在《为诗词形式一辩》中就指出，中国诗史上“新旧体诗的并存，意味着诗人有更多的抒情言志的工具，可以为诗人们的不同题材，不同需要服务。一种新诗体的出现，显示着诗的园圃中培植了新的花朵，诗的家族里有了名新的成员，中国诗史上从未一种新诗体一出台亮相，就摆出排斥前贤老辈，要取而代之，唯我独存，其余统统该死之霸主架势。”新东西的诞生不标志着旧东西死亡这个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但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都应该去死。因为他们的进化论说，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新的来了旧的滚开，儿子生了老子死去，否则它必将成为新生的绊脚石。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文化现象是新的来了，旧的存在，新的必孕育于旧的之中，任何东西都赖父本母体才生，即使生物界，绝大部分生物也不同类相食。正因为文化物种不遵循生物进化论的逻辑，才形式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各逞其妙。而文学史证明新的不一定能胜过旧的，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至今仍保持着它的不可企及。中国诗歌史上大诗人很多，但能超过李杜的尚未出生。作家协会会员千千万万，但还没创造出一部胜过或者赶上《红楼梦》的作品。法国没有第二个巴尔扎克，讹国没有托尔斯泰第二，英国没有再生出位莎士比亚。如果有人要胜过他们，我祝愿他成功！
这里说说笔者中学时代的事。那是四十年代初的东北（伪满），课本上有白话文，也有少数文言文、译文、新诗，但语文老师给我们格外加餐，其中有《岳阳楼记》、《滕王阁序》、《陈情表》、前后出师表》、《前后赤壁赋》、《祭十二郎文》、《李斯谏逐客书》、《吊古战场文》等，其中有些文章叫人读之泣下，有些读之使人悲慨，或叫人沉醉，其思想之深沉，感情之浓烈，使人无法忘却。他们都是死文学，没有真价值，没有真生命吗？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说明我们的文学史。如按胡适的评断，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岂不太荒凉，只有几株树木，几丛花草了吗？
胡先哓说Chaucer(即乔叟)去今五百年了，Snencer(即斯宾塞)去今已四百年了，他们的诗在英国已如我国商周之诗难读，而我国周秦之书尚未如此，但宋元白话文，如宋元语录，元人戏曲，则大异于今多不可解，原因是其中用了许多当时的方言土语，而宋元文章，则与今日无别。笔者想，后者可能象今天的文言普通话，故能读之无碍，而今日某些大量使用方言土语的小说，大约几百年后就要由研究家们作注和考证了。这情形我们在《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里都经常遇见。
胡先骁的意见，是对“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的批评。胡适主张“言文一致”，其实言文是不能真正一致的。文学的语言，不管怎么“白话”，它必须是文学语言，即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即从口头语中提炼出来有文学品位的语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中有文，才是文学语言，文是刺于身上的花纹，意即艺术。胡先骁说“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意，文学则于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皆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书，信口所说，便足成文学。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乃昧于此理矣。”
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有差别，有雅俗、粗细和文野之相异。胡适取消这一差别，就取消了文学语言，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文学语言必须精确地符合塑造形象化的需要，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气质、性格、环境、氛围和规定的典型环境。
胡先骁因此批评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这么说就这么说”之论，是“盖泛滥横绝，别无制裁之谓也。”是“不问此话是否应说，是否应于此处说，则将不问此话是否合理，是否承题，是否可以服人，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动人，是否明辨可以服众？”
言文分离是当然的，其分离是因为“言”是文的原料，文是言的加工过的成品，原料本身却不是成品。“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结果必然“言之无文”而“行而不远”。
学衡派不反对白话，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而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中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古文就不曾出面反对，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象《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白话出来后，与古文一向和平相处，从未因其异己而互相另眼相看，甚至不共戴天。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化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二十部到五十部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它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他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古文好的多，易选。而中学生学语文的目的是掌握文字：使其文理通顺而非培养学生当作家。梁启超的批评无异是正确的，谁能设想英国会把狄更斯、勃郎特、高尔斯华斯、劳伦斯等作家作品，法国把伏尔泰、司汤达、莫泊桑等作家作品，意大利把《神曲》、《十日谈》等名作，俄国把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塞给他们的中学生当课本，除非他们的教育部长发了疯，而学生们的家长都是哑巴。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唯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得“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也就是他的“强敌”，他要反戈一击，制以死命。无疑，鲁迅视中国书，亦即中国文化为仇寇，而非培养他成为大作家、大文豪的中国文言文、中国书。所以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干脆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不知中国书中是否包括他自己写的书，如果中国青年也一样不读他的书，那么他还写那么多书干什么？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满清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喊倒好，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科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新文化运动中又一领军人物是陈独秀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改良》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非不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他抗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作“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好像吃了壮行酒，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的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当时陈独秀的头脑里还没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个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左派。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更无须说反对意见。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不要忘记，胡适是在民主自由的美国留学的，陈独秀是在有天皇专制，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留学的。
陈虽如此专制，但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陈没有早些取得成功，而使这种社会推迟了数十年。但早在此时，陈独秀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科学、民主便长时间地成为中国人梦中物。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说话与男女之别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胡适所说二千年的死文学，诗是首位死文学，或者是该死的文学。诗的该死首先是因为诗有格律，诗有声韵和音节（西方叫音步），这些全被认为是诗神的枷锁镣铐，打破这，诗才能解放，这是诗的进化，那就是取消诗的一切特点，诗要向文看齐，“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男女无别，不仅伦常乖舛，最终将导致人类的灭绝，诗的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议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胡适的主张是否来自华兹华斯，很令人怀疑。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作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光骁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骁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骁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但胡先骁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臻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敦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看用的是否恰到好处，用的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声调格律、声韵、音节（或叫音步）严格地区分了诗文，连普通老百姓也懂得押韵，懂得用符合汉语音节来写唱民歌。鲁迅曾说老百姓羡慕士大夫，士大夫作七言诗，所以他们的民歌也用七言。这种言论，过去、现在听起来都会令人发笑。
胡适为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骁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骁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把一些散文、白话分行排列就叫诗，学会分行就叫诗人。作诗容易，猎名容易，作者便多，看起来阵容便大。
胡先骁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罪恶的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对于诗，他论述很多，本文无法多作引用。而他的诗作是经大师钱钟书订定的。
下面再看看吴宓的论述。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钟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缪越曾给与高度评价。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爱国、爱民族、反对民族自卑，洋奴行径。他对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认为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白话自由诗脱离了诗的特有形式，丢弃了民族诗歌传统。汉诗格律是汉语特点所形成，是不以个人的主张意志改变得了的。它的严格的格律既经优秀诗人所创造，又经许多代诗人创造实践证明，它是最适于汉语诗的创作，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当然，某些白话自由诗也可以有些诗味，正如写画也可以写出诗味，但那是画，不是诗，而白话自由诗，则有白话，有自由，但缺少的是诗的形式，诗的味道。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敦）。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人们为诗歌指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二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骁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如希腊拉丁诗、英国诗，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的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异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大概也不懂）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于是“异种也称王”，而土货称臣。直到五十年代，中国神都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世界，难道中国之外的世界都是那么发达富有吗？也不，还有很多比中国还愚昧、还落后、贫穷甚至过着原始人生活的世界，只知道有那么个专门欺负、侵略中国的世界，也正是胡适可指的世界。那个世界有人憎恨，有人害怕，有人钦羡。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倡导人：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泽东）。
被扭曲了的历史给予他们以极不公正的待遇，沉冤八十载了，整整地。他们被诬陷，被抹白了鼻梁，甚而被挂一幅魔鬼般的面具。在某些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常被唯心主义地视为不存在，提都懒得提一句，有的提了却是贬斥性的一笔带过。大革文化命中，四人帮的十一只笔杆子（十一歌）倒很看重学衡派的，其看中方式就是给他们扣上顶重得吓人的大帽：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因为他们大都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读过书，得过硕士、博士衔，于是被扣以“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
近些年学衡派曾引起部分学界人士的注意，有人进行研究。他们中一些人出版了专集，但大都是自费出版或由友人资助出版。但研究者即使有比较客观的文章，也总忘不了给他们派送一顶保守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
在西方，保守并非贬词，英国的一个大党就叫保守党。但在中国，保守是迂腐、无知、愚昧、拒绝新事物的同义词，距离反动、反革命只一步之隔。所以给学衡派加上保守二字，对学衡派倒无所谓，对自己则保了险，表示和学衡派划清了界限，秋后算帐时就有用了。
学衡派之被压被排挤就在它呱呱坠地之时，周作人指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称之为“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周氏兄弟一承认其复古，一直指其为假货。鲁迅的一篇《估〈学衡〉》，给后来的十一歌提供了炮弹，十一歌说学衡人物“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其实这才是十一歌之流的夫子自道，他们要达到学衡派的学问水平，得认真苦读二十年，外加面壁十年。学衡派人物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国外拿到的硕士、博士头衔比新文化派多数倍，他们没一个人朱紫其衣，黄马其褂，他们从未依附哪派政治强人，终生奔走风尘于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桃李满天下，有重大成就者，未计其数。
八十年过去了，世界已几底沧桑，他们最终被证明是胜利者。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得到准确的定位，如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冷落之、嘲讽之、打击之、诬陷之，使之尝遍苦涩，历尽艰辛。
中国文化人内战，第一枪在美国响起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任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有张鑫海（后来成为博士）者，愤慨地说，因“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的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哈佛大学硕士）及胡先（马肃）（哈佛大学博士）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xx泉”的记帐。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则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它固然以新文化派为靶标，但也发表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译著。
攻城略地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立有个总的聚焦，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聚焦。它就是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请注意“都是”“只有”几个副词，这是极有重量和硬度的副词，也是他的大前提。胡适一下子打死了中国二千年中所有文言文学，时间之长，面积之大，横尸之众，令人怀疑作者是个嗜杀狂。但胡适犯了最简单的逻辑错误，在“都是”“只有”之后却突然来了句“凡是有一些价值和生命的都是白话式或接近白话的文字写的。”当然，也只是“有一些”而已，并非真有。胡适的逻辑、用词混乱之极，而《石壕吏》、《兵车行》就是他所说的白话诗，是不值一驳的。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笔者一九八一年在《为诗词形式一辩》中就指出，中国诗史上“新旧体诗的并存，意味着诗人有更多的抒情言志的工具，可以为诗人们的不同题材，不同需要服务。一种新诗体的出现，显示着诗的园圃中培植了新的花朵，诗的家族里有了名新的成员，中国诗史上从未一种新诗体一出台亮相，就摆出排斥前贤老辈，要取而代之，唯我独存，其余统统该死之霸主架势。”新东西的诞生不标志着旧东西死亡这个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但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都应该去死。因为他们的进化论说，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新的来了旧的滚开，儿子生了老子死去，否则它必将成为新生的绊脚石。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文化现象是新的来了，旧的存在，新的必孕育于旧的之中，任何东西都赖父本母体才生，即使生物界，绝大部分生物也不同类相食。正因为文化物种不遵循生物进化论的逻辑，才形式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各逞其妙。而文学史证明新的不一定能胜过旧的，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至今仍保持着它的不可企及。中国诗歌史上大诗人很多，但能超过李杜的尚未出生。作家协会会员千千万万，但还没创造出一部胜过或者赶上《红楼梦》的作品。法国没有第二个巴尔扎克，讹国没有托尔斯泰第二，英国没有再生出位莎士比亚。如果有人要胜过他们，我祝愿他成功！
这里说说笔者中学时代的事。那是四十年代初的东北（伪满），课本上有白话文，也有少数文言文、译文、新诗，但语文老师给我们格外加餐，其中有《岳阳楼记》、《滕王阁序》、《陈情表》、前后出师表》、《前后赤壁赋》、《祭十二郎文》、《李斯谏逐客书》、《吊古战场文》等，其中有些文章叫人读之泣下，有些读之使人悲慨，或叫人沉醉，其思想之深沉，感情之浓烈，使人无法忘却。他们都是死文学，没有真价值，没有真生命吗？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说明我们的文学史。如按胡适的评断，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岂不太荒凉，只有几株树木，几丛花草了吗？
胡先哓说Chaucer(即乔叟)去今五百年了，Snencer(即斯宾塞)去今已四百年了，他们的诗在英国已如我国商周之诗难读，而我国周秦之书尚未如此，但宋元白话文，如宋元语录，元人戏曲，则大异于今多不可解，原因是其中用了许多当时的方言土语，而宋元文章，则与今日无别。笔者想，后者可能象今天的文言普通话，故能读之无碍，而今日某些大量使用方言土语的小说，大约几百年后就要由研究家们作注和考证了。这情形我们在《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里都经常遇见。
胡先骁的意见，是对“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的批评。胡适主张“言文一致”，其实言文是不能真正一致的。文学的语言，不管怎么“白话”，它必须是文学语言，即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即从口头语中提炼出来有文学品位的语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中有文，才是文学语言，文是刺于身上的花纹，意即艺术。胡先骁说“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意，文学则于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皆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书，信口所说，便足成文学。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乃昧于此理矣。”
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有差别，有雅俗、粗细和文野之相异。胡适取消这一差别，就取消了文学语言，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文学语言必须精确地符合塑造形象化的需要，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气质、性格、环境、氛围和规定的典型环境。
胡先骁因此批评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这么说就这么说”之论，是“盖泛滥横绝，别无制裁之谓也。”是“不问此话是否应说，是否应于此处说，则将不问此话是否合理，是否承题，是否可以服人，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动人，是否明辨可以服众？”
言文分离是当然的，其分离是因为“言”是文的原料，文是言的加工过的成品，原料本身却不是成品。“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结果必然“言之无文”而“行而不远”。
学衡派不反对白话，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而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中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古文就不曾出面反对，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象《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白话出来后，与古文一向和平相处，从未因其异己而互相另眼相看，甚至不共戴天。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化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二十部到五十部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它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他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古文好的多，易选。而中学生学语文的目的是掌握文字：使其文理通顺而非培养学生当作家。梁启超的批评无异是正确的，谁能设想英国会把狄更斯、勃郎特、高尔斯华斯、劳伦斯等作家作品，法国把伏尔泰、司汤达、莫泊桑等作家作品，意大利把《神曲》、《十日谈》等名作，俄国把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塞给他们的中学生当课本，除非他们的教育部长发了疯，而学生们的家长都是哑巴。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唯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得“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也就是他的“强敌”，他要反戈一击，制以死命。无疑，鲁迅视中国书，亦即中国文化为仇寇，而非培养他成为大作家、大文豪的中国文言文、中国书。所以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干脆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不知中国书中是否包括他自己写的书，如果中国青年也一样不读他的书，那么他还写那么多书干什么？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满清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喊倒好，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科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新文化运动中又一领军人物是陈独秀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改良》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非不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他抗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作“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好像吃了壮行酒，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的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当时陈独秀的头脑里还没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个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左派。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更无须说反对意见。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不要忘记，胡适是在民主自由的美国留学的，陈独秀是在有天皇专制，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留学的。
陈虽如此专制，但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陈没有早些取得成功，而使这种社会推迟了数十年。但早在此时，陈独秀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科学、民主便长时间地成为中国人梦中物。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说话与男女之别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胡适所说二千年的死文学，诗是首位死文学，或者是该死的文学。诗的该死首先是因为诗有格律，诗有声韵和音节（西方叫音步），这些全被认为是诗神的枷锁镣铐，打破这，诗才能解放，这是诗的进化，那就是取消诗的一切特点，诗要向文看齐，“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男女无别，不仅伦常乖舛，最终将导致人类的灭绝，诗的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议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胡适的主张是否来自华兹华斯，很令人怀疑。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作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光骁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骁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骁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但胡先骁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臻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敦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看用的是否恰到好处，用的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声调格律、声韵、音节（或叫音步）严格地区分了诗文，连普通老百姓也懂得押韵，懂得用符合汉语音节来写唱民歌。鲁迅曾说老百姓羡慕士大夫，士大夫作七言诗，所以他们的民歌也用七言。这种言论，过去、现在听起来都会令人发笑。
胡适为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骁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骁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把一些散文、白话分行排列就叫诗，学会分行就叫诗人。作诗容易，猎名容易，作者便多，看起来阵容便大。
胡先骁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罪恶的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对于诗，他论述很多，本文无法多作引用。而他的诗作是经大师钱钟书订定的。
下面再看看吴宓的论述。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钟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缪越曾给与高度评价。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爱国、爱民族、反对民族自卑，洋奴行径。他对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认为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白话自由诗脱离了诗的特有形式，丢弃了民族诗歌传统。汉诗格律是汉语特点所形成，是不以个人的主张意志改变得了的。它的严格的格律既经优秀诗人所创造，又经许多代诗人创造实践证明，它是最适于汉语诗的创作，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当然，某些白话自由诗也可以有些诗味，正如写画也可以写出诗味，但那是画，不是诗，而白话自由诗，则有白话，有自由，但缺少的是诗的形式，诗的味道。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敦）。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人们为诗歌指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二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骁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如希腊拉丁诗、英国诗，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的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异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大概也不懂）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于是“异种也称王”，而土货称臣。直到五十年代，中国神都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世界，难道中国之外的世界都是那么发达富有吗？也不，还有很多比中国还愚昧、还落后、贫穷甚至过着原始人生活的世界，只知道有那么个专门欺负、侵略中国的世界，也正是胡适可指的世界。那个世界有人憎恨，有人害怕，有人钦羡。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倡导人：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