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生孩子了？
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8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而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各孩子（人口学上世代更替水平）。可见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的阶段性任务到1980年时候即将完成，不应该再强化。
现行计划生育始于1980年。“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控制目标是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来的。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为了实现中央的人口目标，1980年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
这个“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在农村遭到强烈的抵制，主要原因是：
1)、这个政策本身过于苛刻，违背了人性。就像一个社会有保证每人每天两斤的粮食，而人们实际平均只需要1.2斤，但政府却只分配给0.6斤，这样以前再和谐的社会也会有暴力抢劫，再温顺善良的人们也会变成“暴徒”（虽然经过抢劫也不过多获得0.2斤粮食）。
2）、19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传统的农村生产单干模式，集体经济几乎完全没有，对生产力的需求，对养老的担心使得农民不得不超生。
3）、相对来说，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和谐的一段时期。1980年代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现在已经到了0.45到0.5之间），19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1.8比1左右（现在上升到4倍甚至6倍！）。当时教育还没有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程度也还不高，农民在维持本身劳动力再生产（通过医疗服务）外，还有养育两三个孩子的能力。农民在缴纳超生罚款后还能维持基本生活。
4）、传统生育文化没有破坏彻底。文明的创造靠精英，但文明的保留却是靠普通百姓（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弘扬主要靠唐人街的下层百姓，而不是靠能迅速同化进主流社会的教授阶层；民族危机时期，精英成为汉奸的可能性更大；对美国文明威胁最大的不是移民美国的各国精英，而是从洛杉矶延伸到迈阿密的拉美移民西班牙语圈，这些合法、非法移民连英语都不会说，但是逼得美国主流人群开始学西班牙语）。在城市里已经开始接受丁克思想和同性恋的时候，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其实这些传统生育文化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是高度一致的）等在农村还大有市场。
幸亏因为1980年代的这些阻力，并使得国家在1984年开了一个小口子，整个198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还能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从城市角度看，人口结构是已经被破坏了。
1980年代国家对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从11亿以内、12亿以内、12亿左右再到13亿以内的不断调整，就是来源于农民的超生压力。
1990年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然后快速下滑，国家统计局、计生委多次客观调查数据均显示在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只有1.3左右。最为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22。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2004年上海只有1.1)。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平均生育意愿不到1.7。
由于现在中国不育不孕人群已经增加到12.5%， 加上单身、丁克等因素，在1.38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在上述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实际生育率只有1.3是合理的。
对这些数据，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感到非常纳闷。他们觉得既然生育政策没有变，为什么生育率下降这么快？对于客观的1.3左右的生育率，他们认为是因为超生隐瞒，因此每次都将客观生育率数字调整为1.8；对于中国的低生育意愿，他们认为是因为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了，为了证明这一点，计生委系统通过媒体夸张性地宣传高收入人群的超生情况。其实目前有条件的高收入者也不过生育两胎，生育三胎的罕见。而由于高收入人群大多数生育意愿比普通人群还要低，他们这个人群平均生育率还达不到平均水平，更不可能超过世代更替水平了。
其实，只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税费改革，就完全理解为什么中国生育率急剧下降。1990年代开始生育率下滑的原因如下：
1、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港资、台资和外资的引入，以及国内私营经济的发展，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开始出现民工潮，农业部的“中国农业信息网”转发的《工人日报》文章（http://www.agri.gov.cn/llzy/t20050412_353788.htm）：全国目前有2.5亿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育龄人口，9亿农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龄人口一共只有三亿多。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但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
2、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8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但在1990年代后，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现在已经在0.45到0.5之间。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倍甚至6倍！青壮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奔向城市，忍受廉价剥削，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3、教育产业化：在1970年代中国几乎是全民免费义务教育。而据《安徽市场报》报道：安徽省城调队的一项调查表明，教育收费已成为普通家庭一项沉重的负担。一名小学生一年开支需4580元，其中学杂费、书本费需692元；初中生一年开支5100元，学杂费、书本费829元；高中生年开支达8380元，学杂费、书本费达2730元。而一名就读四年的大学生，需一个农民18年的收入。
4、中国农村医疗在1960、1970年代辉煌一段时间后，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医疗彻底崩溃。尤其是随着医疗产业化，农民已经逐渐丧失了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能力。比如以前生一个孩子只需要花费几元钱，但现在需要数千元。不要说大病，连普通的感冒都不敢上医院，普通的阑尾炎手术都得付出数月甚至一年的劳动所得。
5、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把财力向中央集中（国家有财力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大城市有财力发展基础建设），却继续让基层政府承担农业基础建设、义务教育（而国家又提高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只好打白条拖欠教师等的工资）、卫生医疗等开支，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乡镇政府面临“破产”（赵现波《崩溃的边缘--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债务危机》）。而基层政府为了运转，就通过各种途径“搭车收费”将压力往所有农民身上转移，但是中央又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禁止“搭车收费”，结果只有计划生育这个合法的“捞钱”途径了，由于计划生育又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的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重要财经来源。虽然1990年代的计划生育从手段上并不比1980年代严厉，但是罚款数额却是数倍增加，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在缴纳罚款（后面改称社会抚养费）后，就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了。打个比喻：一个塑料袋装满水，主人将上面的口子封住，并且往下挤压，塑料袋就面临破裂的危险，好在底部有好些漏眼，水就通过这些漏眼漏出去以缓解压力，主人又将这些漏眼堵住，只留下几个漏眼（计划生育、农业税等），结果水都往这几个漏眼流，由于压力太大，这些漏眼很快就破了。每次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就意味着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基层工作已经是围着计划生育转了，计生大楼成为一些地方最为豪华的建筑。现在开始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村最后一个可以“搭车收费”的借口没有了，要是农村机构不能缩减的话，基层政府肯定会在计划生育上做文章。据我所知，很多乡镇干部到数百里外的城市找该乡镇打工的育龄妇女（尤其是年关等着发工资的时候）。
总结：1990年代之后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育意愿不断下降；贫富差别加大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使得农民养育孩子的能力不断下降；而分税制改革使得计划生育成为维持基层政府转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计生委却高估了百姓对抗政策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改革是否完全成功，并不能单纯凭GDP，也不能靠媒体宣传的“政绩”，更不能凭借培育出一些世界级的富翁。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平均养育三个孩子）。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标是：主流家庭能够轻松地养育三个孩子。
为了国家长远利益，我们可以容忍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可以容忍牺性整整一代人的利益，但要是结果是主流家庭连三个孩子都养不起，社会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们就不得不反思改革的方向。
2003年之前，媒体都还是关注“民工潮”，然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逐渐严重，甚至湖南、四川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内地省份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荒”得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促手不及。目前经济学家还是浅层地从劳动待遇问题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从“以人为本”角度是很容易看出“民工荒”的深层原因的：
1、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生育率降低，“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进入劳动市场，而他们人数相对于197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要少，就是目前“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2、由于整个198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因此在2010年之前民工“荒”的程度还不至于非常严重；
3、由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短缺程度将增加；
4、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3的超低水平，意味着2015年或202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将关闭，然后就是无法承受的老年化压力。
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8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而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各孩子（人口学上世代更替水平）。可见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的阶段性任务到1980年时候即将完成，不应该再强化。
现行计划生育始于1980年。“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控制目标是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来的。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为了实现中央的人口目标，1980年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
这个“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在农村遭到强烈的抵制，主要原因是：
1)、这个政策本身过于苛刻，违背了人性。就像一个社会有保证每人每天两斤的粮食，而人们实际平均只需要1.2斤，但政府却只分配给0.6斤，这样以前再和谐的社会也会有暴力抢劫，再温顺善良的人们也会变成“暴徒”（虽然经过抢劫也不过多获得0.2斤粮食）。
2）、19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传统的农村生产单干模式，集体经济几乎完全没有，对生产力的需求，对养老的担心使得农民不得不超生。
3）、相对来说，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和谐的一段时期。1980年代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现在已经到了0.45到0.5之间），19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1.8比1左右（现在上升到4倍甚至6倍！）。当时教育还没有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程度也还不高，农民在维持本身劳动力再生产（通过医疗服务）外，还有养育两三个孩子的能力。农民在缴纳超生罚款后还能维持基本生活。
4）、传统生育文化没有破坏彻底。文明的创造靠精英，但文明的保留却是靠普通百姓（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弘扬主要靠唐人街的下层百姓，而不是靠能迅速同化进主流社会的教授阶层；民族危机时期，精英成为汉奸的可能性更大；对美国文明威胁最大的不是移民美国的各国精英，而是从洛杉矶延伸到迈阿密的拉美移民西班牙语圈，这些合法、非法移民连英语都不会说，但是逼得美国主流人群开始学西班牙语）。在城市里已经开始接受丁克思想和同性恋的时候，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其实这些传统生育文化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是高度一致的）等在农村还大有市场。
幸亏因为1980年代的这些阻力，并使得国家在1984年开了一个小口子，整个198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还能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从城市角度看，人口结构是已经被破坏了。
1980年代国家对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从11亿以内、12亿以内、12亿左右再到13亿以内的不断调整，就是来源于农民的超生压力。
1990年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然后快速下滑，国家统计局、计生委多次客观调查数据均显示在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只有1.3左右。最为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22。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2004年上海只有1.1)。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平均生育意愿不到1.7。
由于现在中国不育不孕人群已经增加到12.5%， 加上单身、丁克等因素，在1.38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在上述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实际生育率只有1.3是合理的。
对这些数据，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感到非常纳闷。他们觉得既然生育政策没有变，为什么生育率下降这么快？对于客观的1.3左右的生育率，他们认为是因为超生隐瞒，因此每次都将客观生育率数字调整为1.8；对于中国的低生育意愿，他们认为是因为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了，为了证明这一点，计生委系统通过媒体夸张性地宣传高收入人群的超生情况。其实目前有条件的高收入者也不过生育两胎，生育三胎的罕见。而由于高收入人群大多数生育意愿比普通人群还要低，他们这个人群平均生育率还达不到平均水平，更不可能超过世代更替水平了。
其实，只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税费改革，就完全理解为什么中国生育率急剧下降。1990年代开始生育率下滑的原因如下：
1、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港资、台资和外资的引入，以及国内私营经济的发展，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开始出现民工潮，农业部的“中国农业信息网”转发的《工人日报》文章（http://www.agri.gov.cn/llzy/t20050412_353788.htm）：全国目前有2.5亿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育龄人口，9亿农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龄人口一共只有三亿多。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但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
2、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8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但在1990年代后，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现在已经在0.45到0.5之间。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倍甚至6倍！青壮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奔向城市，忍受廉价剥削，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3、教育产业化：在1970年代中国几乎是全民免费义务教育。而据《安徽市场报》报道：安徽省城调队的一项调查表明，教育收费已成为普通家庭一项沉重的负担。一名小学生一年开支需4580元，其中学杂费、书本费需692元；初中生一年开支5100元，学杂费、书本费829元；高中生年开支达8380元，学杂费、书本费达2730元。而一名就读四年的大学生，需一个农民18年的收入。
4、中国农村医疗在1960、1970年代辉煌一段时间后，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医疗彻底崩溃。尤其是随着医疗产业化，农民已经逐渐丧失了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能力。比如以前生一个孩子只需要花费几元钱，但现在需要数千元。不要说大病，连普通的感冒都不敢上医院，普通的阑尾炎手术都得付出数月甚至一年的劳动所得。
5、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把财力向中央集中（国家有财力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大城市有财力发展基础建设），却继续让基层政府承担农业基础建设、义务教育（而国家又提高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只好打白条拖欠教师等的工资）、卫生医疗等开支，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乡镇政府面临“破产”（赵现波《崩溃的边缘--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债务危机》）。而基层政府为了运转，就通过各种途径“搭车收费”将压力往所有农民身上转移，但是中央又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禁止“搭车收费”，结果只有计划生育这个合法的“捞钱”途径了，由于计划生育又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的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重要财经来源。虽然1990年代的计划生育从手段上并不比1980年代严厉，但是罚款数额却是数倍增加，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在缴纳罚款（后面改称社会抚养费）后，就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了。打个比喻：一个塑料袋装满水，主人将上面的口子封住，并且往下挤压，塑料袋就面临破裂的危险，好在底部有好些漏眼，水就通过这些漏眼漏出去以缓解压力，主人又将这些漏眼堵住，只留下几个漏眼（计划生育、农业税等），结果水都往这几个漏眼流，由于压力太大，这些漏眼很快就破了。每次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就意味着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基层工作已经是围着计划生育转了，计生大楼成为一些地方最为豪华的建筑。现在开始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村最后一个可以“搭车收费”的借口没有了，要是农村机构不能缩减的话，基层政府肯定会在计划生育上做文章。据我所知，很多乡镇干部到数百里外的城市找该乡镇打工的育龄妇女（尤其是年关等着发工资的时候）。
总结：1990年代之后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育意愿不断下降；贫富差别加大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使得农民养育孩子的能力不断下降；而分税制改革使得计划生育成为维持基层政府转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计生委却高估了百姓对抗政策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改革是否完全成功，并不能单纯凭GDP，也不能靠媒体宣传的“政绩”，更不能凭借培育出一些世界级的富翁。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平均养育三个孩子）。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标是：主流家庭能够轻松地养育三个孩子。
为了国家长远利益，我们可以容忍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可以容忍牺性整整一代人的利益，但要是结果是主流家庭连三个孩子都养不起，社会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们就不得不反思改革的方向。
2003年之前，媒体都还是关注“民工潮”，然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逐渐严重，甚至湖南、四川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内地省份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荒”得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促手不及。目前经济学家还是浅层地从劳动待遇问题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从“以人为本”角度是很容易看出“民工荒”的深层原因的：
1、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生育率降低，“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进入劳动市场，而他们人数相对于197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要少，就是目前“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2、由于整个198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因此在2010年之前民工“荒”的程度还不至于非常严重；
3、由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短缺程度将增加；
4、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3的超低水平，意味着2015年或202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将关闭，然后就是无法承受的老年化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