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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坦厂中学一高二女生跳楼身亡!看哭了所有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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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一个右派份子
作者 水中
水东中学北面紧挨共青河干渠的地方 有一座孤零零的小瓦屋, 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子有时托着犁耙,牵着一条黄牛出去,这座瓦屋几米远的一侧是一个牛栏……。
那年的秋天,我怀着一种好奇心理走进了他的小屋子, 他的睡床是杉板做的,蚊帐、被子陈旧,一张旧桌子放着一盏煤油灯和书籍,床底下放着瓦煲、木屐、干柴等杂物 。我和他闲扯一些不涉及个人情况的话题。他气质不俗,言辞得体,不卑不亢。我读小学期间看过一本小人书,有一幅插图 ,画了 一个形象猥琐的老汉拿糖果给孩童 ,文字旁白 : 糖儿香,糖儿甜,糖儿公仔把毒放 ……。对照时代的宣传内容,我觉得他不像一个放毒的阶级敌人。自此后,我牢牢地记住了他:李国钧……。
对于李国钧 ,六月里冻死羊----说来话长,然而,我对他及其家庭更多的了解,主要是以后听老水东和一些水东中学校友说的。
李国钧的祖籍在电白县坡心清河,弯弯曲曲的沙琅江从它的田园边流过,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人们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耕者最能体会劳动的艰苦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光靠搞农业生产永远都无法挖断穷根。民国早期, 李国钧的祖辈别具慧眼,便到了水东墟谋生,由农民变成了商贾。
那些年头,广东各地公路不畅通,内陆渡口多,汽车稀少,物资交流主要靠人工挑、靠推鸡公车载货或水上船运。水东墟得天独厚,濒临海洋,每天熙熙攘攘,一年四季,码头进出货物堆积如山,水东圩长期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俗话说,来到水东的咸鱼都翻生,豆䜴都发芽,许多异乡讨生计者大都是海边的大雁---见过风浪,开往江门、广州的火船,到了台山县三杯岛海域浪高6、7米,满载人货的火船不时被巨浪托起,又重重跌落,几时沉都不知道,航程长,四天四夜或五天五夜才抵达江门、广州,上岸后,夜晚睡觉都还有幻觉,睡床在两边摇晃……。这些大雁们经过一代两三代在陆地,在大海的奋斗,才逐渐都有了自己的窝,安居乐业了。
李国钧的祖辈是做海上贸易生意的,经营荔枝干、龙眼干、猪、鸡、蔗糖……。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其祖辈持家有道,到了1945年前,这个家族在水东著名的商业旺地从良街和北帝街分别拥有了一座骑楼和三个铺口。
李家生活富裕了,不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古训 ,舍得花钱让每一个后辈入学读书。1954年后,李国钧及其胞弟李口口考上了大学,其胞妹李口口则考上了电白师范,可谓书香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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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李国钧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因言获罪, 被划为右派,开除学籍。根据处理右派的政策,其中一条是要么由组织送去劳动教养,要么龙王跳海——回老家。 第二年年初,黯然伤神的李国均选择回到了家乡,他被安排在水东农场 。这个农场位于偏僻的望海岭范围,尚处于初办阶段,百端待举,场长职工十多人,大家起早摸黑地干,育秧、插秧、收割水稻,打场,晒谷入仓,又种高粱、花生、地瓜,蔬菜……,一天下来,筋骨都散架了。他干活当然不能落后。每日他在水东墟与望海岭之间来回两次,一次是赶牛车拉屎,一次到机关饭堂装潲水运回农场部,途中广隆岭那个坎,又长又高,白天站在坎顶就能清晰地看见晏镜岭空军部队旋转的雷达,黄牛慢吞吞拉车上坎,李国均要下车步行,路程共计16公里,干完这些,他还要给荔枝树浇粪水,挖坑种葵树,给葵树施肥,葵树长大了,斩葵,晒葵……。黄牛累了无言,因为㸰是畜生,右派份子累了,敢跟谁说?
李国钧自己孤零零住在一座用泥巴稻草竹片糊起来做墙,稻草盖顶的茅屋,夜间点一盏煤油竹笋灯,紧着裤子数日月——日子难过,但一年又一年地又这样过去了。
8年后,这个农场附设了一所农业中学,迎来了第一批师生。每一晚,一些学生会去他茅屋里聊天,屋子坐满了人,茅屋里成了半篮子喜鹊——唧唧喳喳, 增添了许多热闹的气氛,这是李国钧在辛苦一天后无喜都乐三分。最早叫李国钧的外号-----眼镜李的就是农中的学生。
开办农中这年,眼镜李30岁了,仍然是新栽的柳树 —— 光棍一条。他的同龄人不是当了父亲,就是春天的鸟儿——成双成对 。 人生有多少个8年?可右派这顶帽子一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头上,眼镜李苦闷、抑郁。
1966年5月,全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殃及了千百万的无辜者。眼镜李的父亲李瑞新是国营电白县百货公司会计,一向安份守己。 “人莫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文革期间,随心所欲揪斗人的现象十分普遍, 11月,国营电白县百货公司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次次上门责令他回单位接收批斗,李瑞新遭受了残酷的虐待,他不堪凌辱,跳井自杀。原来,1952年,评阶级成分时,李家被评为工商业。工商业就是资本家,与乡村的地主一样都是剥削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资本家属于牛鬼蛇神范围,李瑞新在劫难逃,眼镜李旧恨新愁无际,近水远山都是,唉,生活就是活下去。幸运的是,农中学生都去当造反派或回家了,水东农场人少,自负盈亏,当权派就是场长邓猷一人,眼镜李干活又像蚂蚁的腿-----勤快,大家不搞生产,斗争场长和右派哪有饭吃?故水东农场没有造反派,没有谁那么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劳动好,大家才有好日子过。自从那篮喜鹊飞离了那座茅屋,漫漫长夜,唯有孤灯、书本陪伴着眼镜李。
日月如梭, 望海岭的树叶黄了一遍又一边,野花开了又谢了,眼镜李在艰苦的劳动中平静地度过了文革的三年动乱,这时候,上级撤销这个农场,葵园划归水东居民福利社,水东农业中学先后改名为水东五七中学、水东中学,眼镜李转入该校。
每到春耕、燕子几度飞来见旧人,每到夏耕,莘莘学子见到眼镜李在扬鞭催牛犁田,动作熟练,除了架在鼻梁的眼镜,他和一个农村的一级劳动力毫无差别。 每年的6月和11月,学校的田垌那一片黄澄澄的稻谷随着一阵阵的风儿起伏,吸引了嘴馋的一群群禾花雀,那是他和黄牛用辛勤的汗水浇出来的果实。
“君似青山多妩媚,笑对人间风雨。”长期的羞辱般的劳动改造,吃的差,使眼镜李瘦骨嶙峋,皮肤黝黑, 过早地衰老,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喜欢激扬文字,好心好意帮党整风的天之骄子了。
有一年,他差一点丧命。原来, 眼镜李长期拿15元月工资,为了改善生活,他买来几只鸡苗,鸡长大后生了一窝鸡蛋,用鸡蛋冲粥吃时才去鸡窝取一只。一次,他又像平时一样伸手到鸡窝取蛋,一条爬入鸡窝的银环蛇咬中了他的手指……
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人们对黑五类一般是退避三舍的,眼镜李知识丰富,如冬之日,如夏之云,水东中学历届的一些学生却不避嫌,总爱找时间到眼镜李那里串门 ,在年轻人的眼里,他具有松树的风格,他是良师益友。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1978年9月,他终于等到了国家给自己平反的日子。
多少年以后,一些校友和老水东依然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提到眼镜李。
郑水锡,1974年7月毕业于水东中学高中 。他说:“眼镜李的屋子有很多书报……听他说话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水东中学附近水草丰茂,田垌多,夜晚青蛙呱呱地叫。眼镜李有时会手持电筒出门照蛙,一天,他煲好了香喷喷的蛙粥,他约我过来吃。眼镜李懂得许多中草药常识,会用草药治病。我班有一个同学李★睾丸肿胀,眼镜李为他检查了一遍,第二天便到野外采集了一捆草药,嘱李★煲水饮,每天一次,连饮一周,神了,李★的病竟然彻底治好了!”
陈水玉回忆说:
“眼镜李出类拔萃,他的人生远不是走过了多少个百花齐放的春季,果实飘香的秋季,历经多少个大暑三伏天和数九寒冬那样简单,他当了22年的右派,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政治运动无情地毁掉了!”
戴日旺回忆说 :
“1973年9月,中共水东镇委书记,水东镇革委会主任李乃兴指派我组建水东知青场。我带领7个知青伐木,树木运回水东中学食堂北侧的长寮安放,树木是用来搭建临时屋子给知青住的。那天,我们又在另一块地方伐木,见到一片坡园的中间有一间茅屋,是黄泥混灰砌起的单砖墙体,屋顶见天,屋樑还剩一条小杉木,床板已散开,脏兮兮的,没有草席,棉被已破得剩下半块,一条裤,一件白衫在床头,墙边放着9只小瓦煲。我问学生妹:‘谁住这里?’学生妹答 ;‘是右派,眼镜李住。’ 不知眼镜李在哪里看见我们了,他手上拿一条赶牛竹鞭就走过来,我对他说:‘这块坡园已计划做知青的生产基地。’ 你收拾好这些东西,暂时去水东中学食堂的长寮住。我带知青仔到水东中学食堂吃饭,眼镜李也跟着来到这里安放行旅,我问他:‘你去哪里煲啊?’答:‘我自己去找地方煲。’ 我想,烂茅屋拆了,米也没有,上哪儿煲?我对他说:‘你不用煲了,我去舀米饭给你吃。’锅头大把米饭,任这些当开荒牛的知青仔吃,白茶炒半肥瘦猪肉,有炆熟的鲫鱼,猪骨熬冬瓜汤,我用舀满一大搪瓷盆米饭,舀一些猪肉白菜放在上面,又舀一搪瓷盆猪骨汤端到他面前。眼镜李说,太多了,吃不完。我说,吃不完,就倒下潲水桶喂猪。他蹲在一棵树下吃得津津有味……。我再次来到他身边时,发现他的饭菜、汤都进了肚子了,他长期饿坏了!我叫知青仔,不用回水东,就在长寮过夜。我问眼镜李,今晚睡哪里,眼镜李答,我自己想办法。我也叫他睡长寮,并送他一张草席,一块价值9元钱的毛毯。草席、毛毯是政府用公款买来免费分配给知青用的,我有分配权。大概是1979年夏季的一天傍晚,我行到电白县邮电局报刊门市部拐弯处,眼镜李正推着一辆残旧的自行车,车尾再着新新的一只人造革皮箱,身边有一个瘦高的女人,他见到我,热情地打招呼:‘这个是戴同志啊!’ 他又对身边的女说:‘这个镇政府干部,共产党最好的干部,从来没有人喊我吃过饭,下雨喊我入屋住,他能够那时给饭我吃,做知青场我没地方住,他安排地方我住。’ 眼镜李对我说;‘我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国家落实政策,我在水东中学教书,我有(正式)工资取了。我以前只取15元(工资), 我今晚结婚,我住红旗街打铁车间,去我家吃喜糖。我现在相当好了,你要去我家玩!’ 我回到家后,洗澡完,我带我的妻子美兰去眼镜李家。他借红旗街打铁车间用竹篾隔开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婚房,一张杉木床,一方蚊帐,椅子上摆放着两盏崭新的火水灯,火水灯前头是用红绳子捆扎的几块红糖,寓意夫妻俩今后的生活甜甜蜜蜜,头顶是一盏15瓦灯泡,光线暗黄,那晚的宾客就是我和妻子了。房内很热,没有电风扇,他递过一把葵扇给我,他说:‘我要请你吃顿饭才过意得去。’他叫妻子煮一煲粉仔塘,两个鸡蛋请我俩吃。''
……。
我感慨了, 眼镜李一共前后住过了三间房子-----黄泥拌稻草竹片糊起来的墙体做的小茅屋,单砖头墙体的小茅屋,砖墙小瓦屋,他40多岁后才第一次做教师,第一次做新郎!两个第一次,饱含人生几多辛酸泪水!
我最后一次见到“眼镜李”是在水东东阳街上,此时,他已从水东中学调往电白县第一中学教书了,他牵着才几岁的独生儿子的小手在行街,舔犊情深,儿子头戴“中国人民小海军”的大盖帽,帽子后垂挂着两根蓝色小布条,小布条在寒风中飘动……这一幕在局外人看来是“爷爷与孙子”一起行街的“幸福”情景深深地一直刻在了在我的脑海里……。
我漫步水东忠良街(原从良街),只见那里有一座装修得金碧辉煌的沉香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很大,几个青春靓丽的女性在里面喝茶,有人告诉我,原来城隍庙里的猪头----有主的,这博物馆就是李国钧家的骑楼遗址。
我喜欢眼镜李这类的长者,我曾近近地听他说话,远远地看他犁地,我往昔印象至深:春雨一犁鞭不动----连那条与他为邻的黄牛的体力也消耗到极点了,其实牛多累他也多累啊! 我不禁对这个出身资本家家庭的大学生寄予极大的同情 。他住过的那座瓦屋,那是我念高中时常行走的范围。我为了写这篇文章,曾采访了他的表弟,表弟说到他的遭遇时,至今依然伤感,眼泪几乎掉了下来。可能我本身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论在任何社会,小人物的不幸遭遇都会容易引起小人物心中的共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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