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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哀哭这个世界 惊天地 泣鬼神的老师 在中国甘肃
---甘肃代课教师调查 教师艰辛执著震动人心
来源 新华网 2005年11月07日 南方周末
图：甘肃渭源县张家堡小学代课教师王政明教出了76个大学生，村里三代人都是他的学生。每天，王老师都要护送小学生回家
■编者按
“代课教师”先前被称作民办教师，随着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发力，东中部地区的民办教师几乎已不复存在。但在旷远的西部地区，我们的记者发现，还有一个庞大的“民办教师”群体存在，尽管他们的名称已改。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和那位动情上书教育部的县委副书记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这些代课教师，无愧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脊梁，也堪称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师资之困只是西部义务教育之困的一个缩影。“图自强，舍教育别无他途。”一百年前，满清重臣张之洞就做过这样的断言。现如今，大兴教育正愈来愈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同。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义务教育之局，相信不久即有大的改观。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每天一到办公室，都会在一堆来信中看一下地址，看有没有国家教育部的回信。
三个多月前，他把含泪写下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寄给了甘肃省委与教育部。尽管至今还没有省委与教育部的直接反馈，但7月28日《甘肃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一报告。
这个报告的事实令人震惊：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
代课教师是指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农村因贫困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所以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这个群体在上世纪90年代曾引起过关注，此后代课教师也在东部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好的省份成为了历史，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像曾在大学从教、此后到渭源县委挂职锻炼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对代课教师的生存现状也只有一个概念上的印象。所以，当他在调研中目睹代课教师的现状时深为震惊：“我在调研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好多次从学校或代课教师家里出来，我都要偷偷擦去泪水。”李迎新坐在县委二楼的办公室，望着飘着雪花的窗外回忆。
李迎新
“最老”的代课教师
报告摘要―――在他们(代课教师)中间，有一大批人是教学中的骨干，正是他们支撑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他们无愧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脊梁。
年近四十的李迎新戴眼镜，系银灰色领带，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在《定西日报》上有他的文化随笔专栏。一年多前他到渭源县挂职锻炼，此前是西北师大宣传部部长，曾长期从教。
今年4月，渭源县委书记董建平批转了一份反映代课教师收入问题的材料，要求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作深入调研，李由此开始了一星期的调查。该调查也引发了今年10月下旬本报对李迎新及其调查对象的回访。
那次调查，李迎新最先碰上北寨镇张家堡小学代课教师王政明。张家堡小学的七八个老师中有一半是代课老师，其中数个代课老师还是整个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而王政明是这些代课教师中最老的一位，62岁，一脸皱纹，背也驼了，朴实得像个老农民。
那天王政明很自豪地告诉李迎新：“村里孙子辈的人是我的学生，父母辈的是我的学生，连爷爷辈的人也是我的学生。”他1958年从教，那时张家堡小学就他一名老师。李迎新很惊奇：“按国家政策，你在1984年前参加工作，早该转正了？”王政明憨笑：“我错过了机会。”
王政明刚从教时，学校四周常有狼群出没。他白天教书，晚上守校，闲时务农，公办老师来了又去，惟有他二十年多如一日。直到1984年学校又分来了几个公办教师，作为民办教师的王政明被辞退。1985年教师不够时又被召回，他的工龄也只能从这一年重新算起，这就是他后来没有被转正的原因。这一干又是20年，这20年他一直拿着40元／月的工资。
这点工资使他在八九十年代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时变得很艰难，只有靠家里的农地收入。20多亩地都交给了老婆，“我因为要教书，许多应该男人干的活只能让这个苦命女人来干，女儿为了帮忙也辍学了。”王政明说起这些热泪盈眶。但他认为这一生的坚持是对的，因为这辈子他教出了76个大学生。他认为教书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寒暑假时，不用来学校我心里就会空空的，非要来学校转几圈才踏实。”
这使李迎新想起了也是一辈子做代课教师的父亲：“他们的经历太相似了，当时我就有些触景生情。”李迎新的父亲解放前是游击队战士，解放后“听从组织安排”成为了村里的民办教师。1980年代初，李迎新考上大学，尽管那时学费低廉，父亲十几元一月的工资仍无法支撑。于是父亲辞去教职到小镇摆摊赚钱，他供儿子上完大学重回学校，却被人告知因教龄中断被取消转正资格。
这种情况尽管在渭源县已属少数，但李迎新的眼圈还是红了：“你老已经62岁了，还盼转正吗？”王政明回答：“要说转正，以前有这个想法，现在没有了。干惯了教育，呆在家里闷得慌，况且学校里还需要我。”李迎新继续问：“这么多年来，你图个啥？”王政明很平静地回答：“我啥也不图，钱不重要了，就是为了孩子。我年轻时辍了学，所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
李迎新再也忍不住泪水，他掉头看向窗外，那些下课的孩子们正在小小的操场上欢快地奔跑与尖叫……
梦想拿到300元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大都说着这样一句话：发工资的那天是他们最难受的一天。看到公办教师千儿八百的领工资，属于他们的那份，仅仅是人家的零头，谁也不想去领，直等到会计把钱送到手里。他们说，那种滋味简直叫人难以忍受。
王政明的两个儿子早已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因此尽管工资低廉但生活压力仍不算很大。但对那些正需供养孩子上高中与大学的中年代课教师，微薄的工资已几乎使他们陷入了困境。李迎新因此在报告中沉痛地写道：“走进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
年近四十的代课教师李建新是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该校的代课教师也占了全校教师的近半。李建新1984年9月成为罗家磨村的民办教师，但因故未被转正。因此，尽管渭源县有20年教龄的公办教师已能拿到1200元／月以上，但他这个代课教师的工资仍一直是40元／月。直到前两年他考取了大专文凭，工资才被升到80元／月。
李建新多次获得县、镇两级优秀教师称号。在他家的墙上，挂着去年荣获县优秀班主任的奖状。每年他都会参加考上了大学的学生的一些谢师宴。他缺钱，但每次仍会送学生五元钱表示心意。“今年我们村的学生朱艳霞考上了大学，我举杯祝福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时我看到她泪流满面。我很感动，觉得过去所有的受苦都值了。”
但这些精神上的成就感丝毫不能缓解他的现实窘迫。现在他正在上中学的一对儿女，年学费共达3000元，而他80元／月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一年也只能攒960元，因此学费主要靠12亩地勉强供养。“已经十多年没有给两个孩子买过哪怕是一件新衣了。”李建新含着泪说。他记得只在女儿5岁时花5元给她买过一条裙子，在儿子6岁时花3元给他买过一顶军帽，此后他们的衣服都是希望工程捐助的旧衣服，现在住校的儿子生活费每星期只有6元。但儿子非常给李建新争气，曾获全国初中生化学竞争甘肃赛区第一名，上了高中后也从未下过全校前三名。李建新对此却又高兴又悲伤：“儿子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但如果考上了，钱从哪儿来？”
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曾问他：“你凭什么坚持下来？你为什么没有出去找工？”李建新颇为感伤：“首先是我对转正还怀着希望，20年来我都相信国家总有一天会想到我们的。还有，我都快40岁的人了，大好的青春也全部在这上面了，打工也不可能有人要了。”
同样20年来拿40元／月工资的会川镇本庙君安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谢毓新，生活压力比李建新更大。他的儿子正在读大学，每年的学费要四五千元，他已经连本加息借了2万元了。李迎新问，如果转不了正怎么办，他嘴唇蠕动了一阵说：“实话告诉你，我真有点坚持不住了。”李迎新就把这些实情写进了报告。李建新得知这个报告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就在邮局里买了一份，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一边看一边流泪。带回家后，家人、亲戚、邻居都抢着看，奔走相告，说渭源来了“青天大老爷”了，代课教师有救了。
看到这一报告后，华南师大附中的退休教师郑千一老太太流着泪给李迎新打电话，并捐助渭源的希望小学数万元经典教育读本，而长期支援西部教育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佩英联系热心人士给谢毓新寄了3000元。谢毓新在给李迎新的感谢信中说：“现在李书记把这件事摆在了阳光底下，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好了！”本报记者这次回访时看到，他把信的底稿和“中国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奖牌一同放在一个红色的盒中，这是他1996年获得的荣誉。
当记者问他，给多少一个月工资就会觉得满足，他说是三四百元。这和大多数受调研的代课教师告诉李迎新的答案一致。
中青年代课教师意欲出走
报告摘要―――对于他(一位代课教师)的坦率和真诚，我无言以对，即便是他说现在就走，又有什么理由留人呢？然而，如果没有他们，谁来支撑落后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呢？
刘福荣告诉记者，他当时之所以讨得起老婆生得起孩子，是因为当时父母积蓄了一笔钱，而不少青年代课教师，连老婆也讨不起。
这和西北农村的聘金习俗相关，部分青年代课教师根本付不起送给女方家庭1万至2万元的聘金。他们每年才四五百元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20年也攒不到1万元，所以只能单身。
和老代课教师王政明同在张家堡小学的代课教师刘秉章已经32岁了，也因付不起聘金至今单身。几次相亲中，他颇受刺激，他告诉记者：“几乎每相亲一次，女方得知我是代课教师，甩头就走。还有的抛下一句话，你40元一月的工资，是你养女人还是女人养你？”所以他想努力转正，贷了3000元款考取了大专文凭，并成为了学区的教育骨干。“但现在还是不能转正，不要说讨老婆，就是这3000元债，十年都还不完。”他叹了口气，“我们在学校不如公办教师，在农村不如农民，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也说不清楚。”
北寨镇的代课教师王维宏今年已经39岁了，也是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他颇为伤感地告诉前来调研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人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自己却每况愈下。并说下一学期自己也想外出，去新疆摘棉花或受聘私立学校。
他的这个想法和北寨中学的青年代课教师陈廉儒直接相关。陈廉儒原来是该校高三的语文教师，前几年应聘到西北条件较好的酒泉一家私立中学，月工资2400元，早先家里穷得一塌糊涂，现在不仅还清了贷款，还盖起了一院青砖大瓦房。记者发现，陈廉儒现象已慢慢在渭源县那些有能力跳槽或打工的青年教师中扩散。
这种现象让北寨镇的学区校长于建邦很不安。北寨公办教师有101人，代课教师54人。其中三个教育点各有一名教师，均在偏僻山村，公办教师不愿去，所以都是代课教师撑着。于建邦告诉记者，代课教师至少承担着学区一半的教育任务，他们一走，北寨学区就会崩溃。
所以，每次开学时，于建邦就开始发愁。为了从感情上留住代课教师，于建邦从极其贫乏的办公经费中挤出钱，过节时给每位代课老师加送50斤面粉，劝说他们“要一切为了孩子”。这些行动感动了不少代课教师。
但对于这些坚持下来的代课老师，于建邦校长的感觉和接受记者调查的其他校长一样心情矛盾：“我一个公办老师每天40元，而他们一个月才40元，严重的同工不同酬。从工作上我当然希望他们留下来，但从内心上又觉得太亏待他们了，很愧疚……”
而有一所小学的校长，为了动员代课教师能够在开学时回到学校，年前就买上礼品挨家挨户去拜年。更有一些贫困村镇的学校，由于代课教师流失严重，不得不将一些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请来当代课教师。
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是一类不被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农村的最下层，他们的收入连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却又不失作为“人师”的尊严。如果说要解决“三农问题”的话，那么“代课教师”是“三农问题”中最希望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现有农村代课教师3.2万多人，占到农村小学教师的28.2％。西北师大副校长、教育学学者王嘉毅教授告诉本报，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代课教师共有50.6万人，约占西部农村教师的20％。他认为渭源的代课教师状况在西部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代课教师的待遇如此低下，渭源县为什么不拿出一定的财力解决这一问题？一开始，对基层不甚了解的这位挂职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也疑窦重重。
但很快他弄清，想依靠县财政来解决渭源代课教师问题根本不可能。目前渭源全年的财政收入大约2000万元，只够付全县5000名教师及公务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其中教师占了3000多人，教育经费已占该县总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近亿的财政空缺，均要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
整个甘肃的贫困市县的情况也相似。甘肃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一半是国家重点扶贫县，有60多个县(市区)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才能撑下去，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8年列全国末位，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尽管自1999年来，全省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左右，但县级财政大大超出了这个平均水平。民盟甘肃省委的一份调查显示，甘肃有些贫困县的教育经费支出已占到财政总支出的80％。就是说，这类县只要给老师发发工资，其他所有的公共事业就都将做不了。
所以，渭源县针对这些代课教师，尽管已经多次召开过专门会议，准备适当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但终因财力拮据无法兑现。并且，县级财政为了减小财政支出，就开始严格控制公办教师的编制，以致一些师范毕业生因缺编当不上老师，而良莠不齐的代课教师长期撑着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这笔财政账是很容易算的，进一个公办老师所要支出的工资可以请10个甚至30个代课老师。
李迎新对此反复在心里折腾：“渭源县基础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谁能帮助渭源县走出这一困境？”
李迎新思考的结果，认为有必要修改我国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他说：“西部面临的财政困境，其实已经充分地说明，有关政策中规定让县级财政来负担义务教育的支出已经不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这样只会使越穷的地方越办不起教育，越没教育越穷。”他认为，义务教育应由国家财政来直接投资，才可能缩小教育上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资金困难造成的代课教师问题。
他把这一想法在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上说了，一开始他那些事业有成的同学均没注意。他一下子就急了：“代课教师20年来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你们知不知道？农村教育已经很危险，你们知不知道？”他越说越激动，指着他们那桌丰盛的饭菜说：“这样一桌，对我们来说只是三四百元，对代课老师来说，就是一年的工资啊！”说到此处，他的泪水夺眶而出，顿时一桌无语。
13年，一人撑起一所学校
山村代课教师李小峰演绎《一个都不能少》现实故事
李小峰是柿园子小学惟一的老师，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
10月14日清晨6时，天刚蒙蒙亮，李小峰抖抖索索地穿衣起床，去给早到的孩子开教室门。站在寒气逼人的校园里，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身体不行了。”李小峰说。在柿园子小学里代课13年后，长年的困苦和繁重的工作，使32岁的他看起来像是40多岁的人。
柿园子小学，秦岭深处的一所学校，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乡，全部家当是一间漏雨的教室和一栋三间平房。13年来，李小峰是学校惟一的老师，也是学校的“校长”、“后勤主任”。
13年里，他一共送出134名学生，其中4个考上了大学―――他没有实现的大学梦，在孩子们身上延续。
13年教师生涯留给他的，还有一贫如洗的家境和每况愈瘦的身体。13年间，他的体重从128斤降到103斤，数目刚好和他的月工资相同。但每月103元的工资从2004年起就一直未发。至今他仍是代课教师，按照师资政策，他即将被清退。
但他仍然在坚持，这对他而言或许已经成了习惯。他只想把手中的教鞭继续拿下去―――教书塑造了他的人生。
“命运真是偶然”
李小峰爱看人物传记，喜欢回味人被命运改变的感觉，那常常让他想到自己的人生。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开始慨叹“人的命运真是偶然啊”。
1992年他正读高三，在紧张的备考中憧憬着大学生活。
一场家庭变故改变了他的命运。
高考前的5月份，父亲因病去世。办完丧事，加上父亲治病借的钱，家里欠了上万元债，生病的母亲需要人照顾，他只能寄望于来年复读再考。
柿园子小学原有一名教师，教了一年后，嫌工资少不干了，3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一天，村长找到村里惟一的高中生李小峰，说“山外的老师嫌苦不愿来，乡亲们都希望你来教”。当时代课工资是53元，家里需要还债，母亲也要人照顾……李小峰应承下来，也终于没能再去高考。
最初他住在教室边上一间低矮的柴房里，没水没电，土木结构的教室四处漏雨，教具没有，教材稀缺，课桌破烂，三四个孩子挤坐一张凳子上课……
李小峰到村里捡废砖头，摞起来，铺上一张纸，学生就当凳子坐了。1994年，他干脆把自家的杨树砍了，为学生做了几个凳子。他骗母亲，“那棵树死了”。
用了多年的黑板，几乎成了“白板”，他向母亲借钱换新黑板。母亲生气了：“你不给我钱，反倒找我要钱，不行就别干了。”但最后母亲还是掏出手帕，把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的30元钱给了儿子。
李小峰用泥捏成长方形、正方形和各种各样的立体图形，用切分土豆教分数，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用着。
柿园子小学多年来几乎没收到过教育拨款。学生每人交的40元钱杂费，其中5元要上交乡里作“管理费”。为了改善学校条件，李小峰带孩子们在公路上拾废塑料和废铁；带大点的孩子上山打松子，一季可以卖五六十元钱。
不能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放羊
工资太低了，身为男儿，“上不能侍奉高堂老母，下不能荫妻教子”，13年间，李小峰也动摇了好几回，甚至有一次离校出走。 但村民的情义又让他无法抗拒。
1993年的父亲周年忌日，李小峰给孩子们提前放了学。下午，他趴在坟头，“想起家庭的重负和没有实现的大学梦”，痛哭失声。正伤心时，身后来了30多位村民，很多人还买来了纸钱、香烛。
“小峰他爸，小峰的书没有白念，正教村里娃们呢！”离去时，许多村民偷偷留下一元或两元钱。祭奠本来是不用送钱的，而且在柿园子村，许多人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肉，一两块钱已是乡亲们最诚挚的心意了。
1997年，订婚多年的未婚妻退婚了，理由很简单：“一个月73块钱，以后能养得活我和孩子吗？”李小峰崩溃了―――在山村，女方退婚被认为是男人最丢脸的事。
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样子给人看。那年暑假，他通过同学联系，在西安找到了一份月薪400元的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他很高兴，因为这相当于代课教师半年的收入。
可没过多久，村支书带着几名村干部找来了。“我们也是厚着脸皮来的，”村支书跟他讲，“开学好几天了也没有老师愿意来，娃们天天到学校等你，你看能不能再回去？”
一夜失眠之后，“为了不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在山沟里放羊”，李小峰又回到了柿园子小学。
当他背着行李回到学校时，操场上早已站满了乡亲们，有的还握着他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要是嫌钱少，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些。”李小峰拒绝了，土生土长的他清楚村民的收入。
这以后，李小峰的婚事成为村里的大事，村民们急着为他张罗对象。经过介绍，李小峰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这位山外的姑娘觉得他“能对孩子们好，也一定能对我好”。
贫困的山村里，乡亲们和李小峰相互支撑，默默扶持。父亲治病、丧事欠下的上万元债务，村民们也不催李小峰还。“他家和大伙一样穷得揭不开锅，天天吃土豆糊，咱也不催他，别把他又逼跑了。”一位村民对本报记者说。而李小峰碰上贫困户的孩子交不起学杂费，也就让家长打一个白条，“有钱时再捎来就行，别耽误了孩子上学”。
山村大课堂
学校如此之小：五个年级才24个学生，比不上城里小学的一个班。李小峰用的是“复式教学”，所有年级的孩子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对于城里孩子而言，这间小教室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大课堂。
教室大黑板两边，各挂着一块小黑板，用来写不同年级的板书。五个年级的孩子从左到右大致分开坐好。李小峰一般先从五年级上起。例如本报记者听过的一堂课，“我们学习《秋天的怀念》，布置两个问题思考……”然后一个个年级教下来。每上完一个年级的课，李小峰就要布置作业，“不然孩子们就会在课堂上玩了”。
不同年级的课容易相互干扰。给五年级讲课时，四年级的几个孩子开始发愣，李小峰朝他们瞪了几眼。上四年级课时，一年级4个孩子的读书声越来越大，李小峰拍了拍孩子们的头，“声音小一点！”一个小时过去，他宣布下课，回过头才发现一年级的学生还在拼音图前念个不停，他忘了让孩子们回座位。
真正让李小峰头痛的是音乐、美术、体育等“副”科，他没受过专业训练，学校也根本没教学条件。音乐课，他只能教唱一些简单的歌曲；美术课，他布置孩子们“随便画，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年，天津的一位杨阿姨送来跳绳、篮球和羽毛球拍，孩子们的体育课才不再只是跑步。
一个人的坚持
13年来，作为柿园子小学惟一的老师，李小峰一直无可替代―――不要说他走了，就是他病了、有事情了，课就没人上了。
一次，李小峰上山砍柴，不小心砍到脚，被扶下山后缝了5针。第二天，他让家人用架子车将他推到学校，躺在床上看着孩子们自习。
冬天的山区冰天雪地。常常在上午放学后，一年级的孩子太小回家不便，李小峰便在学校煮玉米糊给他们吃，碗不够，大家就轮流吃。教室里太冷，他让孩子们呆在他房间里，生起柴火，最小的孩子则坐到床上盖起被子，大家围成一圈上课。
今年“六一”，孩子们在好心人的组织下去了一趟西安，第一次品尝了鱼的滋味，一个劲地嚷“好吃”。10月14日晚，本报记者带着李小峰到蓝田县政府招待所，特意为他点了一盘鱼。他先是问“鱼怎么吃”，后又突然停下筷子自语，“要是孩子们在就好了”。
不光孩子们离不开李小峰，李小峰也越来越离不开学校了。13年来，他已经习惯一个人呆在学校，过着困苦、简单的生活。离开学校和学生，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出去打工，13年不就白教了吗？”李小峰说，“再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呢？”
对自己13年来的教学成就，李小峰十分自豪：柿园子村的孩子没有失学，送出去的134个学生，4个考上大学，“明年再考两个估计也没问题”。其他的孩子大多初中毕业或者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一个月起码三五百元，总比呆在山沟里强”。
2001年起，一些好心人知道了李小峰的事，给他和学校捐款捐物，这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没有工资的心酸。他也一直在努力通过函授自学。2000年他拿到了中专文凭，今年又拿到了大专文凭，前后花费数千元―――从一家人牙齿缝里省下来的钱。
“小峰不能让回去”今年9月，李小峰和几名代课教师到乡里开教学工作会议。会上一位乡领导说，今年乡上财政非常紧张，代课教师的课要全部停掉。要干的话，找村里解决工资。
李小峰“受到了沉重一击”。但没过多久，有人告诉他，“教育局田局长说了，‘小峰不能让回去’。”一句话让他很感安慰，“回来干干再说吧。”
从2001年开始，李小峰就给教育局写信反映自己的境遇，但没有回音。第二年，他给县上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和副县长写信，没有回音。第三年，他直接向西安市一位副市长写信，两个月后有人告诉他，“副市长批示了”。他欣喜若狂。结果批示转到县教育局，又没了下文。
李小峰最终豁出去了，他走进县政府，直接找到主管教育的副县长。
“你的事我知道。”副县长说，“你看，我的工作困难不小。等我和县长商量一下，再开会研究研究。如果要解决，也是破格解决。”
今年3月，李老师成了县教育系统的先进典型。县教育局局长田征带着30多位局机关干部和老教师来到柿园子小学，专门听李老师作报告，随后局长带头，捐给李小峰2400元，并送给学校一台彩电和DVD。
“按国家政策，代课老师将会被全面清退，”田局长告诉本报记者，“不过蓝田县小学师资总体上比较紧张，一些偏远山区小学公办教师根本派不过去，只能靠代课教师，但又没有政策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以孩子们的心灵，实在无法理解“李老师那么辛苦工作，工资还两年不发”的道理。大些的孩子悄悄对本报记者说，“李老师其实挺可怜的。”今年儿童节，好心人带孩子们到西安玩，并让他们写出“最想吃的东西和最大的愿望”。“最想吃大鱼，味道好极了！”三年级的赵芳和李亚楠同时写道，“最大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一名好领导，把李老师的工资涨得高高的！”
而李小峰最大的愿望，则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农村的老师和孩子们，希望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孩子们不再上不起学，能在学校寄宿，也更希望自己能转为公办教师，一个月拿上四五百元，一家人能够吃饭”。
9月教师节，李小峰的又一个孤独的节日，孩子们在已经泛白的黑板上出了一期板报，献给他们的老师一首小诗：
田野向秋天献上金黄的果子，枫林举起火红的旗帜
我们向老师送上真诚的祝福，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希望老师在今后的日子里快乐多一些，困难少一些
诗是孩子们自己写的，周围环绕着孩子们精心画上的花环、蝴蝶、风铃。
以“均衡观”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代课教师刘秉章赤贫的家 .代课教师的低工资与贫困令人震惊。而本报记者的调查表明，在甘肃渭源等贫困地区，代课教师仍然是贫困农村的教育支柱，如果失去这根支柱，这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就将崩塌。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地方，因为代课教师不满这种严重的同工不同酬而辞职，并致一些教学点停办。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教授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中国西部12省区市有逾50万的代课教师，以每名代课教师带20名学生计算，他们至少承担了1000万农村孩子的教育任务。他们的素质、他们的去留，直接关系到这1000万孩子的命运，关系到义务教育在西部的命运。
王嘉毅认为，在国家的宏观制度安排不可能立即调整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解决代课教师的眼前之困。目前，甘肃省对乡镇的招聘人员进行了成功的聘用制改革，提高了他们的待遇。这一经验可用到对代课教师的转正和聘用上。可考虑给优秀或有突出贡献的代课教师转正，提高中等水平的代课教师待遇，辞退低素质的代课教师，并对在职的代课教师进行教育培训。
他认为，这虽然必将增加省政府的财政预算，但因为甘肃的代课教师只有3.2万人，以最高限每人每年增加1万元收入计算，最多也只多支出3.2亿元。这个数目对一个省级财政不会造成结构性冲击，但却可对农村教育带来结构性改善。
另一个解决办法，他认为可设立一个半官方性质的代课教师基金会，由中央政府出资一部分，号召社会捐赠一部分。他和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有相似的看法：因为代课教师的总人数不是特别大，所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中最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
据《现代教育报》报道，截至2004年底，我国农村小学共有代课教师约60万人。王嘉毅算了笔账，仍以给代课教师每人每年增加1万元计算，全国60万代课教师，也只增加了60亿元工资支出。
但这并不是治本方略。事实上，义务教育的城乡失衡、东西失衡已越来越明显。教育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5月25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要“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民盟甘肃省委的一份调查报告则对教育部的“均衡发展”理念作了遥相呼应的阐述：这种均衡应是给予农村教育以“国家公共事业”的身份和待遇；这种均衡应是国家教育财政向农村倾斜，补偿几十年来历史的欠账；这种均衡就应是城乡享有一样的入学机会，保障教育财政平等、教育条件平等和成功机会平等，使国民教育成为社会公平的标志。
这种均衡观衍生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衍生于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人类普适价值，且是调整义务教育制度安排的观念前提。
在这种均衡观下，民盟甘肃省委的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制度设计。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现实，说明目前由县级财政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制度设计出现了“不适症”，这是由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稳定造成的，所以在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上改为中央或较高层次的政府比较合适。
报告介绍，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推行义务教育之初，都曾将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责任定在基层地方政府，这种低重心的投入体制给基层带来沉重负担，造成义务教育办学困难。后来，这些国家调整义务教育投入主体，强化中央、联邦和高层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
在确定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后，重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分担体制也甚为必要。报告认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可采用教师工资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办公经费由省财政分担，基本建设和危房维修由地、县、乡财政按比例分担的模式。
因为，如果教师工资由省或中央财政发放，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就从过去重视对义务教育的实物投入转向对人的投入，会使教师队伍在获取工资方面不再受地方财政局面的影响。而地方政府由过去对人(教师工资)的沉重投入，转变对物(教室等硬件)的投入，负担变轻，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直观，易于诱发他们对教育的投入热情。
如果这样的制度安排能最终达成，那将不只是对60万代课教师与1200万农村孩子的福祉，而将是对整个中国农村、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福祉。
(图）我哀哭这个世界 惊天地 泣鬼神的老师 在中国甘肃
---甘肃代课教师调查 教师艰辛执著震动人心
来源 新华网 2005年11月07日 南方周末
图：甘肃渭源县张家堡小学代课教师王政明教出了76个大学生，村里三代人都是他的学生。每天，王老师都要护送小学生回家
■编者按
“代课教师”先前被称作民办教师，随着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发力，东中部地区的民办教师几乎已不复存在。但在旷远的西部地区，我们的记者发现，还有一个庞大的“民办教师”群体存在，尽管他们的名称已改。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和那位动情上书教育部的县委副书记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这些代课教师，无愧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脊梁，也堪称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师资之困只是西部义务教育之困的一个缩影。“图自强，舍教育别无他途。”一百年前，满清重臣张之洞就做过这样的断言。现如今，大兴教育正愈来愈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同。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义务教育之局，相信不久即有大的改观。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每天一到办公室，都会在一堆来信中看一下地址，看有没有国家教育部的回信。
三个多月前，他把含泪写下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寄给了甘肃省委与教育部。尽管至今还没有省委与教育部的直接反馈，但7月28日《甘肃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一报告。
这个报告的事实令人震惊：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
代课教师是指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农村因贫困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所以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这个群体在上世纪90年代曾引起过关注，此后代课教师也在东部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好的省份成为了历史，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像曾在大学从教、此后到渭源县委挂职锻炼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对代课教师的生存现状也只有一个概念上的印象。所以，当他在调研中目睹代课教师的现状时深为震惊：“我在调研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好多次从学校或代课教师家里出来，我都要偷偷擦去泪水。”李迎新坐在县委二楼的办公室，望着飘着雪花的窗外回忆。
李迎新
“最老”的代课教师
报告摘要―――在他们(代课教师)中间，有一大批人是教学中的骨干，正是他们支撑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他们无愧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脊梁。
年近四十的李迎新戴眼镜，系银灰色领带，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在《定西日报》上有他的文化随笔专栏。一年多前他到渭源县挂职锻炼，此前是西北师大宣传部部长，曾长期从教。
今年4月，渭源县委书记董建平批转了一份反映代课教师收入问题的材料，要求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作深入调研，李由此开始了一星期的调查。该调查也引发了今年10月下旬本报对李迎新及其调查对象的回访。
那次调查，李迎新最先碰上北寨镇张家堡小学代课教师王政明。张家堡小学的七八个老师中有一半是代课老师，其中数个代课老师还是整个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而王政明是这些代课教师中最老的一位，62岁，一脸皱纹，背也驼了，朴实得像个老农民。
那天王政明很自豪地告诉李迎新：“村里孙子辈的人是我的学生，父母辈的是我的学生，连爷爷辈的人也是我的学生。”他1958年从教，那时张家堡小学就他一名老师。李迎新很惊奇：“按国家政策，你在1984年前参加工作，早该转正了？”王政明憨笑：“我错过了机会。”
王政明刚从教时，学校四周常有狼群出没。他白天教书，晚上守校，闲时务农，公办老师来了又去，惟有他二十年多如一日。直到1984年学校又分来了几个公办教师，作为民办教师的王政明被辞退。1985年教师不够时又被召回，他的工龄也只能从这一年重新算起，这就是他后来没有被转正的原因。这一干又是20年，这20年他一直拿着40元／月的工资。
这点工资使他在八九十年代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时变得很艰难，只有靠家里的农地收入。20多亩地都交给了老婆，“我因为要教书，许多应该男人干的活只能让这个苦命女人来干，女儿为了帮忙也辍学了。”王政明说起这些热泪盈眶。但他认为这一生的坚持是对的，因为这辈子他教出了76个大学生。他认为教书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寒暑假时，不用来学校我心里就会空空的，非要来学校转几圈才踏实。”
这使李迎新想起了也是一辈子做代课教师的父亲：“他们的经历太相似了，当时我就有些触景生情。”李迎新的父亲解放前是游击队战士，解放后“听从组织安排”成为了村里的民办教师。1980年代初，李迎新考上大学，尽管那时学费低廉，父亲十几元一月的工资仍无法支撑。于是父亲辞去教职到小镇摆摊赚钱，他供儿子上完大学重回学校，却被人告知因教龄中断被取消转正资格。
这种情况尽管在渭源县已属少数，但李迎新的眼圈还是红了：“你老已经62岁了，还盼转正吗？”王政明回答：“要说转正，以前有这个想法，现在没有了。干惯了教育，呆在家里闷得慌，况且学校里还需要我。”李迎新继续问：“这么多年来，你图个啥？”王政明很平静地回答：“我啥也不图，钱不重要了，就是为了孩子。我年轻时辍了学，所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
李迎新再也忍不住泪水，他掉头看向窗外，那些下课的孩子们正在小小的操场上欢快地奔跑与尖叫……
梦想拿到300元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大都说着这样一句话：发工资的那天是他们最难受的一天。看到公办教师千儿八百的领工资，属于他们的那份，仅仅是人家的零头，谁也不想去领，直等到会计把钱送到手里。他们说，那种滋味简直叫人难以忍受。
王政明的两个儿子早已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因此尽管工资低廉但生活压力仍不算很大。但对那些正需供养孩子上高中与大学的中年代课教师，微薄的工资已几乎使他们陷入了困境。李迎新因此在报告中沉痛地写道：“走进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
年近四十的代课教师李建新是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该校的代课教师也占了全校教师的近半。李建新1984年9月成为罗家磨村的民办教师，但因故未被转正。因此，尽管渭源县有20年教龄的公办教师已能拿到1200元／月以上，但他这个代课教师的工资仍一直是40元／月。直到前两年他考取了大专文凭，工资才被升到80元／月。
李建新多次获得县、镇两级优秀教师称号。在他家的墙上，挂着去年荣获县优秀班主任的奖状。每年他都会参加考上了大学的学生的一些谢师宴。他缺钱，但每次仍会送学生五元钱表示心意。“今年我们村的学生朱艳霞考上了大学，我举杯祝福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时我看到她泪流满面。我很感动，觉得过去所有的受苦都值了。”
但这些精神上的成就感丝毫不能缓解他的现实窘迫。现在他正在上中学的一对儿女，年学费共达3000元，而他80元／月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一年也只能攒960元，因此学费主要靠12亩地勉强供养。“已经十多年没有给两个孩子买过哪怕是一件新衣了。”李建新含着泪说。他记得只在女儿5岁时花5元给她买过一条裙子，在儿子6岁时花3元给他买过一顶军帽，此后他们的衣服都是希望工程捐助的旧衣服，现在住校的儿子生活费每星期只有6元。但儿子非常给李建新争气，曾获全国初中生化学竞争甘肃赛区第一名，上了高中后也从未下过全校前三名。李建新对此却又高兴又悲伤：“儿子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但如果考上了，钱从哪儿来？”
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曾问他：“你凭什么坚持下来？你为什么没有出去找工？”李建新颇为感伤：“首先是我对转正还怀着希望，20年来我都相信国家总有一天会想到我们的。还有，我都快40岁的人了，大好的青春也全部在这上面了，打工也不可能有人要了。”
同样20年来拿40元／月工资的会川镇本庙君安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谢毓新，生活压力比李建新更大。他的儿子正在读大学，每年的学费要四五千元，他已经连本加息借了2万元了。李迎新问，如果转不了正怎么办，他嘴唇蠕动了一阵说：“实话告诉你，我真有点坚持不住了。”李迎新就把这些实情写进了报告。李建新得知这个报告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就在邮局里买了一份，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一边看一边流泪。带回家后，家人、亲戚、邻居都抢着看，奔走相告，说渭源来了“青天大老爷”了，代课教师有救了。
看到这一报告后，华南师大附中的退休教师郑千一老太太流着泪给李迎新打电话，并捐助渭源的希望小学数万元经典教育读本，而长期支援西部教育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佩英联系热心人士给谢毓新寄了3000元。谢毓新在给李迎新的感谢信中说：“现在李书记把这件事摆在了阳光底下，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好了！”本报记者这次回访时看到，他把信的底稿和“中国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奖牌一同放在一个红色的盒中，这是他1996年获得的荣誉。
当记者问他，给多少一个月工资就会觉得满足，他说是三四百元。这和大多数受调研的代课教师告诉李迎新的答案一致。
中青年代课教师意欲出走
报告摘要―――对于他(一位代课教师)的坦率和真诚，我无言以对，即便是他说现在就走，又有什么理由留人呢？然而，如果没有他们，谁来支撑落后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呢？
刘福荣告诉记者，他当时之所以讨得起老婆生得起孩子，是因为当时父母积蓄了一笔钱，而不少青年代课教师，连老婆也讨不起。
这和西北农村的聘金习俗相关，部分青年代课教师根本付不起送给女方家庭1万至2万元的聘金。他们每年才四五百元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20年也攒不到1万元，所以只能单身。
和老代课教师王政明同在张家堡小学的代课教师刘秉章已经32岁了，也因付不起聘金至今单身。几次相亲中，他颇受刺激，他告诉记者：“几乎每相亲一次，女方得知我是代课教师，甩头就走。还有的抛下一句话，你40元一月的工资，是你养女人还是女人养你？”所以他想努力转正，贷了3000元款考取了大专文凭，并成为了学区的教育骨干。“但现在还是不能转正，不要说讨老婆，就是这3000元债，十年都还不完。”他叹了口气，“我们在学校不如公办教师，在农村不如农民，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也说不清楚。”
北寨镇的代课教师王维宏今年已经39岁了，也是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他颇为伤感地告诉前来调研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人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自己却每况愈下。并说下一学期自己也想外出，去新疆摘棉花或受聘私立学校。
他的这个想法和北寨中学的青年代课教师陈廉儒直接相关。陈廉儒原来是该校高三的语文教师，前几年应聘到西北条件较好的酒泉一家私立中学，月工资2400元，早先家里穷得一塌糊涂，现在不仅还清了贷款，还盖起了一院青砖大瓦房。记者发现，陈廉儒现象已慢慢在渭源县那些有能力跳槽或打工的青年教师中扩散。
这种现象让北寨镇的学区校长于建邦很不安。北寨公办教师有101人，代课教师54人。其中三个教育点各有一名教师，均在偏僻山村，公办教师不愿去，所以都是代课教师撑着。于建邦告诉记者，代课教师至少承担着学区一半的教育任务，他们一走，北寨学区就会崩溃。
所以，每次开学时，于建邦就开始发愁。为了从感情上留住代课教师，于建邦从极其贫乏的办公经费中挤出钱，过节时给每位代课老师加送50斤面粉，劝说他们“要一切为了孩子”。这些行动感动了不少代课教师。
但对于这些坚持下来的代课老师，于建邦校长的感觉和接受记者调查的其他校长一样心情矛盾：“我一个公办老师每天40元，而他们一个月才40元，严重的同工不同酬。从工作上我当然希望他们留下来，但从内心上又觉得太亏待他们了，很愧疚……”
而有一所小学的校长，为了动员代课教师能够在开学时回到学校，年前就买上礼品挨家挨户去拜年。更有一些贫困村镇的学校，由于代课教师流失严重，不得不将一些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请来当代课教师。
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是一类不被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农村的最下层，他们的收入连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却又不失作为“人师”的尊严。如果说要解决“三农问题”的话，那么“代课教师”是“三农问题”中最希望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现有农村代课教师3.2万多人，占到农村小学教师的28.2％。西北师大副校长、教育学学者王嘉毅教授告诉本报，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代课教师共有50.6万人，约占西部农村教师的20％。他认为渭源的代课教师状况在西部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代课教师的待遇如此低下，渭源县为什么不拿出一定的财力解决这一问题？一开始，对基层不甚了解的这位挂职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也疑窦重重。
但很快他弄清，想依靠县财政来解决渭源代课教师问题根本不可能。目前渭源全年的财政收入大约2000万元，只够付全县5000名教师及公务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其中教师占了3000多人，教育经费已占该县总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近亿的财政空缺，均要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
整个甘肃的贫困市县的情况也相似。甘肃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一半是国家重点扶贫县，有60多个县(市区)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才能撑下去，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8年列全国末位，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尽管自1999年来，全省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左右，但县级财政大大超出了这个平均水平。民盟甘肃省委的一份调查显示，甘肃有些贫困县的教育经费支出已占到财政总支出的80％。就是说，这类县只要给老师发发工资，其他所有的公共事业就都将做不了。
所以，渭源县针对这些代课教师，尽管已经多次召开过专门会议，准备适当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但终因财力拮据无法兑现。并且，县级财政为了减小财政支出，就开始严格控制公办教师的编制，以致一些师范毕业生因缺编当不上老师，而良莠不齐的代课教师长期撑着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这笔财政账是很容易算的，进一个公办老师所要支出的工资可以请10个甚至30个代课老师。
李迎新对此反复在心里折腾：“渭源县基础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谁能帮助渭源县走出这一困境？”
李迎新思考的结果，认为有必要修改我国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他说：“西部面临的财政困境，其实已经充分地说明，有关政策中规定让县级财政来负担义务教育的支出已经不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这样只会使越穷的地方越办不起教育，越没教育越穷。”他认为，义务教育应由国家财政来直接投资，才可能缩小教育上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资金困难造成的代课教师问题。
他把这一想法在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上说了，一开始他那些事业有成的同学均没注意。他一下子就急了：“代课教师20年来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你们知不知道？农村教育已经很危险，你们知不知道？”他越说越激动，指着他们那桌丰盛的饭菜说：“这样一桌，对我们来说只是三四百元，对代课老师来说，就是一年的工资啊！”说到此处，他的泪水夺眶而出，顿时一桌无语。
13年，一人撑起一所学校
山村代课教师李小峰演绎《一个都不能少》现实故事
李小峰是柿园子小学惟一的老师，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
10月14日清晨6时，天刚蒙蒙亮，李小峰抖抖索索地穿衣起床，去给早到的孩子开教室门。站在寒气逼人的校园里，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身体不行了。”李小峰说。在柿园子小学里代课13年后，长年的困苦和繁重的工作，使32岁的他看起来像是40多岁的人。
柿园子小学，秦岭深处的一所学校，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乡，全部家当是一间漏雨的教室和一栋三间平房。13年来，李小峰是学校惟一的老师，也是学校的“校长”、“后勤主任”。
13年里，他一共送出134名学生，其中4个考上了大学―――他没有实现的大学梦，在孩子们身上延续。
13年教师生涯留给他的，还有一贫如洗的家境和每况愈瘦的身体。13年间，他的体重从128斤降到103斤，数目刚好和他的月工资相同。但每月103元的工资从2004年起就一直未发。至今他仍是代课教师，按照师资政策，他即将被清退。
但他仍然在坚持，这对他而言或许已经成了习惯。他只想把手中的教鞭继续拿下去―――教书塑造了他的人生。
“命运真是偶然”
李小峰爱看人物传记，喜欢回味人被命运改变的感觉，那常常让他想到自己的人生。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开始慨叹“人的命运真是偶然啊”。
1992年他正读高三，在紧张的备考中憧憬着大学生活。
一场家庭变故改变了他的命运。
高考前的5月份，父亲因病去世。办完丧事，加上父亲治病借的钱，家里欠了上万元债，生病的母亲需要人照顾，他只能寄望于来年复读再考。
柿园子小学原有一名教师，教了一年后，嫌工资少不干了，3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一天，村长找到村里惟一的高中生李小峰，说“山外的老师嫌苦不愿来，乡亲们都希望你来教”。当时代课工资是53元，家里需要还债，母亲也要人照顾……李小峰应承下来，也终于没能再去高考。
最初他住在教室边上一间低矮的柴房里，没水没电，土木结构的教室四处漏雨，教具没有，教材稀缺，课桌破烂，三四个孩子挤坐一张凳子上课……
李小峰到村里捡废砖头，摞起来，铺上一张纸，学生就当凳子坐了。1994年，他干脆把自家的杨树砍了，为学生做了几个凳子。他骗母亲，“那棵树死了”。
用了多年的黑板，几乎成了“白板”，他向母亲借钱换新黑板。母亲生气了：“你不给我钱，反倒找我要钱，不行就别干了。”但最后母亲还是掏出手帕，把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的30元钱给了儿子。
李小峰用泥捏成长方形、正方形和各种各样的立体图形，用切分土豆教分数，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用着。
柿园子小学多年来几乎没收到过教育拨款。学生每人交的40元钱杂费，其中5元要上交乡里作“管理费”。为了改善学校条件，李小峰带孩子们在公路上拾废塑料和废铁；带大点的孩子上山打松子，一季可以卖五六十元钱。
不能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放羊
工资太低了，身为男儿，“上不能侍奉高堂老母，下不能荫妻教子”，13年间，李小峰也动摇了好几回，甚至有一次离校出走。 但村民的情义又让他无法抗拒。
1993年的父亲周年忌日，李小峰给孩子们提前放了学。下午，他趴在坟头，“想起家庭的重负和没有实现的大学梦”，痛哭失声。正伤心时，身后来了30多位村民，很多人还买来了纸钱、香烛。
“小峰他爸，小峰的书没有白念，正教村里娃们呢！”离去时，许多村民偷偷留下一元或两元钱。祭奠本来是不用送钱的，而且在柿园子村，许多人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肉，一两块钱已是乡亲们最诚挚的心意了。
1997年，订婚多年的未婚妻退婚了，理由很简单：“一个月73块钱，以后能养得活我和孩子吗？”李小峰崩溃了―――在山村，女方退婚被认为是男人最丢脸的事。
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样子给人看。那年暑假，他通过同学联系，在西安找到了一份月薪400元的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他很高兴，因为这相当于代课教师半年的收入。
可没过多久，村支书带着几名村干部找来了。“我们也是厚着脸皮来的，”村支书跟他讲，“开学好几天了也没有老师愿意来，娃们天天到学校等你，你看能不能再回去？”
一夜失眠之后，“为了不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在山沟里放羊”，李小峰又回到了柿园子小学。
当他背着行李回到学校时，操场上早已站满了乡亲们，有的还握着他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要是嫌钱少，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些。”李小峰拒绝了，土生土长的他清楚村民的收入。
这以后，李小峰的婚事成为村里的大事，村民们急着为他张罗对象。经过介绍，李小峰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这位山外的姑娘觉得他“能对孩子们好，也一定能对我好”。
贫困的山村里，乡亲们和李小峰相互支撑，默默扶持。父亲治病、丧事欠下的上万元债务，村民们也不催李小峰还。“他家和大伙一样穷得揭不开锅，天天吃土豆糊，咱也不催他，别把他又逼跑了。”一位村民对本报记者说。而李小峰碰上贫困户的孩子交不起学杂费，也就让家长打一个白条，“有钱时再捎来就行，别耽误了孩子上学”。
山村大课堂
学校如此之小：五个年级才24个学生，比不上城里小学的一个班。李小峰用的是“复式教学”，所有年级的孩子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对于城里孩子而言，这间小教室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大课堂。
教室大黑板两边，各挂着一块小黑板，用来写不同年级的板书。五个年级的孩子从左到右大致分开坐好。李小峰一般先从五年级上起。例如本报记者听过的一堂课，“我们学习《秋天的怀念》，布置两个问题思考……”然后一个个年级教下来。每上完一个年级的课，李小峰就要布置作业，“不然孩子们就会在课堂上玩了”。
不同年级的课容易相互干扰。给五年级讲课时，四年级的几个孩子开始发愣，李小峰朝他们瞪了几眼。上四年级课时，一年级4个孩子的读书声越来越大，李小峰拍了拍孩子们的头，“声音小一点！”一个小时过去，他宣布下课，回过头才发现一年级的学生还在拼音图前念个不停，他忘了让孩子们回座位。
真正让李小峰头痛的是音乐、美术、体育等“副”科，他没受过专业训练，学校也根本没教学条件。音乐课，他只能教唱一些简单的歌曲；美术课，他布置孩子们“随便画，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年，天津的一位杨阿姨送来跳绳、篮球和羽毛球拍，孩子们的体育课才不再只是跑步。
一个人的坚持
13年来，作为柿园子小学惟一的老师，李小峰一直无可替代―――不要说他走了，就是他病了、有事情了，课就没人上了。
一次，李小峰上山砍柴，不小心砍到脚，被扶下山后缝了5针。第二天，他让家人用架子车将他推到学校，躺在床上看着孩子们自习。
冬天的山区冰天雪地。常常在上午放学后，一年级的孩子太小回家不便，李小峰便在学校煮玉米糊给他们吃，碗不够，大家就轮流吃。教室里太冷，他让孩子们呆在他房间里，生起柴火，最小的孩子则坐到床上盖起被子，大家围成一圈上课。
今年“六一”，孩子们在好心人的组织下去了一趟西安，第一次品尝了鱼的滋味，一个劲地嚷“好吃”。10月14日晚，本报记者带着李小峰到蓝田县政府招待所，特意为他点了一盘鱼。他先是问“鱼怎么吃”，后又突然停下筷子自语，“要是孩子们在就好了”。
不光孩子们离不开李小峰，李小峰也越来越离不开学校了。13年来，他已经习惯一个人呆在学校，过着困苦、简单的生活。离开学校和学生，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出去打工，13年不就白教了吗？”李小峰说，“再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呢？”
对自己13年来的教学成就，李小峰十分自豪：柿园子村的孩子没有失学，送出去的134个学生，4个考上大学，“明年再考两个估计也没问题”。其他的孩子大多初中毕业或者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一个月起码三五百元，总比呆在山沟里强”。
2001年起，一些好心人知道了李小峰的事，给他和学校捐款捐物，这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没有工资的心酸。他也一直在努力通过函授自学。2000年他拿到了中专文凭，今年又拿到了大专文凭，前后花费数千元―――从一家人牙齿缝里省下来的钱。
“小峰不能让回去”今年9月，李小峰和几名代课教师到乡里开教学工作会议。会上一位乡领导说，今年乡上财政非常紧张，代课教师的课要全部停掉。要干的话，找村里解决工资。
李小峰“受到了沉重一击”。但没过多久，有人告诉他，“教育局田局长说了，‘小峰不能让回去’。”一句话让他很感安慰，“回来干干再说吧。”
从2001年开始，李小峰就给教育局写信反映自己的境遇，但没有回音。第二年，他给县上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和副县长写信，没有回音。第三年，他直接向西安市一位副市长写信，两个月后有人告诉他，“副市长批示了”。他欣喜若狂。结果批示转到县教育局，又没了下文。
李小峰最终豁出去了，他走进县政府，直接找到主管教育的副县长。
“你的事我知道。”副县长说，“你看，我的工作困难不小。等我和县长商量一下，再开会研究研究。如果要解决，也是破格解决。”
今年3月，李老师成了县教育系统的先进典型。县教育局局长田征带着30多位局机关干部和老教师来到柿园子小学，专门听李老师作报告，随后局长带头，捐给李小峰2400元，并送给学校一台彩电和DVD。
“按国家政策，代课老师将会被全面清退，”田局长告诉本报记者，“不过蓝田县小学师资总体上比较紧张，一些偏远山区小学公办教师根本派不过去，只能靠代课教师，但又没有政策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以孩子们的心灵，实在无法理解“李老师那么辛苦工作，工资还两年不发”的道理。大些的孩子悄悄对本报记者说，“李老师其实挺可怜的。”今年儿童节，好心人带孩子们到西安玩，并让他们写出“最想吃的东西和最大的愿望”。“最想吃大鱼，味道好极了！”三年级的赵芳和李亚楠同时写道，“最大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一名好领导，把李老师的工资涨得高高的！”
而李小峰最大的愿望，则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农村的老师和孩子们，希望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孩子们不再上不起学，能在学校寄宿，也更希望自己能转为公办教师，一个月拿上四五百元，一家人能够吃饭”。
9月教师节，李小峰的又一个孤独的节日，孩子们在已经泛白的黑板上出了一期板报，献给他们的老师一首小诗：
田野向秋天献上金黄的果子，枫林举起火红的旗帜
我们向老师送上真诚的祝福，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希望老师在今后的日子里快乐多一些，困难少一些
诗是孩子们自己写的，周围环绕着孩子们精心画上的花环、蝴蝶、风铃。
以“均衡观”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代课教师刘秉章赤贫的家 .代课教师的低工资与贫困令人震惊。而本报记者的调查表明，在甘肃渭源等贫困地区，代课教师仍然是贫困农村的教育支柱，如果失去这根支柱，这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就将崩塌。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地方，因为代课教师不满这种严重的同工不同酬而辞职，并致一些教学点停办。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教授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中国西部12省区市有逾50万的代课教师，以每名代课教师带20名学生计算，他们至少承担了1000万农村孩子的教育任务。他们的素质、他们的去留，直接关系到这1000万孩子的命运，关系到义务教育在西部的命运。
王嘉毅认为，在国家的宏观制度安排不可能立即调整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解决代课教师的眼前之困。目前，甘肃省对乡镇的招聘人员进行了成功的聘用制改革，提高了他们的待遇。这一经验可用到对代课教师的转正和聘用上。可考虑给优秀或有突出贡献的代课教师转正，提高中等水平的代课教师待遇，辞退低素质的代课教师，并对在职的代课教师进行教育培训。
他认为，这虽然必将增加省政府的财政预算，但因为甘肃的代课教师只有3.2万人，以最高限每人每年增加1万元收入计算，最多也只多支出3.2亿元。这个数目对一个省级财政不会造成结构性冲击，但却可对农村教育带来结构性改善。
另一个解决办法，他认为可设立一个半官方性质的代课教师基金会，由中央政府出资一部分，号召社会捐赠一部分。他和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有相似的看法：因为代课教师的总人数不是特别大，所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中最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
据《现代教育报》报道，截至2004年底，我国农村小学共有代课教师约60万人。王嘉毅算了笔账，仍以给代课教师每人每年增加1万元计算，全国60万代课教师，也只增加了60亿元工资支出。
但这并不是治本方略。事实上，义务教育的城乡失衡、东西失衡已越来越明显。教育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5月25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要“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民盟甘肃省委的一份调查报告则对教育部的“均衡发展”理念作了遥相呼应的阐述：这种均衡应是给予农村教育以“国家公共事业”的身份和待遇；这种均衡应是国家教育财政向农村倾斜，补偿几十年来历史的欠账；这种均衡就应是城乡享有一样的入学机会，保障教育财政平等、教育条件平等和成功机会平等，使国民教育成为社会公平的标志。
这种均衡观衍生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衍生于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人类普适价值，且是调整义务教育制度安排的观念前提。
在这种均衡观下，民盟甘肃省委的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制度设计。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现实，说明目前由县级财政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制度设计出现了“不适症”，这是由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稳定造成的，所以在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上改为中央或较高层次的政府比较合适。
报告介绍，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推行义务教育之初，都曾将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责任定在基层地方政府，这种低重心的投入体制给基层带来沉重负担，造成义务教育办学困难。后来，这些国家调整义务教育投入主体，强化中央、联邦和高层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
在确定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后，重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分担体制也甚为必要。报告认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可采用教师工资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办公经费由省财政分担，基本建设和危房维修由地、县、乡财政按比例分担的模式。
因为，如果教师工资由省或中央财政发放，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就从过去重视对义务教育的实物投入转向对人的投入，会使教师队伍在获取工资方面不再受地方财政局面的影响。而地方政府由过去对人(教师工资)的沉重投入，转变对物(教室等硬件)的投入，负担变轻，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直观，易于诱发他们对教育的投入热情。
如果这样的制度安排能最终达成，那将不只是对60万代课教师与1200万农村孩子的福祉，而将是对整个中国农村、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