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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人口特区 一个县尘封25年的二胎试验
2010年10月14日04:21南方网我要评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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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一个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作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见证了几乎整个“二胎”试点的过程。在1985年，时任翼城隆化镇镇长的冯，第一次接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在县招待所会议室，翼城县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近百人被召集起来，由时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梁中堂向干部们讲解了在翼城试点“二胎”的办法。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大胆出位”，这是他对梁中堂的描述。
尽管几乎所有的与会干部都同样“震惊”，这一年仍然成为了翼城人口政策的转折年。在后来的25年中，这个偏远的农业县将悄然实行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条件地放开“二胎”。
在这个坚持至今的“人口特区”，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对于翼城来说，25年试点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但无论是理论奠基者梁中堂，还是如冯才山一类的执行者，抑或是翼城试验本身，至今仍然少为人知：其经历少有公开报道；在计划生育30周年人口政策面临调整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与翼城试验有关的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是否与翼城的25年试点稍有关联。
耀邦批示促成试点
胡耀邦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在梁中堂讲解试点办法的时候，翼城人并未意识到这将是给整个县城带来重大变化的开端。
这一年，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面对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时常显得焦头烂额，而他的继任者，当时还任镇长的冯才山则面对情绪激动的村民，陷入令自己无比尴尬的斥责之中。
作为基层计生工作人员，他们很快因为1985年和梁中堂的到来，加入了这场不许声张的全县人口试验之中，并见证了之后25年的变化。
冯才山记得，1980年代的翼城县到处被计生标语所覆盖。马路边、农民家的院墙上、乡间的厕所外，这面墙上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那边写的就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他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2年退休，一直是基层干部，从乡团委书记到县计生委主任，计划生育一直是他的工作重点。在翼城这样的革命老区，不乏一批冯才山这样的干部，党的政策是什么，就坚决执行什么。
在隆化镇，冯才山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动计划生育舆论宣传。县里的要求是一个村子至少要刷六条计划生育标语，干部入户。其中最得力的宣传工具是大喇叭，一直拉到村里每家每户的屋前炕头，一有什么决定和宣传材料，村村的喇叭都整天响起来。
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止。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2，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女人们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的工作举步维艰。
西贺村的计生员车月莲对工作的困难感受极深。当时她25岁，是一个工作极为认真、会在笔记本上写座右铭的小姑娘，她保存至今的笔记本扉页上还有当时写下的励志语――“作个合格的计生员，毕生把重担挑在肩”。那时候，当她走在镇里的街道上，经常会听人大喊她名字，扭头一看，才发现别人正在指名道姓地痛骂她。
冯才山也感到痛苦。“一方面一胎政策离农民的意愿很远，另一方面国家政策需要我们坚持执行。”当时县里要求生完一胎的必须上环，生了两胎以上的必须绝育。他不得不带着计划生育搜索服务队从镇政府、人民公社往东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做绝育手术。
而在全国范围内，计生工作都迅速陷入一种微妙局势之中。1984年，中央专门下发7号文件，提出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旨在缓和严格的政策带来的紧张情势，这后来成为公认的翼城试点的出发点。
在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三百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那是一番曲折往复的努力。国家计生委起初否决报告，在胡耀邦批示之后，最终又同意在山西找一个县进行试点。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此时的翼城是山西省计划生育先进县，然而“先进”二字背后的代价和辛苦只有农民和一线的计生工作人员最为清楚。
当时的翼城县领导见到梁中堂后主动表态：“翼城可以做试点，我们愿意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哪怕失败了，对我们翼城县计生工作也没有坏处。”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二胎试点的乡村博弈
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他知道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纸面上的工作成绩不错，出生率比较低，但干群关系当时实际上却陷入紧张。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却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在县里的一次会上，梁中堂提出：“大多数农民想生两个。现在很多地方不仅生二胎的控制不了，连三胎、四胎也管不住。因为你的工作量太大，没有重点么！这是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状况，要求脱离实际，形成人人受处罚。”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在人与人相互熟悉的村庄，政策并不是惟一的规则。让步和协商存在于各种环节。有一次，大队把村里一户人家的牛扣了下来，村民悄悄把牛牵了回来，过后又来要求归还耕牛。后来村里人发现牛已经拉回去了，那位村民只好又羞又恼地把罚款交了。
这类诙谐的一幕在试点后的翼城乡村都偶有上演。“因为政策由不合情理调整到比较合乎情理，比较符合实际，群众一开始就接受了它。”梁中堂总结说。
在南庙村，妇联主任张爱萍的工作也在试点中磕磕绊绊地逐步改善。
在自愿带头流产之后几年，张爱萍生了一个女儿，试点开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村里的舆论压力和她肚里的胎儿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还是女儿，会不会去做绝育？”当她还挺着肚子的时候，镇计生委主任就给她下达了指示，“生完二胎后你必须第一个去做绝育！”倔强的张爱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绝育，原因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便利以后工作开展”。这类的故事在当年被奉为典型，年底张爱萍就因此获得了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冯才山认为，在严格的政策下，基层干部经常压力最大，牺牲最大，包括他家爱人在内，所有干部都带头做了结扎、绝育，但同时他们又最不受理解，因为所有政策执行都是他们在做，“两晚一间隔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受益者并不仅仅是普通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试点，翼城成为全国计生大棋盘上的一个特例。
事实上，翼城试验在一开始就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指标的衡量――到2000年，全县人口不能超过30万。翼城并非是厉行计划生育年代的纯粹的桃花源。而落实这样的试点，不得不依赖于计生队伍的实际操作。也正因此，尽管实施着与外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使用同一套评价标准时，翼城县的计生经验同样领先，屡次被国家计生委评为先进单位。
1980年代，和翼城县同一时期一起试点人口政策的，还有辽宁省黑山县、黑龙江省黑河市、浙江省武义县、甘肃省酒泉地区等13个县市。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除了翼城县以外，其他生育二胎的试点全部被收回。
其他试点的夭折使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
即使在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翼城县，有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会与农民个人的计划有矛盾。这时候流产、上环和绝育就成为必须。
对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而言，试点让工作不再那么被动，但工作量却依然巨大。如何控制好晚婚、晚育和二胎间隔，都成为挑战。和外界介绍的“人口特区”不同，现在看来，翼城的试点更像一个极为保守的妥协方案。这里并不是人们想像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一位计生工作负责人甚至认为：恰恰因为二胎试点，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计生措施实施得更加严格而精细。
在那个流行“承包”的年代，计生任务指标承包的创新方法被运用起来。县里和乡镇签合同，乡镇和村里签合作，村里由计生组承包指标，责任层层下达。
车月莲和张爱萍等人又逐户逐户和育龄妇女订合同。内容和格式更像是一份保证书，保证只在计划内生孩子，违规则罚款。
车月莲承包了当时西贺水村1090口人的计生任务，承包费是1300元。在她的负责范围内，出现一个早婚扣掉100元，一个一胎不够年龄的或者生育间隔不够的也扣100元，一户生下三胎则扣500元。
作为“乙方”，车月莲也获得了甲方乡镇府和村委会授予的几项权力，其中包括审批结婚登记证明、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私人企业和劳动就业的几项权力。
无围可突的试点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尴尬有据可查：1985年试点以后，新华社只在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在公开媒体上，该计划长期悄无声息；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格禁止外传。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曾经被认为是“人口特区”的翼城，即使和省内比优势也不再明显。其他县的女儿户现在也已经可以生二胎。在曾经被取消试点的甘肃酒泉，那里在上世纪末又重新被纳入人口政策综合改革的试点。当时酒泉就取消了生育间隔，实行无条件二胎，比翼城又更进一步。
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如果说当初被寄希望从人口压力中突围而提出的试点，如今更多时候已经无围可突。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南方周末记者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张彩虹、诸爱丽和任迎迎都是西贺水村的村民，她们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她们和家人都不愿意多生。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了，谁也不会再多生几个，因为从经济角度考虑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村委主任张长江算了一笔账：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如果在县里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个学龄儿童每天就大概需要开销10元，如果家里有三个孩子，再加上一年下来数千元学费，实际上经济压力极大。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结婚盖房就要20万以上，从小养到成婚，没有100万肯定不行。生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冯才山说，“如果说现在翼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以前人们拼命生，现在很多人又不愿意生。让人们自由生育就可以了。”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试点25年之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时至今日，安斗生、冯才山、车月莲和张爱萍都已经退休。“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冯才山说。
而梁中堂于2009年两会期间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当届两会上，放开生育政策成为激辩议题之一。
无论是“计划生育”的概念还是曾经的“人口特区”的提法，在翼城县的农民眼里已经被消解，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样的话题。当记者向村民追问25年前开始的那场试验，他们更多时候不知所以，回忆当年，神情恍若隔世，仿佛那已经是遥远的一页。
蔡P：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弊端渐显
2007年06月10日04:19南方网我要评论(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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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若是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也是一个伴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转变过程，那么应对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它只需像其他国家一样，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养老保险体系便可。
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使得它的老龄化进程不仅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转变速度最快的。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对中国而言，它不但已经进入了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很高比例，同时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遭遇到了人口老化的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
由于开始年轻人口比例的下降速度超过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速度，生产性人口结构使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随着这一人口转变过程的继续推进，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越来越低，而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不断加快。这样的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得以在比多数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国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完成的。第二阶段－－从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在1980-2000年短短20年中就完成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
劳动力短缺
这种人口转变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联合国预测说，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与之类似。该中心称，到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72.1%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2016年，届时将达到9.97亿。
鉴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长量已开始下降，而“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使用三个经济增长率设想值（10%的高增长率、9%的中等增长率以及8%的低增长率）以及两个就业弹性指标，我们可以勾画出六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以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作为劳动力供需的基数）。高就业弹性相当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就增长0.297%（这是1991至2003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低就业弹性则相当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增长0.230%（较前者低半个标准差）。
自2004年以来，无论出现上述哪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
养老金困局
尽管中国在建立养老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但中国当前的养老金体系仍是典型的现收现付制。从国际上的经验看，这种体制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存在下去，否则就将难以为继。第一是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足以养活现有退休人口。
第二是行之有效的税收体系，这使得国家可以筹集到发放养老金所需的资金。第三是养老基金能得到良好的经营和监管，使其做到正确投资和准确发放。显然第二和第三个条件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而第一个条件──足以养活退休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也越来越成问题。
因此，这一体系为维持中国老年人口的生计而产生巨额缺口也就不可避免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预测说，到201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1,100亿美元。随着赤字不断增加，现行的现收现付制也将难以为继。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政府不强制占用个人帐户里的资金，仅凭社会统筹资金的年收入将不足以支撑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养老金的名义替代率（退休金水平与退休时的工资水平之比）之高超乎寻常。不过，这么高的替代率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将来，仅靠社会养老金将不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工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退休人口的整体比例将迅速上升，保持目前的这种高替代率将是不可能的。
第二，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养老金也必须相应提高以保持实际价值不变。这意味着在人们退休以后，能领到的退休金也应该逐渐增多。最后，即便从现收现付制向资金充分保障制的过度成功实现，但由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来自个人帐户的养老金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除了社会养老金以外，还有必要为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拓宽资金来源。
不过，随着社会总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所作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正在逐年下降，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数字分别是4.41、3.96、3.44和3.13。
在那些有一位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有16%的家庭是一位老人独居；而在有两位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有42%的家庭是一对老年夫妇单独生活。
相对来说，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被过度溺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们长大后赡养父母的意识可能会比较淡薄。
这些独生子女家庭也使父母一辈对传统上靠子女养老的期待有所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对“你老年之后是否希望靠子女赡养？”的问题，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回答。
受访者中，有70%的老年人回答“是”，而在35-54岁年龄组（他们均是独生子女的家长）中，回答“是”的比例只有63%。而且，越年轻的父母，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越低。
工作和退休
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城市就业增长主要是因为非公领域、特别是非正规就业领域的扩大。这些新出现的领域虽然在吸收城市当地就业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领域的机构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积极性，造成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很低，这为将来的社会养老问题埋下了隐患。
比如，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比例与参加缴付养老保险的在职人员比例之间就存在明显缺口，这意味着这个保障系统将难以维持下去。1990年的时候，已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是40.6%，在职人员的覆盖率只有30.5%。
1997年，在国务院提出城市人员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时，已退休人员中间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覆盖率是75.6%，在职人员是41.7%；到2005年，退休人员的参保比例上升到85.8%，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只增加到48%。
在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或者很多人选择提前退休的情况下，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就会加重。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自己选择何时退休。据2002年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男性人口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7岁，女性是50岁。当年的统计显示，男性平均寿命是70岁，女性是75岁。
也就是说，男性退休后还将继续生活13年，而女性是24年。假定中国社会男性和女性人数大致相等，那么人们退休后的平均寿命是18年多，这个水平已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水平。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2.3年。从这个数字来看，老龄人口的赡养义务将成为一项高得难以承受的负担。
未来的路
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在一个日益老化且尚不富裕的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有很多种，具体要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作出合理的选择。
首先，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中国经济来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就非常重要，而这需要中国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
其次，随着现收现付型养老体系所要求的人口条件逐渐消失、社会保障系统需要个人积累作为支撑，养老体系做出相应的转变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第三，中国人家庭观念的恢复将有助于家庭充分利用内部迁移、生活安排来赡养老人。
第四，提前退休的势头能否得到抑制将取决于就业机会的形势发展，因此，对越来越突出的老年赡养问题，提高退休年龄并非有效解决办法。相反，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为所有年龄段的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才是一个基本的解决之道。
（作者蔡P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原载《远东经济评论》）
易富贤：现在面对的不是人口红利而是高利贷
2010年06月28日11:15经济观察网易富贤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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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易富贤/文 人口学家们认为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他们认为计划生育降低了抚养比，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等学者甚至量化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2009年9月9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文里蔡P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蔡P却不知道，正是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消费者而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大，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P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其实这种靠降低生育率获取“人口红利”的说法是极为荒谬的。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负担系数。它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其计算公式是：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
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儿童抚养比=（0-14岁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总抚养比=儿童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是降低人口投资，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现在主流人口学家却将这种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了！
联合国人口基金2008年曾对国家人口进行过预测，笔者认为低方案最为可信，而中方案过于乐观。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外宣传的是中方案。即便用中方案也足以说明降低儿童抚养比是借贷“人口高利贷”。笔者在本文采纳的国际数据为联合国的中方案数据，中国数据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由于分别采用2000年和2005年这两套数据，因此预测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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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国为例，上图为韩国历年生育率和抚养比，黑线为生育率，红线为老年抚养比，蓝线为儿童抚养比，紫红线为总抚养比。从图可见，韩国在1960年之前与中国一样是高生育率，生育率在6.0以上，每个妇女生育6个以上孩子（2005年之后的生育率数据是联合国预测数据），儿童抚养比很高，超过75%，也就是说1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0.75个儿童。当时寿命还不太长，还处在延长阶段，过去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都还没有到老年，老年抚养比很低，只有6%左右，儿童抚养比是总抚养比的大头，总抚养比在85%左右，也就是说1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0.85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人口负担很重。196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步，人们自发减少生育，形成了生育率自发下滑的“势能”，如果不采取任何控制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也会自发下滑的；但韩国在1962年代开始提倡只生两个孩子，等于是给生育率下降额外提供了“动能”。在“势能”和“动能”的双重作用下，韩国生育率从6.0快速下滑，到1980年代初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现在只有1.1左右了。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使得儿童抚养比降低，从而也降低了总抚养比，韩国总抚养比在1980年代后期低于50%，现在不到40%。总抚养比下降的过程被称为人口红利时期。韩国也被国际主流人口学家称为少生快富的典范。
但是儿童抚养比的降低等于是人口投资的降低，必然导致其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补充不足，从而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80年的6%左右不断增加。2000年之后儿童抚养比的降低被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所抵消，总抚养基本稳定下来；但是随着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这种均势在2015年将被打破，其后韩国的总抚养比将快速攀升，到2050年将恢复到85%左右。
就是说，韩国现在仍然在人口红利时期，抚养比仍然很低，决策层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出台的鼓励生育率政策还不痛不痒，但是今后将是欲哭无泪！
扶养儿童是动物本能，是物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抚养老人却不是动物本能，大多数动物都不养老。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因为儿童代表希望，如果不扶养儿童，意味着种族的断绝。而如果不抚养老人，种族还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抚养老人也很重要，老人得到抚养，意味着当初对孩子的投资有了回报，投资有保障，人口投资链有信用；如果老无所养，那么等于人口投资链断裂，今后没人愿意养孩子了，生育率会持续低迷，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日本是另外一个例子，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日本生育率在1950年代初就从1949年的4.5左右急剧下滑，到1950年代后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并且一直稳定到1970年代初期，然后低于更替水平，现在只有1.2左右。生育率下降导致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降低，出现所谓的“人口红利”，日本的生育模式，被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但是由于劳动人口的补充不足，老年抚养比快速增长，在196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年化压力下，更加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也就难以恢复。可以说，日本是“千年历史，百年辉煌”，今后日本又将变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
老年人作为消费者和儿童作为消费者，对经济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儿童抚养比儿童作为消费者，促进产业升级，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得多；老年作为消费者，导致产业停滞。比如日本目前总抚养比仍然只有55%左右，与1950年代差不多，但是现在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经济持续低迷；而1950年代是以儿童抚养比为主，经济朝气蓬勃。
经济发展是生育率下降的“势能”，是大能量的，并且是“免费”的，日本生育率从4.9降低到2.1只花了不到10年时间；韩国生育率从6.0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只花了20多年时间。但是鼓励生育需要强大的“动能”，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制”出成功鼓励生育的“发动机”，日本鼓励生育率十多年了，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法国鼓励生育已经几十年了，但是至今仍只能将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绞尽脑汁也无力将生育率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2.1。
美国是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最好的国家。美国在1980年代遏制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此后成功将生育率提升到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除美国外，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好的要算法国。
美国和法国在1970年代后期之后生育率都相对稳定，但是美国的生育率是稳定在2.05左右附近（接近世代更替水平2.1），而法国却是稳定在1.85左右。生育率的0.2左右的差别，反映在老年化方面却是非常大的，美国在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只有35%，而法国却有47%，可谓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日本在1955年到1975年生育率也保持稳定，当时稳定在2.1左右，因此现在老年化还能够承受；1990年代之后日本生育率再次稳定，但是却稳定在1.3左右，这就必然导致今后难以承受的的老年化。
人口有几十年的周期，生育率下滑（人口投资的降低）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人口还债）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从美国和韩国的生育模式可以看出，生育率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上升也越快。韩国生育率从6.0快速下降到1.1，今后老年抚养比也将快速反弹，并且反弹势能很大。美国生育率下降幅度低，老年抚养比反弹势能小。
中国今后的人口问题比日本和韩国还要严重，因为中国除了有经济发展这一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势能”外，还在1970年代实行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只允许生两三个孩子），等于是将从悬崖下自发下滑的球踢了一脚，生育率在1980年代初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1980年代中国实行农村体制改革，生育文化有所恢复，生育率下滑的球碰到了一个小坎，这个时候就应该乘机停止计划生育，但是中国却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将计划生育定位基本国策，等于是加大马力将生育率的球往悬崖下推，结果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将只有1.3左右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现在很多人在指责“80后”，其实“80后”并不是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有2.4的生育率，从1981-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2200多万人口，他们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中国的问题将出在“95后”，因为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2000年只有1.22了，每年只出生1300万人口了。
生育率的快速下滑导致儿童抚养比（人口投资）的快速下滑，目前总抚养比不到40%，近年还将继续下滑，中国目前在享受着过去高生育率繁衍的六亿多人口所创造的红利，养老负担又轻，孩子负担也小，是历史上最轻松的时候，轻松得快飞起来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持久，以2015年为转折点，中国老年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到2050年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目前是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并且2050年之后，中国的老年化将进一步加重。今后老年化的重压会将中国压趴下，几代人都爬不起来！
人口学家认为降低生育率可以降低儿童抚养比，从而降低总抚养比。将总抚养比的降低视为人口红利。其实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凡是皆有个度，过犹不及。水和食物是人口的必需品，但是喝水太多也会引起水中毒，吃饭太多会被撑死。同样，总抚养比过低并不是好事。人口结构最好的美国的总抚养比就从来没有低于过50%。法国的总抚养比也从没有低于过50%。发达国家平均总抚养比也只是降低到50%左右。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的总抚养比就介入50%到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到60%。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是总抚养比介入50%到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总抚养比低于50%，意味着生产与消费结构紊乱，导致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低于50%并非好事，而是坏事，说明人口结构已经出问题了。尤其是总抚养比低于45%其实意味着已经是人口高利贷了，需要尽快调整人口政策。而中国的人口学家却还在贪图这种低抚养比，认为低抚养比促进了经济发展。
生育率越高，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降的势能越大，生育率下降速度越快，今后人口负债就越重。生育率高，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数量多，如果生育率下降速度过快，这些人将老无所养。
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在1960年代生育率曾高达6.0的国家，在1980年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但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反而需要格外小心生育率过度下降。在1990年就需要出台措施以遏制生育率下降的势头。
印度和中国是两个相反的例子，印度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府部门没有施加“动能”，生育率下降主要靠经济发展这一“势能”，下降的比较平滑。人口结构也比较合理，将有近百年的人口红利可以享受。
1970年代后期中国生育率已经下降到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以防止生育率依靠势能惯性下降，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会反弹到3.0左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在1990年代初期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1990年之后就应该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让生育率不再下滑。那么中国的抚养比情况如下图。
可见，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不但人口红利时期延长，而且今后人口结构年轻得多，养老负担轻得多。人口总数也只稳定在15亿作用。
从各国情况可见，生育率下滑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是因果关系，生育率是纲，纲举目张。从生育率可以预测今后的经济走势。日本、韩国生育率快速下降，老年化也就非常严重，经济将丧失活力；美国生育率相对稳定，老年化程度也相对稳定，经济将长期充满活力。要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举”起生育率这个“纲”，鼓励生育；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如程恩富等人却只看到“目”（人口红利），提出要全面一胎化，贪“目”断“纲”，是杀鸡取卵的行径。
不要将人口投资当负担，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
光棍危机2012年将全面爆发
2010年08月08日04:1821世纪经济报道我要评论(301)
字号：T|T
中国从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于时间的滞后性，目前还只是看到所谓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恶果还没有显露出来。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
2012年：总劳动力开始减少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的“精气”，是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比如日本，从1950年到1990年代，15-64岁总劳动力一直在不断增加，国力也在不断增加，到1980年代后期对美国都构成了威胁。在发展的过 程中虽然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但由于国力在增强，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得以消化。政局也稳定，首相不但能够任满任期，而且还能连任。
但19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有“日”薄西山的趋势。对于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提出了解释，有人说是因为日元升值、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银行体系问题……等。其实 这些只是表象，如果劳动力充足的话，那么1990年代初出现的这些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会被消化（日本以前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但几年之后就度过了危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是 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0年代开始减少。总劳动力减少标志国力即将衰退。在国力下降的过程中，不但无力消化过去的老问题，而且因为老年化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丛生，日本政局也变得不 稳，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中国目前经济还朝气蓬勃，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劳动力还在增加。中国目前与日本1980年代后期有些类似，国力达到鼎盛时期（以奥运会为标志）。但是2012年中国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 意味着中国即将走日本1990年代的老路。2012年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标志年份。
在总劳动力减少之前，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已经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这个 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高考生源快速减少（意味着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导致2010年的全国范围的用工荒。
此外，国际人口结构的巨变也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虽然发达国家早就出现老年化，但总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与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最近20多年，发达国 家的总抚养比一直低于50%，比1950年、1960年、1970年都要低，是负担最轻的时期。但是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意味着也将出现经济乏力。
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从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将快速增加。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了，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
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经济有深远的影响。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者，导致“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 。现在国际市场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劳动力减少和老年抚养比增加，将导致消费萎缩和储蓄额下降，意味着购买力下 降，国际市场即将萎缩，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而印度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增加，将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原因将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中国的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 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
2012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出生性别比异常对目前的婚姻市场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24岁左右，男性在26岁左右，男性比女性大2岁左右。我们用22-26岁这五年年龄段代表女孩初婚人群，对应男性24-28岁年龄段。从图可见，2012年之前，中国婚姻市场基本 正常，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甚至女性还略多于男性（城市剩女现象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从2012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口将大幅超过22-26岁女性人口，到2030年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 。
以25-55岁男性人口对应23-53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过剩男人”。目前“过剩男人”波动在1000万左右，对于这么一个大国来说是正常的，并且这些人很多是智力、体力有缺陷的人 ，经济能力比较弱，对自己的光棍身份比较认同，对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但是从2012年开始，“过剩男人”将快速增加，到2017年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开始接近4000万。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 社会稳定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比如2007年广东省徐闻县42岁光棍苏千小砍杀4学生；2010年3月23日，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 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2010年5月16日，20岁贺州男子疑因女友悔婚，血洗佛山一条街，“专挑年轻女孩儿砍”，先后6人被砍伤送往医院。
2010年：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从2010年的1.67、1.1亿增加到2030年的3.4、2.3亿，2050年的4.4、3.3亿。
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也就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并且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金（他们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了。201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0年后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现在的年轻人到了老年 ，将是无比凄惨。
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总劳动力的比例。中国目前总抚养比是空前地低，不到40%，这也是一些人口学家所吹嘘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由于长期的超低 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进入人口还债时期，总抚养比将快速上升。
2011年：育龄妇女快速减少
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也快速减少。妇女是生育的主体。育龄妇女减少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加上 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 难阻人口锐减了。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如果十二五还只是放开二胎，那么中华民族的衰落是难以逆转的！
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增加，但从1988年开始，年增人口其实是在直线递减。根据1987年到2006年年增人口变化趋势，笔者推测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
而联合国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则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开始负增长。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一样只有1.1，那么每年只 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将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净减一千多万， 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何亚福：全国实行自主生育的建议
2011年03月03日04:23国际财经时报我要评论(221)
字号：T|T
1．什么是自主生育？
答：自主生育，是指由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
2．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对生育权有什么规定？
答：1968年5月，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该宣言第4条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
3．国内文件对生育权有什么规定？
答：2005年7月5日中国政府网刊登了一篇题为《我国公民的生育权都包含哪些内容？》的文件说：“我国法律规定的生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1.自由而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和间隔的权利。2.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4．“家庭计划”是指什么？
答：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家庭计划的定义是：个人和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可见，家庭计划的实质就是自主生育。要看一个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生育还是家庭计划，关键是要看：这是公民的义务还是权利？如果是公民的义务，那么这个国家实行的就是计划生育；如果是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实行的就是家庭计划。
5．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能够实行自主生育吗？
答：看一个国家的人口多不多，人口密度比人口基数（或人口总量）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举例来说：欧洲小国摩纳哥只有3.3万人口，而俄罗斯有1.42亿人口。如果光看人口数量，你能不能说：“相对于摩纳哥而言，俄罗斯人口太多了”？但事实上，摩纳哥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国家之一，而俄罗斯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这是因为，摩纳哥国土面积只有1.95平方公里，而俄罗斯国土面积达到1707万平方公里。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排在世界第50位以外。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以外，99%的国家都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即使是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得多的国家，也实行自主生育。
6．现在中国的失业率比较高，难道这不说明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答：失业率与人口数量的多少并没有必然关系。俄罗斯和阿根廷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可是失业率一度达到两位数。日本是地狭人稠的国家，可是失业率一直比较低。一般来说，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低，经济萧条时失业率高。例如，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人口只有1.2亿，但那时失业率高达25%；美国人口在2006年10月突破3亿时，失业率只有4.5%。
7．现在中国人口有没有进入负增长？
答：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现在中国人口仍在增长，还没有进入负增长。但从人口学上来说，早在1991年，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真实的或潜在的负增长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一般来说，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要生育2.1个孩子，这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8．那么，如果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1，能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呢？
答；仍然不能！这是因为，生育率是直接与妇女有关的，所谓2.1是更替水平，是在假定一个国家的男女比例是1:1这种理想的情况下才成立的。但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男多女少，所以如果要保持人口不增不减，总和生育率就必须高于2.1。
9．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难道不好吗?
答：一个国家的人均自然资源越多，不等于这个国家越富裕。俄罗斯人口密度小，资源丰富；日本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缺乏，然而这两个国家谁更富裕？秦朝时中国人口只有2千万，中国人并没有富裕起来；一百年前中国人口只有4亿，也没有富裕起来；现在中国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13亿，但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时期。况且，从本质上来说，资源其实不是“自然”的，而是“人造”的。
10．“自然资源”，顾名思义就是“自然”的，怎么会是“人造”的？
答：所谓“自然资源”，其实并不是纯粹“自然”的资源，而是经过人的劳动或加工，才成为对人类有用的资源。例如，石油是一种自然资源，但石油沉睡在地下已经有几百万年了，对于人类来说，直到几百年以前，人类懂得开发石油之后，石油才成为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可见，只有经过人力资源的开发，石油这种自然资源才显示出它的价值。又如原子能，几十亿年前就有原子能这种自然资源了，但只是在几十年前，人类才懂得开发原子能。
11．如果实行自主生育，让人们放开肚皮生孩子，那么多生出来的人口都到你家吃饭行不行?
答：多生出来的人口难道全部是残疾人？他们都失去了劳动能力？即使是残疾人，也并不一定全部都靠别人养活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在假定：人都是只会消费价值而不会创造价值的废物！我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身是不是一个寄生虫。况且，实行自主生育，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无节制地“放开肚皮生孩子”，正如现在国家没有规定人们吃多少饭，人们也不会无节制地“放开肚皮吃饭”。
12．一个国家养活一亿人容易还是养活十亿人容易？当然是养活一亿人容易吧？
答：你怎么不问：一个国家养活一百万人容易还是养活十亿人容易？究竟是国家养活人民还是人民养活国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人口只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万，但这些国家却很贫穷；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人口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但这些国家却很富裕。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与上面这位“寄生虫”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
13．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为社会和家庭节约抚养费约17万亿元，这有什么不好？
答：难道实行计划生育少生的孩子都是废物吗？难道孩子长大之后不会创造出比抚养费更大的价值吗？认为少生孩子可以“节约抚养费”的人，他自己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的父母完全可以对他说：“早知道我们不应该把你生下来，因为如果不生你，我们就可以节约××元的抚养费了！”如果少生孩子就是“节约抚养费”，那么一个孩子都不生，岂不是节约更多的抚养费？
14．有些父母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偏要生这么多孩子，不实行计划生育怎么行？
答：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一对夫妇应该有多少个孩子，只有这对夫妇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世间上所有的人之中，没有谁比孩子的父母更疼爱、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不是为了让孩子受苦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间的。所以，不要企图代替别人来决定他们应该生多少个孩子。不错，世上也有极少数的父母是不称职的，他们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却还要生这么多孩子。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避孕的缘故。那么，政府在这方面所应该做的，是提供指导性的避孕服务和帮助，以减少非意愿的怀孕，但不应强迫。假如以极少数不称职的父母为借口而实行计划生育，那么按照这种逻辑，也完全可以实行“计划吃饭”，由政府来规定每个人应该吃多少饭，因为世上毕竟也有极少数人不懂得自己应该吃多少饭才合适。
15．如果实行自主生育，如何控制人口增长？
答：要控制人口增长，可以采取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率与中国大陆相当的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到九十年代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一些，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经济和教育是最好的避孕药。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就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使人们不必“养儿防老”；而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由于要忙于事业和工作，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
16．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少生优生，减少人口数量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这有什么不好？
答：我也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然而，“减少人口数量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且，计划生育将大量的行政资源用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因此挤占了本可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资源。如果把花在计划生育上的人力和物力改为花在教育上，无疑更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17．现在中国没有准确的人口数据，能不能实行自主生育？
答：自主生育，每对夫妇根据自己的生育意愿和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是最正常的情况。实行自主生育，并不需要人口数据的支撑。只有在实行奖励多生或奖励少生的政策时，才需要人口数据的支撑。
18．你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
答：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能回答。我不想充当上帝。我认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适度人口，这个适度人口只应由这个家庭来决定，只要每个家庭的人口都适度了，那么这个国家的适度人口也就达到了。如果某个领导人或人口学家为本国人口规定一个所谓的“适度人口”，然后采用国家强制力去实现这一目标，那么，这个领导人或人口学家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上帝。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企图充当上帝的人，最终无一例外变成了魔鬼。
19．是不是说在实行自主生育的情况下，政府不采取任何人口政策呢？
答：实行自主生育，政府可以采取柔性的人口政策，也就是说，所采取的人口政策不能带有强制性，只能是在公民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在实行自主生育的情况下，当生育率远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时，政府可以采用经济手段奖励少生，但不能处罚多生；当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时，政府可以采用经济手段奖励多生，但不能处罚少生。
20．你认为现在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柔性人口政策？
答：如果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是可信的，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并且，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大多数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也很低（不超过两个孩子）。因此，现在理想的人口政策应该是在自主生育的前提下鼓励生育，促使生育率回升到世代更替水平。
建议：
取消强制计划生育，实行自主生育，由育龄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
国际背景下的政策调整
http://view.QQ.com 2009年06月30日12:36 财经文摘 易富贤 我要评论(725)
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不会大幅反弹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反弹， 又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其实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笔者在《大国空巢》中比较了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2008年HDI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现在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的非常接近，这两国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7。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
1965年起，中国台湾省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1989、1990、1991、1992、199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85、1.68、1.81、1.72、1.73。其后更是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1左右。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提倡“两个就够了”。生育率从1963年的5.01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1.82。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变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却降低到1.1左右。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至1997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他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只生二胎，最多只能有三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于2006年的1.7。伊朗总统内贾德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2006年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应当修改现行的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
朝鲜、越南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低于2.0了。越南于1988年开始实行允许生二胎的计划生育，生育率从1989年的3.8下降到1999年的2.3。越南2007年的HDI只相当于中国1999年的水平，现在生育率只有1.8。
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
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反弹，“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自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
可见，放开二胎不足以恢复人口持续发展能力。韩国1962年、中国台湾1965年、伊朗1989年仅提倡二胎，但现在后悔莫及。因此，中国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节选）
(易富贤：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研究人员。)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010年10月14日04:21南方网我要评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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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一个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作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见证了几乎整个“二胎”试点的过程。在1985年，时任翼城隆化镇镇长的冯，第一次接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在县招待所会议室，翼城县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近百人被召集起来，由时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梁中堂向干部们讲解了在翼城试点“二胎”的办法。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大胆出位”，这是他对梁中堂的描述。
尽管几乎所有的与会干部都同样“震惊”，这一年仍然成为了翼城人口政策的转折年。在后来的25年中，这个偏远的农业县将悄然实行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条件地放开“二胎”。
在这个坚持至今的“人口特区”，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对于翼城来说，25年试点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但无论是理论奠基者梁中堂，还是如冯才山一类的执行者，抑或是翼城试验本身，至今仍然少为人知：其经历少有公开报道；在计划生育30周年人口政策面临调整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与翼城试验有关的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是否与翼城的25年试点稍有关联。
耀邦批示促成试点
胡耀邦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在梁中堂讲解试点办法的时候，翼城人并未意识到这将是给整个县城带来重大变化的开端。
这一年，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面对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时常显得焦头烂额，而他的继任者，当时还任镇长的冯才山则面对情绪激动的村民，陷入令自己无比尴尬的斥责之中。
作为基层计生工作人员，他们很快因为1985年和梁中堂的到来，加入了这场不许声张的全县人口试验之中，并见证了之后25年的变化。
冯才山记得，1980年代的翼城县到处被计生标语所覆盖。马路边、农民家的院墙上、乡间的厕所外，这面墙上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那边写的就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他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2年退休，一直是基层干部，从乡团委书记到县计生委主任，计划生育一直是他的工作重点。在翼城这样的革命老区，不乏一批冯才山这样的干部，党的政策是什么，就坚决执行什么。
在隆化镇，冯才山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动计划生育舆论宣传。县里的要求是一个村子至少要刷六条计划生育标语，干部入户。其中最得力的宣传工具是大喇叭，一直拉到村里每家每户的屋前炕头，一有什么决定和宣传材料，村村的喇叭都整天响起来。
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止。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2，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女人们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的工作举步维艰。
西贺村的计生员车月莲对工作的困难感受极深。当时她25岁，是一个工作极为认真、会在笔记本上写座右铭的小姑娘，她保存至今的笔记本扉页上还有当时写下的励志语――“作个合格的计生员，毕生把重担挑在肩”。那时候，当她走在镇里的街道上，经常会听人大喊她名字，扭头一看，才发现别人正在指名道姓地痛骂她。
冯才山也感到痛苦。“一方面一胎政策离农民的意愿很远，另一方面国家政策需要我们坚持执行。”当时县里要求生完一胎的必须上环，生了两胎以上的必须绝育。他不得不带着计划生育搜索服务队从镇政府、人民公社往东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做绝育手术。
而在全国范围内，计生工作都迅速陷入一种微妙局势之中。1984年，中央专门下发7号文件，提出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旨在缓和严格的政策带来的紧张情势，这后来成为公认的翼城试点的出发点。
在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三百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那是一番曲折往复的努力。国家计生委起初否决报告，在胡耀邦批示之后，最终又同意在山西找一个县进行试点。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此时的翼城是山西省计划生育先进县，然而“先进”二字背后的代价和辛苦只有农民和一线的计生工作人员最为清楚。
当时的翼城县领导见到梁中堂后主动表态：“翼城可以做试点，我们愿意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哪怕失败了，对我们翼城县计生工作也没有坏处。”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二胎试点的乡村博弈
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他知道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纸面上的工作成绩不错，出生率比较低，但干群关系当时实际上却陷入紧张。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却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在县里的一次会上，梁中堂提出：“大多数农民想生两个。现在很多地方不仅生二胎的控制不了，连三胎、四胎也管不住。因为你的工作量太大，没有重点么！这是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状况，要求脱离实际，形成人人受处罚。”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在人与人相互熟悉的村庄，政策并不是惟一的规则。让步和协商存在于各种环节。有一次，大队把村里一户人家的牛扣了下来，村民悄悄把牛牵了回来，过后又来要求归还耕牛。后来村里人发现牛已经拉回去了，那位村民只好又羞又恼地把罚款交了。
这类诙谐的一幕在试点后的翼城乡村都偶有上演。“因为政策由不合情理调整到比较合乎情理，比较符合实际，群众一开始就接受了它。”梁中堂总结说。
在南庙村，妇联主任张爱萍的工作也在试点中磕磕绊绊地逐步改善。
在自愿带头流产之后几年，张爱萍生了一个女儿，试点开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村里的舆论压力和她肚里的胎儿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还是女儿，会不会去做绝育？”当她还挺着肚子的时候，镇计生委主任就给她下达了指示，“生完二胎后你必须第一个去做绝育！”倔强的张爱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绝育，原因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便利以后工作开展”。这类的故事在当年被奉为典型，年底张爱萍就因此获得了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冯才山认为，在严格的政策下，基层干部经常压力最大，牺牲最大，包括他家爱人在内，所有干部都带头做了结扎、绝育，但同时他们又最不受理解，因为所有政策执行都是他们在做，“两晚一间隔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受益者并不仅仅是普通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试点，翼城成为全国计生大棋盘上的一个特例。
事实上，翼城试验在一开始就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指标的衡量――到2000年，全县人口不能超过30万。翼城并非是厉行计划生育年代的纯粹的桃花源。而落实这样的试点，不得不依赖于计生队伍的实际操作。也正因此，尽管实施着与外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使用同一套评价标准时，翼城县的计生经验同样领先，屡次被国家计生委评为先进单位。
1980年代，和翼城县同一时期一起试点人口政策的，还有辽宁省黑山县、黑龙江省黑河市、浙江省武义县、甘肃省酒泉地区等13个县市。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除了翼城县以外，其他生育二胎的试点全部被收回。
其他试点的夭折使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
即使在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翼城县，有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会与农民个人的计划有矛盾。这时候流产、上环和绝育就成为必须。
对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而言，试点让工作不再那么被动，但工作量却依然巨大。如何控制好晚婚、晚育和二胎间隔，都成为挑战。和外界介绍的“人口特区”不同，现在看来，翼城的试点更像一个极为保守的妥协方案。这里并不是人们想像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一位计生工作负责人甚至认为：恰恰因为二胎试点，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计生措施实施得更加严格而精细。
在那个流行“承包”的年代，计生任务指标承包的创新方法被运用起来。县里和乡镇签合同，乡镇和村里签合作，村里由计生组承包指标，责任层层下达。
车月莲和张爱萍等人又逐户逐户和育龄妇女订合同。内容和格式更像是一份保证书，保证只在计划内生孩子，违规则罚款。
车月莲承包了当时西贺水村1090口人的计生任务，承包费是1300元。在她的负责范围内，出现一个早婚扣掉100元，一个一胎不够年龄的或者生育间隔不够的也扣100元，一户生下三胎则扣500元。
作为“乙方”，车月莲也获得了甲方乡镇府和村委会授予的几项权力，其中包括审批结婚登记证明、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私人企业和劳动就业的几项权力。
无围可突的试点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尴尬有据可查：1985年试点以后，新华社只在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在公开媒体上，该计划长期悄无声息；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格禁止外传。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曾经被认为是“人口特区”的翼城，即使和省内比优势也不再明显。其他县的女儿户现在也已经可以生二胎。在曾经被取消试点的甘肃酒泉，那里在上世纪末又重新被纳入人口政策综合改革的试点。当时酒泉就取消了生育间隔，实行无条件二胎，比翼城又更进一步。
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如果说当初被寄希望从人口压力中突围而提出的试点，如今更多时候已经无围可突。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南方周末记者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张彩虹、诸爱丽和任迎迎都是西贺水村的村民，她们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她们和家人都不愿意多生。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了，谁也不会再多生几个，因为从经济角度考虑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村委主任张长江算了一笔账：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如果在县里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个学龄儿童每天就大概需要开销10元，如果家里有三个孩子，再加上一年下来数千元学费，实际上经济压力极大。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结婚盖房就要20万以上，从小养到成婚，没有100万肯定不行。生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冯才山说，“如果说现在翼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以前人们拼命生，现在很多人又不愿意生。让人们自由生育就可以了。”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试点25年之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时至今日，安斗生、冯才山、车月莲和张爱萍都已经退休。“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冯才山说。
而梁中堂于2009年两会期间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当届两会上，放开生育政策成为激辩议题之一。
无论是“计划生育”的概念还是曾经的“人口特区”的提法，在翼城县的农民眼里已经被消解，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样的话题。当记者向村民追问25年前开始的那场试验，他们更多时候不知所以，回忆当年，神情恍若隔世，仿佛那已经是遥远的一页。
蔡P：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弊端渐显
2007年06月10日04:19南方网我要评论(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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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若是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也是一个伴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转变过程，那么应对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它只需像其他国家一样，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养老保险体系便可。
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使得它的老龄化进程不仅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转变速度最快的。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对中国而言，它不但已经进入了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很高比例，同时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遭遇到了人口老化的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
由于开始年轻人口比例的下降速度超过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速度，生产性人口结构使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随着这一人口转变过程的继续推进，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越来越低，而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不断加快。这样的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得以在比多数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国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完成的。第二阶段－－从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在1980-2000年短短20年中就完成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
劳动力短缺
这种人口转变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联合国预测说，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与之类似。该中心称，到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72.1%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2016年，届时将达到9.97亿。
鉴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长量已开始下降，而“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使用三个经济增长率设想值（10%的高增长率、9%的中等增长率以及8%的低增长率）以及两个就业弹性指标，我们可以勾画出六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以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作为劳动力供需的基数）。高就业弹性相当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就增长0.297%（这是1991至2003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低就业弹性则相当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增长0.230%（较前者低半个标准差）。
自2004年以来，无论出现上述哪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
养老金困局
尽管中国在建立养老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但中国当前的养老金体系仍是典型的现收现付制。从国际上的经验看，这种体制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存在下去，否则就将难以为继。第一是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足以养活现有退休人口。
第二是行之有效的税收体系，这使得国家可以筹集到发放养老金所需的资金。第三是养老基金能得到良好的经营和监管，使其做到正确投资和准确发放。显然第二和第三个条件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而第一个条件──足以养活退休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也越来越成问题。
因此，这一体系为维持中国老年人口的生计而产生巨额缺口也就不可避免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预测说，到201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1,100亿美元。随着赤字不断增加，现行的现收现付制也将难以为继。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政府不强制占用个人帐户里的资金，仅凭社会统筹资金的年收入将不足以支撑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养老金的名义替代率（退休金水平与退休时的工资水平之比）之高超乎寻常。不过，这么高的替代率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将来，仅靠社会养老金将不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工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退休人口的整体比例将迅速上升，保持目前的这种高替代率将是不可能的。
第二，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养老金也必须相应提高以保持实际价值不变。这意味着在人们退休以后，能领到的退休金也应该逐渐增多。最后，即便从现收现付制向资金充分保障制的过度成功实现，但由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来自个人帐户的养老金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除了社会养老金以外，还有必要为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拓宽资金来源。
不过，随着社会总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所作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正在逐年下降，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数字分别是4.41、3.96、3.44和3.13。
在那些有一位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有16%的家庭是一位老人独居；而在有两位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有42%的家庭是一对老年夫妇单独生活。
相对来说，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被过度溺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们长大后赡养父母的意识可能会比较淡薄。
这些独生子女家庭也使父母一辈对传统上靠子女养老的期待有所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对“你老年之后是否希望靠子女赡养？”的问题，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回答。
受访者中，有70%的老年人回答“是”，而在35-54岁年龄组（他们均是独生子女的家长）中，回答“是”的比例只有63%。而且，越年轻的父母，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越低。
工作和退休
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城市就业增长主要是因为非公领域、特别是非正规就业领域的扩大。这些新出现的领域虽然在吸收城市当地就业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领域的机构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积极性，造成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很低，这为将来的社会养老问题埋下了隐患。
比如，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比例与参加缴付养老保险的在职人员比例之间就存在明显缺口，这意味着这个保障系统将难以维持下去。1990年的时候，已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是40.6%，在职人员的覆盖率只有30.5%。
1997年，在国务院提出城市人员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时，已退休人员中间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覆盖率是75.6%，在职人员是41.7%；到2005年，退休人员的参保比例上升到85.8%，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只增加到48%。
在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或者很多人选择提前退休的情况下，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就会加重。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自己选择何时退休。据2002年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男性人口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7岁，女性是50岁。当年的统计显示，男性平均寿命是70岁，女性是75岁。
也就是说，男性退休后还将继续生活13年，而女性是24年。假定中国社会男性和女性人数大致相等，那么人们退休后的平均寿命是18年多，这个水平已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水平。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2.3年。从这个数字来看，老龄人口的赡养义务将成为一项高得难以承受的负担。
未来的路
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在一个日益老化且尚不富裕的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有很多种，具体要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作出合理的选择。
首先，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中国经济来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就非常重要，而这需要中国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
其次，随着现收现付型养老体系所要求的人口条件逐渐消失、社会保障系统需要个人积累作为支撑，养老体系做出相应的转变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第三，中国人家庭观念的恢复将有助于家庭充分利用内部迁移、生活安排来赡养老人。
第四，提前退休的势头能否得到抑制将取决于就业机会的形势发展，因此，对越来越突出的老年赡养问题，提高退休年龄并非有效解决办法。相反，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为所有年龄段的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才是一个基本的解决之道。
（作者蔡P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原载《远东经济评论》）
易富贤：现在面对的不是人口红利而是高利贷
2010年06月28日11:15经济观察网易富贤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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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易富贤/文 人口学家们认为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他们认为计划生育降低了抚养比，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等学者甚至量化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2009年9月9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文里蔡P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蔡P却不知道，正是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消费者而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大，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P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其实这种靠降低生育率获取“人口红利”的说法是极为荒谬的。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负担系数。它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其计算公式是：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
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儿童抚养比=（0-14岁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总抚养比=儿童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是降低人口投资，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现在主流人口学家却将这种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了！
联合国人口基金2008年曾对国家人口进行过预测，笔者认为低方案最为可信，而中方案过于乐观。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外宣传的是中方案。即便用中方案也足以说明降低儿童抚养比是借贷“人口高利贷”。笔者在本文采纳的国际数据为联合国的中方案数据，中国数据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由于分别采用2000年和2005年这两套数据，因此预测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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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国为例，上图为韩国历年生育率和抚养比，黑线为生育率，红线为老年抚养比，蓝线为儿童抚养比，紫红线为总抚养比。从图可见，韩国在1960年之前与中国一样是高生育率，生育率在6.0以上，每个妇女生育6个以上孩子（2005年之后的生育率数据是联合国预测数据），儿童抚养比很高，超过75%，也就是说1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0.75个儿童。当时寿命还不太长，还处在延长阶段，过去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都还没有到老年，老年抚养比很低，只有6%左右，儿童抚养比是总抚养比的大头，总抚养比在85%左右，也就是说1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0.85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人口负担很重。196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步，人们自发减少生育，形成了生育率自发下滑的“势能”，如果不采取任何控制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也会自发下滑的；但韩国在1962年代开始提倡只生两个孩子，等于是给生育率下降额外提供了“动能”。在“势能”和“动能”的双重作用下，韩国生育率从6.0快速下滑，到1980年代初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现在只有1.1左右了。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使得儿童抚养比降低，从而也降低了总抚养比，韩国总抚养比在1980年代后期低于50%，现在不到40%。总抚养比下降的过程被称为人口红利时期。韩国也被国际主流人口学家称为少生快富的典范。
但是儿童抚养比的降低等于是人口投资的降低，必然导致其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补充不足，从而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80年的6%左右不断增加。2000年之后儿童抚养比的降低被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所抵消，总抚养基本稳定下来；但是随着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这种均势在2015年将被打破，其后韩国的总抚养比将快速攀升，到2050年将恢复到85%左右。
就是说，韩国现在仍然在人口红利时期，抚养比仍然很低，决策层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出台的鼓励生育率政策还不痛不痒，但是今后将是欲哭无泪！
扶养儿童是动物本能，是物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抚养老人却不是动物本能，大多数动物都不养老。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因为儿童代表希望，如果不扶养儿童，意味着种族的断绝。而如果不抚养老人，种族还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抚养老人也很重要，老人得到抚养，意味着当初对孩子的投资有了回报，投资有保障，人口投资链有信用；如果老无所养，那么等于人口投资链断裂，今后没人愿意养孩子了，生育率会持续低迷，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日本是另外一个例子，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日本生育率在1950年代初就从1949年的4.5左右急剧下滑，到1950年代后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并且一直稳定到1970年代初期，然后低于更替水平，现在只有1.2左右。生育率下降导致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降低，出现所谓的“人口红利”，日本的生育模式，被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但是由于劳动人口的补充不足，老年抚养比快速增长，在196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年化压力下，更加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也就难以恢复。可以说，日本是“千年历史，百年辉煌”，今后日本又将变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
老年人作为消费者和儿童作为消费者，对经济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儿童抚养比儿童作为消费者，促进产业升级，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得多；老年作为消费者，导致产业停滞。比如日本目前总抚养比仍然只有55%左右，与1950年代差不多，但是现在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经济持续低迷；而1950年代是以儿童抚养比为主，经济朝气蓬勃。
经济发展是生育率下降的“势能”，是大能量的，并且是“免费”的，日本生育率从4.9降低到2.1只花了不到10年时间；韩国生育率从6.0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只花了20多年时间。但是鼓励生育需要强大的“动能”，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制”出成功鼓励生育的“发动机”，日本鼓励生育率十多年了，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法国鼓励生育已经几十年了，但是至今仍只能将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绞尽脑汁也无力将生育率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2.1。
美国是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最好的国家。美国在1980年代遏制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此后成功将生育率提升到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除美国外，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好的要算法国。
美国和法国在1970年代后期之后生育率都相对稳定，但是美国的生育率是稳定在2.05左右附近（接近世代更替水平2.1），而法国却是稳定在1.85左右。生育率的0.2左右的差别，反映在老年化方面却是非常大的，美国在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只有35%，而法国却有47%，可谓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日本在1955年到1975年生育率也保持稳定，当时稳定在2.1左右，因此现在老年化还能够承受；1990年代之后日本生育率再次稳定，但是却稳定在1.3左右，这就必然导致今后难以承受的的老年化。
人口有几十年的周期，生育率下滑（人口投资的降低）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人口还债）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从美国和韩国的生育模式可以看出，生育率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上升也越快。韩国生育率从6.0快速下降到1.1，今后老年抚养比也将快速反弹，并且反弹势能很大。美国生育率下降幅度低，老年抚养比反弹势能小。
中国今后的人口问题比日本和韩国还要严重，因为中国除了有经济发展这一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势能”外，还在1970年代实行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只允许生两三个孩子），等于是将从悬崖下自发下滑的球踢了一脚，生育率在1980年代初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1980年代中国实行农村体制改革，生育文化有所恢复，生育率下滑的球碰到了一个小坎，这个时候就应该乘机停止计划生育，但是中国却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将计划生育定位基本国策，等于是加大马力将生育率的球往悬崖下推，结果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将只有1.3左右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现在很多人在指责“80后”，其实“80后”并不是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有2.4的生育率，从1981-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2200多万人口，他们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中国的问题将出在“95后”，因为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2000年只有1.22了，每年只出生1300万人口了。
生育率的快速下滑导致儿童抚养比（人口投资）的快速下滑，目前总抚养比不到40%，近年还将继续下滑，中国目前在享受着过去高生育率繁衍的六亿多人口所创造的红利，养老负担又轻，孩子负担也小，是历史上最轻松的时候，轻松得快飞起来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持久，以2015年为转折点，中国老年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到2050年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目前是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并且2050年之后，中国的老年化将进一步加重。今后老年化的重压会将中国压趴下，几代人都爬不起来！
人口学家认为降低生育率可以降低儿童抚养比，从而降低总抚养比。将总抚养比的降低视为人口红利。其实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凡是皆有个度，过犹不及。水和食物是人口的必需品，但是喝水太多也会引起水中毒，吃饭太多会被撑死。同样，总抚养比过低并不是好事。人口结构最好的美国的总抚养比就从来没有低于过50%。法国的总抚养比也从没有低于过50%。发达国家平均总抚养比也只是降低到50%左右。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的总抚养比就介入50%到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到60%。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是总抚养比介入50%到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总抚养比低于50%，意味着生产与消费结构紊乱，导致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低于50%并非好事，而是坏事，说明人口结构已经出问题了。尤其是总抚养比低于45%其实意味着已经是人口高利贷了，需要尽快调整人口政策。而中国的人口学家却还在贪图这种低抚养比，认为低抚养比促进了经济发展。
生育率越高，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降的势能越大，生育率下降速度越快，今后人口负债就越重。生育率高，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数量多，如果生育率下降速度过快，这些人将老无所养。
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在1960年代生育率曾高达6.0的国家，在1980年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但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反而需要格外小心生育率过度下降。在1990年就需要出台措施以遏制生育率下降的势头。
印度和中国是两个相反的例子，印度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府部门没有施加“动能”，生育率下降主要靠经济发展这一“势能”，下降的比较平滑。人口结构也比较合理，将有近百年的人口红利可以享受。
1970年代后期中国生育率已经下降到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以防止生育率依靠势能惯性下降，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会反弹到3.0左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在1990年代初期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1990年之后就应该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让生育率不再下滑。那么中国的抚养比情况如下图。
可见，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不但人口红利时期延长，而且今后人口结构年轻得多，养老负担轻得多。人口总数也只稳定在15亿作用。
从各国情况可见，生育率下滑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是因果关系，生育率是纲，纲举目张。从生育率可以预测今后的经济走势。日本、韩国生育率快速下降，老年化也就非常严重，经济将丧失活力；美国生育率相对稳定，老年化程度也相对稳定，经济将长期充满活力。要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举”起生育率这个“纲”，鼓励生育；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如程恩富等人却只看到“目”（人口红利），提出要全面一胎化，贪“目”断“纲”，是杀鸡取卵的行径。
不要将人口投资当负担，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
光棍危机2012年将全面爆发
2010年08月08日04:1821世纪经济报道我要评论(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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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于时间的滞后性，目前还只是看到所谓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恶果还没有显露出来。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
2012年：总劳动力开始减少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的“精气”，是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比如日本，从1950年到1990年代，15-64岁总劳动力一直在不断增加，国力也在不断增加，到1980年代后期对美国都构成了威胁。在发展的过 程中虽然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但由于国力在增强，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得以消化。政局也稳定，首相不但能够任满任期，而且还能连任。
但19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有“日”薄西山的趋势。对于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提出了解释，有人说是因为日元升值、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银行体系问题……等。其实 这些只是表象，如果劳动力充足的话，那么1990年代初出现的这些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会被消化（日本以前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但几年之后就度过了危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是 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0年代开始减少。总劳动力减少标志国力即将衰退。在国力下降的过程中，不但无力消化过去的老问题，而且因为老年化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丛生，日本政局也变得不 稳，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中国目前经济还朝气蓬勃，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劳动力还在增加。中国目前与日本1980年代后期有些类似，国力达到鼎盛时期（以奥运会为标志）。但是2012年中国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 意味着中国即将走日本1990年代的老路。2012年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标志年份。
在总劳动力减少之前，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已经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这个 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高考生源快速减少（意味着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导致2010年的全国范围的用工荒。
此外，国际人口结构的巨变也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虽然发达国家早就出现老年化，但总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与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最近20多年，发达国 家的总抚养比一直低于50%，比1950年、1960年、1970年都要低，是负担最轻的时期。但是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意味着也将出现经济乏力。
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从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将快速增加。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了，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
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经济有深远的影响。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者，导致“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 。现在国际市场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劳动力减少和老年抚养比增加，将导致消费萎缩和储蓄额下降，意味着购买力下 降，国际市场即将萎缩，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而印度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增加，将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原因将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中国的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 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
2012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出生性别比异常对目前的婚姻市场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24岁左右，男性在26岁左右，男性比女性大2岁左右。我们用22-26岁这五年年龄段代表女孩初婚人群，对应男性24-28岁年龄段。从图可见，2012年之前，中国婚姻市场基本 正常，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甚至女性还略多于男性（城市剩女现象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从2012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口将大幅超过22-26岁女性人口，到2030年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 。
以25-55岁男性人口对应23-53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过剩男人”。目前“过剩男人”波动在1000万左右，对于这么一个大国来说是正常的，并且这些人很多是智力、体力有缺陷的人 ，经济能力比较弱，对自己的光棍身份比较认同，对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但是从2012年开始，“过剩男人”将快速增加，到2017年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开始接近4000万。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 社会稳定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比如2007年广东省徐闻县42岁光棍苏千小砍杀4学生；2010年3月23日，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 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2010年5月16日，20岁贺州男子疑因女友悔婚，血洗佛山一条街，“专挑年轻女孩儿砍”，先后6人被砍伤送往医院。
2010年：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从2010年的1.67、1.1亿增加到2030年的3.4、2.3亿，2050年的4.4、3.3亿。
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也就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并且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金（他们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了。201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0年后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现在的年轻人到了老年 ，将是无比凄惨。
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总劳动力的比例。中国目前总抚养比是空前地低，不到40%，这也是一些人口学家所吹嘘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由于长期的超低 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进入人口还债时期，总抚养比将快速上升。
2011年：育龄妇女快速减少
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也快速减少。妇女是生育的主体。育龄妇女减少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加上 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 难阻人口锐减了。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如果十二五还只是放开二胎，那么中华民族的衰落是难以逆转的！
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增加，但从1988年开始，年增人口其实是在直线递减。根据1987年到2006年年增人口变化趋势，笔者推测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
而联合国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则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开始负增长。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一样只有1.1，那么每年只 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将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净减一千多万， 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何亚福：全国实行自主生育的建议
2011年03月03日04:23国际财经时报我要评论(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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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自主生育？
答：自主生育，是指由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
2．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对生育权有什么规定？
答：1968年5月，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该宣言第4条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
3．国内文件对生育权有什么规定？
答：2005年7月5日中国政府网刊登了一篇题为《我国公民的生育权都包含哪些内容？》的文件说：“我国法律规定的生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1.自由而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和间隔的权利。2.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4．“家庭计划”是指什么？
答：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家庭计划的定义是：个人和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可见，家庭计划的实质就是自主生育。要看一个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生育还是家庭计划，关键是要看：这是公民的义务还是权利？如果是公民的义务，那么这个国家实行的就是计划生育；如果是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实行的就是家庭计划。
5．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能够实行自主生育吗？
答：看一个国家的人口多不多，人口密度比人口基数（或人口总量）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举例来说：欧洲小国摩纳哥只有3.3万人口，而俄罗斯有1.42亿人口。如果光看人口数量，你能不能说：“相对于摩纳哥而言，俄罗斯人口太多了”？但事实上，摩纳哥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国家之一，而俄罗斯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这是因为，摩纳哥国土面积只有1.95平方公里，而俄罗斯国土面积达到1707万平方公里。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排在世界第50位以外。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以外，99%的国家都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即使是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得多的国家，也实行自主生育。
6．现在中国的失业率比较高，难道这不说明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答：失业率与人口数量的多少并没有必然关系。俄罗斯和阿根廷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可是失业率一度达到两位数。日本是地狭人稠的国家，可是失业率一直比较低。一般来说，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低，经济萧条时失业率高。例如，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人口只有1.2亿，但那时失业率高达25%；美国人口在2006年10月突破3亿时，失业率只有4.5%。
7．现在中国人口有没有进入负增长？
答：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现在中国人口仍在增长，还没有进入负增长。但从人口学上来说，早在1991年，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真实的或潜在的负增长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一般来说，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要生育2.1个孩子，这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8．那么，如果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1，能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呢？
答；仍然不能！这是因为，生育率是直接与妇女有关的，所谓2.1是更替水平，是在假定一个国家的男女比例是1:1这种理想的情况下才成立的。但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男多女少，所以如果要保持人口不增不减，总和生育率就必须高于2.1。
9．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难道不好吗?
答：一个国家的人均自然资源越多，不等于这个国家越富裕。俄罗斯人口密度小，资源丰富；日本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缺乏，然而这两个国家谁更富裕？秦朝时中国人口只有2千万，中国人并没有富裕起来；一百年前中国人口只有4亿，也没有富裕起来；现在中国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13亿，但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时期。况且，从本质上来说，资源其实不是“自然”的，而是“人造”的。
10．“自然资源”，顾名思义就是“自然”的，怎么会是“人造”的？
答：所谓“自然资源”，其实并不是纯粹“自然”的资源，而是经过人的劳动或加工，才成为对人类有用的资源。例如，石油是一种自然资源，但石油沉睡在地下已经有几百万年了，对于人类来说，直到几百年以前，人类懂得开发石油之后，石油才成为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可见，只有经过人力资源的开发，石油这种自然资源才显示出它的价值。又如原子能，几十亿年前就有原子能这种自然资源了，但只是在几十年前，人类才懂得开发原子能。
11．如果实行自主生育，让人们放开肚皮生孩子，那么多生出来的人口都到你家吃饭行不行?
答：多生出来的人口难道全部是残疾人？他们都失去了劳动能力？即使是残疾人，也并不一定全部都靠别人养活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在假定：人都是只会消费价值而不会创造价值的废物！我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身是不是一个寄生虫。况且，实行自主生育，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无节制地“放开肚皮生孩子”，正如现在国家没有规定人们吃多少饭，人们也不会无节制地“放开肚皮吃饭”。
12．一个国家养活一亿人容易还是养活十亿人容易？当然是养活一亿人容易吧？
答：你怎么不问：一个国家养活一百万人容易还是养活十亿人容易？究竟是国家养活人民还是人民养活国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人口只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万，但这些国家却很贫穷；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人口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但这些国家却很富裕。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与上面这位“寄生虫”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
13．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为社会和家庭节约抚养费约17万亿元，这有什么不好？
答：难道实行计划生育少生的孩子都是废物吗？难道孩子长大之后不会创造出比抚养费更大的价值吗？认为少生孩子可以“节约抚养费”的人，他自己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的父母完全可以对他说：“早知道我们不应该把你生下来，因为如果不生你，我们就可以节约××元的抚养费了！”如果少生孩子就是“节约抚养费”，那么一个孩子都不生，岂不是节约更多的抚养费？
14．有些父母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偏要生这么多孩子，不实行计划生育怎么行？
答：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一对夫妇应该有多少个孩子，只有这对夫妇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世间上所有的人之中，没有谁比孩子的父母更疼爱、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不是为了让孩子受苦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间的。所以，不要企图代替别人来决定他们应该生多少个孩子。不错，世上也有极少数的父母是不称职的，他们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却还要生这么多孩子。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避孕的缘故。那么，政府在这方面所应该做的，是提供指导性的避孕服务和帮助，以减少非意愿的怀孕，但不应强迫。假如以极少数不称职的父母为借口而实行计划生育，那么按照这种逻辑，也完全可以实行“计划吃饭”，由政府来规定每个人应该吃多少饭，因为世上毕竟也有极少数人不懂得自己应该吃多少饭才合适。
15．如果实行自主生育，如何控制人口增长？
答：要控制人口增长，可以采取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率与中国大陆相当的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到九十年代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一些，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经济和教育是最好的避孕药。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就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使人们不必“养儿防老”；而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由于要忙于事业和工作，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
16．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少生优生，减少人口数量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这有什么不好？
答：我也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然而，“减少人口数量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且，计划生育将大量的行政资源用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因此挤占了本可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资源。如果把花在计划生育上的人力和物力改为花在教育上，无疑更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17．现在中国没有准确的人口数据，能不能实行自主生育？
答：自主生育，每对夫妇根据自己的生育意愿和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是最正常的情况。实行自主生育，并不需要人口数据的支撑。只有在实行奖励多生或奖励少生的政策时，才需要人口数据的支撑。
18．你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
答：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能回答。我不想充当上帝。我认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适度人口，这个适度人口只应由这个家庭来决定，只要每个家庭的人口都适度了，那么这个国家的适度人口也就达到了。如果某个领导人或人口学家为本国人口规定一个所谓的“适度人口”，然后采用国家强制力去实现这一目标，那么，这个领导人或人口学家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上帝。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企图充当上帝的人，最终无一例外变成了魔鬼。
19．是不是说在实行自主生育的情况下，政府不采取任何人口政策呢？
答：实行自主生育，政府可以采取柔性的人口政策，也就是说，所采取的人口政策不能带有强制性，只能是在公民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在实行自主生育的情况下，当生育率远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时，政府可以采用经济手段奖励少生，但不能处罚多生；当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时，政府可以采用经济手段奖励多生，但不能处罚少生。
20．你认为现在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柔性人口政策？
答：如果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是可信的，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并且，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大多数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也很低（不超过两个孩子）。因此，现在理想的人口政策应该是在自主生育的前提下鼓励生育，促使生育率回升到世代更替水平。
建议：
取消强制计划生育，实行自主生育，由育龄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
国际背景下的政策调整
http://view.QQ.com 2009年06月30日12:36 财经文摘 易富贤 我要评论(725)
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不会大幅反弹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反弹， 又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其实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笔者在《大国空巢》中比较了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2008年HDI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现在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的非常接近，这两国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7。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
1965年起，中国台湾省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1989、1990、1991、1992、199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85、1.68、1.81、1.72、1.73。其后更是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1左右。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提倡“两个就够了”。生育率从1963年的5.01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1.82。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变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却降低到1.1左右。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至1997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他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只生二胎，最多只能有三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于2006年的1.7。伊朗总统内贾德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2006年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应当修改现行的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
朝鲜、越南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低于2.0了。越南于1988年开始实行允许生二胎的计划生育，生育率从1989年的3.8下降到1999年的2.3。越南2007年的HDI只相当于中国1999年的水平，现在生育率只有1.8。
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
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反弹，“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自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
可见，放开二胎不足以恢复人口持续发展能力。韩国1962年、中国台湾1965年、伊朗1989年仅提倡二胎，但现在后悔莫及。因此，中国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节选）
(易富贤：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研究人员。)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