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反腐不怕得罪高官，只因百姓需要自己
晨报记者 邵丽蓉
每天8点，杨维骏都会坚持游泳一个小时，这让年过九旬的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这位92岁的副部级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这个习惯我保持了20多年，只有身体硬朗，才能在反腐路上继续走下去。”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坚持实名举报反腐，一走就是30多年。自从2008年开着公车带农民上访后，“打虎英雄”出了名，从各个途径送来的举报材料越来越多，书房放不下，就堆到了客厅，对此他都欣然接受。“大多是被坑害的农民送上来的举报材料，他们缺乏上访渠道，我必须帮助他们。”
近日，杨维骏再次受到关注，这是因为他斗了10年的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终于落马了。
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9月3日，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杨维骏长期坚持的实名举报，在高潮迭起的反腐大戏中堪称一个精彩的插曲。
一位和白恩培斗了10年的老人，如何走过这30年的反腐之路？
白恩培屡违背经济发展规律
杨维骏认为这比贪腐更可怕
“坏的政策方针比贪腐更可怕！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大昆明’。‘大昆明’就是毁乡造城，采取这种方式来扩大市区的范围。然后全省很多地区效仿他，‘大大理’、‘大红河’、‘大曲靖’，在全省掀起一个把郊区盖成城、把郊区毁掉的浪潮，这是一种灾难啊。”
“终于拿下了！”8月29日，得知中央纪委公布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落马”的消息，杨维骏发出了大快人心的感慨，因为这个消息他整整等了10年。
杨维骏是昆明人，1922年出生，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早在2001年，杨维骏就看出了白恩培的腐败“野心”。当年他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围着滇池建城市，大片基本农田被毁。“有的每亩市场价400万元，只给村民12万元，征地2万亩总计剥夺村民金额高达千亿元，农民多次到省委大门口下跪哭诉，他都坐视不理，百姓给他取绰号叫‘白眼狼’。”杨维骏对此颇为不满。“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人为的造城，把原来的水果之乡呈贡毁掉了，新建的呈贡现在成为空城。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反对他的。”
说起10多年前的往事，杨维骏依然激动：“坏的政策方针比贪腐更可怕，难道不是吗？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大昆明’。‘大昆明’就是毁乡造城，采取这种方式来扩大市区的范围。然后全省很多地区效仿他，‘大大理’、‘大红河’、‘大曲靖’，在全省掀起一个把郊区盖成城、把郊区毁掉的浪潮，这是一种灾难啊。”
除了“一湖四片”，杨维骏还对白恩培的众多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令杨维骏印象深刻的是白恩培“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总方针，而中央的原话仅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杨维骏认为这和党中央“‘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唱反调，于是多次以各种形式表示异议。
在白恩培“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农民没有地方住了，年轻的农民给他一点钱可以租楼房，七八十岁的老农民不习惯住楼房，只好回家住猪圈、柴房。那里面阴暗潮湿，老人住里面很容易诱发急性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说起往事，杨维骏历历在目。
向白恩培提意见被无视
走上上访之路创下纪录
“我不是GCD员，为了不听到反对意见，他就将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我就被排除在外了。于是，我能见他的次数少了，每次开会的时候还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发言，我能够发言的时间也少了。”
当时，杨维骏就给白恩培写信，提出省委省政府的联席办公会议是错误的，党政要分开。党政合在一起的联席办公会议是违背中央的规定的，毁乡造城这也是错误的，但是反对无用。
同时，杨维骏借着每年省里召开的2次老干部座谈会发声，白恩培依旧没有理睬。“我不是GCD员，为了不听到反对意见，他就将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我就被排除在外了。于是，我能见他的次数少了，每次开会的时候还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发言，我能够发言的时间也少了。”
不过，杨维骏代表民众的呐喊并未因此停止。去年，他的一封举报信在网上公开，指出“云南发生6个大要案”。其中涉及白恩培的是他任云南省委书记时，云南多处矿藏被低价贱卖给私人老板，包括价值5000亿的兰坪铅锌矿、价值百亿的博卡金矿等。其中，兰坪铅锌矿一案尤其重大。
去年，杨维骏愈战愈勇，将举报信直接递到了中纪委，并创下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纪录。而前几个月，他还给王岐山写信，举报白恩培的腐败劣行。
在杨维骏的印象中，白恩培为人霸道，任人唯亲，任人唯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白恩培妻子最早是青海省一个招待所的服务员，2007年却成为云南电网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白恩培来了昆明之后，住在省委大院，嫌上一届省委书记普朝柱住的地方不好，两次推倒重建，还购买了豪华的意大利家具；白恩培还把住在他隔壁的三位副省级干部赶走，把那三家人的房子全部变成他的后花园；白恩培爱打高尔夫球，每周三次，不顾忌中央规定，甚至去外省打，打球的赌注高达上万元一注，还征收好田好地，在全省建造了一百多个高尔夫球场。
反腐路走得异常艰难
支撑着前行的是信念
“我解放前被国民党追捕过，被特务打伤，我是九死一生，一路斗争过来的，你说我怕不怕？”
在记者面前的杨维骏，语气平和，思路清晰，对答如流。他说的最多的是“反腐路太艰难，支撑着我的是信念。”
说起反腐的决心，杨维骏首先向记者提起了自己的出身。“我是城市贫民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也是缝帽子女工。家里从父亲这一辈开始参军从政，父亲杨蓁是滇军名将，也是朱德的结拜兄弟，曾担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代参谋长。父亲从军时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爱兵爱民。从父亲的经历中，我懂得了正义和反抗，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
之后父亲遇刺身亡，杨维骏出生不久便逃到上海避难，直到15岁回到云南老家。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他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国家被列强欺凌，家仇国恨萦绕于心。之后，他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从政，担任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清团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杨维骏仕途顺畅。37岁时，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此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跟腐败较上了劲。因为在他心里，反腐即是为民。
他从1990年就开始举报腐败。期间得罪的高官很多，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所所长，官员们对他又恨又怕，打击报复时有发生。“反腐难，难于上青天”是他对反腐30年的总结。
“我只当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按理可以再任一届，但他们不让我当了。我做省政协副主席也是一届，第二届又当不成了。”老爷子回忆说，时不时会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你永远闭嘴”。去年向中纪委反映情况，举报信又被媒体发布到网上，省里开会的时候围攻他，省领导质问他。后来他的电话被监听，还有车子在门外监视行踪。他在网上开通的个人博客文章，也经常被封杀。“给我配的公车驾驶员，不允许出城，不能到乡下去见农民，车子也只能用在生活、不能用于工作。”说起种种苛责，老爷子并不以为然。“我的司机还听人开玩笑说，以后老爷子出门坐车要戴好钢盔，抵御机关枪扫射。”而更过分的是，还有官员公开攻击他，在网上发表文章说他贪污了农民的捐款，是卖国贼。
“得罪那么多高官，怕不怕？”面对记者的提问，杨维骏心存坦然：“我从小学5年级开始就参加抗日学生民主运动，后来是学生运动领袖，解放前担任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国民党追捕过，被特务打伤，我是九死一生，一路斗争过来的，你说我怕不怕？”
虽然已日益力不从心
仍不愿放弃为民伸冤
“老百姓缺乏向上传递的渠道，我能通过老干部的身份，与领导的私交，找关系递信。百姓信得过我，需要我，我也有义务为他们讨说法。”
如今，杨维骏的反腐工作并未因白恩培的落马而轻松一些。在书房、客厅堆积的厚厚的举报信和资料袋，让这位老人“难以放下”。
其实，自2008年公车上访以来，杨维骏就成了当地的反腐英雄，省内各城各区寄来的举报材料越来越多。“老百姓缺乏向上传递的渠道，我能通过老干部的身份，与领导的私交，找关系递信。百姓信得过我，需要我，我也有义务为他们讨说法。”
如今，杨维骏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查看材料，搜寻证据，对比政策。很多案件，牵涉到产业、金融、法律、政策方方面面的知识，需要大量的积累。而被举报方也会狡辩，他必须调查研究取证，又做律师又做检察官。同时，他也不单纯反腐，更要提出解决之法，这些都让他的工作困难重重。
有时候，就他一个人站出来，常常感到孤掌难鸣。然而想起之前成功的例子，顿时又有了勇气，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褚时健案。“1994年有人举报红塔香烟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达一倍，厂长褚时健利用职权获得了巨额非法财富，甚至有省内领导干部子女牵涉其中。我依照线索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份材料递交到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委政法委书记的令狐安手中。紧接着，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
然而这两年来，杨维骏似乎开始感到了力不从心。“我80多岁时没有一根白发，但自从86岁公车上访后，大批百姓来信求助，我就不断写材料，上访，精神压力太大，用脑过度，如今还得了一种怪病。”杨维骏告诉记者，他的这种病表现为免疫功能紊乱，头晕乏力，BJ协和医院副院长也查不出原因。同时，老伴因医疗事故误吸二氧化碳，已连续5个多月吊水，需要他照料。
对此，老伴有时想不通
晨报记者 邵丽蓉
每天8点，杨维骏都会坚持游泳一个小时，这让年过九旬的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这位92岁的副部级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这个习惯我保持了20多年，只有身体硬朗，才能在反腐路上继续走下去。”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坚持实名举报反腐，一走就是30多年。自从2008年开着公车带农民上访后，“打虎英雄”出了名，从各个途径送来的举报材料越来越多，书房放不下，就堆到了客厅，对此他都欣然接受。“大多是被坑害的农民送上来的举报材料，他们缺乏上访渠道，我必须帮助他们。”
近日，杨维骏再次受到关注，这是因为他斗了10年的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终于落马了。
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9月3日，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杨维骏长期坚持的实名举报，在高潮迭起的反腐大戏中堪称一个精彩的插曲。
一位和白恩培斗了10年的老人，如何走过这30年的反腐之路？
白恩培屡违背经济发展规律
杨维骏认为这比贪腐更可怕
“坏的政策方针比贪腐更可怕！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大昆明’。‘大昆明’就是毁乡造城，采取这种方式来扩大市区的范围。然后全省很多地区效仿他，‘大大理’、‘大红河’、‘大曲靖’，在全省掀起一个把郊区盖成城、把郊区毁掉的浪潮，这是一种灾难啊。”
“终于拿下了！”8月29日，得知中央纪委公布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落马”的消息，杨维骏发出了大快人心的感慨，因为这个消息他整整等了10年。
杨维骏是昆明人，1922年出生，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早在2001年，杨维骏就看出了白恩培的腐败“野心”。当年他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围着滇池建城市，大片基本农田被毁。“有的每亩市场价400万元，只给村民12万元，征地2万亩总计剥夺村民金额高达千亿元，农民多次到省委大门口下跪哭诉，他都坐视不理，百姓给他取绰号叫‘白眼狼’。”杨维骏对此颇为不满。“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人为的造城，把原来的水果之乡呈贡毁掉了，新建的呈贡现在成为空城。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反对他的。”
说起10多年前的往事，杨维骏依然激动：“坏的政策方针比贪腐更可怕，难道不是吗？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大昆明’。‘大昆明’就是毁乡造城，采取这种方式来扩大市区的范围。然后全省很多地区效仿他，‘大大理’、‘大红河’、‘大曲靖’，在全省掀起一个把郊区盖成城、把郊区毁掉的浪潮，这是一种灾难啊。”
除了“一湖四片”，杨维骏还对白恩培的众多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令杨维骏印象深刻的是白恩培“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总方针，而中央的原话仅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杨维骏认为这和党中央“‘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唱反调，于是多次以各种形式表示异议。
在白恩培“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农民没有地方住了，年轻的农民给他一点钱可以租楼房，七八十岁的老农民不习惯住楼房，只好回家住猪圈、柴房。那里面阴暗潮湿，老人住里面很容易诱发急性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说起往事，杨维骏历历在目。
向白恩培提意见被无视
走上上访之路创下纪录
“我不是GCD员，为了不听到反对意见，他就将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我就被排除在外了。于是，我能见他的次数少了，每次开会的时候还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发言，我能够发言的时间也少了。”
当时，杨维骏就给白恩培写信，提出省委省政府的联席办公会议是错误的，党政要分开。党政合在一起的联席办公会议是违背中央的规定的，毁乡造城这也是错误的，但是反对无用。
同时，杨维骏借着每年省里召开的2次老干部座谈会发声，白恩培依旧没有理睬。“我不是GCD员，为了不听到反对意见，他就将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我就被排除在外了。于是，我能见他的次数少了，每次开会的时候还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发言，我能够发言的时间也少了。”
不过，杨维骏代表民众的呐喊并未因此停止。去年，他的一封举报信在网上公开，指出“云南发生6个大要案”。其中涉及白恩培的是他任云南省委书记时，云南多处矿藏被低价贱卖给私人老板，包括价值5000亿的兰坪铅锌矿、价值百亿的博卡金矿等。其中，兰坪铅锌矿一案尤其重大。
去年，杨维骏愈战愈勇，将举报信直接递到了中纪委，并创下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纪录。而前几个月，他还给王岐山写信，举报白恩培的腐败劣行。
在杨维骏的印象中，白恩培为人霸道，任人唯亲，任人唯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白恩培妻子最早是青海省一个招待所的服务员，2007年却成为云南电网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白恩培来了昆明之后，住在省委大院，嫌上一届省委书记普朝柱住的地方不好，两次推倒重建，还购买了豪华的意大利家具；白恩培还把住在他隔壁的三位副省级干部赶走，把那三家人的房子全部变成他的后花园；白恩培爱打高尔夫球，每周三次，不顾忌中央规定，甚至去外省打，打球的赌注高达上万元一注，还征收好田好地，在全省建造了一百多个高尔夫球场。
反腐路走得异常艰难
支撑着前行的是信念
“我解放前被国民党追捕过，被特务打伤，我是九死一生，一路斗争过来的，你说我怕不怕？”
在记者面前的杨维骏，语气平和，思路清晰，对答如流。他说的最多的是“反腐路太艰难，支撑着我的是信念。”
说起反腐的决心，杨维骏首先向记者提起了自己的出身。“我是城市贫民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也是缝帽子女工。家里从父亲这一辈开始参军从政，父亲杨蓁是滇军名将，也是朱德的结拜兄弟，曾担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代参谋长。父亲从军时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爱兵爱民。从父亲的经历中，我懂得了正义和反抗，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
之后父亲遇刺身亡，杨维骏出生不久便逃到上海避难，直到15岁回到云南老家。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他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国家被列强欺凌，家仇国恨萦绕于心。之后，他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从政，担任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清团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杨维骏仕途顺畅。37岁时，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此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跟腐败较上了劲。因为在他心里，反腐即是为民。
他从1990年就开始举报腐败。期间得罪的高官很多，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所所长，官员们对他又恨又怕，打击报复时有发生。“反腐难，难于上青天”是他对反腐30年的总结。
“我只当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按理可以再任一届，但他们不让我当了。我做省政协副主席也是一届，第二届又当不成了。”老爷子回忆说，时不时会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你永远闭嘴”。去年向中纪委反映情况，举报信又被媒体发布到网上，省里开会的时候围攻他，省领导质问他。后来他的电话被监听，还有车子在门外监视行踪。他在网上开通的个人博客文章，也经常被封杀。“给我配的公车驾驶员，不允许出城，不能到乡下去见农民，车子也只能用在生活、不能用于工作。”说起种种苛责，老爷子并不以为然。“我的司机还听人开玩笑说，以后老爷子出门坐车要戴好钢盔，抵御机关枪扫射。”而更过分的是，还有官员公开攻击他，在网上发表文章说他贪污了农民的捐款，是卖国贼。
“得罪那么多高官，怕不怕？”面对记者的提问，杨维骏心存坦然：“我从小学5年级开始就参加抗日学生民主运动，后来是学生运动领袖，解放前担任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国民党追捕过，被特务打伤，我是九死一生，一路斗争过来的，你说我怕不怕？”
虽然已日益力不从心
仍不愿放弃为民伸冤
“老百姓缺乏向上传递的渠道，我能通过老干部的身份，与领导的私交，找关系递信。百姓信得过我，需要我，我也有义务为他们讨说法。”
如今，杨维骏的反腐工作并未因白恩培的落马而轻松一些。在书房、客厅堆积的厚厚的举报信和资料袋，让这位老人“难以放下”。
其实，自2008年公车上访以来，杨维骏就成了当地的反腐英雄，省内各城各区寄来的举报材料越来越多。“老百姓缺乏向上传递的渠道，我能通过老干部的身份，与领导的私交，找关系递信。百姓信得过我，需要我，我也有义务为他们讨说法。”
如今，杨维骏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查看材料，搜寻证据，对比政策。很多案件，牵涉到产业、金融、法律、政策方方面面的知识，需要大量的积累。而被举报方也会狡辩，他必须调查研究取证，又做律师又做检察官。同时，他也不单纯反腐，更要提出解决之法，这些都让他的工作困难重重。
有时候，就他一个人站出来，常常感到孤掌难鸣。然而想起之前成功的例子，顿时又有了勇气，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褚时健案。“1994年有人举报红塔香烟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达一倍，厂长褚时健利用职权获得了巨额非法财富，甚至有省内领导干部子女牵涉其中。我依照线索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份材料递交到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委政法委书记的令狐安手中。紧接着，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
然而这两年来，杨维骏似乎开始感到了力不从心。“我80多岁时没有一根白发，但自从86岁公车上访后，大批百姓来信求助，我就不断写材料，上访，精神压力太大，用脑过度，如今还得了一种怪病。”杨维骏告诉记者，他的这种病表现为免疫功能紊乱，头晕乏力，BJ协和医院副院长也查不出原因。同时，老伴因医疗事故误吸二氧化碳，已连续5个多月吊水，需要他照料。
对此，老伴有时想不通
