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教育传统研究面临新问题
中国有教育史学科，开始于20世纪初年，由于近代学校制度建立，规定师范学堂和经科大学堂设中国教育史课程。从那时以来，中国教育史课程开设至今将有近百年历史。因中国教育史学科之设，推动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开展，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些成果，又充实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内容。本世纪前半个世纪，为适应教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社会需要，教育史研究不论是教育通史、教育断代史、教育专题史等，都有一定的发展。欲知详情，可参阅杜成宪等著《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后半世纪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时期，主要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中国教育史研究，但在探索开拓中，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78年中国终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迎来科学的春天，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也进入了繁荣时期。其重要标志是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现称教育史专业委员会）于1979年成立。这是教育史专业研究工作者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联系团结老中青研究者。这支队伍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边教学边研究的条件下，奋发进取，或个别专题研究，或合作全面系统研究，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工作全面开展，新成果不断涌现，在教育通史、教育断代史、教育专题史、教育家评传、地区教育史、民族教育史、教育史比较研究、教育史学、教育文献史料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收获，其中不乏传世之作。二十年的辉煌成就，超过先前的七十几年，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贡献了一份力量。
中国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向来是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它的任务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自古至今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特点、教育经验与教训，其主要目的是批判地总结教育遗产，继承优秀的教育传统，探索教育的客观规律，为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服务。在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业开设中国教育史课程，对于培养未来教育工作者、教育科学研究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增进教育知识、丰富教育经验、培养教育智慧、认识教育规律、涵养专业精神、提高为人素养、确立发展观点、获得历史借鉴。这是教育史学科受到多数学员欢迎的基本原因，不是自我夸张，而是多数高师教学实践反复证明的事实。
现在教育界因对教育史学科缺乏了解，对教育史学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因而在教育改革进程中，已有一些单位不同程度地削弱教育史学科，使教育史学科处于新的浮动摇摆状态，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值得有关领导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优秀教育传统是教育科学重要的资源，教育史上的创新改革精神、利人奉献精神，会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希望有关领导对教育史学科的作用加以认识和肯定。教育史学科也要适应时代变化对教材内容进行改革，但其地位不应因人为因素而任意动摇。
二、中国教育传统研究可供现代教育改革借鉴
我国为适应时代发展实行教育现代化，必需进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历史任务就是革除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传统教育思想、传统教育制度及其内容与方法，要总结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吸收历史上对今天有用的教育经验、学习外国先进的现代教育经验，创建适应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教育制度及其内容与方法。因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不仅不排除对中国历史上优秀教育传统的继承，而且继承优秀教育传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在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教育思想、形成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其中不少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经反复实践检验有好效果，因而世代相传，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传统，这些是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发扬、改造、利用的。
每个时代教育行政领导都是不能脱离教育传统的，都是根据本阶级的利益、教育实际的需要，有选择地继承和利用有关的教育传统。中国教育传统具有历史性，有古代教育传统、近代教育传统、民主革命教育传统，还有近现代学习日本、学习美国、学习苏联所形成的多种教育传统，性质有很大差别。经教育实践检验，有用有效优秀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继续流传；无用无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与方法则被自然淘汰而停止流传。教育行政领导掌握教育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应该认识教育传统负责任地选择利用优秀教育传统。这种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我国人才的培养有深远的影响。
以下试谈中国教育传统可供现代教育改革借鉴的三个问题。
（一）教育机构的设置与管理
古代中国在儒家学说影响下，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居主导地位，在皇帝统管下，中央集权，天下一家。教育作为统治手段之一，从属于政治，学校教育为政治服务受到强调。与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有一学校教育机构的设置与管理模式，这就是源于《学记》中所记述的学制系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这个学制，体现一些基本原则，即教育机构的设置与国家行政区逐层相应，并由各层的行政区来实施管理，行政的层次越高所管的教育机构文化程度也越高，最高学府在京都，直属中央政府，教育机构联成系统，上下有联系。由历代传说和教育家构想结合而成的古代学制，对后世封建国家兴办学校产生很大的影响，都把这种学制作为理想的模式，适应各朝代的政治需要，提出新的教育方案，本着学校机构与行政区相适应的精神，力图实施。汉代民间有书馆、经馆，国家行政主管有县学、郡学、太学，就与理想模式靠近。汉平帝时，王莽特别强调此计划，设置学官为实施此学制创造条件。北魏是鲜卑族领导的封建国家，接受了儒家思想指导，也颁布中央学制与地方学制，地方学制按行政区的层次与辖区的大小决定学校教育机构的规模。
隋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地方学校不同的规模与行政区的等级相应。唐代尤其从精神上接近理想的学制模式，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行政区分层负责管理辖区内的教育机构，并运用考试手段来实行学业管理，学生入学、毕业都以考试来评定。隋唐的教育管理制度为以后的朝代所仿行。中央集权主要体现在决定全国文教方针政策，规定必读的课程内容，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仅是在京的最高学府，另一方面是人才选拔制度，实行面向全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制约学校培养人才的规格。对地方则责成按行政系统分层办学和管理，按制度办学，按方针政策实施管理是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
到了近代，新学校制度建立，新的任务是教育国民，但在学校的管理上，中央与地方有所分工的传统还是沿续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教育机构的设置和管理，都强调加强统一领导。要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地方情形却有千差万别，各部委有专业的特殊性，于是出现了条块自成系统。要地方负一定责任，实行地方分权，也没有真正放手，教育立法未完善，教育制度不配套，不时出来新政策、新指示、新指标，地方没有自主性，可以说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并未处理好。过于集权而不分权，会造成地方依赖中央，等待命令，缺乏主动精神，不能有所作为，不敢因时因地制宜。当然如果过于分权而不集权，也势必会造成地方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不能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是另一种偏向。
如果借鉴古代教育管理经验，应该确定集权与分权的各自范围，着重抓住这两大环节。一是集权，站在国家的立场，主要在研究比较不同政策的利弊，依据国家长远利益来制订政策，为教育事业有序发展的需要而立法，审订教育工作的一些重要规范，依教育法和教育规范督察检查指导，以此来把握发展方向，解决一些全国性的共同问题。二是分权，明确各层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负责区域内教育事业的发展，筹划提供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物资、人力等条件，因时因地处理辖区的特殊问题。分权有利于从地区的历史文化条件、经济条件出发，稳步地发展地区教育，不至于脱离实际盲目定指标，实现不了指标又搞虚伪统计欺骗上级，检查过后又恢复旧状。集权与分权各有合理的范围，一定的集权与适当的分权相结合，历史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这种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二）国家办学与民间办学
自从国家形成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设置教育机构，来培养统治人才。中国奴隶社会只有贵族受学校教育，而学校与官府统一，故称“学在官府”。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开始发展，适应社会变革时期平民学习文化的需要，才有民间私学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担负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中国历史上禁私学的事件曾发生过，最突出的是秦始皇禁私学，为的是加强皇权，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以法家的法治学说皇权至上的主张统一全国思想，结果推行焚书坑儒的暴政，对文化教育造成历史性的破坏，成为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有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禁私学，诏令说：“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他是为了维护鲜卑贵族特权，也是为了实行汉化的民族政策，而采取断然的专政措施。其他封建统治者吸收禁私学的教训，政策上放开，不禁私学。唐代还提倡民间自由办学，这种做法，为以后朝代所沿续。
私学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有多方的原因：
第一，私学接受政府的管理控制，服从政府的政令，参照官学的目的和内容培养人才，以选举或科举为政治出路，国家容许私学存在，不用花教育经费而坐收人才选用之利。
第二，私学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官学极少有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任务主要依靠私学来解决。私学多层次多类型灵活地培养人才，为社会作出大贡献，特别是皇朝没落、社会长期动乱的年代，官学停顿，只有靠私学来传递文化和培养人才。
第三，私学能满足民众学习文化的多种需要。私学分布面广，依靠所在地群众支持，谁受教育谁出钱交学费的观点很容易接受，经济来源虽不一定充裕，但因陋就简，节约开支，还能维持。
进入近代，新旧教育交替之时，对旧的私立学校进行利用改造，转为接受政府管理，经过登记备案，按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办学，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的私立学校。历史上的私学、私立学校，今日可称之为民间办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新观念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在文教方面要兴无灭资，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应该在党领导下由国家直接管理，国家拨出教育经费进行义务教育，高等学校由国家接管，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进行院系调整以培养建设人才。学校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普通教育改革后存在三种类型：公办学校、基层集体办学、工厂企业办学等。
我国是十二三亿人口的大国，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处于贫困状态，专靠国家提供教育经费是颇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家虽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计划，但教育经费不足，又不能全部到位，短期内实现不了承诺。教育发展虽有很大成就，但还满足不了群众提高文化的要求，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总结历史上民间办学的经验，也是可供现代教育改革借鉴的。
第一，民间办学也需要转变教育思想。教育事业是国家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培养现代合格国民所办的教育事业，人民的事业由人民办人民管，以满足人民提高文化的需要，这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因此教育工作者要转变教育思想，重新认识民间办学的社会作用。
第二，民间办学要有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改革引起生活变化，部分人收入增加，生活有了改善，部分人从事个体经营先富起来，还出现了一批民营股份制企业或公司的投资者，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有新的需求，也出得起学费，有的还发扬奉献精神，乐于捐助教育事业，这就为民间办学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三，民间办学需要国家政策引导和实施监督。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国家办学为主，民间办学为辅，民办学校作为公办学校的补充。民办学校要具备基本条件才能批准立案，教育工作需遵循国家教育方针，依照教育法规办事，保证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检查。
（三）考试与人才的选拔
考试最早产生于中国，故中国被世界上称为考试的故乡。追根溯源，考试起于奴隶社会的选士，此事在古文献《礼记・王制》有所记载，它是在学校教育基础上，逐级选优推荐，选择有两方面的标准，即德行之贤，道艺之能，领导论定而后任官，任官然后享有爵禄。选士的过程颇为复杂，而选士的每一环节都利用考试手段选出最优秀者，再升于高一级。依照标准择优，按程序逐级推选，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制度，后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对此累加称赞。
汉代继承历史上选士考试的制度，用之于察举的检验，如汉文帝诏举贤良方正，对贤良方正进行集中策试。以后考试也被运用于学校教育中，作为管理学业的一种手段，毕业考试的等第成为任官的重要根据。
隋唐产生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中考试更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并影响学校教育。在学校教育培养人才过程中，考试成为学校教育管理的基本手段，学生入学、教学过程的阶段、学年结束、毕业等都要考试，形成学校考试系列。参加科举考试的乡贡，自乡升于县，自县升于州，自州升于礼部，礼部及第后移送吏部，吏部铨选，每个环节都有考试，形成科举考试系列。参加科举考试以求政治出路，是学校生徒最首要的选择，在学校时就准备适应科举考试，学校考试的方式方法模仿科举，学校所学也是科举考试的内容，科举考试完全制约学校考试。
考试是一种手段，本身谈不上绝对好或绝对坏，重要问题在于考试的目的，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效果。科举考试的经验，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教育和人才选用产生直接影响，也对近代现代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代考试的一些基本方式，溯其渊源，大多出于隋唐。认真总结隋唐以来考试的历史经验，也有值得现代教育改革借鉴的地方。
1.考试是社会需要，也是学校教育的需要，其存在有合理性，现在想取消考试是难于全部如愿的，否定考试的作用是不明智的。
2.考试是要长期存在下去，但考试制度与考试方式方法则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因此考试的改革是必然，通过改革，创设适应时代需要的新考试制度。
3.考试的方式，取决于考试的目的与内容。适应不同的考试目的与学科内容需要选用不同的考试方式，因此，有多种考试方式供选择才合理。
4.革新考试制度，选择最合适的考试这是一代行政领导的责任。在教育机会不均等与就业机会不充分的条件下，运用考试手段来筛选，这是现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问题归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归教育问题，不要把社会问题也归因于考试。
5.就考试内容与考试方式的关系来说，考试内容对人才素养导向性影响更大，应该更关注考试内容的适时调整。
6.考试成绩评定的用意在于体现差别，能够区分差别，便可依考试目的来作处置。因此传统的等级评定制仍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不一定全部都采用百分制。
7.人才可来自学校教育，也可来自自学考试，自学考试是造就人才的另一途径，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发展。现在可以发挥自学考试的作用，以满足不同人的学习需要，减少不能升学所造成的压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将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让人们在竞争中求发展。由于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业机会有限，加剧了社会竞争，年青人只有为自己参加社会竞争准备更充分条件，力求提高学历，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增强生存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可以预料，今后一个时期争升学、争入公办学校、争入重点学校、争多科证书、争资格证书、争提高学历层次、争应聘高薪岗位、争提升职称等现象仍然会存在，考试会越来越多，这是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学生要面对现实，要增强竞争意识，要锻炼竞争能力，需要准备考试就该准备考试。如果考前不用心准备，而入学考试被淘汰，后悔也无用，独生子女过早待业在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社会发展还没有到取消考试的时候，就想取消考试，那在各级学校中用什么手段来进行学业管理，社会上用什么办法来公平地选拔人才？如果还没有更好的手段和办法来代替考试就把考试取消，岂不是要制造新的不公平，增加行政腐败的因素，与求安定的意愿恰好相反。考试既然否定不了，只能认真重视它，正确运用它，把考试的事情组织得更加合理和科学。
可资教育改革作为借鉴的教育历史经验还有不少，恕不多叙。
三、教育史研究者要面对教育改革
我们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工作者，过去对教育改革关心不够，部分同志是采取尽我本责的态度，总结教育历史经验，提供研究成果以供教育界参考，仅至于此，没有直接介入全国性的教育改革，只有少部分同志是站到教育改革第一线，参与讨论或实践。存在这种现象，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现在的教育行政领导并不期待从中国历史上寻求教育改革的借鉴，看多部厚本的教育史类书籍，实在费事，一时抓不住要领，得不到现成教育方案。行政领导自有人帮助提供国外新信息新资料，介绍新的教育模式，籍此形成改革教育的大主意，一旦决定之后，也会有人出来作理论说明，写文章宣传，供大家学习，以统一思想，群众讨论太多，意见不一，造成干扰，也是多余的。现在的教育界，重应用重功利，轻理论轻历史，以外国为新鲜，以中国为陈旧，不认为从中国教育史上能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提供什么有益的借鉴，甚至视教育史研究为可有可无。从主观方面来看，教育史研究者历来以慎重的态度对待问题，有道理有根据才敢说话，没有闻风即动随声响应的习惯，行动总比别人慢一些。在贯彻新政策新决定时，强大舆论如雷贯耳，该说的都已有人说了，也就难有新的看法发表，那就只有等待观察实践的结果，作为历史来研究了。因为较少参与教改热点讨论，教育史学科的作用也未为社会充分了解，别人不知教育史学科在研究些什么，教育史已有哪些历史经验总结，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东西，这是值得教育史研究者反省的。
今后，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发挥教育史学科的作用。
（一）教育改革关系重大，我们教育史研究者也有一份责任。教育是科技兴国的基础，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长远的依靠，教育的发展关系到现代化能否实现，中华民族能否振兴。我们希望教育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尽量少走弯路。学科的作用各有不同，贡献的方式也有多种，我们尽可以发挥教育史学科的作用去参与教育改革，不要等候教育改革成为历史才来研究它。
（二）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观察教育改革。教育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社会的需要就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教育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必然要进行改革。改革是为了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的形式却是多种的，有的是创造新形式来体现新内容，有的却是用旧形式容纳新内容。过去曾分解多科性大学，发展专门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实践，认识两者的特点和利弊，现在高校的改革，则合并专门学院为多科性大学。从内容来看是新的，从形式来说则是用旧，曾被否定的东西，现在恢复利用。这表明有历史实践，就可能总结一定的经验，可作为借鉴。
（三）要着重总结近现代教育经验。中国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教育史学科对它都要研究。有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分段研究，这是将学科研究推向深入所必需的。各个时代的教育经验与当代的教育改革都有关系，但密切程度不同，近现代距离近些，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我们今后应注重近现代研究，围绕中国教育近代化现代化问题，多开展一些研究，多总结一些经验，以供当代教育改革作为借鉴。有些同志已经先行，做出了很可观的成绩，应该向他们学习。
（四）既要提高也要普及。教育史学科研究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需要几方面兼顾，才能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我们既要发挥各个研究者积极性，有所分工，专题深入，也要发挥群体力量，加强合作，系统总结，把学科研究提高到现代先进水平。但为了扩大学科的影响，发挥学科的作用，让教育历史资源为教育界所共享，教育史研究也要注意普及。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可先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也应注意表现形式，最好能深入浅出，以较通俗的形式体现，能为更广泛的对象所接受。
（五）发扬主动精神宣传中国优良教育传统。要发挥教育史学科的作用，需要向教育界向群众宣传介绍中国优良的教育传统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使教育界与广大群众了解教育史研究些什么，提供些什么。其中，帮助领导提高对中国优良教育传统的认识，增进教育智慧，重视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也是重要的关键。我们不能坐着等待别人来咨询，要发扬墨子主动说服精神，“有道劝以教人”，尽我们教育史研究者的责任，也就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
收稿日期：1999-09-15
中国有教育史学科，开始于20世纪初年，由于近代学校制度建立，规定师范学堂和经科大学堂设中国教育史课程。从那时以来，中国教育史课程开设至今将有近百年历史。因中国教育史学科之设，推动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开展，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些成果，又充实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内容。本世纪前半个世纪，为适应教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社会需要，教育史研究不论是教育通史、教育断代史、教育专题史等，都有一定的发展。欲知详情，可参阅杜成宪等著《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后半世纪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时期，主要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中国教育史研究，但在探索开拓中，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78年中国终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迎来科学的春天，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也进入了繁荣时期。其重要标志是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现称教育史专业委员会）于1979年成立。这是教育史专业研究工作者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联系团结老中青研究者。这支队伍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边教学边研究的条件下，奋发进取，或个别专题研究，或合作全面系统研究，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工作全面开展，新成果不断涌现，在教育通史、教育断代史、教育专题史、教育家评传、地区教育史、民族教育史、教育史比较研究、教育史学、教育文献史料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收获，其中不乏传世之作。二十年的辉煌成就，超过先前的七十几年，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贡献了一份力量。
中国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向来是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它的任务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自古至今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特点、教育经验与教训，其主要目的是批判地总结教育遗产，继承优秀的教育传统，探索教育的客观规律，为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服务。在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业开设中国教育史课程，对于培养未来教育工作者、教育科学研究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增进教育知识、丰富教育经验、培养教育智慧、认识教育规律、涵养专业精神、提高为人素养、确立发展观点、获得历史借鉴。这是教育史学科受到多数学员欢迎的基本原因，不是自我夸张，而是多数高师教学实践反复证明的事实。
现在教育界因对教育史学科缺乏了解，对教育史学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因而在教育改革进程中，已有一些单位不同程度地削弱教育史学科，使教育史学科处于新的浮动摇摆状态，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值得有关领导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优秀教育传统是教育科学重要的资源，教育史上的创新改革精神、利人奉献精神，会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希望有关领导对教育史学科的作用加以认识和肯定。教育史学科也要适应时代变化对教材内容进行改革，但其地位不应因人为因素而任意动摇。
二、中国教育传统研究可供现代教育改革借鉴
我国为适应时代发展实行教育现代化，必需进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历史任务就是革除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传统教育思想、传统教育制度及其内容与方法，要总结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吸收历史上对今天有用的教育经验、学习外国先进的现代教育经验，创建适应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教育制度及其内容与方法。因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不仅不排除对中国历史上优秀教育传统的继承，而且继承优秀教育传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在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教育思想、形成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其中不少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经反复实践检验有好效果，因而世代相传，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传统，这些是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发扬、改造、利用的。
每个时代教育行政领导都是不能脱离教育传统的，都是根据本阶级的利益、教育实际的需要，有选择地继承和利用有关的教育传统。中国教育传统具有历史性，有古代教育传统、近代教育传统、民主革命教育传统，还有近现代学习日本、学习美国、学习苏联所形成的多种教育传统，性质有很大差别。经教育实践检验，有用有效优秀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继续流传；无用无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与方法则被自然淘汰而停止流传。教育行政领导掌握教育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应该认识教育传统负责任地选择利用优秀教育传统。这种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我国人才的培养有深远的影响。
以下试谈中国教育传统可供现代教育改革借鉴的三个问题。
（一）教育机构的设置与管理
古代中国在儒家学说影响下，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居主导地位，在皇帝统管下，中央集权，天下一家。教育作为统治手段之一，从属于政治，学校教育为政治服务受到强调。与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有一学校教育机构的设置与管理模式，这就是源于《学记》中所记述的学制系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这个学制，体现一些基本原则，即教育机构的设置与国家行政区逐层相应，并由各层的行政区来实施管理，行政的层次越高所管的教育机构文化程度也越高，最高学府在京都，直属中央政府，教育机构联成系统，上下有联系。由历代传说和教育家构想结合而成的古代学制，对后世封建国家兴办学校产生很大的影响，都把这种学制作为理想的模式，适应各朝代的政治需要，提出新的教育方案，本着学校机构与行政区相适应的精神，力图实施。汉代民间有书馆、经馆，国家行政主管有县学、郡学、太学，就与理想模式靠近。汉平帝时，王莽特别强调此计划，设置学官为实施此学制创造条件。北魏是鲜卑族领导的封建国家，接受了儒家思想指导，也颁布中央学制与地方学制，地方学制按行政区的层次与辖区的大小决定学校教育机构的规模。
隋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地方学校不同的规模与行政区的等级相应。唐代尤其从精神上接近理想的学制模式，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行政区分层负责管理辖区内的教育机构，并运用考试手段来实行学业管理，学生入学、毕业都以考试来评定。隋唐的教育管理制度为以后的朝代所仿行。中央集权主要体现在决定全国文教方针政策，规定必读的课程内容，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仅是在京的最高学府，另一方面是人才选拔制度，实行面向全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制约学校培养人才的规格。对地方则责成按行政系统分层办学和管理，按制度办学，按方针政策实施管理是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
到了近代，新学校制度建立，新的任务是教育国民，但在学校的管理上，中央与地方有所分工的传统还是沿续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教育机构的设置和管理，都强调加强统一领导。要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地方情形却有千差万别，各部委有专业的特殊性，于是出现了条块自成系统。要地方负一定责任，实行地方分权，也没有真正放手，教育立法未完善，教育制度不配套，不时出来新政策、新指示、新指标，地方没有自主性，可以说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并未处理好。过于集权而不分权，会造成地方依赖中央，等待命令，缺乏主动精神，不能有所作为，不敢因时因地制宜。当然如果过于分权而不集权，也势必会造成地方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不能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是另一种偏向。
如果借鉴古代教育管理经验，应该确定集权与分权的各自范围，着重抓住这两大环节。一是集权，站在国家的立场，主要在研究比较不同政策的利弊，依据国家长远利益来制订政策，为教育事业有序发展的需要而立法，审订教育工作的一些重要规范，依教育法和教育规范督察检查指导，以此来把握发展方向，解决一些全国性的共同问题。二是分权，明确各层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负责区域内教育事业的发展，筹划提供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物资、人力等条件，因时因地处理辖区的特殊问题。分权有利于从地区的历史文化条件、经济条件出发，稳步地发展地区教育，不至于脱离实际盲目定指标，实现不了指标又搞虚伪统计欺骗上级，检查过后又恢复旧状。集权与分权各有合理的范围，一定的集权与适当的分权相结合，历史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这种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二）国家办学与民间办学
自从国家形成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设置教育机构，来培养统治人才。中国奴隶社会只有贵族受学校教育，而学校与官府统一，故称“学在官府”。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开始发展，适应社会变革时期平民学习文化的需要，才有民间私学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担负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中国历史上禁私学的事件曾发生过，最突出的是秦始皇禁私学，为的是加强皇权，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以法家的法治学说皇权至上的主张统一全国思想，结果推行焚书坑儒的暴政，对文化教育造成历史性的破坏，成为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有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禁私学，诏令说：“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他是为了维护鲜卑贵族特权，也是为了实行汉化的民族政策，而采取断然的专政措施。其他封建统治者吸收禁私学的教训，政策上放开，不禁私学。唐代还提倡民间自由办学，这种做法，为以后朝代所沿续。
私学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有多方的原因：
第一，私学接受政府的管理控制，服从政府的政令，参照官学的目的和内容培养人才，以选举或科举为政治出路，国家容许私学存在，不用花教育经费而坐收人才选用之利。
第二，私学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官学极少有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任务主要依靠私学来解决。私学多层次多类型灵活地培养人才，为社会作出大贡献，特别是皇朝没落、社会长期动乱的年代，官学停顿，只有靠私学来传递文化和培养人才。
第三，私学能满足民众学习文化的多种需要。私学分布面广，依靠所在地群众支持，谁受教育谁出钱交学费的观点很容易接受，经济来源虽不一定充裕，但因陋就简，节约开支，还能维持。
进入近代，新旧教育交替之时，对旧的私立学校进行利用改造，转为接受政府管理，经过登记备案，按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办学，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的私立学校。历史上的私学、私立学校，今日可称之为民间办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新观念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在文教方面要兴无灭资，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应该在党领导下由国家直接管理，国家拨出教育经费进行义务教育，高等学校由国家接管，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进行院系调整以培养建设人才。学校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普通教育改革后存在三种类型：公办学校、基层集体办学、工厂企业办学等。
我国是十二三亿人口的大国，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处于贫困状态，专靠国家提供教育经费是颇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家虽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计划，但教育经费不足，又不能全部到位，短期内实现不了承诺。教育发展虽有很大成就，但还满足不了群众提高文化的要求，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总结历史上民间办学的经验，也是可供现代教育改革借鉴的。
第一，民间办学也需要转变教育思想。教育事业是国家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培养现代合格国民所办的教育事业，人民的事业由人民办人民管，以满足人民提高文化的需要，这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因此教育工作者要转变教育思想，重新认识民间办学的社会作用。
第二，民间办学要有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改革引起生活变化，部分人收入增加，生活有了改善，部分人从事个体经营先富起来，还出现了一批民营股份制企业或公司的投资者，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有新的需求，也出得起学费，有的还发扬奉献精神，乐于捐助教育事业，这就为民间办学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三，民间办学需要国家政策引导和实施监督。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国家办学为主，民间办学为辅，民办学校作为公办学校的补充。民办学校要具备基本条件才能批准立案，教育工作需遵循国家教育方针，依照教育法规办事，保证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检查。
（三）考试与人才的选拔
考试最早产生于中国，故中国被世界上称为考试的故乡。追根溯源，考试起于奴隶社会的选士，此事在古文献《礼记・王制》有所记载，它是在学校教育基础上，逐级选优推荐，选择有两方面的标准，即德行之贤，道艺之能，领导论定而后任官，任官然后享有爵禄。选士的过程颇为复杂，而选士的每一环节都利用考试手段选出最优秀者，再升于高一级。依照标准择优，按程序逐级推选，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制度，后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对此累加称赞。
汉代继承历史上选士考试的制度，用之于察举的检验，如汉文帝诏举贤良方正，对贤良方正进行集中策试。以后考试也被运用于学校教育中，作为管理学业的一种手段，毕业考试的等第成为任官的重要根据。
隋唐产生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中考试更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并影响学校教育。在学校教育培养人才过程中，考试成为学校教育管理的基本手段，学生入学、教学过程的阶段、学年结束、毕业等都要考试，形成学校考试系列。参加科举考试的乡贡，自乡升于县，自县升于州，自州升于礼部，礼部及第后移送吏部，吏部铨选，每个环节都有考试，形成科举考试系列。参加科举考试以求政治出路，是学校生徒最首要的选择，在学校时就准备适应科举考试，学校考试的方式方法模仿科举，学校所学也是科举考试的内容，科举考试完全制约学校考试。
考试是一种手段，本身谈不上绝对好或绝对坏，重要问题在于考试的目的，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效果。科举考试的经验，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教育和人才选用产生直接影响，也对近代现代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代考试的一些基本方式，溯其渊源，大多出于隋唐。认真总结隋唐以来考试的历史经验，也有值得现代教育改革借鉴的地方。
1.考试是社会需要，也是学校教育的需要，其存在有合理性，现在想取消考试是难于全部如愿的，否定考试的作用是不明智的。
2.考试是要长期存在下去，但考试制度与考试方式方法则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因此考试的改革是必然，通过改革，创设适应时代需要的新考试制度。
3.考试的方式，取决于考试的目的与内容。适应不同的考试目的与学科内容需要选用不同的考试方式，因此，有多种考试方式供选择才合理。
4.革新考试制度，选择最合适的考试这是一代行政领导的责任。在教育机会不均等与就业机会不充分的条件下，运用考试手段来筛选，这是现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问题归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归教育问题，不要把社会问题也归因于考试。
5.就考试内容与考试方式的关系来说，考试内容对人才素养导向性影响更大，应该更关注考试内容的适时调整。
6.考试成绩评定的用意在于体现差别，能够区分差别，便可依考试目的来作处置。因此传统的等级评定制仍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不一定全部都采用百分制。
7.人才可来自学校教育，也可来自自学考试，自学考试是造就人才的另一途径，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发展。现在可以发挥自学考试的作用，以满足不同人的学习需要，减少不能升学所造成的压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将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让人们在竞争中求发展。由于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业机会有限，加剧了社会竞争，年青人只有为自己参加社会竞争准备更充分条件，力求提高学历，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增强生存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可以预料，今后一个时期争升学、争入公办学校、争入重点学校、争多科证书、争资格证书、争提高学历层次、争应聘高薪岗位、争提升职称等现象仍然会存在，考试会越来越多，这是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学生要面对现实，要增强竞争意识，要锻炼竞争能力，需要准备考试就该准备考试。如果考前不用心准备，而入学考试被淘汰，后悔也无用，独生子女过早待业在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社会发展还没有到取消考试的时候，就想取消考试，那在各级学校中用什么手段来进行学业管理，社会上用什么办法来公平地选拔人才？如果还没有更好的手段和办法来代替考试就把考试取消，岂不是要制造新的不公平，增加行政腐败的因素，与求安定的意愿恰好相反。考试既然否定不了，只能认真重视它，正确运用它，把考试的事情组织得更加合理和科学。
可资教育改革作为借鉴的教育历史经验还有不少，恕不多叙。
三、教育史研究者要面对教育改革
我们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工作者，过去对教育改革关心不够，部分同志是采取尽我本责的态度，总结教育历史经验，提供研究成果以供教育界参考，仅至于此，没有直接介入全国性的教育改革，只有少部分同志是站到教育改革第一线，参与讨论或实践。存在这种现象，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现在的教育行政领导并不期待从中国历史上寻求教育改革的借鉴，看多部厚本的教育史类书籍，实在费事，一时抓不住要领，得不到现成教育方案。行政领导自有人帮助提供国外新信息新资料，介绍新的教育模式，籍此形成改革教育的大主意，一旦决定之后，也会有人出来作理论说明，写文章宣传，供大家学习，以统一思想，群众讨论太多，意见不一，造成干扰，也是多余的。现在的教育界，重应用重功利，轻理论轻历史，以外国为新鲜，以中国为陈旧，不认为从中国教育史上能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提供什么有益的借鉴，甚至视教育史研究为可有可无。从主观方面来看，教育史研究者历来以慎重的态度对待问题，有道理有根据才敢说话，没有闻风即动随声响应的习惯，行动总比别人慢一些。在贯彻新政策新决定时，强大舆论如雷贯耳，该说的都已有人说了，也就难有新的看法发表，那就只有等待观察实践的结果，作为历史来研究了。因为较少参与教改热点讨论，教育史学科的作用也未为社会充分了解，别人不知教育史学科在研究些什么，教育史已有哪些历史经验总结，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东西，这是值得教育史研究者反省的。
今后，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发挥教育史学科的作用。
（一）教育改革关系重大，我们教育史研究者也有一份责任。教育是科技兴国的基础，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长远的依靠，教育的发展关系到现代化能否实现，中华民族能否振兴。我们希望教育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尽量少走弯路。学科的作用各有不同，贡献的方式也有多种，我们尽可以发挥教育史学科的作用去参与教育改革，不要等候教育改革成为历史才来研究它。
（二）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观察教育改革。教育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社会的需要就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教育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必然要进行改革。改革是为了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的形式却是多种的，有的是创造新形式来体现新内容，有的却是用旧形式容纳新内容。过去曾分解多科性大学，发展专门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实践，认识两者的特点和利弊，现在高校的改革，则合并专门学院为多科性大学。从内容来看是新的，从形式来说则是用旧，曾被否定的东西，现在恢复利用。这表明有历史实践，就可能总结一定的经验，可作为借鉴。
（三）要着重总结近现代教育经验。中国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教育史学科对它都要研究。有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分段研究，这是将学科研究推向深入所必需的。各个时代的教育经验与当代的教育改革都有关系，但密切程度不同，近现代距离近些，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我们今后应注重近现代研究，围绕中国教育近代化现代化问题，多开展一些研究，多总结一些经验，以供当代教育改革作为借鉴。有些同志已经先行，做出了很可观的成绩，应该向他们学习。
（四）既要提高也要普及。教育史学科研究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需要几方面兼顾，才能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我们既要发挥各个研究者积极性，有所分工，专题深入，也要发挥群体力量，加强合作，系统总结，把学科研究提高到现代先进水平。但为了扩大学科的影响，发挥学科的作用，让教育历史资源为教育界所共享，教育史研究也要注意普及。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可先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也应注意表现形式，最好能深入浅出，以较通俗的形式体现，能为更广泛的对象所接受。
（五）发扬主动精神宣传中国优良教育传统。要发挥教育史学科的作用，需要向教育界向群众宣传介绍中国优良的教育传统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使教育界与广大群众了解教育史研究些什么，提供些什么。其中，帮助领导提高对中国优良教育传统的认识，增进教育智慧，重视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也是重要的关键。我们不能坐着等待别人来咨询，要发扬墨子主动说服精神，“有道劝以教人”，尽我们教育史研究者的责任，也就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
收稿日期：1999-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